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爱不完美,但终究还是爱

2021-04-12 10: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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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岁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吃外婆做的饭菜。

那时我在湘西一个小镇里生活,家里一共有14口人。外婆和外公养育了3个子女,我的妈妈是最小的女儿。因为外公好吃懒做,在家中毫无存在感,外婆承担起了抚养3个子女的责任。她强势而能干,3个子女各自成家后也没有允许他们分家,反而还自己挑头,让一大家子人合力在镇上经营起一家卤味店。卤味店的生意经过几年的经营后稳定下来,外婆便退居后方,管理店铺开支,负责一家人的饭菜。

外婆有许多拿手菜:茄子蒸熟调酱,青椒烧熟撕成条,再加上皮蛋一起用擂钵碾碎,辣糯可口;猪肉绞成碎末,调入蛋液,一起大火快炒,每一口都有带着颗粒感的香酥;被称为“土匪猪肝”的菜肴,则是拿处理干净的猪肝猪肠加五花肉、辣椒爆炒,下重料,用鲜香辛辣调和腥膻;还有加入了血粑的炒鸭,滋味浓郁,汤汁还可用于做米粉的浇头。

饭桌是外婆的王座,她对自己的手艺十分自信,吃饭时家人们只能是王座下的臣民。她做的饭菜,每个人必须要说好吃,说咸了淡了,都会惹来她的不满。而表达好吃的唯一方式,是必须把外婆夹的菜和盛的饭都吃完。

我的两个表哥从不在吃饭上挨揍,外婆看见他们大口吞咽的样子总是满足地笑起来。只有我,大概是因为不喜欢葱姜蒜的味道,吃得慢,饭量小——我的确不是故意的,但在外婆眼中,这是种“不听话”的挑衅。

有一次午饭后需要早一点到学校,我约了一个同学来家里找我。那天外婆做了炒鸭,我吃了一碗面条后,她还要我再吃一碗鸭子汤泡的米饭。我实在吃不下去,拖拖拉拉勉强下咽了几口,手一滑,碗打翻了,外婆当即给了我一耳光:“不识抬举的东西!”

我的手上和衣服上全是汤汁,想哭却憋着不敢掉眼泪。同学也吓呆了,自己偷偷走了,后来再没有找我一起上学。

那时候妈妈几天才能回家一次。外婆打了我之后,等妈妈回来了我向她告状。于是妈妈领着我,给外婆跪下,对她说:“外婆,我知道你打我是为我好。”外婆听到后才满意地笑了起来:“大人挣钱很辛苦,我煮饭也很辛苦,你要听话。”

爸爸那时候回家的时候更少。等他回来了,我把外婆说的那句话学给爸爸听,也把盘旋在我脑海里的迷惑说给爸爸听:“不识抬举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吃不下饭就是不识抬举?是不是我不吃饭,大人们就不用辛苦了?大家都说饭好吃,但我觉得不好吃,我可以不吃吗?”

爸爸没有给我完整的回答,他只说,那句话外婆也是学来的,她都不识字的。

不过,我虽不习惯吃外婆做的重口味饭菜,但我一直很喜欢外婆做的腌姜。

也是六七岁的时候,不记得为了什么事,一家人要出趟门。2000年前后,小镇还没有出租车,只有一个大巴站。我在大巴车上晕车,苦胆水都吐出来了,睡又睡不着,难受得要命。最后外婆拿了一小块家里的腌姜,撕成小条叫我含在嘴里,我才慢慢止住了眩晕,窝在座位上睡了过去。

自那以后我就很爱吃腌姜。我家的女人们都会做腌姜,妈妈会,两个舅妈也会,但还是外婆做的腌姜最好。

一般是6月底,外婆会买一批瘦长形状的嫩姜,洗干净,放在篾片上,在院子里的太阳下暴晒一天,入夜撒盐,第二天再放出去暴晒一天。随后,外婆把晒好的姜洗干净,逐个放进青花瓷坛子里,再倒入预先调好的汁水——汁水方子是外婆四处偷师综合而成的独家秘技:找一口不过油的锅,先加入热水和冰糖熬稠冷却,再放入酱油、小米椒、蒜末和五钱高度白酒,搅拌均匀。坛盖里面要垫几张粽叶,然后用油皮纸把坛子边缘的缝隙紧紧封好,扎上草绳,放在阴凉处。

我也很喜欢晒姜时的外婆。晒姜的时候,院子里铺着几扇篾片,外婆坐在阴凉处的藤椅上,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和走过来的邻居、亲友拉家常。我写完了作业,蹲到她的身边,用树枝拨拉被姜汁吸引过来的蚂蚁。她高声笑着,和人得意洋洋地聊天,聊着她的手艺、她的家人,并由衷地觉得骄傲。我专心致志地玩,并不说话,我们各不干涉。

过两个星期,要打开坛子看看,如有白色的泡沫浮起来,就是“起白”了,得重新撇了白沫儿,放到更阴凉的地方去。到了年底,外婆再打开盖子,把浸透了酱汁、重新膨胀的姜夹出来,撕成小条,用来待客,没有客人说不好吃。

整个小学,因为外婆家教严格的名声,没有小朋友愿意和我一起结伴上下学,我只能和小表哥阿乔一起混着。阿乔是小舅的独生子,小舅和小舅妈也都在卤味店帮忙,白天根本抽不开身。阿乔欺负我,但也带我玩儿;他害我挨过打,但也和我一起被打过。外婆说我们两人是:“苍蝇离不开臭虫。”

阿乔和我都爱吃腌姜,但外婆怕姜吃多了伤胃,是不许我们在年节之外吃的。小学六年级的那个暑假,天气格外热,有坛腌姜起白了,外婆撇了白沫儿以后,把瓷坛存进了地下室。这下我和阿乔每日出尽百宝,轮番去地下室偷腌姜吃。常常是他在地下室口望风,我掀开瓷坛缝儿把手伸进去抓姜出来,一人一块,连抓过姜的手指头都吮得干干净净。几个月后,外婆和妈妈把瓷坛拿出来一看,里面一块腌姜都没了!

我和阿乔不肯承认,相互推卸责任,都期望对方被打一顿。外婆居然也没有打我们,和妈妈笑说:“算了,新年大吉,不打人罢。”

小时候过年真快乐,过年是种特权。

2

2006年,家里发生了许多事。

大表哥,也就是我大舅的儿子,在这一年终于进了镇里的事业单位,成了“吃公家饭”的人。紧接着他结了婚,表嫂是外婆选定的人。大表哥曾带着他的前女友上门,外婆把他前女友买的果篮直接从二楼扔了出去,放话说:“你只要敢带别人来,我就和你断绝关系!”我很可惜那些看上去还不错的水果。

大表哥的婚礼很热闹,外婆坐在最前桌,开席前对着客人发言:“家里这些人的婚姻大事,都要我做主!都要听我的!我选的人是绝对没有错的!”

她的权威原来不止在饭桌上。

我只顾着吃待客的腌姜。臭虫阿乔偷偷凑到我的耳边:“你看,外婆也太霸道了。嘿嘿,还好我出去了,看谁管得了我。”——这一年,他已经被外婆花钱送去省城一所学校读高中,而我尝试通过长郡中学的招考,没有成功,只留在了镇里最好的中学。

说是镇里最好的中学,升学率却并不高。从那一年开始,我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里面我用各种方式逃开小镇,但最后梦的结局都是不了了之。于是现实中的我,开始很努力地读书,只为不像大表哥一样被外婆做主。

此后3年间,外婆的期待都逐渐落空了。大表哥婚后并不幸福,惹出许多是非来;阿乔转学退学了好几次,最后还是回了镇高中和我一起念高三。曾有亲戚开玩笑般地说:“你们家里赌宝,有两个已经算()了。还留着这个小的,总要扳个本(方言:回本)嘛。”

我开始在饭桌上得到最好的待遇,外婆总把菜里最好的部分夹给我,嘴里说着:“家里谁最有出息我就给谁吃。”阿乔很不服气,背地里偷偷和他妈妈说:“她成绩不也就那样,最多考个二本。我读不成书了去市里当了老板,还比她有钱呢。”

但美味的食物并不能解决我对自己成绩下降的恐慌。临近高考的二模考试,我考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分,低到班主任甚至不敢把分数告诉我。那几天我不和人说话,心里想着:算了,就这样吧。跑什么呢,城市就是个幻觉而已。

二模前后,走读的学生也在学校吃饭了。外婆派舅妈给我送饭来,里面居然有几片腌姜。可能是腌姜太辣了,我一边吃一边哭起来,流着眼泪吃着饭。晚自习回家后,外婆叫我去房间,和我说:“妹妹(方言:对小女孩的爱称),我知道你是最好强的。”

外婆说我这一点像极了她,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很穷,丈夫又蠢又懒。有一次她怀的孩子掉了,自己一个人懵懵懂懂走到家里,家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剩墙角一个平时做腌菜的坛子。她打开坛子,里面只有一坛腌姜水了。她抱着坛子喝了半坛子酸水,躺回床板上,心想就这么死了算了。晚上,是隔壁邻居发现她不对劲,带着她找赤脚医生去开了药。

后来外婆撑了下去,做了很多工,想办法养大了3个孩子。57岁的时候,她挑头开了家里的卤味店,盘活了一家人。她再也没回去那个屋子,觉得伤心。

她说:“妹妹,你不要哭。人就是这样的,先苦后甜。”

当时我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外婆的故事,但我还是从她的话语里得到了一些鼓舞。2010年,我居然擦着分数线,进了一所排名很后的“211”。

城市的确是个幻觉。在我终于从小镇逃开之后,我也并没有如同我想象的那样成为一个精致的城市女孩儿,能体面地行走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

我在一个太阳特别大、白天甚至都不敢出门的城市念完了我的大学。刚进大一军训时,我乖乖剪短了头发,像是刚从乡下来的野丫头。而同宿舍精致的小姐妹们都想尽办法保住了自己的一头长发。她们鼓励我减肥,教我化妆,带我去体验人生第一次唱K,第一次进影院,第一次玩桌游,以及分享我的第一次恋爱。

当我寒假回到小镇,外婆看着我化过妆的脸非常生气:“妖里妖气的,像什么样子!”她勒令我在家中不许再化妆,也必须要吃饭,更要像高中一样在学校认真读书。我尝试着少吃点饭菜,但外婆的脾气还是像从前那么大,“啪”地一声把筷子拍到桌上。

每年假期结束后,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回学校,带一些食物分给朋友们。其他美味都被瓜分一空,只有腌姜没有人吃得惯。她们说:“口味太重了,受不了。”于是每次只有我自己品尝腌姜。我学着小姐妹变了很多,甚至包括吃口味趋同的食物,只有对腌姜的喜爱没有变化。

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人和人之间真的是不一样的。当我四处碰壁,每个月只能用300块钱来安排伙食的时候,我的朋友们要么在读研,要么拿到了我心仪已久的offer,要么回了省城舒舒服服地准备做全职太太。我们唯一相同的部分,可能只是在同一个学校待了4年。

毕业以后我一直在省城待着,独自做饭,独自生活,远离了小镇的一切。我在一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实习,昼夜颠倒,经常加班到凌晨四五点,薪水又很低。在我住的附近有个菜市场,晚上8点以后可以买到几乎不要钱的豆腐和白菜。我经常买一堆,然后做一大碗酸辣白菜汤,冷却后分成小份放在冰箱里,能吃好几天,既省钱又省时间。

事非经过不知难。做饭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理所当然的事。生活的间隙里,我突然能理解外婆曾经的一些举动。她为大家煮了那么多年饭,其实是很麻烦的吧?每个人的承认,对她来说也许都是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我吃了她做的饭,就要承受她施加的吃饭氛围;我不想吃她做的饭,就要自己承担做饭的成本。

然而,当时20多岁的我,还没有完全承担的能力。我像一只刚出洞穴的小兽,对世界的兴奋嚎叫被不知何处而来的罡风扇回了喉咙;却又僵持着,不肯折返到温暖但黑暗的原地。

那时我家的状况也不算好,阿乔在外游荡了几年后并没当成老板,我毕业那年,他也结婚了,回到自家的卤味店工作。他做事懒散,免不了和原本就在卤味店工作的大表嫂起了龃龉。外婆和妈妈经常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不停抱怨家中的状况,对我的工作也很不满意,一再坚持要我辞掉工作回家。

她们不理解我工作的内容,觉得“疯疯癫癫不知道在干什么”,又不稳定。有时候我压力很大,不想听她们再说下去,却又不敢挂电话,只是在心里想,我才不要回去。

3

2015年底,我生了一场大病,花光了所有的钱,包括开口偷偷问妈妈要的钱,最后不得不回到小镇去休养。一家人盘算了半天,和我说要么接手家里的店,要么就去考公务员。我试图挣扎,向一些朋友们推销自己的文案,也尝试了运营淘宝店推介家里的特色菜品。挣扎的效果都不太好,经常和妈妈发生口角。有一天当我问朋友们讨回一笔文案的尾款后,妈妈问我:“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像个叫花子?”

我不觉得,但我知道——我知道回到家以后空气里都充满了什么,我知道镇子里的人们都会说什么,我知道每当我不得不走在半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的主干道上,遇到的熟人们发出的问候意味着什么。

我熟悉她们嘴角笑容里含有的每一丝讥笑、轻蔑以及对自身现状的安慰。很多年,小镇里只有成王败寇两条路,一条是留在镇里的,被称为“没出息”;一条是离开镇子的,被称为“有出息”。被称为没出息的人会在一些时刻盼望着有出息的人能回来,好证明自己的安稳是对的。

让我意外的是,问完我这句话的妈妈,被外婆批评了。外婆和妈妈说:“你不要这样说妹妹。妹妹有一天写的文章一定可以全国扬名。”她不知道我究竟在写什么,她不识字。大概所有的写作形式对她来说都叫做写文章。然后她和我说:“妹妹,你读了这么多年书,我是不忿气(意为不甘心),我怕别个说,读了这么多书,还不是回来开馆子。还是考一下公务员吧。最好是考在家里,和你大表哥一样,家里天天给你煮饭吃。”

外婆不知道,她说的这句话,重新又唤回了我童年时代的阴影。施加阴影的她浑然不觉,因为这原本就是她表达和控制的唯一方式,已经无从改变。外婆永远也理解不了,年幼的我怀着多么畏惧和讨好的心态对待每一顿晚饭。谁可以在桌上吃鸡腿,谁只能在小板凳上吃鸡屁股;谁必须要吃多少青菜,谁的饭盛少了必须添加。在一个家里,如果连食物都是一种权力分配的方式,那要从什么地方去找到温馨和爱?这是我从小在脑海里盘旋的疑惑。

她不忿气,我也同样不甘心。我开始理解她,但我还是不愿意回到曾经的日子里。因为我一旦回到她的权威领域,她不可改变,我反抗不了。

我最终沉默地开始报考,在大半年里连续报考了9次不同的岗位,其中离家最近的一个岗位笔试我故意没带身份证,在考场外晃悠了一个上午。

2016年,第十次考试我终于“上岸”了。我考上了沿海一个三线城市的公务员。外婆在我接到政审通知的那一天,特地拉着我在整个镇子里转了一圈,和遇到的每一个熟人大声地介绍我的职业。再也没有人会在我特地绕路避开后,还骑着车边追赶边大声地问我究竟在哪里工作,人们都暂时得到了一个偃旗息鼓的答案。

在几个月的漫长等待后,在人们又开始窃窃议论我为什么还不动身、是不是身份有问题时,我开始收拾行装。外婆像往常一样塞给我各种食物,最上层有一罐子用塑料瓶扣好的腌姜。从前出远门念大学时,我没有流一滴眼泪,而这次的离开我却不能遏止地哭了。外婆背对着我挥了挥手没有回头,说:“快点走吧。”

工作后,我有两年是没什么假期的。但只要有假期,我就会回家看外婆。她的身体开始不太好了,曾经在深夜里拍着床和我说:“妹妹,就怕我闭眼的时候,你不在我闷前(方言:身边的意思)哩。”

我爬起来给她倒水喝,安慰她说:“不会的,不要想着死的事呀外婆。”可是到底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还是很关心我吃饭的事,尽管她已经不再能进厨房操持了。她总是来回地叮嘱:“妹妹,你多吃点东西,外面的东西都有毒,家里的最干净。”

我休假结束回去的时候,她总是自言自语地安慰自己:“不要紧,妹妹是去奔前程呢!”

其实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前程可言。外面的东西虽然没有毒,但我很累,为了能逐步站稳脚跟,常常忙得忘记吃东西。每当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外婆在我高三时给我讲过的那个故事又会悄悄在我心里闪现,我又能咬牙撑一段时间。

2019年,外婆的病又重了,脾气也更坏了。妈妈几乎是整日地待在她身边,但她嫌妈妈给她捶腿的时候看手机,嫌妈妈出去办事太慢,她恨不得时时刻刻把妈妈绑在身边,或者至少有个人在身边,好让自己能稍微舒服一点,她的坏脾气并不利于她二次脑梗的病情。

我回家的日子里,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经常代替她陪伴在外婆的身边。外婆翻来覆去对着我讲了许多话,好像要把这一辈子的话都讲完。

她说了在她年轻时代的一个恋人:“我是讲名誉,早知道我就和他走了,是我不舍得丢下几个小孩。现在那个人不晓得去哪里了。”

她还说:“妹妹,我这辈子吃了好多的亏,最吃亏的就是没有文化。你有文化,你要好生过日子,你要比外婆过得好。”

最后又说:“妹妹,人生就是做了场梦一样。梦要醒了,我要走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住在一起维持了十几年的大家庭,的确也已经在分崩离析的边缘。2010年,舅舅就过世了,大表哥也患了病。童年和我一起偷姜吃的阿乔,也早已经在市里维生;三家人相互计较,算小账,攒私房,吵架;少了外婆的弹压,妈妈独木难支,也没有精力管理家庭。

在时间面前,威权瓦解如冰雪消融,年轻时代外婆至高无上的掌控仿佛一种幻觉,只有曾经真挚存在过的爱,像冰雪下的初芽般露出来了。

我给外婆梳她的白头发,抱着她去医院。我给她讲那些在记忆的缝隙里漏出来的事。那些事当时对我来说充满了恐惧,直到我长大以后,才惊觉那些事情都还有后续:小的时候学校组织看电影时每个小孩子都去买零食,外婆不给我零花钱,但用废报纸卷成一个卷筒,在里面放满了葡萄干,我举着葡萄干,穿过了整个小镇橙黄的太阳光;三年级我写了一篇微小说被阿乔告了黑状,外婆嫌我说了不吉利的话把我狠狠打了一顿,但到了晚上,她做了个鸡汤,把鸡腿夹给了我;还有一次,我因为上课不敢举手请假拉了裤子,外婆又打了我一顿,但她洗干净了我的衣裤以后,叫我拿个板凳坐在门口,给我剥了一大把桂圆干让我吃。

在我从未经历过的那些岁月里,外婆成为了我不能改变的模样;她爱我的方式藏在那么多粗暴、控制和琐屑之下,并不温馨,也不符合我的想象。但那终究是爱。她是个制作者,食物就是她表达权力的方式,因为那就是她全部值得骄傲和夸耀的东西。好吃,就是做饭的人用心。她的高兴、伤心、后悔、歉意,都藏进了食物里,不愿意说出口。

而在漫长的时间里,我终究也长成了独自的、感受得到爱意的个体。

4

2020年5月,外婆走了。

外婆过世5个月后,家里人又再一次相聚起来。在分家时的龃龉已经冲淡了,大家终究是可以坐在饭桌上,好好地吃一顿饭。爸爸、妈妈和大舅妈通力合作,饭菜的味道没有那么完美,但每一个人都能吃上自己喜欢的饭菜。小侄女和小侄子大大方方地从腌姜坛子里拿姜吃。腌姜是妈妈做的,没有起白,但味道也的确不如挑剔的外婆做得精细。可是两个小家伙和曾经的我与阿乔一样,吃得很开心。

在饭桌上,大家开口谈论起外婆。外婆做的好吃的饭菜,外婆脾气火爆时脱口而出的脏话,外婆盘算过、叮嘱过的一切。而她曾对每一个人有过的伤害,不再有人提起了。不是人没了之后才想起她的好;而是人没了之后,只能想她的好。因为那些不好的记忆,从今往后也只能算了。

我在饭桌上适量地搭配了些食物,10年来,我减肥都没有成功,这次是最接近的一次了。10年后的我,总归要和10年前的我不一样。

是的,我得和从前不一样。随着外婆的离开,她的束缚和庇佑,她的温暖和阴影都一起离开了。这代表从此以后,在人生每一个需要抉择的时候,外婆已经不再是我做决定的阻碍;在人生每一个需要硬扛过去的时候,她也不再是我怯懦的理由。我再也不能为自己的哭泣辩白说那是她的错,也再不能后悔做出某种选择时控诉说那和她有关。

因为她已经不在了。

我想建构的那个家,吃饭可以满含快乐,得到关爱不必充满愧疚,接受馈赠无需随时提醒自己要偿还。这就是我曾想象和从今以后试图搭建的一切。

就像我们的小镇,那些冒出滚滚浓烟的工厂已经全部荒废了;那些曾在大院里生活的人们已经迁居了;那些田地长出了杂草,黄狗老了趴在屋前,烟囱里再也没有飘出来炊烟。曾经闪闪发亮的那些记忆变得黯然起来,但与此同时,河流重新变得清澈起来,小镇被民国风的霓虹灯装点起来,新的旅游商业街修葺一新。很少有年轻人会像我一样只有一种办法逃离,更多的年轻人穿着汉服,开着直播,在小镇的春日里,充满希望地笑着、走着。

在家那天,我又梦到了外婆了。我咳嗽着,外婆问我:“妹妹,你好点了吗?”我记着她病了,问她:“外婆,你好点了吗?”她微笑着没有回答,而我已经醒了过来,天已经亮了。

我的先生现在开始自己学着做腌姜。他的做法和外婆更不一样。他买来嫩姜,洗干净之后,直接放进塑料的罐子里,加酱油、水、盐、剁辣椒、糖,然后把罐子密封好放进冰箱,需要时拿出来下饭。曾经,他在我家的时候,用辣椒、蒜片、姜片混合在一起碾成糊糊用来下饭,被外婆讥笑为“乡下人的吃法”,并赌气了好几天不给他做饭吃。我尝了一口他做的腌姜,的确也不符合自己的口味。

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冰箱够大,容得下两份腌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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