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的杨昌娣决定活下去

2021-09-17 09:42:27
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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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大年初一,我随父母回京郊奶奶家过年,在巷口遇到个步履蹒跚的老人。父亲给我指了指那个老太太:那是个有故事的人。午饭后,我央求爷爷一同造访老人。

老人叫杨昌娣,听说我要采访她,先是推拒,后来半推半就地同意。她孤身一人实在太久,以至于一打开话匣,便近乎喋喋不休。在一张低矮木凳上,她讲起过往与现在,讲起她的苦与痛,悲与欢,爱与恨,生与死。她的声音虽模糊,但语速很快,仿佛蓄积已久——生命中那些微小细节一齐席卷过来,构成一股磅礴的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勾勒出一个普通老人不普通的一生。我们漫谈了一个下午,离开前,她说:“谢谢你,谢谢你啊。”

一个月后,我再次造访她,带了糕点当礼物。她很不好意思。我说:“没事,您就把我当孙女吧,反正我奶奶也和您差不多大。”

1

杨昌娣老人和她的小院(作者供图)杨昌娣老人和她的小院(作者供图)

世上只有两种人,等死的和死了的。

等死的人也分两种,爱活着的和不爱活着的。

这两类,杨昌娣都属于前者。

杨昌娣今年82岁,一个人住在北京怀柔的农村。她的房子一百岁,像她一样残破且长寿。杨昌娣刚结婚时,搬进这座低矮的土坯房。丈夫刘永全死后,她还住在里面。

房子是农村典型的三段式结构:中间堂屋,烧火做饭,相当于厨房;左右两边是西屋和东屋,东屋住人,西屋放杂物。

在旁人眼里,这屋子根本住不了人:被油烟熏得黝黑的墙壁,掩去了本来的灰黄;嵌着灰尘、食物碎屑的地上,堆满主人舍不得丢掉的塑料袋、塑料瓶,以及捡来的编织袋和纸箱;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土炕上,层叠着一年四季的衣服——其中许多,已打了不止一个补丁;印满划痕和伤疤的木桌上,放着几只未洗的碗,其中两只还装着未吃完的饭菜,肥肉推拒着酱油的浓黑,结成乳白的斑。

老人家里(作者供图)老人家里(作者供图)

房子的屋顶有10个洞,一到下雨天,哗啦啦地往里渗水,屋子就变成了“水帘洞”。杨昌娣睡不下去,问村里的女人,这个洞谁弄的?人家说,是耗子咬的。杨昌娣不信,要耗子咬的,怎那么大个洞呢?腿脚还利索时,她到大队要来报纸,把洞糊起来了。现在报纸掉下来了一半,而她再也糊不上了。

“无所谓,活着就行,能活多少是多少。”杨昌娣计较不了那么多,一旦认真计较,就离死不远了。

杨昌娣讨厌“死”这个字,因为它跟自己离得太近——她对一切太过接近的事物,都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杨昌娣总下意识想逃,又不知道能逃到哪里,况且她腿脚不利索,走道都颤颤巍巍、呼哧带喘的。

2021年2月初,她到村里的浴池修脚,之前15分钟能走完的路,现在要花1个钟头。村里的福海说,“你以前噔噔噔走得快极了,怎么现在走得这么慢,哈巴哈巴的。82了,都快死了。”

杨昌娣不爱听这些话。虽然她也知道,“自己不是腰疼就是腿疼,没几年能活了”。

她到浴池修脚,那里的小姑娘一看她的脚,吓了一跳,劝她去医院做手术,说她们这种小地方可干不了。杨昌娣挪到医院,挂了外科,医生又说修脚到浴池修去,医院不管弄这事儿。

于是,杨昌娣一个人回到家,自己坐在土炕上,拿着大剪子,哆嗦着剪去脚上增生的指甲。她脚趾早已变形,翻折成一个奇异的形状。她说自己“闭着眼,不敢看,一剪子下去,就是一汪血”,“边剪边出汗,也顾不上擦,只能咬着牙、狠着心继续剪”——怕一旦停下,就再没有动手的勇气。

杨昌娣挣扎着剪完10个脚趾,把淌着血的双脚泡进热水里,不知道过了多久,血止住了。狂风将窗撞得哐哐直响,天黑了。10个脚趾,她一共剪了4个小时。

第二天,她又能走路了,走得还比以前快些。

“我这是用短暂的痛苦,换取长久的愉悦。”杨昌娣很得意,“太好了,我又能活下去了。”

等死的人,有像杨昌娣这样爱活着的,也就有不爱活着的,郭秀英就属于这样的人。

杨昌娣在村里几乎没有朋友,除了路上的野猫野狗,郭秀英是她唯一的朋友。

郭秀英爱吃冰棍,杨昌娣就给她买冰棍,也不计较钱。一天,杨昌娣买白菜时,郭秀英跟她说,“我不想活了,我也不想吃药了”。郭秀英有糖尿病,活着很受罪,每天睁开两眼,只看得到一个字:死。

她说这话时,杨昌娣手上正扒拉着一颗白菜,不知道该拿起,还是该放下。

“哎呀——”郭秀英说,“这白菜里有虫子,我给你挑。”仿佛刚才说的话,还不如一颗长相俊美的白菜重要。她仔仔细细地给杨昌娣挑完一颗白菜,就没再出来了。那是杨昌娣最后一次见郭秀英。

郭秀英有两个女儿。她大女儿说,“我劝不了了,她不想活了,不吃药了。吃了东西,就从屁眼里流出来了”。

2021年1月份,郭秀英终于如愿以偿地死了。她的身子都抽抽了,太瘦了,也太小了,人家说一个面口袋就能装进去。杨昌娣怀疑,郭秀英也许还没有几棵白菜重。

郭秀英死时78岁。杨昌娣说,“这村里,七八十岁的,死了有两三个了,都比我小。”

她认识的老人中,有的得了病,被疼痛榨得只剩满嘴呻吟和一把骨头,尸体被发现时,已经臭了;有的着急去给别人剥棒子,骑车被一辆大货车碾过,眼珠子都挤出来了;有的前一天还在道口讲着荤腥儿的段子,第二天人就像肥皂泡一样消失了;有的生前让养子拳打脚踢,死后被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杨昌娣并不开心。在人生这场游戏中,一批人就这样各怀鬼胎地退场了,挥挥手,摆脱一切痛苦。而她死皮赖脸地留在原地,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快感。

杨昌娣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幸存者,受老天眷顾”。

她出生在1938年,日本人把她家的房子烧成一片火海。杨昌娣出生那天,医院生产的孕妇只有3个,其中2个的孩子都死了,就她一个活了下来。谁遇到杨昌娣,都叫她妈妈好好疼她。可现在谁疼她?只有她自己。

杨昌娣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幸存者。她只是比那些死去的人走得慢了些,到达终点也晚一些——死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终点谁都一样,死路一条。

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再颤颤巍巍地走两步,按时吃药,按时吃饭。她的双腿一点肉都没有,松弛的皮贴着突兀的骨头,畸形的脚趾让她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那也得走,去买肉、买菜,“吃得健康,身子也会好起来”。

老人的家(作者供图)老人的家(作者供图

她现在一天只吃一顿饭——原先她一天吃三顿饭,现在吃一顿饭就饱了——每天九十点钟买菜,做饭,吃饭,吃完就睡觉。

吃完饭躺在床上,杨昌娣就抱着一台破破烂烂的收音机听。她很少出门,对外面世界全部的了解,都来自这台外漆剥落的老旧收音机。

透过电流滋啦作响的声音,她听见二十啷当的小伙子,因为抢时间送外卖被撞成植物人,被赔了30万;听见北京现在城乡一体化了,城市的五保户和农村的钱是一样的;听见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杨昌娣感叹,“现在社会真好啊,这好社会,谁都爱活着”。

她是村里的五保户,一个月能拿2700块钱。她一个月取一次钱,从不让别人代领,“我不叫别人给我去,自己爬都能够爬过去,多难看,多慢,也要自己去取”。有了钱,就能买菜、买药,日子就能熬下去。

在电视机还没坏时,杨昌娣爱看电视。黑匣子里的士兵们冲着天空举着枪,说,祝我们远方的亲人健康长寿。她直摇头:“我还健康啊?不健康了。我现在吃多少药啊,我这药多贵,我也买。我得活下去。”

杨昌娣形容自己是“破洞的塑料袋”,“碎掉的玻璃瓶”,“没人搭理的废物”,“扔在大街上都没人捡的垃圾”。她衰老、多病、孤僻,哪儿也去不了。但她会永远记得,自己爱过一个人,永远记得,自己有一个当兵的恋人。

2

杨昌娣一辈子“只爱了10分钟”。

他们是1969年认识的。那时,她在北京西苑中央直属机关,“解放军保密的地方”,做民办投递员。那个男人,跟雷锋一般大,是1940年出生的,肩上还有军功章。杨昌娣和他见面的时间只有10分钟。10分钟后,两人道别。

送别时,杨昌娣站在机关门口,摆弄着自己扎着的两条小辫。他跟她“友谊地握手,革命地敬礼”,院子里的所有人都看见了。他对她说:“你要永远记住你有一个解放军恋人。”

握完手,他就骑着他的破车走了。杨昌娣在原地站着,看着他走。他知道她在看他,说,“你回去吧,回去吧”,她就回去接着送报了。

这是他们的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

因为出身原因,杨昌娣没办法和他在一起。杨昌娣的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南开大学英文系工作,后来调到北京西苑工作。妈妈也是知识分子,是她爸爸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她的父母蹲牛棚,挨批斗。她和解放军,是两个世界的人。

杨昌娣在后来被烧掉的日记本里写:我的解放军跟雷锋一般大,他是人民的勤务兵,是毛主席的好战士。我很尊重他,也很感谢他,因为我们之间发生过爱情。

同一年,杨昌娣嫁给了刘永全,来到了农村。她不认识刘永全,跟刘永全结婚,是父母的意思。为了让杨昌娣“有条活路”,他们找人介绍,把她塞给了这个年纪大点的农村干部。

临走前,杨昌娣发现自己的出入证丢了——机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她一个人要去农村,没有出入证出不去。她跟哨兵说了一声,那名不认识的解放军说,走吧,给她鞠了一躬。她也回鞠了一躬。

她走的时候,站台上来了好些熟悉的人,其中有在大雨天迷路被她送回家的小男孩,有空着肚子挨批斗时被她喂下一个白馒头的老干部,有她送过邮件的老叔叔老婶子,他们挥着手,给她送别。

杨昌娣的双手在胸前拱成一团,嗓子眼儿像堵了颗石头,说不出话来,只说“再见”两个字,就流出眼泪了。那些都是她曾经帮助过的人,都是好人,他们记得她,如今她落难了,他们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攥住她的手:“昌娣啊,你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杨昌娣上了火车。车窗外,每个人都在挥手,但火车只顾突突突地往前走,它和杨昌娣,和所有人一样,都别无选择。杨昌娣之前从不信命,从那天起,她信了。在车厢的摇晃和吱呀声中,解放军恋人远了,轰轰烈烈的口号运动远了,繁华热闹的北京城远了,只有天空依旧湛蓝,只有列车依旧向前。

那天杨昌娣流了太多眼泪,好像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流光。后来遇到再难的事儿,她都很少再动容。她的心死了,但日子还得过,生活还要活。

杨昌娣说自己的婚姻是错误的婚姻。起先,她以为,怀着对解放军恋人的爱,她就能对抗这不幸的婚姻。然而,现实并没这么容易。

她刚到这个荒芜农村时,害怕极了。别人给她倒水,她不喝,还一把给杯子砸碎了。别人就骂她,“神经病!”

他们说杨昌娣是神经病,是傻子,是让狡猾的媒人给骗来的,诓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农村,给有生殖缺陷的刘永全当老婆,“他有遗精早泄的毛病,老想干人”。

结婚时,刘永全说,昌娣,我爱你,我爱你爱得不知道该咋办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上怕摔了,抱在怀里怕碰了。杨昌娣骂他是大流氓,不让他碰,说自己不爱他,有个解放军爱人。刘永全很生气:“你为啥跟他好不跟我好?你是我的老婆。”

转眼一天,刘永全就把杨昌娣扭送到了镇上的安定医院,俗称精神病院,说她脑子有病,受了刺激,精神分裂了。医生给杨昌娣检查后,断定她精神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思想,得的是思想病,不准她吃药住院,说没病还吃药,会真把脑子吃出问题。刘永全说,“我说她有病,她就是有病,我是书记,你算个啥?”

刘永全走了,把杨昌娣丢在安定医院。发疯的病人把杨昌娣带的脸盆、胰子、毛巾,都摔在了地上。医生只好联系杨昌娣已被下放到永宁北京延庆的一个镇的父母,让他们交钱,把杨昌娣领走。

杨昌娣回到她和刘永全破破烂烂的家。刘永全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好像她回来或离开,都顺理成章。而他们的日子,也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过下去,没有“恨”,也不再说“爱”,只有鸡毛蒜皮的琐碎,锅碗瓢盆的缓慢,只有波涛汹涌的沉默,以及翻江倒海的平淡。

杨昌娣念过中学,先前常打交道的人,都是爸爸的同事和学生,个个偏爱舞文弄墨,都斯斯文文的。到了农村,她头一回见到那么多光着膀子、挤眉弄眼的男人,她觉得他们市侩、吝啬、势利眼,身上散发的汗臭味能把她熏一个跟头。

她说起话来总一套一套的,村里人听不懂,就在背后嘀咕她是个“右派”。从安定医院回来后,经常有一群孩子追着她喊,“精神病”,“精神病”,或是要求她“背一段语录”。杨昌娣自觉遭到了戏弄,倒也坦然,也不躲,“我就是精神病,怎么着?”孩子们见她没趣儿,吵嚷累了,也就散了。

孩子和村里人能散,可杨昌娣和刘永全散不了,他们被“婚姻”绑在一起。

刘永全比她大4岁。他们之间没有孩子。杨昌娣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杨昌娣解释,她跟解放军恋人不能见面,他们是永远不能见面的人,他们是永远相爱的人,所以她不生孩子,也不抱孩子,“要是有了孩子,就不是他的人了”。

他们很少吵架,因为杨昌娣不敢。他们所有的争执多半与酒有关。刘永全爱喝酒,但身子很烂。

一次,杨昌娣念叨着让刘永全少喝点酒,把他说急了,拿挑水的扁担抽她,“看你还说不说,看你还说不说?!”杨昌娣就闭嘴了。她的身上青一块儿,紫一块儿的。

等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杨昌娣又忍不住,劝刘永全少喝点酒。刘永全抄起墙角放着的敌敌畏,“我不喝酒,喝这个!”

“你有本事就喝啊!”

“咱们一块儿死,你先喝!”

杨昌娣一把将瓶子拧开,递到嘴边,刘永全抢过瓶子,“不行,我先喝!”说着就要一饮而尽。杨昌娣的手使劲儿扑棱了一下,敌敌畏的玻璃瓶碎在地上。

“这下好了,谁都别喝了。”杨昌娣把碎玻璃片打扫好,进到堂屋做饭。饭好了,刘永全大屁股一坐,吧唧着嘴吃饭。

日子又过了一天。

杨昌娣回忆,后来有一刻,她是真的想和刘永全一块儿去死的。她被这个想法吓到了。她不是爱着解放军恋人吗?可她又在和刘永全老实过日子,给他做饭,跟他睡觉、拌嘴。

杨昌娣用很长时间由爱走向性,又用了很长时间,通过性重新认识了爱。但她怎么也想不明白,那10分钟的见面,和漫长的回忆,究竟是“爱”,还是“幻觉”。

杨昌娣是刘永全的老婆,可她,真的是解放军的爱人吗?

渐渐地,杨昌娣很少再想爱的事儿了。她满脑子都是现实生活的琐屑,腾不出地方挂念远方那位虚无缥缈的恋人。她只依稀记得,解放军恋人和她相握作别时温暖的大手,让她浑身滚烫。而刘永全血气不畅,手脚常常发凉,像一块冰,偶尔让她短时间镇痛,然后继续忍受生活发炎的脓疮。

杨昌娣捡到过两只打着哆嗦的猫,一只黑的,一只白的,小小的,毛毛茸茸的,可爱极了。她把猫抱回家里,给它们脏兮兮的身子洗澡,洗完擦干,放进被窝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它们还是死了。

刘永全回到家时,杨昌娣正抱着两只小猫已经僵硬的尸体哭。刘永全骂她,哭什么,也值当为两只破猫崽子哭!杨昌娣鼻涕眼泪流了满脸,说,我就哭。

刘永全问,“那我要死了,你哭吗?”

杨昌娣吸吸鼻子,说,“我也哭。”

刘永全笑了,说,“那行。”

90年代末,刘永全因胃癌病死了。死前,他们睡在同一张床上,刘永全疼得不行,叫唤、打滚儿。杨昌娣伺候着他,半夜里,刘永全拉屎拉不出,杨昌娣就给他抠。

刘永全死后,杨昌娣掉了眼泪。此后的20多年,每逢节日,她都会去合作社买来纸钱,给刘永全烧,合作社的人要多少钱,她就给多少钱,也不还价。“我们是夫妻。再说了,村里的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

刘永全死得并不太平。他的病来得又急又磨人。那是一天半夜,杨昌娣听见一阵奇怪的响声,心想,自己也没做饭啊,怎么就开锅了呢?她拉开灯,掀开刘永全蒙在脸上的棉被,看见他的哈喇子流了出来,登时就吓了一跳。

正是冬天,天上下着小雨,杨昌娣没穿棉裤,也没穿棉鞋,趿拉着拖鞋就冲上街了。夜晚又黑又静,土道上没有路灯,她攥着个手电棒,跑得心脏都快蹦出来了。杨昌娣平时很怕黑,可那一刻全忘了。

她跑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家里,一边哭,一边给他跪下了,说,“我求求你了,你赶紧去救永全吧。”赤脚医生还正迷糊着,定了会神后,说,“你起来,我跟你去”。

医生来到他们家,给刘永全号脉,又给他打了一剂强心针。刘永全睁眼后,医生说,“昌娣要不叫我,我也不来,你活着只剩一口气,打一剂强心针才醒过来,昌娣救了你啊。”

杨昌娣又跟着医生去拿药,回来后喂刘永全吃药。刘永全彻底活过来了,能说话,能穿衣服,也能走动了。杨昌娣说,你看,这多好。刘永全没有说话。

杨昌娣以为从此以后刘永全会好好待她,起码,会念着她的好。可病好后的第二天,刘永全就要和她分家。杨昌娣不同意,没签字。刘永全说,你别管那么多了。

家还是分成了。纸面上,刘永全什么都没给杨昌娣留,还把她“分”给了刘起林——户口本上,户主变成了刘起林,是刘永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子。刘永全还活着时,这个侄子帮刘永全种口粮田,刨土地。分家时,刘永全就把口粮田、自留地全都分给他了,也把老婆“分”给了他,叫他管杨昌娣。

从此,家中的一切大事小事,全凭刘起林定夺。

杨昌娣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你说,他这人怎么这样呢?”

3

没过多久,刘永全就死了。杨昌娣一个人住。她说,她不能和刘起林住,不然,下一秒就得死。

刘起林的父亲叫刘永奎,是刘永全的大哥,也是胃癌死的。严格说来,刘永奎是刘起林的养父,他一辈子没结过婚,抱养了刘起林。

刘起林就没喊过刘永奎“爸”。每天,刘永奎老早起来给刘起林干活,到河里捞东西给猪吃,把猪一个个给养得又肥又胖,卖了,钱也不是他的。

作为名义上的儿子,刘起林不给刘永奎钱,也不给他做衣服,只让他穿自己的旧裤子。刘永奎经常找杨昌娣给自己缝缝补补,说刘起林一吃饭就拿大皮鞋踢他。他给杨昌娣看伤口,又青又红。

刘永奎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妹妹让大车给轧死了,剩下个老妹子,会给他钱,给了钱,刘永奎就买点止疼药。

一天,刘起林来叫杨昌娣,说刘永奎快死了。他先走,杨昌娣就在后头跟着。他走得快,杨昌娣走到时,刘起林正从西屋里出来,嘴里啃着苹果。刘永奎躺在床上正在倒气,杨昌娣说,大哥,我来了。刘永奎听见,眼泪就流出来了。

很快,刘永奎死了。刘起林把他的尸体扔进河里,“咕嘟”一声就沉了下去。

村里,杨昌娣熟悉的人都死光了,她是彻底的“一个人”了。

杨昌娣的院子荒了,柿子树死了,土地上长满枯干的草。屋子里的电灯也坏了,杨昌娣怕黑,和刘起林说了好几次,他也不给安。前几年,一个村里的小姑娘来过,叫自己的爸爸帮忙。小姑娘的爸爸一来,三下五除二就给安上了,完了,还叫杨昌娣一起吃饭。杨昌娣说,我不吃。后来小姑娘又来了,帮她扫院子。

刘起林知道了,骂了半天:“我听说有人帮你打扫卫生,你不会打扫卫生吗?”后来,她的院子就再没人来过。

村里的人跟杨昌娣说,“刘起林是有势的人,是有家眷的人,我们不能得罪他,能得罪你”。刘永全当年在大队当书记时,得罪了村里的很多人,刘永全死后,他们就把气都撒在杨昌娣头上——用自行车把她家的门撞到门锁变形,往院子里扔枯枝木棍,见了面,要么是远远躲开,要么就是一顿冷言冷语。

杨昌娣除了买菜、买药、取钱,从不出门,避开和所有人的交往。但在路上,碰到村里看不惯刘起林、同情她的人跟她搭话,她也会说上两句。

杨昌娣说:“现在不是法治社会吗?我不要刘起林管我,要这法治社会来管我。”

别人又问:“法治社会怎么管?”

杨昌娣没有说话。

对方只能叹气:“得了,你要强已经要强不了了。”

杨昌娣重新想起她离开城里那天,那个老太太对她念叨的话:“我有要强的心,没有要强的命啊。”

她的命是什么呢?“穷命,苦命,该死的命”。她能做的,只不过是把这命“死皮赖脸”地延长,并尽可能地“体面”。

杨昌娣家的茅坑(作者供图)杨昌娣家的茅坑(作者供图)

杨昌娣是个爱干净的人。她的屋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只有柴房里的茅坑,每次拉撒完,她都要费劲儿地挪动大石板,把茅坑口堵上。她爱洗衣服,虽然那些旧衣服早已破破烂烂,分辨不出原本的颜色,一些污渍像烙印一样,她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她身材瘦弱、矮小,装在那些过于肥大的衣服里,像套进一个布袋,但她还是喜欢穿那些“带着花”的鲜艳衣服,因为好看。

每天早上,杨昌娣都会拿掉了齿的塑料梳子,把自己稀疏的花白短发梳理整齐。

2021年春节,杨昌娣拿锈迹斑斑的大剪子,给自己剪了头发。她手哆嗦,也没有大镜子,看不见后脑勺,只能东一剪子西一剪子地乱剪,“甭管好不好看,剪短就行,利落”。

剪完头发,杨昌娣又打了热水,盛进布满裂纹的脸盆,一手撑着熏黑了的墙壁,一手撩着水,给自己洗澡。她刚要弯腰,突然就天旋地转,栽倒在地上,半天也起不来。

瘫在地上的杨昌娣使劲儿拱地,扭了一圈,才把自己拱了起来。那阵子,她觉得自己“像狗一样”。她尽量迅速地冲掉身上的脏东西,擦干皮肤,穿上磨破边的棉衣,钻进层叠的旧衣服里,躺在塌了一半、已不能烧火的冰凉土炕上。

杨昌娣怕自己感冒,怕自己会死在这个偏僻、穷困的农村,死在她一点儿感情也没有的人群中。她的父母早已去世,一个兄长出国了,一个妹妹嫁去外省,很久都不联系一次。她猜测,如果她死在这里,根本没人管她。尸体发烂、发臭以后,才会被找上门来吵嚷的邻居发现。

之前,杨昌娣也有过无数个“想死”的瞬间,但那些念头像擦亮的火柴,没多久就熄灭了。她想到自己死去的朋友、爱人、丈夫、家人,想到那些闪闪发光又伤痕累累的过往,想到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而她可以选择爬起,也可以选择再赖一会儿床,她就又不想死了。

她宽慰自己:“没必要着急,反正大家都只有死路一条。”

杨昌娣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可能明天,可能后天,可能就在下一秒。

她只知道,这一刻,她得好好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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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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