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骗了市委副书记

2021-10-08 10:26:14
1.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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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那是我大学离校前的最后一夜。屋子中央的长条桌上,摆着一溜儿的老雪花和几根长蜡烛,一副喝到地老天荒的阵势。我们寝室多数男生都还在,班上没走的女生也来了,幽暗中挤得满满当当。夏夜的风穿堂而过,烛火被吹得一个接一个趔趄,映在那些湿润的眼睛里,明灭不定。

借着酒劲,原本未必多亲近的男女同学,这一刻竟赤诚起来,尽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窗外能零星听到酒瓶子从高处落地的爆裂声,那是毕业季特有的,还有走廊里狼嚎一样的歌声。告别是疼痛的,而我的哀伤比他们要更深一层,似乎不光要离开校园,更是要滑向深渊。

当同学们完成赠言,毕业纪念册传回我手里,我忍不住抓过笔,飞快地为自己划拉了一整页——它是诗歌体,第二人称,写给“上天”的。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是赞美了眼前这些灵魂的清纯美好,为我所爱,请“上天”给他们多些善意,多些顺遂,假如一定要有人承受磨难,请放过他们,一股脑儿压给我算了。

只是,别被诗句欺骗了。

我可不曾想过为寝室里的任何一个人去堵枪眼,这种逞英雄般的表白,无非是换个方式发泄怨气——上天不公,那就继续不公好了,来吧,继续祸害我吧。用东北话讲,“可我一个造。”

那一夜之前,深知先天条件吃亏的我,为毕业分配忙活了一整年。我到处寻找实习的好机会,然后拼命表现,期望着打动领导,最终能留下来。

1995年后,分配政策是双向选择,大学毕业可以主动联系接收单位,单位也到学校选人,如果都不成,国家再给兜底,好歹分一只“铁饭碗”给你。

然而,谁愿意被兜底啊,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职位,而且多数意味着哪来回哪去。这一点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那时的我,一心想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在外面独立生存以证明“我可以”。而分配回家乡本溪,就如同把一条遨游过江湖水系的鱼,再投进水盆里——本溪的确因群山环抱而更觉闭塞。

大学生活开始没多久,我就确认了自己将来的志业,就是成为一个新闻人。它符合我的价值观,以及专长。而做新闻,怎么可以不在沈阳呢?

关于职业选择,我的同学、后来成为知名媒体人的李海鹏打过一个比喻:要踢球,就要在大俱乐部踢。大学时的我,觉得沈阳就是我最大的舞台,见得了世面,开得了眼界,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的好朋友几乎都在沈阳。

我执拗地想留下来,还因为——这小子的才华配得上大俱乐部,在漫长的实习期,我不断证明着这一点。

在《辽宁日报》,版面编辑给予我充分信任,稿件的遴选、编辑、版面设计都交给我,他做起甩手掌柜。这样的锻炼机会,对实习生而言真是奢侈。同一时期,我还在各家省级报刊写了二三十篇评论、报道,最值得吹嘘的是,我写的长篇人物特稿刊发在了《中国青年报》头版,印象中是整版。1995年的《中国青年报》,新闻的最高殿堂啊。

作为那一届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实习生,李海鹏和我都成果丰厚。他在《辽沈晚报》的发稿量盖过了几个极其高产的明星记者,而我的特点是门类多,还有高规格的代表作。

我把自己的实习作品影印下来,装订得像一本书,为了显摆才艺,还附带了我的一些CI(企业文化识别系统)设计作品。那份到处递送的简历里,我觉得这是很有一些“光环”的。

在大学期间,我活跃在好几个社团,还亲手创办了一个社团,在中文系和校团委,我都是搞宣传的主力。带上这像模像样的求职册子,我心底还是有一点儿傲气的。

而那时的我,不仅自信满满,还属于不会轻易放弃的类型。在偌大的沈阳,我一再碰壁,一再尝试。面试中,每个主事者的语气都近似,这个小个子的才能嘛,确实是有,只可惜……

仅仅因为身高不足,完全先天的遗憾,就逼迫一颗有激情的、骄傲的心杀死自己?我不服,我还在自己能争取到的一切机会里挣扎着。那时候,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仍是我所笃信的。

2

在体制内,无论人事部门成员还是更高领导,心里都有一条不会写进条文的选人底线:不能有明显的生理缺陷。而我,恰好就处于他们的底线以下。

作为男生,我矮得超出了常规——不妨描述一下我的身高,有两次,我爸带我坐火车去大城市问诊发育迟缓,他都买的是半价票,一次蒙混过关,一次补了全票——在那些我撞碎头骨也进不去的用人单位里,才能不是优选项,何况才能这东西,不就是人嘴两张皮的事儿嘛。至于他们的隐形底线,不能随便突破,除非捞到巨大的好处。

我没什么“好处”送给他们,不仅没有,脑子里也压根儿没有这根筋,下文会提到,这方面是有家庭传承的。

我四处碰壁,一点点调低了期望值,觉得只要在沈阳,不是媒体也行啊,什么都行,慌乱中,甚至把一家筹备中的传销行业协会当作最后的稻草。

在中文系,家里有关系的,最先一批找到了工作;接下来,用人单位来面试了,带来那些可以留在沈阳的机会。先是选男生,几乎一扫而光,然后在女生里选一些合乎他们标准的。

至于我,仿佛是无性别的人、不存在的人,系里领导连推荐面试都不会考虑——那意味着浪费。

一次次地,得知某个既不爱文字也没什么理想、只是混了四年的同学,却进了媒体或机关,留在了沈阳,我就不无愤懑地想:凭什么?

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差不多在四月,我告别了李白,并杀死了自己的雄心。其实,何止四月,整个毕业季都是残忍的。

离校的日子在倒数,一扇一扇的门关上,我不再冲着他人抱怨。为什么你会认不清自己?为什么非要考到省城来?为什么实习时那么傻傻地卖力?为什么不能比爸妈多懂一点人情世故?在对自我的抽打中,最疼的一下是这个——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是不是,本来就不该知道外面的世界?

如果要选出我这一生的至暗时刻,毕业求职季会是全票。那一夜的烛光下,不记得喝了多少老雪花,不记得醉倒在谁的怀里。

醒过来,卷铺盖,从沈阳滚蛋,等着看命运怎么摆布。

3

对我妈来说,儿子又回到她的目光所及之地,回到羽翼庇护下,她再开心不过了。我爸也希望我安稳,但他不说,表面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到了秋天,国家兜底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分配到本钢(全称是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有着二三十万员工的大国企。具体分配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在那时的本溪,本钢甚至比机关事业单位更吃香,收入高出一截,铁饭碗里镶金边儿的那类。

照理说,既然回到了家乡,求个亲戚朋友,运作一番,或许能分配到集团机关,或是《本钢报》,过上端茶看报的日子。而我却死活不想进本钢,至于企业报,和车间宣传栏有多大区别?这下也暴露出来了,我骄傲的心还没凉透呢。

我的想法是,既然都委屈到了回本溪的地步,总归要做新闻人吧。

我就这么一直拖着,不肯去报到。在爸妈面前,除了闷闷不乐,我做不了什么。解释自己的新闻理想?他们怎么会理解。让他们帮忙扭转乾坤?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在城里谋得饭碗,养下两个孩子,全家住在15平米的房间,还与两个工人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生活吧,竟然养出我这么一个不认命的后生,简直像基因突变。

我爸是一个内科医生,自幼丧母,性情内向且执拗,他信奉凭本事吃饭,反感交际应酬,在医院里,几乎是绕着领导走路,凡是有提升机会到来,都主动放弃。假如让他去求人办事,还不如给他一刀呢。他有他为人的骄傲,最常和家人说的就是——身为医生,他没有与患者有过任何人情往来。

至于我妈,小学文化,副食商店的小职员,人际关系仅限于商店周边,她谨小慎微,一生都在忧惧生活的波动。

那年头,铁饭碗在东北比命都值钱,何况是我这种情况。能进本钢,在他们的观念里是烧了高香了。我从小发育迟缓,体弱多病,他们经常商议的话题是,这孩子咱们得养他一辈子。如此没尊严的未来,我才不要,于是成长期的几个节点,都是这样推进的——

他们说,别上学了,没什么必要。

我哭着喊着进了学校。

他们说,中考报个中专吧,能保证分配到工作。

我执拗地选择了高中。

他们说,在本地读个专科算了,方便照顾你。

我头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

我抵触本钢的日子里,父母只是有点着急,并没表现出责怪,更没强迫,这已经足够让我欣慰了。他们知道我最想去的是本溪日报社,那就意味着放弃铁饭碗,即便这样,报社也不是没门路就能随便进的呀。

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要“作”到哪一天,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4

我爸已经从医院退休,在老年卫生工作者协会的门诊出诊,安分地挣一份额外的工资,调侃自己成了“溢价老头儿”。那诊所离家不远,就在市委机关大门外。一天下班回来,他说他骗过市委大院的门卫,闯到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求对方帮他儿子实现做新闻的愿望。

那天,他是和我妈一起去的,带上了我曾为之骄傲的求职册,除此以外,没带任何表达心意的东西。他们的着装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衣柜里翻不出任何能显得略有身份的衣服,这是肯定的。

1995年的市委机关大楼,外墙只用水泥涂了一层,虽不气派,终究是“衙门”。那时,门前还没有顶灯闪烁的警车,也没有防备冲击的隔离墩,不过,严谨的警卫总还是有的。他们怎么混进去的?我想不出来。

“你朱大爷,我那个小学同学,不是一直关心你的分配嘛,他和我说,他和刘福成认识,一起共过事,也有好多年没联系了。你朱大爷给我写了一张字条,让我去找刘福成。看看能不能有点用。”刘福成是当时的本溪市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文教,他是一年前刚从辽西调过来的。我和我爸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进大门的时候,我爸说自己是刘福成的老同事,大老远来看望他,门卫于是接通了刘福成。拿起电话,我爸继续着自己的谎言,副书记也没仔细分辨,就请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爸骗人——第一次,竟然骗到了市委副书记头上。

完全陌生的小老头小老太太出现在办公室,副书记的脸刷拉一下就变了颜色。我爸赶紧递上朱大爷的亲笔信,“请谅解,不撒这个谎,真的没法见到您。”然后就介绍起自己的儿子,说他如何受制于先天不足,如何不屈服,如何努力,以及他如何渴望做新闻。

我和我爸的交流一直非常少,更别说虚无缥缈的理想之类。从小到大,几乎没得到过他的赞许。偶尔有熟人闲聊,夸他儿子几句,我爸的回答通常是“也不咋地”或“就那么回事吧”。无从知道,他对我的真实评价是怎样的,不咋地、就那么回事?还是说给刘福成的那些?

刘福成的怒气收了回去,似乎还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他很快就表示,自己会过问一下,帮忙推荐。他把那本求职册子留下了。

我爸后来听说,副书记亲自去了报社,介绍了我这么一个独特的存在。

主管领导这样的态度,报社肯定格外当回事,身高什么的都不去计较了。没多久,我成了报社最早一批聘任制的采编人员,分到了刚成立的《本溪晚报》,一份具有市场化属性的报纸,有一些真正做新闻的空间。

我爸极少表露情感。说起勇闯副书记办公室的经历,只在讲到撒谎那段的时候,有些微的不好意思,总体上,他的语气平静如常。

但是,作为我的老爸,那分明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段传奇——这事太意外了,那么珍视工作之稳定、安逸的我爸我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帮他们的儿子丢弃了铁饭碗。

5

进入本溪日报社的最初日子,总有人试探着,想知道我和主管副书记究竟什么关系。听完我的讲述,有的将信将疑,有的觉得我在撒谎。

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我做得真还不赖,入职几个月就成了头版编辑。过了一年多,我担任了晚报的小主管,并破格获得了事业单位编制,这至少是给爸妈的一点宽慰。

被认可,被包容,被爱护,至暗时刻退却,光亮一点点又都回到我的内心。求职季的残忍,不再让我耿耿于怀。

毕业三年以后,沈阳的一些媒体开始市场化改革,一位朋友发来入伙邀请,是一份血气方刚的体育报。在我实习时,该报的总编和一些采编就对我很熟悉了。

回沈阳,加入“大俱乐部”,这诱惑大到我无可抗拒。爸妈不理解我的不安分,不理解我丢下在本溪日报社的好前程,但未曾强加阻拦。他们也没有强调,这个工作机会有他们怎样的付出。

从此以后,我彻底告别了体制内的生活,恰好又赶上了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期”。从沈阳到北京再到广州,然后又回到北京,在一家一家“大俱乐部”里,我做着给我足够价值感的工作。身高,不再是问题,完全不是。

去年夏天,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最让我追悔的是,在她生前,我总抱怨她太缺乏安全感,“以爱的名义限制我”,这当然会令她寒心。

失去她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妈妈从来没有用蛮力阻止我“冒险”,我每坚持,她必放手。

回想起,在本溪市委机关的门房,我的人生意外地迎来决定性瞬间,需要我感念的,不单单是我的爸妈。这样一个故事,仅凭他俩的勇气是拼凑不出来的,也需要那样一位副书记,需要那样的朱大爷(他叫朱祥丰,省委党校教授,已经故去)。

在本溪工作的时候,我想过怎么感激一下副书记,可是,以什么方式却始终想不出来。刘福成在本溪任职并不长,很快回到了辽西,现在网上能搜到的关于他的最新消息,是2020年春节前,他作为老领导接受锦州党政班子的探望。我辗转找到熟悉刘福成的人,想要来电话打过去,又担心唐突,毕竟26年过去了。

犹犹豫豫间,我决定先完成一件事,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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