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老师外出打工的26年

征稿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1

1994年春节，已在通化打工一年多的二姨和二姨夫回乡串门，在我家落脚。二姨算衣锦还乡，柔软的皮大衣上挂着厚厚的狐狸毛领，我妈眼睛都看直了。

亲姐妹不藏话，二姨向她透了底：“通化那边认装修，活多价也好，就凭我姐夫的脑袋，几个月就成手了，比在农村肯定是强多了。”

我妈的心彻底活了，二姨他们走后，她就反复唠叨我爸：“你要不去，我就领着孩子自己去。”

彼时，爸爸是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也是村子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人。他代了10年课，转正的事儿却一拖再拖。每月他领回的工资极少，家里的大部分开销还得靠妈妈上山刨根、采蘑菇补贴。

妈妈不肯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一唠叨就到了正月末，爸爸脸上的不悦越来越深，可还是不吭声，因为他舍不下代课老师的身份和他那厚厚的小说手稿。

一天，妈妈流着泪说：“不行就离婚吧，这日子我过够了。”爸爸又坚持了半年多，还是败给了这句话。

8月，7岁的我跟随父母从“东北大城市”铁岭的一个小山村，举家迁徙到200多公里外的小山城通化。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也是我第一次进城。长长的绿皮火车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窗外的光线忽明忽暗，我的手在爸爸的手心里出了好几波汗：“爸，天怎么又黑了？我害怕！”

“又进山洞了，坚持一下，几分钟就好。”爸爸的语气里，听不出是什么心情。

妈妈认准的通化，此后就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座位于长白山余脉的小山城，四面环山，印象中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入它的腹地，都得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

等火车进站的时候，天已经暗了，我看到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惊呼：“真好看啊！”

妈妈狠狠地白了我一眼，小声警告：“小点儿声，别丢人！”

我不明白人丢在哪儿，有点委屈地噤了声。走出车站，我们迅速被一群拉客的司机围住，我有点害怕，拉紧了爸爸的手。这时，前来接站的二姨夫远远看见我们，他扒拉开人群，冲进来一把抱起我，接连在我脸上亲了好几口。

之后，我们带着行李穿过一片五六层高的楼群——彼时，这就是我眼里的巨型建筑，然而我们并没有入住高楼，而是在一片平房区停了下来。

那片平房距离火车站非常近，附近有很多铁路家属楼，被当地人称为“老站”。我的新家就在“老站”一处没有灯的胡同里，小小的一间房子，外屋放了一个炉子，内房只有一铺炕。

当晚，简单的行李卷往炕上一铺，我们一家就算在通化落脚了。

第二天，爸爸就跟随二姨夫、老姨夫出工了。在通化，没人再喊他“王老师”，他的新称呼是“王木匠”。隔日，母亲也找到了一份营生——在家附近的一家酒坊里卖酒。

城里不比农村，妈妈不允许我满街跑，把我一个人锁在家里。每天，我扒着窗子往外望，仅能看见铁栏杆外面狭窄的胡同和对面三五间平房的窗子。远处的楼群，一点都瞥不见。屋里没有厕所，我又憋不到妈妈下班，只能在外屋的塑料桶里解决。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个月。

自从到了通化后，爸爸再也没有准点下班过。他每天回家都很晚，浑身是灰，脚很臭。他洗完头就用热毛巾擦擦后背，然后一边泡脚一边吃饭。屋里的灯只有几瓦，很暗，爸爸一边夹菜一边盯着碗边的书。字很小，他看得很慢，饭也吃得慢，还一小口、一小口嘬着杯子里的白酒。妈妈总是不满地催促，可爸爸并不理会她。

爸爸在城里挣的第一份工钱是960块。妈妈数了好几遍，感叹道：“这可比当代课老师多多了！攒个几年，我们就可以在通化买房了，以后就是市里人了！”

爸爸抿着嘴，没有抬头，目光仍在书页上。

隔天晚上，爸爸嘬了一口酒，愣了，说味儿不对，不是自己平时喝的酒。妈妈白了他一眼，说他的嘴比狗鼻子还灵，继而又压低声音说：“我在店里打的，打多少，就往缸里添多少水。”

爸爸的脸一下就变了，拉得老长，让妈妈以后别干这样事儿，然后就将酒杯推向一边，眼睛又回到了书上，妈妈不满地嘟囔了一句：“神经病。”

很快就到了冬天，城里得靠烧煤取暖。煤贵，妈妈舍不得用，晚上才生火，屋棚顶和墙壁四角已经生了厚厚的霜，我缩进被子里写作业，手依然冻得发木。

一天晚上，男人们在我家开会，算计着干一件“大事”——离“老站”不远处有一处锅炉房，给附近的楼房供暖的，院子里有很多煤，垒得很高，有的都超过了院墙。二姨夫说：“我借个倒骑驴，趁天黑拉两车（煤），保准没人发现。如果发现了，我一个人扛，不是什么大事儿，最多关个两三天。”

“干！”家族里的其他男人都表了态，只有爸爸不吭声。妈妈见状，不满地说：“你要不去，我就去。”

最终，爸爸还是跟着去了。这次偷煤行动很顺利，他们没有被人发现，爸爸却没有往家里扛回一袋煤——他只干了放哨的活儿，连煤都没摸。

夜里，爸爸躺在炕梢，眼睛直勾勾的望着棚顶的霜，妈妈声泪俱下地数落他“完犊子了”，我缩在墙角不敢吭声。

突然，爸爸拽被子蒙上脸，声嘶力竭地哭了出来：“可是，我是个老师啊……”

妈妈的声音没了，两行泪挂在她的脸上。

2

进城的第三年，妈妈的买房计划终于提上了日程。当时，她手里握着3万元现金，和爸爸一起把“老站”的二手楼房看了个遍，价比三家、讨价还价、精明地算计着。

然而，就在交定金之前，爸爸收到了奶奶的传呼，说老叔要结婚了。爸爸是家里的长子，13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那时老叔才两岁。

“我不能不管，他得娶媳妇。”水泥地上到处都是烟头，爸爸低着头，妈妈的眼眶又红又肿。

最终，没交出去的定金成了老叔迎娶婶婶的彩礼。买房计划落空了，妈妈很失落，爸爸为了哄她，我们就从“老站”搬去另一个棚户区住。那个新房子有个院子，屋子大了一倍，窗子也大了一倍，租金亦然。

同年，二姨家和老姨家相继在通化买房，从此告别棚户区，“上了楼”。随之而来的还有“连桥（连襟）三人组”的散伙——我的两个姨夫受不了爸爸“多事儿”，他接连两次把应该到手的钱搞飞了。

第一次“白干”，缘于东家爷俩意见相左。装修的房子是儿子的婚房，但监工督工的是老子。工程干到一半儿，儿子来“视察”，爷俩因吊顶的形状争论起来。老子要圆吊，儿子要方吊，各说各的理，从审美一直吵到风水。二姨夫、老姨夫见状，悄悄摸出门点了根烟，爸爸却在里面看了人家爷俩吵架的全程。最后，他忍无可忍，对着那个儿子一通教育：“有你这么跟你爸说话的吗？老师怎么教的你？书都白读了！”

等二姨夫和老姨夫闻声跑进来的时候，少东家已经指爸爸的鼻子开骂了：“你个出苦力的，轮到你对我指手画脚了？你算老几啊，你还想教育我？你给我滚出去，这活不用你们干了！”

爸爸气得眼睛通红，还想再教育，却被老姨夫拉出了门外。后来，连儿子带老子，都不接爸爸的电话了，工钱自然一分也没结到。

爸爸在家窝了一周的火，还没少被妈妈数落。好在，姨父他们紧跟着接了一个饭店包工包料的“大活”，妈妈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了一点儿。

饭店等着开业，工期紧张，二姨夫雇了一个不满20岁的力工一起抢活。小伙子刚入行，下料出了错，十余张板子废掉了。按照行规，这料钱铁定得他来赔，二姨夫提出用工钱抵料钱，小伙子眼泪巴巴地默认了，可爸爸偏偏跳了出来：“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这么个扣法，他得干到啥时候？我看算了吧，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谁家孩子还没犯过错？”

二姨夫盯着爸爸，铁青着脸，一言未发。

“连桥三人组”散伙后，这个小伙子找到爸爸，要拜他为师。爸爸很高兴，大嘴一张，要和徒弟五五分账——当时，行内学徒的工钱极少，有的在出师之前甚至没钱拿——因为这事，爸爸在通化的装修行里得了个“王二五”的名号。妈妈气急败坏地跟我抱怨：“你爸就是个‘正坟不哭，哭乱坟岗’的主儿！”

1997年，通化的新火车站建成了，仍在原来的位置，只是建筑翻新了。站顶矗立的时钟指针采用了夜明设计，一时间引起热议，同学们纷纷赶在晚上去站前广场望上一望。老师顺势布置了命题作文《参观通化市火车站》，并告知大家要用这篇作业参加省里的作文比赛。

我向爸爸开口求援，正和妈妈冷战的爸爸没有立即表态，第二天，他一个人去火车站参观了一番，回来就写了一篇样稿让我参考。我没有重写，而是直接将爸爸写的稿子交了上去。几个月后，我拿到了人生中第一个作文奖项，收获了同学们羡慕的眼光。

然而，也是在这一年，“穷”的概念第一次入了我的心。

这年冬天，我带同学回家写作业，第二天的班会上，老师让每个人分享一个故事或者一点心得体会，那个同学哽咽着描述了我家的简陋，最后发表感想：“农村来的孩子真不容易啊，那么穷还那么努力，我们都应该向她学习……”

此前，没有住过楼房的我并不知道我家住的棚户区和同学家的楼房区别在哪儿。可这次班会之后，我就莫名成了班里“人穷志远”的典范，老师隔三差五就把我拿出来教育别人。

到了1998年春节，我家却俨然已经成了老家人眼中的“富户”。我们“荣归故里”，妈妈如愿穿上了带毛领的皮大衣，爸爸也穿了一件。

爸妈将在通化路边买的葡萄酒分发给亲戚，说是“通化名酒”。其实，通化出名的那一款“老红梅”葡萄酒不是塑料桶装的，是玻璃瓶装的，一箱6瓶，售价120块。一开始，爸爸想买“老红梅”带回来，妈妈冷着脸说：“你都还没喝过，凭什么给别人买？”于是他们出了店门，在路边花120块买了15桶不知名的酒。

与熟人寒暄中，妈妈的大毛领在寒风中飘起几个层次，配得上她的容貌，村里的女人们看妈妈的眼神，亦如当初妈妈看二姨一样。可没人知道，我在学校里是“穷”的代名词，包括爸妈。

这次回来，妈妈决定将农村的老屋卖掉，她谈好了价，6000块，找担保人按了手印。

除了爸爸的一箱子书，老屋已经没什么东西了，他从一堆书中翻出了自己的小说手稿，已经被老鼠啃得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洞。爸爸低着头，划了一根火柴，把书稿烧了，他嗓子眼里流一句话：“没退路了……”

离开时，一群乡亲送我们至村口，十分不舍地问何时再回来，几个爸爸曾经的学生，眼眶红红地喊他“王老师”。

等我们回到通化的出租屋里，生活又露出了真实的面目。因多日未生火，自来水管上冻了，爸爸把东西一放，屁股都没落下就去生火。

妈妈坐在炕上，第一件事就是翻兜数卖房款。印象中，妈妈最大的爱好就是数钱，仿佛数着数着，钞票就能多出几张一样。然而那天，她数完，发现钱少了20张，顿时脸色惨白，又将她的皮大衣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小刀划过的口子，于是她喊住了一直在忙活的爸爸。

妈妈觉得，这钱肯定不是在火车上丢的，应该是被村里的熟人偷了，还把自己见过的人都咂摸了一遍。最终，爸爸说：“别瞎猜了，我拿的。”

妈妈的眼顿时瞪得浑圆，盯着爸爸要拼命，我吓得上下牙一直打颤。可爸爸平静地说：“孙晓峰上大学了，学费拖了一学期都还没交。我好歹教过他一场，他天天喊我老师，我……”

爸爸的话还没说完，妈妈就怒吼道：“你以为你救世主啊？孙晓峰他家孤儿寡母的，哪辈子能还上这两千块钱？你脑子进水了你敢借他？！”

爸爸低着头，声音极弱：“不是借的，我给他的。”

此话一出，妈妈猛然抓起皮大衣扔到爸爸头上：“老师、老师，人家叫你声‘老师’你就把自己当圣人了！你睁开眼看看自己家过的是什么日子。她二姨她老姨都‘上楼’了，就咱家还住在这窝棚里，你顾这个顾那个，你怎么不想想我们娘俩？我们就活该跟着你吃苦受冻吗？”

妈妈一边说一边哭，眼泪比爸爸刚缓开的自来水流得更顺畅。

3

2000年，我小学毕业了，我们住的棚户区也拆迁了，轰隆隆的推土机声响了一整个夏天，很多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我家窗前的视野一下子就敞亮了起来。

这时候，3万块钱已经买不到二手旧楼房了，但近在咫尺的拆迁让妈妈看到了希望，她找房东几番谈判，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竟买下了这套我们租了好几年的平房。

爸爸在通化装修行业已是小有名气的木匠，有了自己的家，他将浑身的本事都拿了出来，把平房彻底地装修了一遍。

我在“新家”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平整的地板、洁白的马桶、宽敞的客厅以及我的独立卧室……这一切跟二姨、老姨家的楼房并无差别。唯有厨房里的火炉子，还是旧时的样子，看起来与“新家”格格不入。

院子也被爸爸收拾了一番，全都铺上了地砖，还架了一组葡萄架，弄了石桌石凳，甚至准备了象棋。爸爸对我说：“周末没事儿的时候可以带几个同学回来杀几盘。”而我自那次带同学回来做作业之后，就再没带过任何一个同学回过家。

经爸爸这么一捯饬，我家俨然成了棚户区里的“豪宅”。妈妈脸上有光，总是说，如果动迁，我家肯定拿的补偿最多。

我上了初中后，成绩一路开挂，班主任对我极好，爸爸很感激老师对我的栽培，于是亲手做了根磨得极为光滑的木质教鞭，让我送给老师。

我握着教鞭出了门，心里却不禁泛起一阵酸楚——我没忍心告诉爸爸，如今的老师都用多媒体教学了，已经没人用教鞭。那根教鞭终究没能跟我进校园，我也不好将它藏在家里，只得无奈地扔进了垃圾桶。

在通化生活的第十年，二姨家盘下了一个铝合金加工厂，转行干门窗加工。二姨夫从老家雇来十余个年轻“学徒”，用低价的劳动力成本拉大了利润空间，当年他家就换了大房子。

姥姥姥爷也从农村来到通化，在二姨的厂子里负责看房、做饭。姥爷嗜酒，3个女婿中唯一能陪酒的就是爸爸。那时候，家人们已经舍得开上一箱“老红梅”了，但姥爷却不喜欢这红色的东西，只对白的感兴趣。

赶上过节，全家十几口人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做一桌子的菜。爸爸陪姥爷开一瓶“竹叶青”，姥爷喝到兴头上，起身走下桌，来了一段二人转。爸爸应和着喊上了几嗓，调却跑到了铁岭老家，逗得一屋子人前仰后合。

然而，这跑调的曲子不知道触到了姥爷的哪个神经，他立在爸爸写的一幅字面前，斜眼瞥着爸爸，冷言冷语地问：“这你写的字啊？”

爸爸完全没看出姥爷脸色有变，有点卖弄似地回应：“一半是右手写的，一半是左手写的。”

爸爸的书法的确好，早年当老师的时候，有一次干农活伤了右手手腕，便用左手写了一个月的板书，也练就了左右手写字看不出差异的本事。还在农村时，每逢过年，村里家家户户都求爸爸写春联。他有点儿小骄傲，等着姥爷夸，哪成想姥爷调门儿又起，二人转换了词：“百无一用是书生啊——”

那一晚，我记不清爸爸是如何化解的尴尬，也忘了最后是如何散的场。我只记得人走后，爸爸将挂在墙上的那幅字撤下来，拆了框子后，撕得粉碎……

多年后，我问过妈妈，当初喜欢爸爸什么。妈妈坦言，说那时觉得爸爸有文化，有种谦谦君子的感觉，姥爷当年也很欣赏他这点。

但离开讲台后，“有文化”在出苦力的打工市场里又有几分用处呢？随着二姨家、老姨家的“越过越有”，住在棚户区的爸爸逐渐不再被姥爷欣赏，甚至还被瞧不起。姥爷每每溜上几口小酒，总要贬损他一番。

4

2003年，我考上了通化市最好的高中，因为学校比较远，且在山上，我就选择了住校——这算是我迈出棚户区的起点。

高中课程安排得特别紧，周末只休半天，有时我两三周才回一次家，和爸妈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一个周末，我背着沉重的书包进了家门，锅里炖的鸡汤正香气四溢。之前，妈妈总说读高中耗脑，所以我每次回家，她都炖汤给我补。然而这次鸡汤的香气里还有一股浓重的中草药味儿，我警觉地冲进爸妈的卧室，发现爸爸躺在床上，脚肿得老高。

我这才知道，半个月前，爸爸在一次吊棚时摔了下来，右脚粉碎性骨折。我发疯似的冲他们嚷：“都这样了为什么不住院？靠土方子万一耽误了治不好怎么办！”

爸妈轻描淡写地圆了过去，之后就没人接我的话。因为不想上交分到手的耕地，爸妈的户口仍在铁岭农村，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医保，后来才弄明白，爸爸在城里干装修，都是私人的活，没有“单位”，更重要的是，爸爸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钱，哪舍得自费去医院？

那一年，电视剧《刘老根》大火，“药匣子”给通化的“万通筋骨片”做的广告在各大电视台轮播。老家的七大姑八大姨借此给爸爸打电话，夸通化的药好，之后爸爸便把一包一包的药往老家寄，从没要过一分钱，可他自己却靠土方子治病。

我眼里含着泪，不顾爸爸的一再反对，硬是亲手给他喂了一碗鸡汤。爸爸一边喝一边跟我说，老家的学校上个月给了一次政策，好几个在岗的代课老师转正了。

我想，我大概知道了爸爸是怎么摔下来的了……

2006年，我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离开了生活了12年的通化。

也许是穷怕了，一上大学的我就开始疯狂赚钱，做家教、卖电话卡，后来干“外联”干出了名气，干脆给各个校园组织拉活动赞助，然后对缝儿抽提成。很快，我成了学校里知名的“富婆”，不仅自己能交得起学费，手里还有一笔“不菲”的存款。

为了赚钱，长假我也不怎么回家，通化离我越来越远了。

2008年暑假，我回家的时候都快认不出地方了——过去的院子没了，盖了满院子的板房，只在大门和房门之间留了一条两人宽的窄道。爸爸拎着我的行李箱走进屋，大白天的屋子里竟像晚上六七点那么昏暗。爸妈都说已经习惯了，可我却受不了，问他们为什么要把院子盖满，遮得屋里一点儿光不透。

妈妈十分兴奋，说上头有政策了，“棚改”纳入保障性安居工程，盼了这么多年的拆迁，总算有眉目了。她听说，盖上板房就算没产权也可以“两平换一平”，可以多得不少补偿。

这么多年过去了，来量尺的人去了一波又一波，我家的房子仍在这里一动未动。二姨家在铁道边投资的一个平房倒是先拆迁了，给了两套房，还拿了不少现金。如今，她已经在通化最好的小区买了更大的房子。

说到这些时，妈妈的眼里有羡慕、有嫉妒，但更多的是希望。她对我说：“等动迁了，我和你爸就留一套房子住，其他的动迁款都给你，给你在大连买房子。”

我笑得不行，连连说好。这些年，拆迁在我们家已经成了“狼来了”的故事，我不想打击妈妈，只默默起身将家里的灯全都打开，方才觉得胸口压着的一口气喘了上来。

这次假期里，我偶尔和同学相聚，在通化的街头一走，才发现这一次妈妈的期待不是空穴来风——整个通化好像都在搞建设，大兴土木盖楼盘，连我们高中半山腰的一大片平房都拆了。

听说，曾经的城乡结合部江南开了大型商场“欧亚”，吸引了众多品牌入驻。那天，我带着好奇心前去，竟意外发现，曾经的郊区已经高楼林立，成片成片的豪华小区散落着，有种欧洲小镇的高级感。

晚上，我回到自家所在的棚户区，一种被发展的城市抛弃的孤寂感油然而生。

闲谈中，我和爸妈提起如今的江南有多漂亮。爸爸说，他近半年装的房子都在那边，“通化的有钱人基本都去那边安家了”。妈妈忽然插话：“对，你二姨家的新房子就买在那里！”

我默默喝下一口水，心想：我们家和二姨家的发展差距，一如江南和这片棚户区。

5

2011年，我已经参加了工作，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

自从通化的棚户区大面积拆迁后，大家都以为我家这一片拆迁也是早晚的事，可直到此时，还是没有动静。妈妈的身体大不如前，因为屋子里常年不见光，阴凉，她才四十多岁就有了“老寒腿”，气管也不好，总是咳个不停。

这一片区域仿佛被人遗忘，供电线路缺少维修，家里的灯一跳一跳的，有时开关处还冒火星，“呲呲”地响。我提出让爸妈买套房子，他们不同意，说等了这么多年，“现在搬走，不是傻吗？”我说房子不卖，放在这，另买一套楼房去住。

妈妈说：“拿啥买？现在房子都好几十万一套了，不卖这房子，没钱买。”

见她态度坚决，我不得已撒谎，说自己有对象了，这样的环境，我没法把人往回领：“钱你们有多少出多少，剩下的我来出。”

妈妈是个好面子的人，我的理由戳到了她的痛处，她终于松了口。于是，我将读大学时攒的钱尽数给了他们。第二年，爸妈就搬进了楼房——当然，他们买不起江南的房子，只是在“老站”的普通小区买了套两居室，总算结束了没有集体供暖的日子。

3年前，老家那边传来消息，说国家给代课老师出了政策，代课多少年就算多少年教师工龄，退休的时候“有说法”。爸爸听说后高兴得不行，他10年的任教生涯总算得到了认可，但退休具体可以领到多少钱，他身边还没有人领过，一时也无从参考。

一晃眼，爸爸离开讲台在通化打工已经26年了，他去过的工地几乎遍布通化每一个小区，脑袋堪称“通化的活地图”。他见证了这座城市26年来的变化，却依旧不是这座城市的在籍公民。

因为医保关系不在此，爸妈几乎不看病，也不体检。我离家远，照顾也不周。2020年秋天，爸爸忽然失聪了，不得不去医院，医生怀疑是突发性耳聋，让他住院做理疗，妈妈连比划带打字传话，可爸爸拉上妈妈就走，说啥也不住院。

几天后，爸爸的听力仍不见恢复，妈妈害怕了，打电话告诉我。我立即给他们订了当晚来大连的票，之后和先生强拉硬拽带爸爸做了系统检查。

爸爸的脑袋里长了脑膜瘤，医生推测，至少有8年了，已经压迫了神经。爸爸听不见，我瞒着他安排了手术，妈妈哭红了眼，一直问我得花多少钱。

我哄她，说“新农合”报销比例很高，且铁岭和大连同省，办起来方便，“钱的事儿不用担心”。而实际上，“新农合”在市级以上医院的报销比例很低，异地就医还要再折损一番。像脑膜瘤这样的神经外科手术，手术近一半的费用系材料费，不在报销范围内，这意味着自费部分相当高。

爸爸一直到出院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因为精神压力小，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提出让他们在大连多休养一段时间，可爸妈却怎么也不同意，我只能在爸爸出院一周后，开车送他们回通化。

一路上，一个接一个的隧道勾起了儿时的回忆，我来了兴致，过一个数一个，竟然数出了37个隧道。妈妈说，通化的高铁站建设项目已经提上日程了，通车以后，我就不用再开6个多小时的车回家了。

车子过了高速收费站，驶入通化城区时天色已晚。我顺着滨江路往家开，岸上华灯初上，水中五彩聚集，忽而，江面的水柱一跃而起，在大气磅礴的音乐中翩翩起舞。

爸爸骄傲地说，通化这个音乐喷泉建成好几年了，到现在也还算得上“东北之最”。他用了26年，爱上了小城通化。

我也不禁感慨：“这些年，通化真是越来越美了。”

6

车子进入“老站”后，路灯明显变暗了许多，与滨江路上的繁华判若两城。这一点倒是和从前一样。

进了家门，我发现爸妈住的房子仍然锃明瓦亮。他们“上楼”9年了，老房子所在的那片棚户区还是没有拆，听妈妈说，那里已经断水断电，没有住户了，爸爸闲时会把工具放置在那里，当个仓房用。我查了政策，发现大面积棚户区改造到2020年已经结束了，这片被遗漏的“废墟”，大概是不会有人动了。

到家后，爸爸异常兴奋，不停地给我介绍他新淘到的“古玩”。我见他心情好，便告诉了他手术的实情，因为我怕他心里没数，过几天又去打工。

爸爸愣住了，显然是被吓到了，但只是一瞬间，然后开口第一句竟是：“联系一下铁岭那边，我现在有老师身份啊，做这么大手术，学校是不是有说法？能给报点儿吧？”

我不好否定他，只好顺着他的话说：“应该是能的，等我问问在县里上班的发小。”之后，我顺势跟他提出来，一把年纪了，别再干装修了，“退休吧”。

爸爸的头摇成了拨浪鼓，“那哪行？我都干了26年了，老多东家都换了新房了，他们信不着别人，那我还能不给整吗？”

我笑着劝他等过了年再说，毕竟医生叮嘱了，术后半年才能大幅度活动。爸爸无法接受，问我：“那这半年我咋整？不得待废了吗？”我让他带我妈回老家转转，“你不是一直想回去吗？”

爸爸沉默了，显然在认真思考。几分钟后，他神色黯然地说：“不回了。老家都没什么亲戚了，我的学生也都进城了。现在那儿都没有通化认识的人多，我就在这待着吧。”

见爸爸有些失落，我便告诉他一些好消息：我已经在做试管了，预计过了年就能怀上了——我结婚5年了，爸爸几乎每天盼着我肚子有动静。一听这话，他果然马上来了精神头。

见有效果，我接着说：“爸，把你那毛笔字啊国学啊什么的，捡一捡吧，将来带孩子，我还是得指望你。毕竟你是老师，你有经验。”

这话使爸爸的心理获得了更大的满足。几天前，我收到了妈妈发来的小视频，视频中的爸爸手握毛笔，神采飞扬地在报纸上挥毫泼墨，似乎无比期待着“新学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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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山海情》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