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漂了二十多年,他还是一个人

2021-10-12 10:06:06
1.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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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渐圆,近中秋,母亲又在念叨:“不知你四舅还能回来过节吗?”

我知道,母亲又在惦记四舅了。在每个合家团圆的日子里,母亲为了不让单身的四舅感到孤单,都会提前邀请他来家里过节。每年我总要陪母亲往返几次北京,去看望四舅。

每次去北京看四舅,我心情都非常矛盾。一方面,我也惦记着四舅的状况,另一方面,又担心已经花甲的母亲身体吃不消。每次回家后的那段日子,母亲总是吃不好,睡不着,只反复念叨一件事:“你说你四舅,这辈子还能不能寻个媳妇?”

今年已经54岁的四舅一直没有成家,按农村的说法,是打了半辈子光棍。姥姥去世后,他就孤身一人在北京打工,算来也有近20年了。他的终身大事,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因为姥姥在临终前曾给母亲交代过,让她无论如何“也要给四弟说上媳妇成个家”。

所以,一众姐弟里,母亲最心疼、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四舅,也为他的婚事操碎了心。

1

母亲说四舅是一个命大的人,也是个命苦的人。

1960年代的农村条件艰苦,姥姥和姥爷拉扯着七个孩子,忍饥挨饿是常事。四舅还不到两岁时,在春天发起了高烧。那时在农村,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感冒发烧去看医生(村子里只有一个赤脚医生),熬点姜汤,吃碗热面汤,再用被子捂一下,发发汗,也就挺过去了。

那次四舅烧了三天,体温仍是没退,还开始口吐白沫、抽搐起来了。姥爷见状,赶紧跟邻居借了几毛钱,抱着他去了乡卫生院——四舅前面曾有一个姐姐,在三岁时因为高烧夭折,姥爷怕四舅也挺不过这一关,不敢怠慢了。卫生院的医生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给开了安乃近(1912年在德国上市的一种解热镇痛药,我国于1950年后大量国产,曾是60到70年代医生常用的一种退烧药,因为副作用过大,已于2020年被禁用),姥姥把药片压成面面,就给四舅灌了下去。

医生提醒姥姥说,孩子发烧这么厉害,“怕不是什么好病”,不要让他传染给其他孩子。回家后,姥姥就狠下心来,把四舅送进了柴房。

那时候村里家家都是孩子成群,为了防止传染病,几乎每家都会把病孩子关到柴房里单独搭的小床上隔离起来。如果病孩子能吃东西,就喂几口小米汤,如果不吃,就不再喂,等几天后病孩子没了鼻息,就把尸体埋到村里的乱坟岗里。村里的风俗,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埋进祖坟,所以那片乱坟岗里每年都要埋十几个病孩子。母亲和我絮叨起小时候的事时,曾说:“那时我就七八岁吧,常常看到野狗拖着那些病孩子的尸体乱啃,吓得从不敢去那里打猪草。”

灌了两天药,四舅的高烧总算退下来了,张着小嘴还到处找东西吃。母亲感慨地说:“我寻思他都活不了呢,没想到,他这么命大!”

四舅顽强地活下来了,但好像因为吃药留下了后遗症,长大后做什么反应都比别人慢半拍,在家里时常被三个哥哥呵斥。他锄草时能比别人慢一垄地,扬麦子时又总会把太多的麦粒扬在地上。

转眼到了80年代初,有一年夏天天气酷热,作为麦收主要劳动力的二舅和三舅都被换回家休息,留下了四舅和五舅在打麦场上看麦子。看着两个哥哥不在,五舅转身就溜到运河里洗澡了,只剩下了实心眼的四舅还在那里。没过多久,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眼看一场大雨就要倾盆而下,急得四舅连忙拿起铁锨去堆麦子。他心里一急,手里就乱了方向,等二舅他们赶到打麦场时,麦子被四舅堆得乱七八糟,气得二舅把他臭骂了一顿,还踹了几脚。

自那以后,四舅就有了想走出家门看看的念头,他后来对我母亲说,“如果一直在家干农活,早晚会被哥哥们骂死”。

隔年春天县武装部招兵时,村里照例动员男娃多的家长。姥姥有五个儿子,自然成为了重点的动员对象。当时大舅已经成家,二舅在学木匠手艺,五舅还小,只有满了16周岁的三舅和四舅够得上当兵的年龄。但姥姥并不想让两个儿子去——三舅干得一手好庄稼活,是姥姥最得力的帮手,家里和地里都不能少了他;不想让四舅去,纯粹是因为他心眼不灵活,怕他在部队受欺负——其实,四舅干农活虽然慢,但干别的事还是很利索,像洗洗涮涮、打扫卫生这样的活计,他能干得特别好。

四舅瞒着姥姥,在一个清晨偷偷地和村里的伙伴们约好,一起去了镇上报名体检。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浓眉大眼,身体素质很好,挑选的军官一下子就看上了。

等他“验兵”后回家,告诉姥姥姥爷他马上要去入伍时,家里人都吓了一跳,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榆木疙瘩老四,竟然还会有自己的想法。

4年后(当时是四年制义务兵),四舅复员回家了,经过军旅生活的磨炼,他待人客气、懂礼貌,讲究卫生,做事也成熟了许多。

在四舅当兵期间,姥爷去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姥姥带着还没成家的四个子女,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地给二舅盖房、结婚,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四舅从部队回来后,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土里刨食的日子愈发艰难,我母亲四处托人,最后为他在县食品厂谋了份临时工。

2

从我记事起,母亲总在张罗着给四舅说媳妇。

1989年,四舅遇到了他的初恋女友王月。身材瘦小的王月和四舅是同事,是食品厂里的正式工。

记得有一次我去四舅的宿舍玩,王月也在,正懒洋洋坐在床上,指使着四舅干活。她一会儿让四舅给她削苹果,一会儿又让四舅给她洗衣服,边吃苹果边数落四舅,“上次你把我粉色的裙子都染成黑色了,这次你要赔我一件。”四舅笑呵呵地说,“放心,我再给你买一件粉色的。”

那时在我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眼里,单眼皮、肤色黝黑、长得并不漂亮的王月就像个可恶的地主婆。四舅给我也递过来一个苹果:“丫头,吃苹果啊。”我气呼呼地没接,转身跑出了他的宿舍,身后传来他的喊声:“别走,给你妈妈捎几个苹果!”

王月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四舅的照顾,四舅也没有任何怨言,甘之如饴地为她付出着。看着四舅这么中意王月,我母亲便托人到王月的家里提亲,没想到却遭到了王家的拒绝。母亲觉得蹊跷,便偷偷去打听,才晓得原来王月脚踩两只船,她这边和四舅谈着恋爱,可眼看着四舅这个临时工迟迟转不了正,便又背着四舅谈了邻县一个工厂里的正式工,最近已经跟那男人订了婚。

实心眼的四舅被王月耍了。

为了让四舅从初恋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我母亲以每月安排一次相亲的频率为他介绍女朋友,但因为各种原因,四舅却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1994年,母亲托人在邻村找了一户人家,想让四舅去当上门女婿。这户人家只有一个女儿,条件不错,结果,人家女孩没有看上四舅,倒是相中了陪四舅一起去相亲的五舅。五舅倒插门后,姥姥总觉得这件事实在对不起老实、孝顺的四儿子,于是更加拼命地攒钱,想给四舅盖间好房子,让他尽快成家。

1997年我上了中学,寄宿。等到第一个暑假,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父母去姥姥家——要给四舅盖的房子上房梁了,在我老家,这是和婚丧嫁娶一样的大事。那天父亲找来了一辆大卡车帮着拉木料,姥姥家来了二十多位亲戚朋友捧场。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姥姥这个寡妇老太太怎么这么能干。

四十岁就守寡的姥姥,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五个儿子每人盖上一间新房子、娶上媳妇。我难以想象姥姥这个宏愿实现的困难程度,只知道她几十年省吃俭用,一分钱一分钱地攒,又欠下无数外债,榨干了自己的每一滴血汗,终于把五个舅舅的新房全部盖好了——除了四舅,几个舅舅都各自娶了媳妇,有了自己的小家。

四舅当天也很高兴,热情地招呼着亲戚朋友们。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姥姥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身体和笑盈盈的脸庞,成了四舅新房前最美丽的陪衬。我陪着姥姥在新房四周转了一圈又一圈,她高兴地指着那些砖和瓦对我说:“你看,等房子都盖好了,你就要吃上四舅的喜糖了。”

当时,我们祖孙俩都固执地认为,盖好了房子,四舅很快就能娶上媳妇了。

1999年的正月刚过,六十六岁的姥姥还没有完成她给四儿子成家的心愿,就离开了我们。

那天,田野还没化冻,地里也没有活,姥姥就去邻居家串门。她一边给四舅做着布鞋,一边跟邻居大娘打听着方圆的村子里还有哪家姑娘没有寻下婆家。邻居大娘说,前村有一个姓姜的老姑娘,她可以替四舅上门说媒。姥姥哈哈大笑地说,“好,好”,然后身子突然往后一仰,摔倒在了地上。

姥姥是突发脑溢血,等三舅开着拖拉机把她送到镇医院时,人早已驾鹤西去,再抢救也没用了。

姥姥去世后,四舅工作的县食品厂也破产了,他找我母亲商量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母亲便让他来我家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我们家已经搬进了县城里住,这样平时四舅就可以去周围的工厂打打零工。

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四舅的拒绝:“姐,孩子们还在上学,你们家也不富裕,我不能给你添麻烦。我想到外面闯一闯,农活我也不会干,这么大岁数还没说上媳妇,不想再回村里让乡亲们天天笑话了。”

母亲觉得四舅说得也有道理,姥姥不在了,四舅一个人回村里生活,她也不放心。

于是,四舅回了趟村里,先把姥姥住的老宅子锁了,又把他自己的新房子也锁了(新房子里面还没有安装窗户、屋门,也没有装修,只有一个大门),然后背着一个蛇皮袋、卷了一套被褥,就和老乡一起去北京打工了。

3

刚到北京时,四舅在一个老乡开的酱菜厂里工作。厂子在北京的远郊区,开始母亲还去厂子里给四舅送东西,担心他不能适应,“十几个老爷们住在一个宿舍,东西摆得到处都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也不知道你四舅受得了吗?他那么爱干净”。

可四舅并没有向我母亲抱怨什么,踏踏实实地工作,过春节也没有回来。

第二年春天,我放学回家,开门却撞见四舅正坐在客厅里。听他和母亲聊天,才知道原来是工厂宿舍里有人用“热得快”,把电线线路烧了,然后整个宿舍都被火烧着了。当时四舅正好在车间上班,知道消息后想冲进宿舍拿衣服和被褥,可已经来不及了——火势太大,行李和日用品全被烧成了灰烬。

四舅这趟请假回家,是想让我母亲给他做几床被褥。我见他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关节肿大,还微微泛着亮光,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这是长期切菜累的,冬天酱菜厂里也没有暖气,蔬菜都冻成冰疙瘩,为了方便切菜,他有时会摘下橡皮手套,结果现在手指一碰凉水就肿,有时还疼。

母亲从老家买来了最好的棉花,准备为四舅做四套新被褥。等着被褥做好的那几天,四舅也没有闲下来,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把我家里的小院打扫干净,给需要上早自习的我做好早饭。每天放学回家,我总会发现四舅给我们的惊喜:他把蜂窝煤从大门挪到厨房的角落,又把小院前的一片菜地都翻了一遍,黑乎乎的厨房被他收拾得光洁明亮。

当时四舅已是三十多岁的大龄青年了。酱菜厂里有热心同事给他介绍对象,是一个离了婚后自己带着孩子生活的女人,叫王丽,老家在东北。四舅和她谈了半年多,王丽也觉得四舅老实、可靠,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对象。

那一年年底,他们一起回到王丽的老家去见王丽的父母,可万万没想到,王丽的父母竟然嫌弃四舅穷,跟女儿暴怒,还把四舅赶出了门。

从那以后,四舅再也没有见过王丽。

四舅在酱菜厂干了四年才离开。后面的十几年,一直在一家贸易公司做送货工,工作还算稳定:周一至周五白天上班,在繁华的大北京四处给超市送货,将成箱的色拉油、酱油、各种调味料一件件地扛拉到仓库;晚上下班后还要到出租屋附近的学校、超市门口去打爆米花,周六、日休息的时间,他就去收破烂。木讷的他靠着一双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自己,这点很让我母亲自豪。

母亲也断断续续地又给四舅介绍过几个对象,我记得有我父亲老家的一个堂妹,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了两个孩子。母亲带着这个堂姑子去了北京,和四舅见了一面,堂姑子提出让四舅去她家门上过日子,四舅却害怕到人家受气,又担心自己干不好农活,无法养活人家的两个孩子,便推脱了这番好意。

还说过一个四十岁的“王姑娘”,当时母亲喜滋滋地把四舅的手机号亲自送到王姑娘手上。谁知,这个王姑娘脾气古怪,和不善言谈的四舅完全找不到共同语言。于是,这门看上去年纪相当、门当户对的亲事也吹了。

4

2015年春节前,母亲和四舅打电话时,听他说找了个对象,已处了大半年时间。这下,母亲在家里再也坐不住了,第二天就命令我买车票,去北京看四舅,顺便看看他的对象李英。

“快,给你四舅打电话,问问他今天晚上还去不去打爆米花?”那天到了北京郊区,刚迈进宾馆的房间,母亲就催促我。

临近春节,四舅正忙着到处送货。七点多天黑透了,外面下起了小雪,四舅来到了宾馆。他比前一年春天见面时瘦了一些,凹陷的两腮把眼睛衬托得更大了,身上那件黑色的羽绒服油腻腻地泛着白光,头上还沾着些许没来得及融化的雪花。他给母亲拎来了一袋子苹果,说是公司发的福利,让我们尝尝。

“老四,以后下雪、下雨的,就别出门打爆米花了。别光顾着挣钱,身体做下病就晚了!”母亲拉四舅坐在了宾馆雪白的床上,四舅不停地在蹭自己沾满泥巴的鞋,把地毯的一角抹得黑乎乎的,很惹眼。

“你们怎么样了?”

“李英说要跟我回老家订婚。”四舅小声地嘟囔着,“但是不能结婚,她找人算卦了,说结婚后会克我,非死即伤。”

听四舅说,这个叫李英的女人,多年前丈夫车祸而亡,留下她和一个十九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她大了四舅五岁,在北京做保洁员,是经老乡介绍认识的四舅。他俩同居已经半年,这段时间的吃穿用度,以及李英在老家的那个儿子的一切开销,全是四舅一个人在负担。

一听女方迟迟不肯结婚,可把我母亲急坏了,她给四舅下了最后通牒:“你和她摊牌,她要不同意结婚就分手;如果同意,就尽快把这婚事给办了。”

四舅“嗯”了一声,像想起来什么似的,憨憨地笑着,从羽绒服内兜里掏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着洁白的婚纱,浓妆艳抹的精致妆容,也掩饰不住的她苍老的年龄。

“怎么样?”四舅兴致勃勃地问我。

“还行吧。”我含糊地回答了一句,不忍心让他伤心。

我和母亲心知肚明,这女人十有八九是在骗四舅。这么长时间了,她不让四舅跟她回老家见父母,更不肯订婚,一直在找各种理由推脱着。

宾馆的暖气开得很足,母亲叫四舅把羽绒服脱了。四舅拉开羽绒服拉链,指着里面穿的大红的保暖内衣说:“这是她买的。”那语气像是找到了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让我母亲宽心。

我一时竟有些理解四舅了——偌大的北京,十几年的孤苦无依,终于有一个女人愿意关心他,知冷知热地疼他,纵然是骗,他大概也是心甘情愿的。

隔天晚上,我和母亲去了四舅和李英的住处。母亲的本意是想看看李英,亲自盯问一下她是不是想真心和自己弟弟过日子。但是我们那晚并没有如愿,因为春节前正是保洁员们最忙的时候。

在四舅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他在六环外的出租房。那是一栋郊区农民的自建楼,楼右侧的空地还有工人正在盖楼,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随意地堆在楼前。穿过一条四五米宽的过道,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个蓝色车棚,里面杂乱地堆放着许多三轮车、摩托车和电动车。昏暗的灯光下,车棚的最外侧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三轮车,上面放着一个小型煤气炉和一个爆米花用的小锅。

“姐,这就是我花三百元钱买的三轮车。”

看着这辆三轮车,母亲担心地劝四舅:“你出门时小心点,北京车多人多,不要让人撞了。”

“没事儿,我骑习惯了,打爆米花骑它,收破烂也是骑它。”四舅安慰母亲。

我和母亲进到了四舅的住处看了看,五层的自建楼,一个一个房间出租,左右两侧分别有两个卫生间。四舅和李英租的是一楼的房间,里面放了两张高低床,下面住人,上面放了一些杂物。一张蓝色的布帘分隔出了卧室和厨房,“卧室”里还有一台电脑。

“四舅,你什么时候学会电脑了?”我问。

“这是个二手电脑。”四舅不好意思地笑笑,“我只会QQ聊天什么的,李英也有时和孩子聊聊天。”

一个煤气灶占据了“厨房”的大半空间,菜板、锅碗瓢盆摆得错落有致。看到厨房收拾得干净整洁,母亲高兴地说,“这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

一番探视下来,母亲似乎改变了判断,在心里认定李英应该是想和四舅好好过日子的。临走前,她又摸了摸四舅的被子,发现有些薄,就说要给四舅和李英再做两床家乡的棉被寄过来。

那时,四舅每月工资两千多元,每天出门打爆米花也能挣下几十元,再加上周六日到处收废纸卖,一个月大概能赚四千多元。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疼他,两人一起干活、吃饭、攒钱,四舅的日子虽辛苦,但是有奔头。

一眨眼到了2018年,李英对四舅说,儿子长大了,要她回老家张罗着娶媳妇。临走前,她向四舅借钱,四舅没有犹豫,给她取来了自己全部的五万元积蓄。李英回到老家后,一开始还跟四舅有联系,说那些钱都给儿子说媳妇用了,没法还他,后来又说让四舅好好工作,等她回北京就结婚。

可说归说,半年过去了,李英迟迟没有回来的意思。最后一次联络,四舅按照我母亲说的,让李英还钱。李英却说,钱全花了,还不上了,也不会再来北京打工了,让四舅忘了她。

后来我母亲气得在电话里不停地骂四舅:“老四啊老四,咱在女人身上吃的亏还少吗?再也不许给女人花钱了,自己岁数也不小了,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吧!”

四舅没有去李英的家乡讨要借债,只是更卖力地工作,下班后,还去附近打爆米花,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有时晚上十点半,我母亲给他打电话,他说还在外面打爆米花没有回家。

5

祸不单行,2019年,四舅在一次公司组织的体检中查出了甲状腺瘤。

这十几年,他一直在这家贸易公司工作,每次见我和母亲,从不对我们喊苦喊累。他说的更多的是公司待遇好,很照顾他,还给他这个十年多的老员工签订了合同,缴纳了医保和社保,每年还组织他们去附近的景点旅游。有时,我带着孩子陪同母亲去看他,他还会拿出准备好的两百或三百元钱,非要塞给我,说给孩子买零食。

体检时查出了这个病后,贸易公司给我母亲打来电话,说要家里人陪他检查、做手术。此时大舅也已去世,剩下的几个舅舅都是当了爷爷的人,平时要照顾孙子孙女,和四舅联系很少。只有母亲还时常记挂四舅,坚持每年到北京看他。如今,六十多岁的母亲和父亲,只好再一次来到北京。

父亲找到公司的工会主席、经理,把四舅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下。好在公司的领导们都很同情四舅,保证在他手术后公司还会和他签合同,并把他调到工作更轻松的仓库工作。

四舅在检查时,我父母一直陪着他。在他手术前,父亲把老家的二舅、三舅和小舅全部叫到了北京,他害怕四舅有个三长两短,他承担不起这个责任。

四舅挨个问了侄子侄女们的情况,又特意问了问姥姥给他置下的那栋房子。在老家的三舅说,房子院墙早已坍塌,大门也被乡亲们当作废品收走了,房顶的砖瓦都没有了,成了露天的房框子。

“算了,等退休后再收拾吧。”四舅并没有表现得特别伤心。

我知道,他本来希望退休后,能有个老伴一起和他搬进农村的老宅子里养老。

活检结果显示四舅的甲状腺瘤是良性,没有癌变。只是需要定期检查、按时吃药。好在公司给他入了医保,医药费都能报销。

休息半年后,四舅又回到了贸易公司上班。领导们兑现了承诺,把他分配到了仓库,他的新工作就是清点货物,贴贴标签,轻松多了。

尾声

“有了医保和社保,你四舅养老不成问题了。”母亲和四舅通完电话,又和我念叨,“只是不知道,这辈子他还能不能说上个老伴。”

这时,我的手机显示,四舅在微信转来了一千元,还发来一段语音:“给你妈买点东西过节吧!”

我眼里一热,不想去接母亲的话头,也没有去收四舅的红包。我望着被各种灯光衬托下并不明亮的月亮,想起了十岁时,四舅追在我身后喊:“丫头别跑,给你妈妈捎几个苹果!”

中秋节后,我一定再陪母亲去北京看他。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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