那些拼命想红的印度青年

2021-11-01 10:30:15
1.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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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印度目前约有6亿25岁以下的年轻人,约为印度人口比例的一半,然而并不是每个印度青年都能成为软件工程师。他们面对着普拉姆概括的三无问题:未受过教育、待业、没有工作能力,困境就此滋生。《印度青年狂想曲》聚焦雄心勃勃的印度小镇青年,选取了几位有代表性的青年和青年团体为切入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度体验及长期跟访,以冷峻和巧思描绘他们的梦想、渴望、焦虑、愤怒、困境、抉择与成就。青年人如何在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中介入社会?他们的未来又将如何决定世界的未来?

假设你是一名印度年轻人,已经逼自己跨过了最大的阻碍:你告诉自己,我生来就是做大事的人。没人发觉你有本事,但你不怪他们,他们自己也忙着讨生活。现在,你开始思考策略。你知道你最终是要变得有钱又有名,但是怎么达到那一步,得你自己想办法。有一天,一个人给你提供了改变人生的详细计划,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楚。他告诉你说,外面有一个世界能让你这样有梦想没资历的人取得成功,只要你遵循简单的指导。

你上钩了,一路按照他的指导行动,做了一切被要求做的事。你改变了自己的形象,改变了走路的姿态,改变了说话的方式。你背下所有可能被问到的问题的答案,以及所有有可能问你问题的人的名字。

然后,你孤注一掷地跳入了梦想中的世界。

1

在兰契一个漫长的午后,我去看了场选美比赛。

如果按照全城广告牌的尺寸来算,恰尔肯德邦先生/小姐选美算得上是个大活动了。比赛前几天,报纸已经开始事无巨细地报道:兰契最大酒店的宴会厅已经被预订;上千人参加的海选中筛选出一小撮决赛选手;很多人打电话去预订前排座位。

在昏暗的宴会大厅中央,一个胶合板搭成的舞台上闪烁着五颜六色的灯光。我进去的时候正在进行“民族赛”,台上的男孩女孩穿着色彩鲜艳的传统服饰走来走去,DJ台传来派对歌曲的音乐。参赛者们—十男十女—已经进行了四轮比赛,由坐在舞台左侧的评委进行点评。他们当天晚上还有六轮比赛,每轮强调一个时兴的主题,“现代”“时髦”“随性”等等。

每轮都会淘汰一名选手,对于台下主要由亲友组成的观众们而言,淘汰理由并不清晰。他们中的十个人晋级到问答环节。穿着自己最夺人眼球的衣服,他们在台上站成一排,等待一个会使他们的梦想实现或破灭的问题。

问题都很普通:你是谁?你为什么想要得到这个头衔?你会用这个头衔做什么?选手们的回答都没能打动评委。

最后一个被提问的是个高个子男孩,他穿着一件刺绣的黑色舍瓦尼,留着八字胡。观众们很喜欢他—评委向他提问之前,他以一句低沉的“as-salaam-alaikum”(阿拉伯语,祝你平安)向他们问好。

对于他到底是谁,他将用这份荣誉做什么,他并没有给出什么惊艳的回答。他洪亮而清晰地告诉他们的是,他为什么想要成为第一个恰尔肯德邦先生。这个答案在他脑海中酝酿多时了—“因为我拥有一切成为明星的资质。”他说出这句话,好像已经在镜子前演练了多年。掌声之热烈直接锁定了当晚的结果。奖杯和他的装束很搭,他大概就是为了这一刻选择了黑色。

恰尔肯德邦先生—穆罕默德·阿扎尔每天早上都花很多时间设计自己当天的造型。他可能会穿同样的衣服,但从不重复同样的造型。他有一千种方式让自己的造型鹤立鸡群:棕色条纹状山羊胡、当领结的甘查纹围巾、单只黑耳环、文身贴、立起的衬衫领子、踝靴、仿雷朋蓝墨镜。

他换发型比普通人梳头发还快。大部分时候他头发很短,但偶尔他把两鬓剃成青楂儿,或把一边的头发剃成一列列的,或者把头发往上梳成一撮一撮的,或者几乎总染渐变的发色。这种虚荣肯定会把人搞得有点不正常。阿扎尔总是在搜寻身边任何可以反光的表面,说起话来也像一个永远被镜头环绕的人。

“我的身高和个性是上天给的礼物。”在兰契购物街的咖啡日咖啡馆里,阿扎尔一米八的大个子蜷在椅子里。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我的梦想都很独特,从一开始就是,”他解释自己为何对出挑和出名特别着迷,“我一直都想做点什么让自己红起来,做点不一样的事,做点能给我的家乡带来荣耀的事。”

阿扎尔出生在常合—兰契市区外的一个穆斯林为主的贫民区。这个地方如果上了新闻,绝不是因为那里的年轻人有了什么成就,准是宗派斗争引发的问题。阿扎尔和九个兄弟姐妹挤在一间两居室里长大,全家都靠着他爸爸在电厂做监工的薪水过活。

往返于逼仄拥挤的家和空荡荡的学校之间,阿扎尔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得离开这儿。他坚信想要离开常合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一件大事,让这一片的人都拿他没办法。

“你去当模特得了!”有一天他在那儿打扮自己的时候,一个朋友开玩笑说。于是,阿扎尔决定成为一个模特。他觉得这是利用上天给他的天赋赚钱出名的最佳方法。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想法中去:在YouTube上看模特们走T台,把他房间的一角改作锻炼区,练习用各种姿势拍照,并且把照片传到Facebook上求“反馈”。

19岁进入兰契的娱乐圈时,他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甚至给自己改了个符合新身份的姓—“汗”,印地语电影圈里一半的大明星都这么干。

“你看看我,”他往后靠了一点儿让我看他高大的身材,“是不是像一个‘汗’?”

我看到的是又一个对自己命定的人生不满的年轻人。

2014年9月,我打电话邀请他喝杯咖啡的时候,阿扎尔·汗已经走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他不是第一个离开常合的人—每年都有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开这个贫民区,找个不需要什么资历的地方去工作:兰契的快递公司、孟买的工厂、迪拜的餐厅。但阿扎尔选择了更冒险的路。

当阿扎尔·汗准备来这闯出一片天时,兰契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个城市有了它很想炫耀的景象:咖啡馆提供招牌拿铁,酒店的酒吧周六晚开派对,当地市场贩卖外国T台上最新的潮流服饰。这里的人们有足够的闲钱可以维持他们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新中产已经摆脱了担心别人看法的负担,出国旅行、在高档餐厅吃饭、去健身房健身都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

然而,当阿扎尔·汗为出道寻求平台时,他还是感到很迷茫。

“自打我决定成为模特之后,”阿扎尔告诉我,“不管我走到哪儿,村里人都会跟我说,‘阿扎尔,你太适合做模特了,名副其实。’但我如果连个走秀都参加不了,那怎么当模特呢?我又怎么能在秀场开始之前就得到消息呢?我都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那些秀场照片时才知道的。那些一直告诉我说我天生就该当模特的好心人们根本不知道时装秀是什么,也不知道走T台是怎么一回事。”

他做了他能做的:在新闻报道中找组织者的名字—如果他够幸运能找到的话,放在Google里搜索,记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然后去找他们。

“前台的小姐让我把作品集留下然后等电话,于是我就给她一个装有我照片的信封,然后等消息。”这些照片是从他发在Facebook上的头像中精挑细选的,每个都是不同的造型:有的硬汉,有的忧郁,有的性感。

2012年年初的一天,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一个试镜招聘。当他准时到达现场(一个大学的停车场)时,一群男孩女孩已经排起一条长队了。《我偶尔陷入爱河》本来只是个小地方的低成本电影,但是汗听说制片人在争取让一位宝莱坞演员在里面露一面。传言在排队试镜主角的人群中传开了,惹得大家心跳加快。汗觉得自己试镜表现很一般,所以第二天有人打电话通知他被选中演主角时,他激动地从床上跳了起来。他后来才明白,当初去面试的所有人都接到了这个电话。

当他们急匆匆赶去同一个地方见导演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要求交2万卢比的定金才能往下进行。坐在桌对面的人说,就凭我们对你这个无名之辈的信任,这笔买卖很合算的。

“我们谁也没有这笔钱,所以大家都退出了”,汗说。有些人—总会有这样的人—后来改变了主意,卖了一辆摩托车或者一块表,但钱却再也送不出去了。制片人和导演的电话号码之后再也打不通了。

不管多么不合情理,这个体系自有它的道理。如果一个人的抱负能够成为另一个人口袋里的钱,那谁会怕承诺呢?

我经常遇到这种将自己放在印度年轻人和他们的梦想之间的人,穆因·汗、维内·辛格尔、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皆在此列。并非所有人都是诚实公正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选择了在那些想要出名的年轻人身上捞一笔。这个骗局从明星这个概念出现时就开始存在了。这让孟买既是梦想之城,也是骗局之城,它的陷阱从拥挤的火车站一路延伸到宝莱坞的电影公司。但现在你用不着跑到孟买来受骗了。

如果在兰契可以追求金钱和影响力,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当明星呢?有梦想的地方就有骗局,有追梦者的地方也就有骗子。

2

这个小插曲没有让阿扎尔失去信心,但此时他明白他的成名之路不会一帆风顺了。事情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但是也无路可退。

“我在试镜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人,他在城里做过模特,他答应带我去他之后要走的时装秀,所以这次试镜也不全是浪费时间。”三周之后,汗就在当地官方会展场地ZilaMaidan为一家设计公司的时装秀排练了。

“在那之前,我对于走秀的所有了解都是在YouTube上看的。我的走步就和萨尔曼·汗在电影里走的一样。”如今,阿扎尔把自己交给他的“前辈”训练:“‘你的脚,’他们告诉我,‘应该直直地落在地上。走路的时候肩膀不要动。肱二头肌以上的手臂要绷住,以下的手臂要动。眼神应该一直盯着台下观众—你假装是在看着他们,实际上谁也没看到。’”

阿扎尔坐上了从常合出发的班车,背包里是他建立新生活需要的一砖一瓦,“正装衬衫和裤子、时髦些的破洞牛仔裤和T恤、墨镜、化妆品”。阿扎尔·汗终于在一个名为《焚烧:第四季》的活动中“出道”了。

这是种“综合表演”:唱歌、跳舞、走秀。汗试镜时表现很好,甚至会在面试团队示意要小费的时候成功塞了300卢比。当他走过T台,观众报以掌声,他穿着自己买的为自己造型的衣服,脚直直地落地,眼睛看着所有人又没看到任何人。他的一位朋友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在视频的最后,阿扎尔从一位当地老板的手里接过一座奖杯。那天晚上,至少在发现自己错过回常合的末班车之前,他觉得登上了人生巅峰。

“我在街上游荡了三四个小时,直到送报车带着当天的报纸要从城里出发。”挤在另两个坐车回村的人中间,阿扎尔·汗从车的后窗看着城市消失在视野中,感到松了一口气。

他的生活很快形成了规律。从试镜开始,标准费用是300卢比;因为他们都是从同一批人里选拔,所以活动策划都统一要价,既不想比别人便宜也不想比别人贵。对于这些志向高远的未来之星们来说,这个价钱也还能接受。活动策划们需要给各种人付各种钱才能搞起一场活动,他们最后肯定也要赚一点的。

而且,和大城市那些打拼者要付的门槛费比起来,这简直不值一提。你还得自己买时装秀用的衣服和配饰,不过幸好每场时装秀要求的T台“造型”都是一样的—正装、潮流、西式、民族、复古—不过大家都知道一套衣服不能穿超过两次。

相比试镜费,在衣服上花的钱要多得多,而负担不起这些的人就会慢慢掉出追梦者的队伍。参加第三次时装秀的时候,阿扎尔·汗的积蓄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普通人有很多节日—杜尔迦普加节、排灯节、开斋节、开斋节前夜,过节前他们要买东西。而我有很多时装秀,走秀之前我要去市场买衣服。”你甚至会知道评委和主要嘉宾分为几大类,根据活动策划者的经费和人脉,他们可能请来银行经理、女子学院时装系主任、车展老板或者不知名的政客。摸着门道之后,他就开始努力精通此道。

学会如何自我介绍就费了他不少工夫。

“我说服自己要消除心里的恐惧。我通过给朋友们打电话聊天练习更自然地说英语。我能听得懂,但是很难说出口。不管怎样,我准备了‘你为什么想当模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和评委保持着眼神交流,说出了提前准备好的答案,“身高、个性、长得帅、上相”。

当然了,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是,有什么活儿接什么活儿。汗告诉我,每一场秀都是接下一场秀的机会。

“当红先生和当红小姐”秀带来了游乐场的共和国日特别活动秀,然后又带来两场大学毕业秀,最终带给他在展销会的第一场“设计师”秀。一个季度之后,他的收入是“零”。用汗自己充满诗意的描述,这就是他作为模特的生活:“走秀结束,我拿到一份小礼物,坐上送报车回家。”

阿扎尔·汗想要的和我跟采的每个人都一样:钱、名气,抑或两者都要。同时,他知道一切只能靠自己。他为自己的梦想做了最大的努力—他做了所有能够带他到达彼岸的事情,从身材到造型,从练步法到说英语。

然而他的任务中有一点与别人都不同,在他寻求成功的这个世界里,还没人找到成功的法则。

阿扎尔·汗听说恰尔肯德邦先生/小姐的比赛是在斋月,那时候距离他进入模特界已经两年了。这个比赛听起来就很有吸引力—主打“时尚秀、选美、俄罗斯肚皮舞者、性感女郎派对、来自孟买的特邀DJ,以及苏非派音乐酒吧”。

来自当地大学时尚设计系的设计师将复制孟买最新时装周上展示的服装。模特们通过四个城市的试镜选拔出来,观众则由城市精英阶层组成—医生、公务员,以及实业家。

想要通过选拔绝非易事。试镜费300卢比,但所有通过试镜的人还要交2500卢比的押金才能参加这场秀。他们被告知,这笔钱是用来给他们化妆造型的。活动策划说,他们将接受特别聘用的“专家们”的辅导,从他们的步法到英语口语都包含在内,他们还能呼吸到三星级宾馆的纯净空气。

汗手上没有这笔钱,但他知道砸锅卖铁也得凑出来—这也是个不成功便成仁的机会。他如果赢得了这个头衔,就再也不用求人给工作机会,也不用白干活儿了。如果能赢,他就可以平蹚孟买的T台,或者信步走进宝莱坞。如果他能成为恰尔肯德邦先生,那他就成大事了。从第一天训练起,他就决定要拿出他的最佳水平。

“一个朋友以我的名义帮我申请了银行贷款,我买了一辆摩托车,这样交通就可以方便一点。我选择了‘魅力’牌摩托车,这和我想进入的圈子很搭。”

他写了一段非常吸引人的自我介绍,然后录在磁带上练了上千次:“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祝你们安康。我叫阿扎尔·汗,我的爱好是打板球,参加时装秀,骑摩托。我的梦想是成为最成功的模特,把荣耀带给自己和家乡。”

他在电视上看了太多的才艺比赛了,所以他知道除了比拼的才艺之外,还有很多东西都纳入考量范围。他把教练教的所有东西都用上了,“其他人在彩排前后都会偷点懒,但是我从不允许自己犯错。我每天都花心思做各种造型,为的是给评委展示我的可塑性。我对他们毕恭毕敬,上台问好,下台挥手再见。”

当为期两天的比赛终于开始的时候,汗似乎已经获得了优势。好的设计师会选择他,当他上台评委也会投来赞许的目光,甚至有两名女选手都说他看起来挺帅的。

“我感觉到我会赢。在台上宣布结果之前,一名电视台的记者就冲进休息室问我感觉如何。我说我现在感觉站上了人生巅峰。”伴着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备受尊敬的评委宣布了正式结果,阿扎尔·汗和首席嘉宾—前首席部长的妻子—握了手,从她手中接过了他人生中最闪耀的一座奖杯。

3

被唯唯诺诺的助理们包围着的塔布里兹·汗,看起来像个贩毒头目。即便没有这些助理也是一样—他身材五短,挺着个大肚子,穿着迷彩T恤,袖子卷起来露出结实的肱二头肌,黑色牛仔裤配粗跟黑皮鞋,看起来就很吓人。他的脸又圆又宽,留着山羊胡,头发长而油腻。要不是他开口讲话,我简直不相信那清脆的嗓音和孩童般的笑声会出自他口。

不过他不得不开口讲话,他可信不过别人来讲他的故事。刚刚29岁的塔布里兹·汗已经拥有一个正在崛起的活动帝国。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他和名人们的合影,展示了他从一个普通人到举办邦里第一个时装周和选美比赛的奋斗历程。

我第一次见他,是在他登上当地报纸副刊的几周之后。他身边聚集着的比赛冠军和其他高官显贵,给他脸上增光不少。他说,我在采访的这个故事非常重要。他很赞同,每个活动策划都在重新定义小城镇的生活风尚。

“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真是一分钱也没有”,这是白手起家的人标准的开场白。他来自一个普通的中产家庭,这种家庭里男人们每个月挣固定的工资。汗第一次反抗传统是从大学退学,这可完全应了沙赫纳瓦兹·乔杜里的那套说辞—市场上最炙手可热的职位,并不需要大学学历。

“你四边打量一下兰契,活动机会遍地都是。多亏了这地方丰富的矿产资源,人们口袋里的钱太多了,除了到大城市旅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花。然后他们开始在家大办派对。生日派对、婚礼派对、25周年银婚纪念、50周年金婚纪念......你需要准备的就是金椅子、金色的舞台、金色的嘉宾服装、金色的娱乐活动,还有各种老歌新歌。我接到的第一通电话来自一名汽车经销商。他们想办一场年会,需要个舞池和几名主持人。我帮他们安排好了,他们付给我2500卢比的策划费。”

2007年,他确信活动策划就是自己命中注定的事业,于是他成立了一间活动管理公司,取名叫“Ramp”(T台):“你看,这个城市里各种事情都需要模特。不管是汽车展销厅的开业,还是水泥经销商集会,所有人都希望能搞点吸引人的活动。如果接不到活儿,你就自己搞个时装秀,让模特们、设计师们都付点门槛费,请一个政客的老婆当首席嘉宾。我从中能挣多少钱呢?挣不到钱,但是能增加品牌的知名度。”

三年间,这位企业家拓展了公司的业绩,并把公司更名为“Dream Merchant”(梦想贩卖家)。

“然后我开始思考:孟买有时装周,德里和加尔各答也有。我们兰契为什么没有呢?所以我就办了一个。”他需要做的就是说服各种人:先是衣料公司的老板,交150万卢比就可以获得他想要的一切品牌曝光;然后是服装设计专业的学生们,交1500卢比他们就可以向不知道往哪儿花钱的人们展示自己设计的衣服(“要参加拉克美的时装周最少要交10万卢比”);然后是那些还做着明星梦的孩子们,花3000卢比就可以完成从默默无闻到出人头地的飞跃(“在五星级酒店走台这种事他们只有做梦才敢想”);最后要说服前首席部长的老婆,在一个备受瞩目的时装周颁奖正好能让她更进一步—塔布里兹·汗发现了一个成功法则。

阿扎尔带着他高高的奖杯回家,在一众亲友和邻居中间,他最先看到了妈妈。

“她一直在哭。”然后他看到五个男人,他还欠他们的钱。“不知道怎么传出去说赢得这个头衔给了我50万卢比,所以他们就来要我一次性还清欠他们的10万卢比。”

这10万卢比是他这一年在“圈子”里欠下的债。

其实,阿扎尔·汗在走上出名这条路之前,先试了很多赚钱的路。

“我爸的工作是工厂监工。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但不管在哪儿工作,他都被压榨。他这辈子都拼命工作,赚的钱却很少。后来他没法拼命了,他老了,身体不行了,手脚不灵活了,最后不得不退休。但是那时全家都靠他养—九个孩子还有我妈妈。虽然没攒下什么钱,但我们习惯了之前还算舒适的生活。我陷入了窘境。

我哥哥已经读完一个非全日制的工程师课程,还在等分配。所以我必须挑起这个担子。”

高中最后一年,阿扎尔当起了老板。他先开了家中餐馆。

“那是家小快餐店:辣子鸡丁、炒面、馍馍、春卷。就想做个小本生意—10000到15000卢比:就准备几套塑料桌椅、盘子和勺子。我在家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放了两张桌子,简单装饰了一下,看起来有种餐厅兼酒吧的感觉,我还找了个好厨子。开业特别成功—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卖出去了。这种情况坚持了一段时间,比方说我一周花1000卢比,就能挣4000卢比。餐厅开了五六个月,大家都很开心。结果厨子跑了。我也试过其他厨子,但他们都做不出原来的味道,慢慢地客人们就不来了。我们开始亏钱—后来我甚至付不出厨子200卢比的日薪。最终我们关了店,把桌椅搬回了家。”

然后是倒卖五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卖五金的人。做这行最好的一点是‘没有老板,没有考勤’。你工作几小时、干多少活儿都自己决定。我觉得这工作很理想。如果他10卢比进的件,12卢比卖给我,我就15卢比卖给店家。这些都是做门窗用的零件:门闩、螺钉、门堵......你把样品往包里一装就可以出发了。我在笔记本上写下可能做买卖的商店,然后一个个找上门去—有些店主会让我再拿样品过来。我在这行越做越好,我能说服人们买我的东西,一个月卖5万卢比的货,很容易就能赚5000到6000卢比,做得好的时候甚至能赚10000到15000。这些钱足够全家的开销了。”

然后,鉴于“一个人不应该依靠单一收入来源”,他开始兼卖男士衬衫。

然后他开了自己的商店。“我渐渐意识到,倒卖东西是个有风险的工作。你无法按时收到钱,有时候根本收不到钱。我想:如果我自己开个店是不是更好呢?我直接从生产商进货,在店里卖,然后返给他们利润。所以,有一年开斋节,我在家旁边的集市上摆摊,生意从一开始就很好。但是有件事我没搞明白就仓促地做起了生意—人们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买新衣服,所以商店只在斋月期间卖衬衫。于是我弟弟在那儿坐一天,一件衬衫也卖不出去。幸好那时我哥哥终于找到了工作—信实通信,他赚的钱足够养活家里了,我就趁机把店关了。我还是欠一些人钱,加起来将近10万卢比,我一直找借口躲着他们。这事儿我家人一点也不知道,直到讨债人在我带着奖杯回家那天来要钱。”

我见到阿扎尔·汗的时候,他只剩几天就必须凑出那10万卢比了,那时他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他先去找了塔布里兹·汗,毕竟后者也要为这糟心事负一定的责任。“我跟他说,你怎么也得帮帮我,至少给我找个走秀的活儿让我赚点钱。他说他也很想帮我,但是像我这样的新手,他实在帮不上忙。他说我应该先花钱做一套专业的作品集,然后再来找他。”然后,汗就花了好几天在市场上找欠他钱的人,即便只欠1000卢比也不放过。

然而他什么也没追到。

最后,他还是去找政府帮忙了。在一个更“有经验”的朋友的建议下,他申请了国有银行的就业计划贷款,开始了自己的“养蜂”事业—“蜜蜂单位”是小型企业中的一种,政府会为这种企业提供门槛很低的贷款。

第一期贷款是20万卢比—税后15万卢比,差不多正好可以解决他的麻烦。但是“蜜蜂”怎么搞呢,我问汗。他说有人能在需要的时候立刻借给他一个公司,用来应付检查。我对于他能否把这个骗局进行到底存疑,但此时对他而言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说他可以用第二期贷款给他的“蜜蜂”做些真正的努力。

汗急切地想要挣脱这个困境,开始他应有的生活。

从2014年末到2015年中,每次我见到他,他都会给我讲一个让他的生活回归正轨的新计划。那段日子里,我们每次见面都坐在咖啡日咖啡馆的同一张桌子旁,打开我的笔记本,找出真正的、全国性的印度先生比赛的申请表。

他让我帮他填好各种信息,附上他最喜欢的照片,其中包括那张选美比赛当晚他穿着黑色舍瓦尼、用印度传统方式俯身问候的照片。他说,如果能赢得印度先生的头衔,就没什么能阻挠他的梦想了。

结果他连一个电话也没接到。

4

后来他甚至一度会在见面前一小时给我打电话,说他没钱给摩托车加油了。他沮丧地说起那些参加了印度先生比赛的朋友们,有一个最近刚刚出现在一张音乐专辑里—在他发在Facebook上的视频里,他穿着波点衬衫,在树下和漂亮的女孩子们跳舞。

有一天我们到商场里去见那个MV的制片人和导演。我们走进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提什·库马尔正盯着面前的一杯茶出神。他穿着一件宽松的白T恤,外面套一件牛仔坎肩。他的脸看起来很憔悴又异乎寻常,眼睛凸出,头发又黑又卷。库马尔的座位旁边环绕着他在娱乐界成功的证明:MV剧照、他声称“带出来”的演员的艺术照,以及报道剪报。

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解释说,这并非他的正职。他主要的工作是“做生意”(我忘了是水泥还是燃气),但他也兼职帮助迷茫的孩子们处理“奇幻世界”的问题。他是有经验的—1992年,他在一个神话题材的电视节目片场当过助理摄像。在那之后的30年,库马尔和其他“有经验”的人一样,把自己放在追梦者和成名之间的那扇大门旁。与所有娱乐圈疏通者一样,他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可以轻松且有把握地获取利益。

“有想要出名的歌手,自己录歌但需要有人帮他们宣传出去。有想要出名的演员,在寻找一些能放进作品集的演出经历,才能去孟买宝莱坞。我帮他们牵了线,共同投资拍了一个MV,这样可以同时展现他们俩的才能。投资都是他们的,我只做技术上的事—申请拍摄许可,拍视频。如果你想在孟买拍MV,森林度假区的拍摄许可是每天16000卢比;在这里拍视频,每天16卢比,一天可以拍8首歌。”

我问他视频拍完之后干什么。“放在YouTube上,在网上宣传,然后赚版税。”但这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他强调。我问他,汗的话要花多少钱才能拍个MV。

“那得看他自己,”他很不耐烦地看着汗说,“你要自己决定你想要如何建立自己的事业。”他的暗示让这个小房间的气氛紧张起来。

“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找你要钱”,库马尔把椅子往后拉了拉,终于说了这话。

“你看看她,”他让我看他身后的那面墙,“这是一个前印度小姐参赛者。现在如果你想找她合作,最少需要2500卢比。”我意识到库马尔不会在我面前开“价码”,所以我找个借口离开了。那天晚上我给阿扎尔打电话,他说库马尔给他开了1万卢比的价。

阿扎尔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阿扎尔开始觉得事业不顺不是他的错,而是他所在地方的错。他得离开这儿。在广告片里演一个小角色,他回来就能把欠的债都还上。

他开始在报纸上找德里、孟买、加尔各答的试镜广告。广告的格式都是一样的:招聘男生女生,18—25岁,形象佳,性格好,广告/电视剧/宝莱坞电影角色,将照片和简历发送至以下号码。他每天一次次给这些号码打电话。

电话里,他假装代表一些听起来名字差不多的制作公司,说他已经把照片和简历按要求发过去了。他们会说,太好了,他已经被加入终选名单了。他们还会加一句,这是一个犯罪剧或者摩托车广告里的小角色,他可以开始为在孟买两周的拍摄打点行装了。他会感谢他们给他这个重要的机会,说到这儿他们就会打断他。

“等一下,”他们会突然插一句,“还有一个小步骤要完成:你能记下这个银行账户,然后往里面打6000卢比吗?这是为了给你制作艺术家证。”

有的时候他会打电话到德里来找我,让我帮他打听一下这些人是不是骗子。我会打给那些号码,然后问电话那头的人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他们的身份—制作公司的地址、网站、Facebook主页也行。可以想见,他们似乎总在搬家,或者正在建网站。

汗还没有放弃。

一天早上,他在报纸上看到德里一所表演学校的广告,看起来很靠谱。上面有个真的地址,还写了从最近的邦际公交站过去的路线,后面甚至有电话号码和一个运营中的网站,网站上面还有很多拍电影的视频。

他们提供的机会是:来上我们的表演课,赢得一个角色。一位朋友给他提供了住处,于是他又开始计划了。他得说服家里人让他去,说服讨债的人相信他,然后还得筹一小笔应急基金。

与此同时,我也去了一趟这间演艺学校—C.L.巴拉尼表演学校。这间学校开在德里非常拥挤的区域的地下室小房间里。通向这个房间的小路上垂下很多电线,人得弯着腰走过去。

学校的负责人,C.L.巴拉尼本人是名中年男子,看起来饱经风霜,眼神很犀利,甚至有点多疑,松散的头发被他染成乌黑。他面前的桌子上扔着各种古代的奇怪工艺品,包括一个破烂的公文包。他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性感的电影海报,他在电影里演一个脸上涂了很多层白粉的警察,一只手举着手枪,另一只手环抱着女主的腰。

我问他这地方就是学校吗?

“我们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是在真实的地方上课的—可以是村子,也可以是市场,可以是任何表演剧本写到的地方。”巴拉尼说,表演都是和直觉相关的。他告诉学生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受他们所拥有的。

“我告诉他们,我会给你一个角色,不管是个多小的角色。我说话算话。这角色可能是个宗教频道上时长五秒的广告,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学校新闻频道上的一则广告,但是他们都能在电视上讲台词,即便台词是‘想成为演员吗?来C.L.巴拉尼表演学校。’”

过去十五年中,他培养了大概五六十名学生。并非所有人最后都会成为演员。

“并非所有学生离开学校都能混得好。我只能保证给他们一个起点。如果他们直接去孟买,可能一下火车就被骗得分文不剩。有的孩子在上了我的课之后去了孟买,过了六七年还没得到面对镜头的机会。”沉思了一会儿,他又说,有一些发展得也还不错。

“四个月之前,我接到一个学生的电话。他八年前上过我的课,现在和他兄弟在孟买已经住了七年。他赚钱的办法就是每天在电影城里转悠,求各种在招人的小角色,基本都是群演。一天差不多能挣700到750卢比,一个月干十天,就能养活自己了。”

那下一期课什么时候开始呢,我问。

“只要有人来就开始”,他说。巴拉尼最近发现了一个更赚钱的方法:“孩子们到这儿来,跟我一起住,我管饭。我教他们最基本的东西,给他们一个三小时速成课的CD。这一套打包只用12000卢比。”

随着时间的流逝,阿扎尔·汗想要获得成功的这个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虚假。在这里,似乎靠别人的梦想为生比自己追梦更容易。

在跟访阿扎尔·汗的三年里,我没看到他身边任何一个人成名,连那个自己拍了MV的朋友也没成名。不过,肯定有某人在某地成功了,因为总有来自无名小镇的人空降宝莱坞。但对于成千上万走上追梦之路却不知前路在何方的人来说,他们每迈出一步都比前一步更疯狂。

我再见到汗的时候,甚至不用告诉他我见了巴拉尼。他告诉我他拿到了贷款。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不为任何事情担心,不管是钱、事业,还是家庭。

我起身要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说,这是个预兆,他的生活将变得不同。

本文节选自《印度青年狂想曲》,略有删改

[印度]司妮达·普拉姆、于果果(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9[印度]司妮达·普拉姆、于果果(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9

本文选自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印度青年狂想曲》,略有删减,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已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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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三傻大闹宝莱坞》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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