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背后的两桩奇案

2021-09-02 11:13:38
1.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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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听过不少精神病医生的问诊,发现大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常常聚焦于“是什么”,对于“为什么”则一笔带过——医生更关注患者的症状表现、开始的时间、和之前的区别等等,而对患者为什么会这样、病情期间心理的发展轨迹等甚少主动了解。

随着工作时间愈久,我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的医疗资源根本上还处于紧张状态,医生日接诊满负荷是常态,所以治疗要讲求实效,追本溯源相对于及时治疗来说意义不大;其二,也是非常无奈的一点,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状千人千面,大多数时候根本理不清。

张哥是我前辈,2006年就到我们医院工作了,他曾给我讲了一个病例,让我印象很深。

文章是张哥的自述。

1

我们医院是市里为数不多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单位。这项工作平时由施主任负责,有业务的时候,他便在几个大科负责人里挑选成员,组成鉴定小组。鉴定案例多是附近法院委托的公诉案件,实事求是给出结果,就算完成任务。

2009年的冬季,临近元旦,施主任接到了一个不能称之为委托的委托:巴婶儿——女病房一位长期住院的患者,要求鉴定她自己。

医院只当巴婶儿是在胡闹,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但巴婶儿不吃不喝,屡次在卫生间跃跃欲试地要上吊,闹得实在太厉害,所以院领导临时决定由担任心理治疗师的我和施主任搭班,先在鉴定室“摸摸情况”,也算是安抚一下。

那天,在鉴定室里,披着病号服的巴婶儿不愿意坐下来:“我绝不是精神有问题,我要出院。”

施主任说:“你的情况怕还不能出院吧?”

“今天就要结果!”巴婶儿甚至还踩在了凳子上,“我绝对不是精神病,你们不能把我一直关着,这是违法的!”

施主任望着我,我接来一杯水递到巴婶儿跟前:“医生应该跟你说过很多次啦,出院的话,只要家人同意,医生不会……”

“不行!”巴婶儿挥手打翻了水杯:“我一定要出院,把那个杀人犯绳之于法!”

“谁?谁是杀人犯?杀了……”施主任的声音里透出警觉。

“辛安!我老公!”巴婶儿几乎是喊出来的,“他杀了我的女儿,辛朵朵!”

听到这个答案,施主任没有立即回应,我也很懵。大约是几秒,才说:“先让护士带你回病房,等通知吧。”

“那我……”

施主任没有让巴婶儿把话说完,就按响了桌上的铃铛,屋外等候已久的两位护士推门而入,将巴婶儿半拉半拽地拖走。

我问施主任:“医务部怎么想的,这不明显是精神症状发作吗?弄来这里干什么?”

施主任没有回答,只说:“明天还是先去病房看看”。

看病历,巴婶儿这时刚35岁,怎么也当不起别人称一个“婶儿”,但她的模样看起来起码50往上。发团胡乱而蓬结,看不出是长是短,两颊的皮肤从无神的眼,扯向干薄的嘴,垮成几道弯。只是说起话来还算有些光彩。

巴婶儿住单间,最靠近医生办公室的位置。她的床靠着门对角的最里面,第二天我们过去的时候,她窝在床头,背靠着墙壁,双臂环抱着一个用床单裹起来类似襁褓的东西。施主任坐在床的另一侧:“还记得我吗?昨天见过。”

巴婶儿把头深埋在襁褓里,没有回答问题。施主任屁股蹭进一大步,脑袋伸了过去,“这是……”

“啊——”巴婶儿忽然提起嗓子一声尖叫,使劲把怀里的襁褓抛出去,正砸在施主任脸上。襁褓顺床侧弹到床下,她扒在床沿边,像对着一个万丈深渊一般喊:“朵朵!朵儿啊!”

施主任连滚带爬闪到了门口,隔壁办公室几声响动,住院医生廖医生往里探了两眼:“干嘛呀,施老师,她才调整完药物稳定一点。”

“稳定个屁!”施主任大力拍整衣服,“就这样?你们胡闹呢?”

我和廖医生面面相觑。

“得找她老公。”

2

辛安的电话不好打,要么是一直都打不通,要么接通了就说自己在忙,说几句“麻烦你们了”、“一定抽出时间”之类的片汤话。

“怕是个麻烦哦,”施主任电话里听完我的汇报,“干脆让小廖搞点狠手段(加快病情稳定),趁早送出去。”

他话是这么说,事儿不敢这么干。巴婶儿在病房闹也罢,家里人放着不管也罢,但她总归是来看病的患者,治病救人是必须做的事。施主任天天问我打电话的进展,可最后也被辛安的“敷衍”磨得没了脾气。“不管了,反正钱照交,她家里人都不急,我急什么。”

转眼就是元旦,城市渐渐慵懒。我们医院跟当地的大学有合作,一些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孩子会趁放假前的十来天到我们这里见习,寻一些“情况尚好”的患者,做做团体治疗之类的活动练练手。以往能参加治疗的都是“固定班底”:住院时间久,有眼力,不惹事。做完活动,学生们也会送一些手帕、糖果饼干的小玩意儿表表心意。

分到我们科室的学生姓何,之前我去给他们讲过课,对这个本地姑娘我印象深刻,咋咋呼呼。正式见习的第一天上午,她递了一册计划书在我面前:“老师,计划和名单在这儿,我自己下病房点人了啊。”

我看这计划书,扯出名单那一页,在巴婶儿的名字上画个叉,“这个拿掉。”

“不行。这个人我要做,很有案例价值。”

“你搞不来。”

“搞得来。”

一周后,某个早班,小何见到我就说:“老师,那个巴婶儿,问题很大!”

“你按计划做不就行了?”

“不行。”小何告诉我,她这几天都跟固定的几位患者一起,挨个做“心理剧”(注:心理剧是常用的团体活动模式,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固定情景,二是自由发挥。无论哪种形式,都会给参与者足够的自主性,治疗师不多做干涉。主要目的在于让参与者表达平时难以表达的情感,或是重现某些场景,勾起创造力,相互学习与自我发觉,从而进入深一层的自我认知。这种形式对一般人的情绪、人际困扰、失眠等问题,还有轻度的精神疾病患者都很有效果)。“这个巴婶儿,情况有点特殊,老师你必须跟我去看看。”

“心理治疗的原则忘了?你考虑清楚,要是关于患者的私人问题,你最好保密。”我有点恼怒。

小何却依旧很坚定:“你自己去看,肯定有问题。”

病房里没有治疗室,小何拿一间空置的房间当场地,又不知道从哪里找来几张凳子,大概是当作了道具。她让护士将巴婶儿带来,轻声哄道:“乖啊,我们昨天演到哪儿啦?”

巴婶儿紧了紧怀里的襁褓,往我身上上下打量。小何热情地拉着巴婶儿:“今天换一下,我演你老公,你演辛朵朵,别怕哈,这是医生来的(我带着口罩),要看看你的情况。”

“真的?”巴婶儿的眼神兴奋了很多,“那你要好好看啊,我真的没问题!”

来之前的路上,小何跟我讲了大致情况——情景很简单,是巴婶儿的老公,辛安与辛朵朵的一段互动。巴婶儿伏在小何(扮演老公)的怀里小何手掌虚握(模仿拿着一个娃娃),逗着怀里的巴婶儿。巴婶儿跟着小何的手摇头晃脑,咯咯地笑。

猛然间,小何手往前一甩,把“娃娃”扔了出去。

“啊!”小何攀在桌子(模仿攀附阳台),往下惊恐地尖叫。巴婶儿缓缓地委下身子,像从高处跌落一般,快接触到地上的时候,猛地摊下去,头还在地上蹦了几蹦。

我看向小何:“没了?”

“没了。”她严肃地点点头。

我径直往病房外面走,没有理会她,小何赶忙追上我:“老师,你不知道她女儿死了吗?”

我将她拽出门口,“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怎么跟我没关系?你看啊,巴婶儿的女儿死了,对不对?是坠楼,对吧?”

我甚至有点不敢看她,其实我之前侧面去了解过,巴婶儿的女儿确实是坠楼。见我不说话,小何立刻说:“那就对了,凶手就是她老公。”

我低喝道:“保密原则,你记不记得!”

“保密什么啊!涉及法律问题,可以不遵循,我记得。”

“那中立原则呢?不干涉原则呢?收起你的正义感,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这是害人呐!万一是真的,岂不是......”

“可以了。你不准再找她了。你再找她,就提前回学校,见习报告也别想要了。”

3

司法鉴定室内,我把在病房见到的一切告诉了施主任,包括小何的猜想,但我没有提在门口与小何的争论。

“这小妮子不错啊,比你强。”施主任竟然笑了,“明天,让那个辛安必须来一趟,万一真是……那我们这儿就管不了了。”

我知道施主任的担忧。巴婶儿这段时间除了参与治疗,就是缠着廖医生给自己做鉴定,我们已经不知道要怎么应付了。但现在看来,就算巴婶儿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有基本的公民权利。虽然她提出自己鉴定自己不太符合程序,但万一她所说的确有其事,不管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这里作为医院,都不能隐瞒。至少不能沾上一个知情不报的责任。

施主任想了一会,给辛安拨了电话,电话好不容易打通,施主任抓紧把说巴婶儿的情况讲了一遍。两个人在电话里吵架般讲了好一会,然后突然戛然而止。我知道,应该又谈崩了。

想了想,我拿起电话重拨了过去。

“喂,又打来啊,我确实是抽不出时间,再说家里没人能照顾她呀,她父母也不在了,你看……”

“她是孤儿?这个情况您没有跟医院说过吧,病历里没有。”

话筒里顿时没了声音。“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的声音忽然冷了下来。

“我实话跟你说,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按规定是不合程序的,但这咱们先放到一边。因为这几天我们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你最好来一下。”

电话那头起先还在躁动,说警察也去过他家了。过了许久,才终于安静下来,施主任这才又继续说了他的看法——辛安的描述跟病历初诊记录的出入太大,而且现在又涉及到法务问题,那辛安本人必须来解决,至少要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就只能移交给相关部门。

电话对面沉默了。

在司法鉴定所的家属接待室里,施主任坐在辛安对面:“我俩就是简单跟你了解一下情况,是吧,别紧张。”

“呵呵,我要紧张什么,真是没时间,刚把事情都丢给下面了。快点吧,要赶紧回去。”辛安靠在沙发上,尽力表现得不紧张,但无论是我还是施主任,都能看出他有些不自然。施主任笑眯眯的,但不说话。辛安肉眼可见地透漏出紧张感。

“你们到底想干嘛?”辛安挺起身子,“我老婆住院,你们不去治病,来折腾我们家属?”

施主任收起笑容,掏出烟递过辛安。他摆摆手,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包烟,还是“和天下”。

“你快点问,我没时间跟你们瞎耗。”辛安把烟点燃。

施主任语速很慢:“几个事儿,你得解释一下。第一,她病历上的信息,你还隐瞒了多少,第二,你跟我解释一下,你女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默默翻开本子,准备记录。

辛安把刚抽几口的大半截烟戳到烟灰缸:“信息我没隐瞒啊,可能是当时太匆忙,我忘了说。她爸爸妈妈去世得早,本来有个弟弟,我们孩子出生后不久出了意外就……这也不算隐瞒吧,再说,很重要吗?”

施主任回头看看我,又继续问:“第二个问题呢,你接着讲。”

辛安眉头皱起,很不耐烦:“警察来过,那不关我的事儿,你们可以去查啊。再说,这个跟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

“嗯,行。”施主任又沉默下来。

“不是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又病历造假又问我女儿的死,我不是电话里说得很清楚吗?这是我的家事,怎么,医院来审我?这都是有记录的,警察局有记录,福利医院也有记录。”

“福利医院?什么福利医院?”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辛安立刻闭住了嘴。

“你的意思是,你老婆在福利医院住过院?病历上可说她是首次住院,怎么又有福利医院的记录?”

辛安想了一会,很无奈地说:“产后抑郁,她弟弟又突然走了,越来越严重,就送到福利医院看了一下。”我偷偷看了看施主任,他也在看我,眼神里有些忧虑——辛安明显隐瞒了很多事实。

就在我犹豫着要怎么接着说时,施主任开口了,“那我跟你说清楚。第一,你老婆要求做司法鉴定,证明自己不是精神问题,至少不是严重的精神问题,然后出院,告你谋杀了自己的女儿。第二,我们在没有家属或者其他机构授权的情况下,无法私自做精神鉴定,考虑到你老婆所提供的资料,还有你隐瞒太多事实,这都超过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所以,我们要求你接你老婆出院,自己去解决,或者说,让司法介入,通过一些手段,在彻底搞清楚或者有明确的上级指示下来之前,我们也不接受你老婆在这里继续住院。”

辛安的紧张愈发掩盖不住。施主任又补了一句:“你不用考虑什么其他的办法,医院确实没有权利拒绝患者住院,但是这也是有前提的,比如,涉及违法犯罪之类……”

“你不能乱说,”辛安突然说,“女儿是她扔下去的,跟我没关系。”

听到这一句,施主任跟我都愣住了。

4

“哎,你们这是揭我的伤疤呀。”辛安靠在了沙发上。

他告诉我们,巴婶儿是个工作狂,本身有轻微的抑郁,生孩子后,弟弟忽然去世,抑郁更加严重,长时间不吃不喝,把自己和女儿裹进被子,拉上窗帘关在房间里。他把巴婶儿带到福利医院,诊断是产后抑郁,考虑到巴婶儿已经有明显的行为异常,医院建议住院治疗。但是巴婶儿不同意住院,怕没人照顾孩子,辛安拗不过,让医生开了些药回去吃。

“哺乳期不能服这种药,医生不会不告诉你吧?”施主任皱眉。

辛安回答:“那有什么办法呢,再不治孩子都给她捂死了。”

可能是母性使然,巴婶儿没有拒绝服药,但情况却没有好很多。她不再把自己和女儿关在房间里,但是还不准其他人接近孩子,包括她的老公。巴婶儿成天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大多数时间是在阳台上来回晃。

“你是不知道,我心惊胆战啊,万一她一个想不开,抱着孩子往……我不敢去做事,在家里盯着,但长时间下去怎么行,谁养家?我只能让我姐来盯着,但你说,怕什么就来什么,那天隔壁邻居冲来公司找我,我还不信,她怎么就把孩子扔下去了。”辛安说到这里,满是哀愤。

他说,那天巴婶儿并不是一个人在家,还有辛安的姐姐也在他家。要不是姐姐死拖住巴婶儿的腰,巴婶儿也就跟着跳下去了。警察当时来了,知晓了福利医院的诊断,也再次对巴婶儿进行鉴定——产后抑郁伴有明显的精神症状,“失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不负刑事责任,责令家属严加看管和治疗,就离开了。

之后,巴婶儿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辛安只得把她送来住院治疗。

辛安说完后,明显轻松了很多,恭敬地给施主任和我递烟:“我现在不求别的,只希望她健健康康,以前的事不要再影响到她,日子还要过。”

施主任没有再问什么,辛安和我们简单客套两句,离开了。

关上门,施主任举着辛安敬来的“和天下”,翻来覆去看,然后忽然问我:“这是个有钱人吗?”

“不知道。”我品着这一百多的好烟,没有细想。

施主任又问一遍,语气加重:“我是说,他像不像个有钱人。”

“那还用说,一百多的烟呢,没钱谁抽得起。”

我把与辛安的谈话挑挑拣拣地跟小何讲了一遍。我很明确地告诉她,不要再管了,这是别人的家事。

“那病历呢,你怎么解释?她老公绝对有问题,咱们医院就不管啦?”

“什么咱们医院,你还知道这里是医院?你就一个学生,任务是读书,想查案等你考了警察再说。”小何被我瞪住,“不要再说了。”

接下来的一周,我把手上的两个案例交给了同事,每天跟着小何下病房。巴婶儿日日参与小何的团体治疗,表现得很积极,每次结束后,她都要来问我:“你看,我没问题,让我出院吧,真的。”

我已经练出一套对付她的话术——“出院要你家属和医生同意”、“我只管治疗来的,出院我没办法呀”、“护士要发药啦,你快过去。”

除了小何怨恨的白眼让人不舒服,我觉得一切如常。两周见习期满,我欢天喜地地在小何的见习报告上签了字,亲自把她送上了车。

5

年后上班,我在办公室门口又一次见到了小何,“哎?你怎么来了,学校不上课?”

“我申请来这儿实习半年。”小何神气地站起来,抢先一步钻进办公室,挡在我身前,“我还要继续跟巴婶儿。”

过了几天,元宵节就要到了,按照医院的惯例,男女病房要组织患者搞一个晚会,会上还要发元宵。宣传科提前两天就安排人到各个科室布置会场。我也一直忙着安排病房患者的节目,没时间盯着小何。

某日,小何堵上我,又是满脸严肃:“老师,那个巴婶儿,有问题!”

“你又干了什么?”我很恼怒。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写了一份报告,按照领导的态度,反正辛安的解释“言之有理”,也“有迹可循”,医院就不要再“越俎代庖”紧追不舍了。小何却大声说:“我怀疑巴婶儿吸过……”

“进来!”我一把把她拉进办公室,不准她继续往下说,深吸几口气,沉下心,“吸什么?你想清楚,话要谨慎。”

小何揉了揉胳膊,皱着眉:“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怀疑她吸过笑气。”

我又沉默了。如果巴婶儿真有过,医院的检查问诊不可能查不出来,那么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小何判断错了,要么巴婶儿是很久之前吸过,后来强制戒除了,而且辛安向我们隐瞒了这段事。

我问小何:“你怎么发现了,她跟你说的还是你在臆测?”

“不是,巴婶儿绝对有过。”小何很笃定。

她告诉我,宣传科拿气球到科室,布置完后发现数目不对,有两个气球不见了(气球属于危险物品,精神病患者可能会误吸入气道),四处排查,发现是巴婶儿拿了。

小何描述说,隔着观察玻璃,巴婶坐在房间里,把气球吹胀,又吸进去——这跟学校里面的戒毒警示视频上一模一样。我脑子跟团糨糊一样,十分烦躁,对她说:“听我的,不要再管了,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能处理的。”

住院大楼外,我犹豫很久,还是没有去病房找巴婶儿。我拨通了施主任电话,把小何的发现讲了一遍。施主任沉默了一会,说:“确实不能再管了,你去通知小廖,这个女患者最好尽快安排出院,这个事情你先报告医务部,按照流程处理。”

按照流程,辛安隐瞒了很多巴婶儿之前的治疗史,就算不是吸笑气,我们也必须往上报告,待所有事情搞清楚后,再制定治疗方案,至于是不是在我们医院继续治疗,那要看巴婶儿究竟是个什么情况。我同时也申请了将小何调离临床科室,去往行政科室实习。小何对此也没有异议。

过几天,医务部调查结果出来——巴婶儿确实在福利医院住过院,而且是在物质依赖科——她的确有过某种“上瘾史”。

知道消息的当天下午,小何跑到我的办公室:“我就说吧,我就说吧,这里面肯定有事,咱们快去找辛安,他肯定是……”

我不客气地打断她:“关你屁事,治疗有医院,查案有警察,你算鸡毛啊?”

她愣了一会:“她……明明是有些问题,她老公肯定做了点什么!”

“这不是你一个学生该管的!我已经算是跟你讲过了,”我大呼一口气,“实习报告我不签字,你看你拿不拿得到毕业证。”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无论巴婶儿是不是吸过笑气,也不管是谁给她的,跟她女儿的死有没有关系,这些都已经超出了医院的处理范围,更何况小何只是一个学生。

6

通过医务部,我拿到了巴婶儿之前的资料,上面显示她确实父母早亡,留下了她和弟弟两个人。巴婶儿之前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生意做得很大,在我们市有不少房产。资料上说,巴婶儿生孩子后,弟弟死于溺水,她患上严重的产后抑郁。还有一个描述,说巴婶儿去福利医院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急性精神障碍发作(把女儿扔下楼),一个是成瘾史,且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

看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小何说的有可能是对的。巴婶儿为什么会在产后抑郁后,染上某种致瘾的东西。这到底跟她老公有没有关系。

我也把我的疑问跟施主任说了,施主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记不记得,跟辛安谈话那天,我问了你什么。”

“有钱人?”话说完我就愣住了,难道施主任的意思是说,辛安是为了巴婶儿的钱故意设计?这怎么可能呢。我打断自己的猜想,“弟弟死于溺水,她得了抑郁,不知怎么吸的笑气,又不知怎么的正好在阳台上,又把孩子……这哪像安排好的,那也太假了啊。”

“我没说是安排好的。但你想想,如果一根绳子上面捆着一坨金子,将断不断,你又正好看到了,手里有把剪刀,你剪不剪?”

我猛然明白了施主任的意思。

这时我的脑子转得飞快:“不对啊,如果真的是她老公在里面使坏,去福利医院查的时候就会露出马脚啊,人家最起码会问笑气是哪里来的吧,总不能是巴婶儿自己去找的渠道吧?”

施主任说:“我要是辛安,只要别人拿不出证据,我就一口咬定是。”

“他X的!”我愤骂一声,“你这推断太主观了!”

施主任拍拍我:“小子,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母亲,会抱着自己的亲生孩子,要一起死?”

我震惊地望着他,说不出话。

“绝望。”

巴婶儿的事,施主任又写了份报告。他向医院建议,把巴婶儿和辛安一起请到司法鉴定室,将双方所有的细节拿出来当面对质,形成一份报告。无论结果如何,都移交给司法机关。报告上午递上去,下午院办打来电话,说要开会研究,让我们等结果。

但就在等结果的第二天,出事了。确切地说,小何出事了。

辛安把电话打到施主任的手机上,说小何到他的公司“找麻烦”,大放厥词,说他害了巴婶儿,搞得“鸡犬不宁”。施主任没有上报,带着我开车往辛安的公司赶,一路上我焦躁不安,担心她一个人出事。

辛安的办公室在市中心的一座写字楼里。我们赶到的时候,小何正叉着腰站在入口,对着里面喊骂,两个保安把她围着。我冲了上去,两手把保安推开,把小何护在后面。大约有十几个穿着员工制服的人堵在门口,辛安在最里面。他垫着脚往我这看了几眼,顺着人扒了出来:“哎!你们今天最好给我一个解释,不然我就报警了。”

“你报……”身后的小何又要窜出去,我右手往后使劲一搂,指着辛安:“你报,现在就报警,你老婆的事,这姑娘的事,咱一起说。”

辛安瞪着我,过了一会,他向后面挥手:“走走走!X的,精神病院的一群神经病!”

我跟小何坐在车后,一路上我都摆着老师的架子,苦口婆心地“细数”她这样做的危险性。小何摇头晃脑,心不在焉地一路“嗯嗯嗯”敷衍。我也没有再对小何“遮遮掩掩”,而是把所有的事都跟她说了。

“难怪呢,我问过他公司的员工,这个公司的老板原来是巴婶儿,辛安以前是给她开车的,真有本事啊,泡老板,把老板变成老板娘,我估计啊,他肯定……”

“算我求你了好吧,”我止住她,“这都是没证据的事,不管他是不是干了什么,咱都没证据。再说了,咱们是医院,不是警察局,没权利去管这些。”

“医院怎么啦?医院的职责也是保护人民!”

我哑口无言。施主任在前面笑得好大声。

7

回去后,我就申请把小何调回我们科室,让她天天跟着我下病房。我实在是怕她又去搞点什么“新手段”。

一连几天,医院也没有说这个事到底要怎么办。施主任给院办打电话,院办说,这些事都是患者自述,再加上我们的片面了解推测的,贸然要求家属来对质,万一还是抓不到“鸡脚”,怕会惹上麻烦,医院毕竟是单位,有可能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这个事就这样陷入一个死结。

其实我没有放弃。我试过很多次单独去找巴婶儿,每次信誓旦旦要去“发掘发掘”,可次次都很无奈——只要我一提到辛安,巴婶儿的情绪就无法控制,要么是害怕地缩在床角,抱住襁褓发抖,要么是愤怒地四处捶打。

就在这不断地鼓起动力又失望而归的循环里,我跟小何和施主任的话也越来越少。

可是,偏偏事情就出现了转机。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是辛平——辛安的姐姐。

一个周末,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自称是辛安的姐姐,说有些话要跟我说。“我本来是想找你们领导,但还是先找你,因为我怕直接找领导事情就……”

我们在医院对面的公园见了面。辛平看起来约莫四十岁,穿着一套灰色的女士正装。见面后,她没有跟我客套,直接递给我一个灰色的金属罐子。

我翻看几眼,心里有数,但还是问:“这是什么?”

她回答:“打笑气用的罐子。”

“哪儿来的?这私人拿不到。”

“不是我的,我在……在我弟弟(辛安)公司车的后备箱找见的。”

我毫不客气:“那还不是你弟弟的公司吧,你到底想跟说什么,我只是个治疗师,不是……”

“我不说不行啊,他快要把我逼死了——”辛平忽然就崩溃了。她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告诉我巴婶儿弟弟的死,不是意外,“准确点说,是一场不是意外的意外。”

辛平说,辛安娶了巴婶儿后,从一个司机逐渐升到了公司决策层,直到巴婶儿生完孩子,在家休养,辛安便顺理成章地彻底接管了公司。那时候,巴婶儿的弟弟多仔已经大学毕业了,巴婶儿没有跟辛安商量,直接安排弟弟做了他的副手,要辛安“事无巨细”地好好教导多仔。

“对于这事儿,他(辛安)有点不高兴,但我也没想到事会到那个地步。”辛平叹口气。

巴婶儿的公司业务很广,有一个项目是跟近海的渔民合作,要实地考察,辛安就借这个机会把多仔带了过去,说是要带他去出海。就在出海的时候,多仔溺水了。

“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场?”我有点疑惑。

“本来是有的,”辛平有些心虚,“当天气预报说要刮风,但是多仔非要辛安带着他出海,说是就在附近转,很快就回,谁知道最后就……”

警察事后搜寻,还好出海的地方只是个小湾,在附近礁石处,发现了多仔的尸体,身上没有任何救生装备。辛安告诉警察,起风后,他们控制不住船,多仔却很兴奋,趴在船沿上大声呼吼,结果被一个浪打到了水里。辛安拿起船上的救生圈抛下去,但是没抛中,只能眼看着多仔被水卷走。

警察将辛安和船夫一起带走调查,船夫也说,确实看待辛安在尝试营救落水的多仔,但是浪太大,他也不敢下水,准备找救生圈救人的时候,辛安一把就把救生圈拿起扔了出去,但没扔中——这跟辛安的叙述是一致的。

我听到这里,问了一句:“你一直强调救生圈,又说这不是一场彻底的意外,你是不是说,辛安是故意把救生圈……丢歪?”

辛平被我问得愣住了,她支支吾吾:“本来,本来我也没想到这些,后面才……”

她说巴婶儿对弟弟的死,反应很剧烈,她本来就患有产后抑郁,弟弟去世,她的情况更加严重。辛安彻底放下了公司的事,天天陪在巴婶儿身边,“害怕她走极端”。

“不是,她没有对弟弟的死表示什么疑问?”我又忍不住问。

“她当时都很癫了,又有个孩子,哪会想到这些。”辛平说,当时辛安的家里一直是处于又压抑又癫狂的气氛,巴婶儿捂着孩子跟自己,稍不留神就把房间门锁住。过了一段时间,辛安怕公司久了没人管运行不下去,就把自己的姐姐请到家里盯着巴婶儿,自己每日两头跑,“死死撑住”。

讲到这里,我觉得要切入重点了,举着罐子问辛平:“这个,是不是辛安故意给他老婆吸的。”

辛平点了点头。她告诉我,过了段时间,她忽然发现,巴婶儿的情绪稳定了很多。确切说,是状态稳定了很多。

笑气最早是用于牙科领域,有轻微的麻醉作用。现在多是作为食品添加剂,但属于管制物品,私人是购买不到的。适量的使用并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它有成瘾的危害,在短时间内反复吸食,是有可能造成中枢神经受损的,长期下去可能会有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精神障碍的危害。

“本来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去问过做医生的朋友,适量的吸食没事的,但是辛安几乎是……”

“无限供应,是吧?”我接上话。辛平沉默了。

我忽然想起施主任举的例子,不管辛安之前是不是故意将救生圈丢歪,导致多仔溺水,但他给巴婶儿“无限供应”笑气,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他故意拿起了“剪刀”,要剪断巴婶儿摇摇欲坠的神经。

8

随后,辛平这里话锋一转,说起她和辛安的成长。她告诉我,辛安跟她都是农村长大的,父亲走得早,母亲是外嫁而来,在本家四处寄人篱下,受尽欺负,辛安跟她从小就没有安全感。辛安为了追巴婶儿花了很多心思,自己这个姐姐也在里面出了很多力,本来巴婶儿怀了孕之后,辛安很兴奋,“但是没想到,生了个女儿,就……”

“就没办法顺理成章把人家的变成自己的,”我又接上话,“是吧。”

辛平低下头。

“女儿也是自己的孩子啊,他想要个孩子可以再生,有什么必要这样?”我有些气愤。

辛平语气也急了:“她不愿生啊,还把我们叫到一起,说这间公司是留给弟弟的,让我们不要打主意。”

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越来越明朗。我问她:“那你发现之后,你做了什么。”

“我还能做什么,肯定是要劝他收手啊!”辛平很激动。

某天,她到公司把辛安拦住,当场质问,包括有关多仔的死。辛安当然极力否认,但是辛平十分害怕,便威胁辛安,要去报警。辛平跟我解释:“最起码他给自己老婆吸笑气是违法的,这个事爆出来,也能让他停手。”

可是辛平没想到,辛安拿自己的外甥,也就是辛平的儿子威胁,如果辛平敢去报警,他就要“全部一了百了”,“他见我怕了,又跪在地上求我,说什么让我安心,以后什么都是我们老辛家的,他不会亏待自己这个亲外甥的……”

辛平说不下去,我也没有理她,而是继续提问:“那辛朵朵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跟辛安做的?”

“不是啊!真不是,是她自己!”辛平一连三个短句。她说,那段时间,巴婶儿对笑气越发依赖,状态也越发不正常,像是一个飘忽的灵魂。辛安怕出事,就把笑气停了。可巴婶儿一经停止吸食,戒断反应很明显。

“整夜整夜不睡,浑身汗涔涔,抱着孩子在屋子里转来转去,越来越不像个人。”辛平这样描述,“辛安当时也害怕,变得暴躁易怒,时不时就跟我诉苦,告诫我千万不要把真相告诉巴婶儿。”

“可你还是说了,是吧?”

辛平哭诉:“我能怎么办?那里像个牢一样把我困住。我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有自己的家啊,我得逃出去啊。”

她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巴婶儿,原以为,巴婶儿会鼓起勇气,振奋精神,跟辛安“自己把事解决了”,她装作一个“毫不知情”人,能顺利脱身。只是她没料到,巴婶儿的精神状态早已经破碎不堪。“她就笑了一下,慢慢走到阳台,”辛平举起双手,做出一个抛物的动作,“一下就扔了下去”。

其实听到这里,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大概了,看来此前辛安说的也是事实,警察已经定性。但我还有一个疑问——辛平来找我,讲这么多,究竟是为了什么?我没有思考那么多,而是直接问她。

没想到,我正想着,辛平竟直接朝我跪下了——她提出一个在我看来有些奇怪的请求,希望我 “帮帮忙”,控制一下辛安现在的状态。

辛平挪到我身边,近乎哀求:“你们是不是有一个物质依赖科,专门治这种吸毒的人,他毕竟是我弟弟,你能不能……”

“不要说了。”我赶忙往后躲。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是想从我——所谓的“专业人士”这里找到“某种针对吸毒人员”的方法,暂时缓解现下的状态,辛平很急切:“多少钱都行,你卖给我,多少都行!”

我语气坚定:“我没有办法,医院更不是法外之地,你只能报警。”

辛平站起来,一把将我手里的罐子夺走。

“你就当我没来过,我什么都没说。”说完她就要离开。

我脑子里闪出施主任说的那句——“什么样的情况下一位母亲才会抱着孩子一起死”。

我大声喊住辛平:“想想你儿子!”

辛平停住了,背影在剧烈地颤抖。她慢慢地回头,对着我点点头,转身加速离开。

后记

这个故事,是张哥在球场告诉我的。张哥已经步入中年,打了几个来回就喘气,坐在球场一边的水泥地抽烟。我记得他讲到这里,烟也抽完了,场子要散了。

我追着他问:“那后来呢?”

后来辛平的确去报案了,辛安也被抓了,警察还来医院了解了巴婶儿的情况,最后辛平将巴婶儿转到其他医院去了。

张哥把烟踩灭,叹口气:“哎,转到其他医院了,估计是得……”我知道他的意思,照这个情况看,巴婶儿已经是事实上的无亲无故了,不管她愿不愿意出院,以前的生活都回不去了,未来的生活,估计她也很难挺起勇气面对。

球场星星点点,灯都快灭完了,张哥骑上电驴要回去了。我忽然意识到,怎么张哥描述这件事情时,一提到小何就格外来劲,赶紧几步赶上他的车:“哎,我记得咱们医院那个心理门诊,是不是有个女治疗师,中级,好像……姓何来着?”

张哥戴上安全帽,样子很是神气:“什么女治疗师,那是你嫂子。”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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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阳光普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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