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与青春的缠斗

1

2018年夏天，县城老家的房子供暖改造，我回去照看施工。屋里的暖气片都要拆下来换成新的，少不了移动家具。我挪动沙发时突然从里面掉出一本杂志，书页里滑出一张光碟。我先是一愣，恍然记起，距离上一次小心翼翼把这东西藏起来，已经隔了快20年之久了。

一瞬间有什么东西触动心弦。我摆弄着碟片，吸溜一口保温杯里的茶水，静静等待着昏黄的记忆重新浮出脑海，好不容易才拼凑出段超的模样来。

段超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人长得黑黑瘦瘦，中等身材，有着一股子执拗劲。作为80后独生子女的我们曾被称为“小太阳”、“小皇帝”，但和现在的孩子相比，其实独立得很，读到小学三四年级后就很少让家长来接送了。小孩子建立友谊的方式往往是从结伴回家开始，段超和我却不在此例——我步行回家，他家离学校很远，每天“掏裆”骑着“二八大杠”上下学。

我俩能混在一起，是因为都爱玩街机游戏《三国志》。我俩放学后常常一头钻到街机厅里，拍出5毛钱换2个游戏币，迫不及待地开始“双打”。这样一来，回到家的时间会晚上半个小时左右，就算编出“值日”等花样百出的谎话，但父母还是很快就发现了我们“不学好”的秘密，我俩没少在众目睽睽下被揪着耳朵拖出街机厅。可县城里少说也有二三十家街机厅，段超和我后来专挑地点偏僻的地方来规避家长的眼目，小升初那个暑假，硬是酣畅淋漓地玩了1个月都没被捉到。

玩归玩，那时我俩的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进的是县里最好的初中。学校为保证重点高中升学率，划出4个“实验班”，我和段超通过自主考试，又进了同一个重点班，还被分成了前后桌。上初中后，我俩的脸上不约而同地钻出髭须，我觉得很困扰，不敢用父亲嗡嗡叫的电动剃须刀，就像园艺师般偷偷地用硕大的剪刀剪。段超更夸张，上课时用俩指甲盖剋住胡须，一根根揪下来。

1996年，县城的学校率先实行周末双休制，但很多单位还是大、小礼拜交替制（一周休两天，一周休一天）。我和段超商量好瞒着父母，每隔一个周六便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其实是去街机厅报到。我的学习成绩开始下降，母亲总是唠叨电子游戏害了这代孩子——她当时准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加厉害的等着我们呢。

那股魔力扰乱段超和我的心神，是从前桌的乔胖子拿出一本漫画书显摆开始的。90年代漫画书很流行，除了去街机厅，段超和我的另外一个爱好就是看漫画。我俩每个月还要攒笔“巨款”购买漫画书，他追《七龙珠》，我追《天子传奇》。乔胖子那套名为《狼人沃尔夫》的漫画我俩是第一次见，故事情节不怎么精彩，但每隔几页就会出现“带颜色”的画面，狠狠地刺激了我们。

“还有吗？”段超一口气看完后问乔胖子。

“这书出了3册就不出了，想看的话我家还有全套的《黄龙之耳》和《DNA2》。”乔胖子得意地告诉我们。

很长一段时间里，乔胖子总带漫画书来借给我俩看。这类大尺度的漫画对青春期的我们诱惑难当。十四五岁的少年悄悄萌发了某种意识，原来沉浸在电子游戏世界里的脑袋突然就充满了荷尔蒙，就连商店柜台里的人体油画扑克牌和带半裸画片的一次性打火机都充满了神秘的吸引力。

段超和我不仅上课偷看漫画，也带回家偷看，厕所成了阅读的重要阵地，一去就半小时起步，直到父母在外面拍着门喊。一个多月后，乔胖子的漫画书看尽，我们感到莫名地空虚。

这类从日本流传过来的漫画大多是盗版书，想买的话要去县城里统一的书摊集市。段超和我再去书摊时，将注意力转移到那些“带颜色”的书刊上。买漫画书还好，奔着什么内容去的，买卖双方心照不宣，但要买那种显然是成年人才看的书，就需要勇气了。段超脸皮很薄，即便老板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本封面上印着红袄绿裤的女人、写着“刺眼”的“丰乳肥臀”的小说，他也绝不敢拿起来翻一翻。这种“虎”事儿通常是我来干的，我先深吸一口气，假装坦荡地抄起书来粗略翻几页，没有看到期待的那种情节，就再换一本，直到选中内容不错的。但翻得太久的话，老板一双眼睛就锥子似地盯着我，搞得脸上火辣辣的，只好掏钱买下。遇到那种薄薄的塑料膜封住的杂志，我们就为难起来——不能打开窥探内容，偏巧封面和简介又十分诱惑，明晃晃写着什么“三级女王”、“诱惑写真”之类的小标题，撩得我俩心里痒痒的，可往往孤注一掷斥重金买回一本，打开后的内容又大失所望。

两个初中生本来就零钱有限，多出一笔开销，只好时不时假传老师“旨意”，以买学习材料为名从父母手里骗来十几元钱做“购书基金”。还有一个担忧是，买来的书看完舍不得扔掉，放在家里容易被家长发现，于是段超和我又琢磨出了“租书”的点子来：租书店里不仅有各种大尺度的日本漫画，还有各种打着武侠旗号夹带色情内容的低俗小说。租一本一天才5毛钱，既划算又安全。这活儿自然还是脸皮较厚的我去干，我看完后再给段超带回家看，第二天我再去还书、续租。

几个月后，我成了租书店的常客。没想到，已经混得很熟的老板有一天反常地翻开我还回来的几本漫画书逐页检查，赫然发现有几页被人小心翼翼地齐根撕掉了。我有些懵了，舌头立即短了一截，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训斥，还扣了一半押金。我把这事描述给段超，他的表情很奇怪。“哦……我看的时候也少页……”段超吞吞吐吐地说。我深感疑惑，这书只有我俩经手过，我看时明明内容是完整的。

直到有一次我去段超家找他，他妈妈说他出去买东西去了，让我进屋等他一会儿。我一时手欠，在摞在桌角的一堆漫画书里翻来翻去，突然发现一个白色的小本本，是由很多漫画书的内页粘在一起而成的，里面全是我们租过的书中带“那种”情节的页面，更让我惊讶的是，有些和谐、抹白的画面还被人精心地用铅笔画了出来，乍一看还真是以假乱真呢。我知道段超练过书法、学过画画，在语文书的空白处画贝吉塔（漫画《七龙珠》里的人物）惟妙惟肖。

段超回来后，我没有点破此事，不知道那是不是年少的我变得成熟的开始。

2

初二新学期开学，我发现生物课本上有些内容竟然比那种漫画书还要“火爆”得多。《生理》和《生殖》两章不但把男女生殖系统画得清清楚楚，还配有侧面解剖图，看得不少女生面红耳赤，男生们则坏笑着好一番议论。段超偷笑着对我说：“看到时候老师怎么讲！”

我俩日盼夜盼，终于轮到该讲这两章的日子了。

生物老师是一个带着圆镜片眼镜的女老师，最多也就30岁出头。那天上课时她的表情中似乎有一丝羞涩，翻开课本说：“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的内容同学们看一下就行，这两章不是考试重点，咱们往下讲第十二章。”说罢，就拿起粉笔写起板书来。

我回头和段超对视了一眼，大失所望。即便老师不说，好奇心也早催促我将那两章自学好几遍了。我们明白了课堂上女生举手后尴尬地跑出教室、体育课上神神秘秘和老师耳语后便跑到树荫处休息的缘故，但还是无法抵御防不胜防的色情作品的诱惑和体内偶尔涌出冲动的困扰。

漫画和文字的表现力终究有限，再加上后期出版的漫画越来越多地将那种情节的画面抹白，变得毫无看点、兴味索然了，段超和我进入了审美疲劳期，一度退回了租书押金那笔巨款。

班里的王大利是学习成绩稳坐倒数第一的主儿，一张油印的数学试卷10道判断题、15道选择题他蒙了个遍，可以巧妙地避过所有正确答案喜提0分，气得他爸赏他一顿老拳后干脆给他报了体校田径队。王大利上午来学校上课，下午去体校训练，班主任对他也是半弃管状态，只求他不惹是生非就行。

王大利和段超说他去过录像厅看通宵场。我们县城里只有一家电影院，现在的我还能依稀记得《画魂》上映时张贴的海报大胆裸露着的女性胴体，《泰坦尼克号》杰克为露丝作画的经典裸戏更是印象深刻。而录像厅则遍地都是，门口立一块黑板，用粉笔写着当日播放的片名，2块钱白天场，3块钱夜间场。王大利“白话”得唾沫横飞，他说，午夜之后就会有不被写在小黑板上“带颜色”的片子放，撩得段超和我心痒难耐。

段超琢磨出一个点子，我们都和父母说去对方家住一晚，其实那天晚上在王大利的带领下，我们一起钻进了黑乎乎的录像厅。3个傻小子熬到天亮，也没等来“带颜色”的片子，尽是些武打和枪战的电影，吵得脑壳轰轰响。王大利尴尬地说：“老板可能忙乎忘了，其实看了也没啥太大意思，‘关键部位’都是有一条绿杠挡住的。”我心里暗笑王大利牛皮吹破了，他讲得那些估计是听体校的臭小子们瞎传的。

经历那晚之后，段超和我基本死了看那种电影的念头。谁想到五光十色的诱惑无处不在，我俩很快就有了意外收获——一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俩碰到一个形容猥琐的中年男子，跟着我们走了一会儿，凑过来念念有词：“生活片、杂志……”

“啥杂志？”我搭茬道。

他敞开上衣，衣服里子上竟然挂满了各种带着刺激封面的画报。我这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作《Playboy》的外国杂志。虽然上面的英文看不太懂，但穿着很省布料的金发女郎已经足够震撼到两个未见过世面的毛头小子了。一本杂志要40多块钱，段超和我便掏出了一周吃午饭的钱。很长一段时间，这人总是在校门口鬼鬼祟祟地出现，段超开始对他身上那种带彩色贴纸的碟片感兴趣起来。

“这是啥？”他好奇地问。

“VCD，生活片，内容火爆，贼刺激！”那人朝我俩挤眉弄眼。

我没想到段超竟然果断摸出30元巨款买下一张碟片——当时这东西需要VCD或DVD机才能看，一台机器两三千元，很少有人家里有。即便是能找到，想看碟也需要既赶上学校放假、家长又不在的时候才行。果然，那张碟片还没能等来被揭开神秘面纱的那天就被段超他妈发现了，她捏着光碟来我家找我妈，说是我带坏了她儿子。当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下降，我妈也憋了一肚子火，两个当妈的狠狠吵了一架。

我放学回来，母亲训斥我说：“……以后别跟段超玩，离他远点！”我心想这小子肯定是把买碟的黑锅扣到我头上了，心里也窝了一股火。转过天来找段超算账时，发现他走路姿势怪异，一问，原来是被他爸扭住一条胳膊，屁股上挨了一通飞脚的“症状”。我努力憋着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

段超和我仍旧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该干的“坏事”一样也没少。那种东西看得多了，我俩讨论此类话题时也越来越坦诚。段超说，他家住的平房只有一间卧室和一铺火炕，他很小的时候夜里醒来看见过爸妈偷偷在做奇怪的事情。上初中后他经常偷偷在被窝里藏好纸，等父母熟睡后开始探索身体的快感。

段超说的事我也做过，不是学来的，完全是出于一种莫名的本能。当时我内心还是很有压力的，听到他也这么干后，心里反倒添了些许宽慰。后来我在新华书店买到一本李银河写的《虐恋亚文化》，里面引用《金塞性学报告》的数据，说大约92%以上的男性或多或少都做过这样的事，才如释重负，彻底解开心结。那本书的末尾附了一部叫做《O的故事》的小说，描写的内容再次震撼了我。我偷偷把书藏在床下深深的角落里，“安全”的时候翻出来读一读，时间一长还是被父亲发现了。

“你看这书？”父亲拿着书问我。

“是啊。”我心里慌张，表面强作淡定地回答。

父亲想了几秒钟，没再说什么，放下书就出了我的房间。

见父亲并不阻止，我后来又买了薄伽丘的《十日谈》、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连《一千零一夜》里也有非常露骨的性描写。起初我都是奔着当“小黄书”看的目的，慢慢地才开始通读全书，走进了更奇妙的文学世界。

初二下学期，我的一篇征文登上校报的头条，语文老师和同学们的一片赞誉让我“飘了”，自然而然地把很多精力放在推敲如何写出好文章继续霸占版面上。我的物理和化学成绩也还算可以，只有数学较差。尽管我的身高已经达到1米79，班主任还是把我调到前面第4排的位置，显然在他心里，我是那种“可救药”的学生。

论学习能力，段超并不比我差，但他却没有收心的意思，我俩座位不挨在一起后，他慢慢和最后排的几个同学混到一起，只要不是班主任的课，就会从后门溜出去四处游荡。

3

1999年，我进入县城第一中学就读，段超去了七中。我上了高中后虽然学习紧张，但还是能腾出一些时间来做“坏事”的。有时候那张夭折的VCD上诱惑的图案会从脑海里跳出来——未能看到内容，总有一只小爪子挠得心痒。

高中同学张小波家有DVD机。他父母是开工厂的，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几个“志同道合”的坏小子一拍即合，谋定了“看大片”的计划。我偷拿了爸妈的磁卡在公共电话亭打传呼（BP机）约段超一起去“搞碟”。那时县城里已经有很多出租录像带和碟片的店，“二级、三级”的碟片可以出租，“一级”的风险高，只能买。我把段超介绍给我的新朋友们，一张“三级片”放完，他们已经戏谑耍闹成一团了，大家急不可待地催促张小波把“一级”的碟放进影碟机。

那是一群十七八岁的少年第一次看到如此毫无遮拦的画面，原本喧闹的场面诡奇地静寂下来，大家大概都有种“原来是这样！”的惊讶与震撼。

过了好久，才有人笑骂道：“……和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虽然张小波说他爸妈照看厂子去了，但每次听见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时，大家都很担心，让张小波将播放的声音调小。几番“狼来了”之后，刚放松警惕，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停在门外，紧接着传来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音。哥几个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张小波冲上前想要退出播放，偏偏就卡了碟。电视屏幕正好对着门的方向，而画面正好卡在最“不堪入目”的镜头上。

门开了，张小波的父亲提溜着一塑料袋青菜进来。他瞟一眼屋里的情况，照理说不可能没看到电视画面，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道：“小波啊，我给你同学炒几个菜，一会儿吃饭啊！”然后直接进了厨房，很快传出水龙头的声响。

张小波这才拔了机器的电源又再插上重启，好一会儿才手忙脚乱地退出碟片塞给了我。大家总算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也是从那次起，我敏感地意识到，其实我们搞的这些事情，被成年人发现了也没啥大不了的，他们虽然反应各异，但大多目光闪躲，似乎比“作案”的我们更加无措。

上了高二我的身高窜到了1米82，被班长强行拉进篮球队备战学校的篮球联赛，有时候还会去网吧玩“CS”和“帝国时代”，很大程度上分散了课余生活精力，不再琢磨看碟的事了。

段超所在的七高是县城排名末尾的，不进学年前20名很难考上本科院校。成绩坠落到学年“打狼”的位置后，逃课成了家常便饭，他经常叼着烟卷和几个混混模样同学在校园内外闲逛。

有一次，他来一中看我时告诉我，他相中了七中与他同年级的一个女生，死活拉着我逃了语文课，打了辆“电驴子（电三轮）”去他们学校的教学楼门口“蹲坑”。下课铃声响过几分钟后，那女孩独自出现在红砖铺成的甬道上。一中校规严格，学生必须穿校服，女生要么短发，要么头发必须扎起来。七中则不然，那女孩长发飘逸，一件短短的T恤衫下，浅蓝色的牛仔裤紧紧地绷裹着臀部和大腿，她的腰肢款款扭摆，与浑圆有关的那部分极富韵律地轻轻颤动，荡漾出一种与高中女生不相称的风情，让段超和我足足跟了两三条街方才罢休。

“长相没看清，身材真是不错。”我假装经验老到地说。

“我的眼光不错吧？”段超有些得意起来。

“一次也行，死也愿意。”他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我想了一下才懂他的意思，朝段超胸口锤出一拳：“说啥呢！”

当时的我不知道他这句话并非玩笑。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晚，我下晚自习准备徒步回家。晚风轻拂，我按开别在腰带上的、借来的三洋随身听，里面插着我当时最迷的黑豹乐队的盗版磁带。《无地自容》的前奏正带动我鸡啄米般地点着头，忽然就被吓了一跳——段超正站在校门口的阴影处等我，我赶紧拽下耳机，凑到他的跟前。

“有钱没？借我点！”段超一照面就问。

“需要多少？干啥用？”

“有多少要多少！”他急切地说。

我摸出一张黄绿色的50元大票，他一把扯过去，转身匆匆地消失在夜色中。

我拧着眉头纳闷，犹如被扔在五里雾中，重新把耳机塞回耳朵里，已经播放到《Don't Break My Heart》了。

最终，段超因为追那个女生捅了马蜂窝。

那女生是七中一个外号“大猛”的男生的女友。“大猛”人高马大，丑得要命，脸上还有一道刀疤，虽然也是高中生，却和被开除了没啥区别。他从不在课堂上待一秒，终日在县城几所中学间“威风凛凛”地游荡，有时挑起打架，有时又帮打架的“平事”。

这些段超都知道，但他还是鼓足勇气拦住那女生，非要请她去县里档次最高的冷饮吧坐坐（这或许是朝我借钱的原因）。横刀夺爱未果，他还被“大猛”在校门口截住，因为不愿当着喜欢的女生的面认怂，倔强地梗着脖子，在围观同学甚众的情况下被“大猛”打得额角开裂，鲜血垂流如同蜿蜒的小溪，那种羞辱和无力，我感同身受。

“你跟她说过话？”后来我问段超。

段超不说话。

“你喜欢她啥呢？”

段超还是黑着脸不回答。

没想到，这是我问他的最后一句话。

那件事发生后，段超干脆不上课了，没过多久就辍学了。他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终日混迹于街机厅、电脑房。

2002年，我考入省城的大学，和段超就再没联系过。那时我俩都没有加QQ，也没手机，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在这个岔路口走散了。

4

去大学报道之前，我小心翼翼把碟片藏在自己认为最稳妥的地方——沙发的夹层里。

大学寝室里有一台电脑，电话线拨号上网的速度像乌龟爬，挂着“哇嘎”一整天才能下载一部“毛片”。男生寝室不到熄灯时间，门总是大敞着，谁进来都能看上两眼，少年时代让我紧张得心咚咚直跳的图书与影片的情节，再也没有了神秘感。室友们围坐在一起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时，我想起被段超带着专程去看姑娘的往事——似乎在每个男人的记忆里都有一位早早觉醒、摇曳生姿地穿过操场的成熟姑娘，曼妙曲线散发的无穷魔力吸引了无数性意识刚刚萌动的男孩子在寂静的深夜里辗转反侧。

许多年后才流传起“苍老师”的梗，其实当时的苍井空不过是“其他老师群体”中普通的一员，不温不火。大学男生的关注点，已经不在小电影本身——谁是哪位“老师”的粉丝，从戏谑损友的标签，演变成一种话题文化。这种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的魅力像从前的街机游戏一样，诱惑大减。我宁愿从图书馆里借来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或福柯的《性史》似懂非懂地浏览一遍，然后根据学来的皮毛，从哥们拖拽毛片的进度条来推断他的“性偏差”，很有种窥探他人隐私的变态快感。

同时这些性学著作也引发了我的思考：我们这代人从幼年开始就是有很多问号的。家长们一方面对两性之间那点事视为洪水猛兽捂着盖着，一方面又在照相馆拍照时特意将男孩的开裆裤敞开，像是在炫耀着什么。幼年时代的我曾十分困惑于成年人要求“吃个鸡儿”的迷惑行为；也能回忆起被妈妈领着去女浴室洗澡时那升腾的模糊的水雾；还记得从床垫下摸出造型奇特的“气球”，吹得鼓胀起来，在大人们尴尬的表情前兴高采烈地玩耍……毫不夸张地说：在交到女朋友之前，我们关于“性”的知识，还是真是从毛片上和“苍老师”那里学来的。

大学课余生活丰富，放假我也很少回县城，偶尔回去一次，竟然看见段超开着一辆电三轮等在斑马线前，后车厢里装着十几桶纯净水。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停在我面前几十秒，竟没有认出我来，而我正犹豫是否上前打招呼时，他已经驾车走了——后来听说，段超送水的工作也没有干多久，他是同学中极少数始终没能走出县城的人，不上网时就在县城街上溜达。

“段超这孩子算是废了。没学历、没技术、没背景，小钱不愿挣，大钱挣不着，上哪儿讨老婆去？”母亲似乎还记着段超妈说“我带坏了她儿子”那句话的仇。

我不知道为什么学生时代过得那么慢，每样事情都像翻开的漫画书页记得分明，而步入社会后眨眼就是一天，回首便是一年。从少年时代不敢正视身体出现奇怪的变化，到成年人在微信群里毫无预警地“开车”，再到有些刚过不惑之年就提不起“刀”来的中年人，曾经被称为“垮掉一代”的80后，正在变成社会中坚力量，也正在老去。

想想当年围坐在电视前看毛片的几个死党——班长已经晋升到一线城市公安系统副处级干部的位置，化学课代表在全国排名前10的大学做副教授，张小波在上海创办网络技术公司赚了大钱，就连王大利都靠体育特长生上了个正经本科大学。青春做伴一起莽撞的少年们面对人生必将经历的诱惑，神魂颠倒地得那样整齐一致，而后面的路却大不相同。

2016年，母亲在当年我就读的小学门口遇见段超妈妈，俩人仍旧没搭话，像陌生人般擦肩而过。我的堂弟也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二婶和段超妈妈关系不错，从她那里得知已近不惑之年的段超至今仍是未婚、无业状态，全靠啃父母的养老金过活。光阴荏苒，恍然间20多年逝去，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那张害他挨揍的光碟，还有那穿过操场的妖娆姑娘。

我把碟片重新夹回到杂志里，轻轻放到书桌上。快20年过去了，父母真的没有发现过吗？抑或只不过是佯作不知，看过后又放回原处而已？或许他们明知我的好奇，但却苦于找不到一种很好的释疑方式？

后记

2012年《泰坦尼克号》3D版重映时，我揣着怀旧的情结去影院观摩，发现删掉了经典的裸戏场面。

2019年秋季的一天，我和去学校接女儿放学的同事顺路，闲聊到高中生早恋的问题，我问道：“问没问过你女儿，上初中时生理与生殖那两章老师是怎么讲的？”

“我还真问过，老师一带而过，说不是考试重点，就跳到后面的章节去了。”同事回答我说，“别看我姑娘绝大多数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可关于男女之间的那些事好像什么都懂，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学来的。”他搔着头发稀疏的脑瓜顶，憨憨地笑着说。

2021年两会期间，我注意到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将性健康教育纳入中学生教育课程体系，做出明确的课时安排；设置性健康教育教师岗位；制定全国性的性教育课程标准或指南，支持开展性教育的研究、资源开发以及教师培训；将性教育课程的教学评估纳入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和评估体系中，监测性教育教学效果。帮助孩子健康地度过萌动而不安的花季雨季。”

6月1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首次将“性教育”纳入其中，提出学校、幼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

对此，我跳起来举双手赞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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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少女》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