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开了吸毒家暴的父亲

2021-03-12 10: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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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对很多人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对我而言,或者对我家而言,却有一件“意外之喜”——隐忍多年、顾虑重重的母亲,终于同意跟父亲离婚。

父母的婚姻一直不幸福,除开家庭、个性等原因,最主要还是因为毒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爷爷辞去大队书记的工作,下海经商,跟人合伙在兰州搞起了工程,家里经济条件日渐好了起来。与此同时,毒品开始大量流入我们的镇子,好多人成了瘾君子。毒贩们为了“打开市场”,无所不用其极:欺骗、利诱、下药……爷爷担心我大伯和父亲会中了他们的招,便托关系把大伯安排进了县电力公司扫大院,把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安排到邮政局打杂,两人的工资虽少,但一年后都可以转正。

爷爷知道走上贩毒路的年轻人多半是贪慕毒贩们的“锦衣玉食”,为了防止大伯和父亲走上不法之路,就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平时多给他们钱,同时也警告他们不要贩()毒、吸毒。

可听奶奶说,爷爷给的零花钱越多,我父亲回家的次数就越少,慢慢地连班也不去上了,整天在舞厅、酒吧鬼混。等爷爷意识到问题时,还不到18岁的父亲已经有了毒瘾。勃然大怒的爷爷把正在酒吧醉生梦死的父亲揪了回来,五花大绑,吊在树上,用鞭子抽他,问他为什么要吸毒。父亲说,他是被村里的孟家安陷害的。

孟家安的父亲孟大海跟爷爷是同辈,是当时村里“新晋”的毒贩之一,那几年他靠贩毒挣了钱,尝到了甜头,便让自家的孩子参与销售,贩些“小包”。爷爷原本打算去找孟家安算账,但转念想到整个镇子都是这种风气,找他又有什么用呢,如果自己的小儿子意志不坚定,早晚都会是这种结果——这事后不久,孟大海同他两个儿子在从云南运毒回来的路上出了事,村里人都认为是爷爷向警察通风了,爷爷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奶奶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他。

爷爷将父亲从树上放下来,把绳子换成了拴狗的铁链,将父亲锁在椅子上,关进了储藏土豆的地窖里,上了锁,把钥匙扔上屋顶:“他戒掉毒瘾之前,谁要是放他出来,我就打断谁的腿!”

一开始,父亲并没有什么大动静,但一旦犯起毒瘾来,似是痛苦难忍,就大声嘶吼。奶奶听见后心疼不已,想下去瞧瞧,但被爷爷驳回。次日一早,爷爷有事外出,父亲痛苦的喊叫声仍不断传出,奶奶心疼不过,就让大伯找回钥匙,私自打开了地窖门和铁锁,放走了父亲不说,还偷偷塞给他200块钱,让他找个痛快去。后来奶奶回忆起这段时,悔不当初:“我这辈子做得最错误的一件事情,就是那次的心软。”

下午爷爷回家,见父亲不在,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奶奶支支吾吾,求情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被爷爷毒打了一顿,足足有十天下不来床。姑姑说,爷爷对奶奶施暴是常事,五天一大打,三天一小打,每次都打得皮开肉绽。长大后跟村里的老辈们聊天,他们说,他们这辈人年轻的时候会比“谁打媳妇打得狠”,评选出第一名,然后冠予“狠人(西北方言里,厉害的意思)”头衔,我爷爷每回“比赛”,都在争冠行列——或许是言传身教的缘故,父亲家暴的习惯,就随了我爷爷。

奶奶说,那次我父亲逃走后,唯恐爷爷又把他锁起来,许久没敢回家,在外面靠偷鸡摸狗维系生活。偏偏那时,爷爷的生意也出了问题——施工质量不达标,工地上死了人,工程不得已全部停了下来,入伙的朋友害怕出事,卷钱跑路,而爷爷是法人,跑不了,于是只好变卖家产,还四处借钱赔偿死者家属。

生意失败,小儿子吸毒,爷爷气火攻心,病倒了,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乙肝晚期,时日无多。眼看着我大伯工作转正,也结了婚,爷爷又不禁挂念起我父亲来。他担心我父亲吸毒的事一旦暴露,声名狼藉,就不会有人把女儿嫁给他,于是便想趁着“入土”前,替小儿子搞定终身大事。

爷爷让大伯把我父亲找了回来,又很快找媒婆给他做媒。外公是邻村的木匠,为人淳厚,手艺高超,在我们那一带都声名远播,大家都知道他家教甚严,几个女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很适合“娶回家做媳妇”——于是爷爷便让媒婆前去说媒。

媒婆替我父亲(19岁)和母亲(17岁)做媒时,隐去了父亲吸毒的事,况且爷爷当大队书记时,为人颇为刚正,在周边各村名声很高。爷爷给了1万块的彩礼,外公掂量三分后,未经母亲同意,就替她应下了这门亲事,还跟她说:“孟家富裕,你的好日子就要来了。”

于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我父亲和母亲在1993年秋天结婚,除了礼金,还有摩托车、缝纫机、收音机、洗衣机“四大件”,迎亲车队是清一色的吉普车,在当地也算是比较风光的婚礼了。母亲虽对父亲没有多少感情,但在这场包办婚姻里,她没得选择。

结婚后,母亲很快就发现了父亲吸毒的事,但她并不能理解这事的严重性,只是偶尔会被父亲犯毒瘾的样子吓到。不犯毒瘾的时候,父亲会顺着母亲,哄她,给她买衣服、首饰,所以“单纯”的母亲并未觉得丈夫有什么异常。因为爷爷尚在,我父亲也在极力克制着自己,只在卧室提前备好毒品,以备不时之需。

不久,爷爷用最后的家底在老家旁边给我大伯盖了新房,让他“另”(分家)了出去。从那以后,爷爷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但他仍静不下心来休养,想帮我父亲戒毒,可他知道,除了“公家”,没有其他办法——于是他拖着病重的身躯,偷偷去派出所举报了自己的儿子。奶奶说本来举报这事是要让我大伯去的,可爷爷担心我父亲心生怨恨,导致他们兄弟反目成仇,就自己去“大义灭亲”了。

我父亲很快被抓去戒毒了。

1994年开春,爷爷与世长辞。临终前,他念叨着要见我父亲最后一面,但无法实现,他只好把我母亲叫到身边央求道:“丫头,是我太自私了,请你原谅我。以后你受点苦,帮我把这个家守好。”

此前分配家产时,爷爷不顾我大伯反对,特意将镇上两间铺面分给了我母亲,说,如果我父亲出来以后仍不务正业,她也能靠租金生活——爷爷的思深忧远,让我母亲对公公颇有好感,忙应承了他:“您放心,我会的。”

1994年年底,我父亲戒毒回来了。对于爷爷的病逝,他不以为然,这令奶奶很伤心:“或是因为怨恨你爷爷举报他了吧,他回来后就彻底变了个人。”

爷爷不在了,我父亲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了:他白天在外面玩乐,晚上就领着一帮狐朋狗友到家里,抽烟、喝酒、赌博……奶奶说他,他反过来骂亲娘多管闲事,大伯劝他做些正经事,他差点跟亲大哥动起手来;我母亲更不敢说什么,不然轻则叱骂,重则拳脚相加,与刚结婚时的他大相径庭。但好在,父亲没有复吸,所以奶奶和母亲仍对他抱有希望:“他刚出来,撒撒欢也能理解,只要他不复吸就好了。”

可随之而来的便是“绝望”: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欣喜若狂,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却撞见他正在吸毒。母亲不知所措,跑去告知奶奶。奶奶提起棍子,满院子追打着父亲,父亲边跑边吓唬母亲:“告状是吧,我告诉你,你完蛋了!”

事后父亲对母亲恼羞成怒:“你要像爸那样举报我吗?”他把对爷爷的怨恨发泄到母亲身上,对她拳打脚踢,全然不顾她肚子里的孩子,导致母亲流了产。母亲赌气跑回了娘家,

可还没到20岁的她,在认知里,还没有离婚这个概念。从她出生到结婚,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被家暴了要反抗或是离婚,大多都是劝她隐忍:“忍忍就过去了,咱们女人就这命,受点苦、挨些打也没所谓,只要能把家守好就成。”

对于我父亲吸毒、家暴,外公很生气,他大骂我父亲是畜生,但几天后当我父亲骑着摩托去接母亲时,他又“好言相劝”,让母亲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动不动就往这儿跑,多丢人现眼。”

2

复吸后的父亲,情绪变得不稳定,极易动怒。奶奶受不了,就搬到了大伯家住。

刚开始,父亲吸食的毒品都是他那些狐朋狗友给的,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却不管了。为了吸毒,我父亲只好把爷爷留给母亲的一些存款拿去,吸光后,又把母亲的嫁妆卖了,继续吸毒。很快,家里没钱了,也没有能变卖的东西了——为谋生路,父亲开始“以贩养吸”。

1997年我出生后,父亲略有改观,也试图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不再十天半月不回家,对母亲的态度也好了许多。他贩毒挣来的钱,除了供自己吸毒外,也会拿出部分来补贴家用了,偶尔也给母亲一些,让她存着。可犯起毒瘾,他还是那副“狰狞”面孔。

一年后,我弟弟出生了,两个孩子的压力,让父亲更“负责”了。他的“买卖”也不再只“自给自足”,开始往大了发展。尽管如此,父亲心情不好时,对母亲还是非打即骂。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也产生过逃离的想法,但想到我和弟弟,她还是打消了念头。

为了“谋发展”,也为了从村里那些老毒贩手里“抢饭吃”,父亲跟邻村的孟肖平搞起了“合资”(合伙贩毒)。

孟肖平为人谨慎小心,卖毒却不沾毒。有他坐镇,他们的“买卖”很稳定也很安全,四五年都没有出过事。但要说挣钱,除了父亲自个光鲜亮丽外,家里还是老样子,存款也没多少;要说没挣钱,人家孟肖平车也买了,楼房也盖起来了。

眼看着别人“平地起高楼”,奶奶不再批判我父亲贩毒的不齿行为,而是呵斥他:“同样是贩毒,别人车也买了,房子也盖起来了,你呢?你为这个家做了什么?”说罢,奶奶骂了声“烟鬼”,我父亲听到后气急败坏,一脚踢向奶奶,但他踢歪了,踢到了衣柜的玻璃镜上,镜子破裂,割穿了他小腿上的神经末梢——直到现在,他那条小腿还时不时隐隐作痛。奶奶直言,这是他的报应。

我6岁那年冬天,有次和弟弟在偏房睡觉,夜半,我听到屋里有窸窣的声音,就从被窝里探出了头,我看到灯亮着,父亲和孟肖平俩人坐在椅子上,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好多个小包,包内都是白色的粉末,孟肖平正用一根金黄的小称一包包称量着,还用笔在上面标注,把称量结果一一记录在一本册子上。而父亲手里捧着一卷锡纸,上面是一些白色的粉末,他正用打火机在下面轻轻烧着。

我好奇地揉揉眼睛问父亲:“爸,你们在干吗?”

父亲放下手里的东西,走过来,挡住了我的视线:“没做什么,你快睡吧,爸明天给你和弟弟买新玩具。”一想到能有新的玩具,我很开心,又眯眯瞪瞪睡了过去——直到后来,学校里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时,我才知道原来父亲那是在吸毒。

次日,父亲给我和弟弟买了新玩具后,便提着手提箱走了,说是到乌鲁木齐“出差”。这一走便有一年多没回家,也没打过一个电话,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音讯全无。母亲担心他被抓了,就去问孟肖平,可他说父亲在新疆一切安好,让她别担心,其余的一概不透露(包括电话号)。

父亲对我们不管不顾、不闻不问,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难,除了母亲种地的一点微薄收入(两间铺面没有租出),只能靠大伯的救济勉强度日。那时镇上传言四起,说父亲在乌鲁木齐找了个有钱的女人,所以才不回家的。母亲知晓后,决定带着我和弟弟去新疆找父亲,当面问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孟肖平抵不过母亲的坚持,把父亲的电话号码写给了她。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出远门“寻亲”。

母亲没读过书,没出过远门,也不会说普通话,自外公把我们送上火车那一刻起,往后的路该怎么走,都得靠她拿着一张纸,用别人听不懂的方言问东问西。

30个小时的颠簸后,我们抵达了乌鲁木齐。一出站,刺骨的寒风便扑面而来,我和弟弟被冻得直哆嗦。母亲赶紧找了家店,给父亲打了电话——我们一家三口,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飘着雪的屋檐下,瑟瑟发抖。天色渐暗,雪越下越大,我们娘仨抱成一团,仍在等待。

天完全黑下来时,父亲终于来了。他开着一辆桑塔纳,西装革履,举手投足间颇有成功人士的风范,只是他脸上的皮肉紧贴着骨头,整个人像是被僵尸吸干了血。他没有带我们去他的住所,而是让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宾馆里,还让楼下的餐馆给我们送饭。母亲问他怎么想的,他什么也没说,只留下一句“明天一起回家”就离开了。

第二天中午,父亲来了,他没有开车,手里提着个行李箱,脸色比昨天阴沉。当晚,我们坐上火车回家,可从乌鲁木齐一直回到家里,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给个解释,也没有给过一个好脸色。母亲她也没有追问——对她而言,丈夫能回家,比真相更重要。

3

从新疆回来后,父亲仍坚持着他的老本行,家里的生活也见好了些。

有次父亲不知犯了什么神经,非要跟母亲算账,让她说清楚他走前留下的钱都花哪儿了——且不说他当时就没留多少钱,就算留了,这一两年里衣食住行、各种琐碎的花销,就算专门记账的会计也不可能记得那么清楚,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百口莫辩。

父亲“恼羞成怒”,他拽着母亲的头发,大骂“败家娘儿们”,把她甩到了庭院里,然后把我和弟弟赶了出来,从里面锁上了大门。

那是个寒冷的晚上,我和弟弟站在门外,借着皎洁的月光,亲眼目睹了父亲对母亲施暴的场景。母亲不忍疼痛,大声惨叫着求情。我和弟弟哭着,跪在门外给母亲求情,但父亲仍无动于衷,他还从杏树上折了根枝条,打得更用力了。

母亲的惨叫声越发大了,穿透力极强,渐渐地盖过了我和弟弟的哭声,也刻进了我的灵魂里。最后,母亲的嘶喊引来了大伯和奶奶,大伯翻墙进去,把父亲拉开,推倒在地上,打开了门。奶奶斥责父亲,可父亲一副“关你屁事”的模样,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就回了屋。

母亲躺在冰冷的地上,衣服都被扯烂了,寒风倒灌,那是种刺骨而无力的痛——我不知道那晚是怎么结束的,但在以后的这些年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梦魇,是我永远都打不开的心结,脑海中每每浮现起那晚的场景,我都自责不已,怪自己没有长大,没有阻拦住父亲,甚至责怪自己没有一刀杀了他。

次日午后,父亲外出。母亲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我和弟弟坐在床沿守着她,不敢走开。快傍晚时,母亲突然起床,拖着疲惫的身子,拉开衣柜,收拾起了行李。收拾好所有行李后,她不舍地看了眼我和弟弟,然后狠下心提着箱子往外走。我和弟弟不约而同地张开双臂,跑过去,挡在门前。母亲呵斥我们:“让开!”她的声音虚弱,而且在不停地颤抖。

“不。”我跪了下来,弟弟也跟着跪了下来,我俩哭着对母亲说:“妈,你不要走,你不要丢下我们……”

“我们会好好听话的……你不要离开我们……”

“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惹你生气了……”

那时母亲唯一一次主动反抗,但却被我和弟弟的不懂事“拦住”了——为此,长大后每每看到母亲不开心时,我就懊悔不已,心想当初要是“放走”母亲,那么她的生活会不会比现在好些呢?

那段时间,因为毒品肆虐,有关部门加强了禁毒力度,孟肖平担心会出事,将他们的毒品生意停了下来。

买卖停了,“只出不进”,父亲很快又没钱吸毒了,于是他打起了爷爷留下的那两间铺面的主意,偷偷将铺面卖了出去。母亲虽知道,但她不敢问也不敢说——她已经被打怕了。大伯知道后,将父亲狠揍了一顿,让他把铺面换回来,但钱已经被父亲吸进了肺里,怎么能再“吐”出来。

2007年冬天,弹尽粮绝的父亲又伙同孟肖平重新搞起了毒品生意,不过这次没搞多久,他就被抓了。被抓时,警察在他的保温杯瓶底查获了近100克海洛因。那年,父亲33岁。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母亲不知所措,她很快冷静下来,给大伯打了电话。虽说父亲很混蛋,但手足情深,大伯没坐视不管——他清楚,这个分量的毒品,最少也得判十八、二十年,甚至还有可能是无期或死刑。他四处找关系,上下打点,还从北京请了个律师回来。

大伯在各方面的疏通,父亲的“戴罪立功(他主动把孟肖平供了出来)”,再加上律师的据理力争,父亲只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在本市的L监狱服刑。

父亲坐牢后,家里的生活越来越难过。有人便劝母亲离婚,让她去寻找更好的生活。但母亲不忍心丢下我和弟弟,就坚持了下来。那时我11岁,对于父亲被抓这事,没有太大感触,只是庆幸母亲没有像我同学的母亲那般丢下我们——再回想起来,如果当时她像别人的母亲那样坚定地“一走了之”,该多好,就不用再受这些个苦了。

小学毕业后,大伯把我送到了市里,在一家初中继续上学(寄宿,一月放一次假)——我就这样幸运地早早离开了“乌烟瘴气”的村子。

4

父亲骨子里始终保持着“唯我独尊”的大男子主义。在他服刑期间,他的要求依然很多:每两个月必须探监一次,给他送烟送肉送好吃的,还要在他的户头留1000块钱(可以从监狱里面的超市买东西)——监狱里有个“自由犯”,是我们村的头号毒贩(15年有期徒刑),在里面手眼通天,父亲想借他的手,疏通关系,争取减刑“最大化”。

尽管我们生活过得很苦,但母亲为了不让父亲多受“牢狱之苦”,即使借钱,也都一一照做,偶有疏漏,父亲非但不会谅解,反倒“怒发冲冠”。

我上初中后经历了一次车祸,之后逐渐开始渴望“父爱”。偶尔请假去探监,我都很认真无邪地跟父亲讲:“你要好好‘劳改’,争取早日出来”、“妈妈生病了,要赚钱给她看病”……或是因为疼爱,也或是敷衍,父亲每次都点头应承,我信以为真,满心欢喜地期待他早日出狱。

我初三快毕业时,父亲出狱了。起初一阵,他不怎么说话,但爱笑了。而正当我觉得有了靠山时,父亲又恢复原样——他又开始趁着我和弟弟上学不在时把母亲打得遍体鳞伤,而理由居然是怀疑母亲“偷人”。

这不得不说回他出狱前一个月——那会儿,我颈部异常肿大,就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也很着急,立马从镇上找了辆车(男司机),赶到学校,带着我去看病,医生说只是淋巴结发炎,输了液后很快就好了。

母亲回到家里,却被村里一个瘾君子恶意中伤,说亲眼看到母亲跟人“幽会”,还一起开车去了城里。母亲身正不怕影子斜,没有把这流言蜚语放在心上,但放学回家的弟弟(他在镇上初中读书)听说后,气愤不已,抄起菜刀就去找那瘾君子算账。14岁的弟弟发育很好,人高马大,那瘾君子被吓得连连求饶。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没想到父亲出来后,竟也听信这胡言乱语,找母亲“算账”。弟弟很失望,他拼了命都要保护的母亲不被父亲理解也就算了,居然还要遭受“虐待”。他指着父亲的鼻子破口大骂,骂他不辨是非、没有良心。父亲气不过,又将弟弟狠揍了一顿。

而这些,直到父亲第二次被抓时我才知道。

父亲并没有像在狱中答应我的那样,还是整天吊儿郎当,既不种地,也不打工。弟弟也初中毕业了,他想继续读书,但家里供不起,只能被迫走向了社会,每个月打工挣的钱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家里(主要是父亲)。

2015年清明,妹妹出生了,父亲对她疼爱至极,为了给她好一点的生活,这才开始规划着赚钱。他到广州打过工,但很快却以“吃不消”为由回家了。回家后,母亲发现,他又开始吸毒了——很快,就又被抓了。

母亲说,被抓前那几天,父亲似乎收到了消息,晚上要么睡地窖,要么睡草棚,直到天亮才敢回房间。有一天他从地窖爬上来,前脚刚进屋,后脚镇上派出所的警察就破门而入,强行带走了他。母亲担心妹妹受惊,死死抱着她——那时妹妹才7个月,而我也正在高三关键阶段。

父亲被带走后,让人给母亲传话,说趁他还未被移交到市戒毒所之前,让大伯想办法“捞”他(派出所所长是大伯同学)。母亲为了不影响我高考,决定瞒着我把他“赎回来”。她跟舅舅借了几万块钱后,给大伯打电话,让他想办法,大伯却把打电话打给了我:“你爸吸毒被抓了,你妈担心这事会影响你高考。想用钱把你爸赎出来,我现在把这个权利交给你,你来决定要不要‘捞’你爸出来。”

上了初中后,每次开家长会都是大伯来,同学们问我“你爸爸呢”,我都会羞耻地低下头,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的父亲是名毒贩、瘾君子,正在蹲监狱;我做任何事都没有底气,即使别人欺负我,我也敢怒不敢言,怕事情闹大,怕身后无人。父亲出狱回家那段时间,即使他无所事事,却能给我一种力量——“不怕事”的力量。可就在我人生最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再一次吸毒被抓,这让我无比失望。

我哭着回复大伯:“我没事,不要浪费那个冤枉钱,让他在里面好好戒毒吧。”

因为我的决定,父亲很快就被移交到了市戒毒所,被强制戒毒两年。

那天下午,我请了假回家。母亲抱着妹妹坐在门前,木门被寒风吹得来来往往,门前干枯的杏树上停着几只寒鸦,阳光斜照在母亲的脸上,我看到她斑驳沧桑的面庞上满是褶皱,她的白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个只有40岁的女人,已经老去了。

5

在家陪了母亲几天后,我就回了学校,可我总是静不下心来,于是去戒毒所探望父亲。一见到我他就问:“你大伯有没有说什么?”

我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有些胆怯:“说了,大伯和母亲都说要花钱捞你出来,但我拒绝了,我希望你在里面好好想想,把毒戒掉再出来。”

父亲脸色骤变,没有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冰冷如铁。我有点怂了,不过很快又故作镇定:“你不用怪我妈,也不用怪大伯,是我不让他们救你,你要怪就怪我!”说完,我放下了电话。父亲还在死死地盯着我,他布满血丝的眼神一刀刀从我的皮肤上划过,切开一个又一个血肉模糊的伤疤。

临走时,我在他的户头留了一个月的生活费,算是我对他的补偿,然后给弟弟打电话,通知了他(母亲没让他知道父亲二进宫的事)。弟弟很漠然:“我早就料到了,他活该!”

回学校后,我仍无法进入到学习状态里,接连一个月食不下咽寝不安席,精神状态极差,我开始讨厌学习、讨厌父亲,我想不通他为什么一再犯浑,想不通世界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人存在……我脑海中有太多的想不通了,曾一度身陷抑郁症的囹圄,差点轻生。

好在母亲及时点醒了我,她让我无论如何都不要放弃生活的希望。为了母亲和小妹,我又重拾信心,努力备战,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和妹妹,我报考了本地的大学。

上大学后,我利用闲余时间做兼职,偶尔也能补贴家用,而弟弟也不再打工了,转而跟人学做生意,略有起色,没多久就翻修了老家的房子,生活渐渐好了起来。

我大二时,父亲再度出狱了。刚出来那阵子,他似乎看开了,并未对我心生芥蒂,我和弟弟在家时,他很安分,不找母亲的茬,不乱发脾气,偶尔也会做农活,有时还会顺着母亲,一切看似都正常了起来。但就是不知道我们不在的时候他是怎样的,问母亲,她从来只会说,“挺好的”。

有次周末我偷偷回了趟家,看到母亲正坐在院子里哭,看到我,她立马擦干了眼泪——不用想,她肯定又被父亲欺负了。

我有些气愤,冲进屋里,叫醒了正在睡觉的父亲:“咱们爷俩好好谈谈吧。”

父亲没有睁眼,强装威严说:“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那你说说,你把我妈咋了?”

他翻身坐了起来,一脸怒意地看着我:“怎么,你要跟你老子算账吗?女人不就该收拾不就该教训吗?我告诉你,你以后结婚了也得这么做!”

“我永远不可能像你这样!”

他摆摆手:“咱俩差着辈呢,没啥好说的!你滚,爱干嘛干嘛去!”说完,他又躺下了。

母亲抱着妹妹在门口听着,眼泪顿时掉了下来。我从她手里接过小妹,来到我屋里,深思熟虑后,我跟她说:“要不,就这么算了吧,我和弟弟现在也能养活你们。”母亲惊诧地看着我,想了好一会,然后看了眼妹妹,摇了摇头:“你妹还小,你弟也快成家了(他谈了个对象,女方要求早点结婚)……”

“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你能不能为自己想想?”我打断了母亲。

母亲生气地说:“那你能不能为我想想?不要再把简单的事搞大了!”

我呆住了,但又很快顿悟:是啊,我颇为心急地要替母亲“讨公道”,但却忘了,我不能时时刻刻都守护在她身边,我不在的时候,她该怎么办呢——这好像是个死局,没有任何破解的方法。

那之后,母亲经常有气短胸闷、头昏的感觉,我带她去检查,医生说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问题——根源还是父亲,他的种种“行为”,都对母亲的精神和心理留下了创伤——只要动静大些,母亲就会紧张不已,呼吸加快,整个人不住地颤抖。

不仅是母亲,只要父亲在家稍有动静,我也胆战心惊,生怕他又找母亲的茬儿;在学校时,我基本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万一打不通或者她不接,我就坐立难安,生怕她又遭父亲的打。心理老师说我这是典型的“被害妄想症”——我真希望父亲永远被关在里面!

6

2020疫情,身在西北的我们也依然紧张。我面临毕业,前途渺茫,上半年基本都在焦灼地写论文和准备各方求职中。总算在8月找到一份薪资还不错的工作,心也安定了不少,打算这几年多努点力,将来能把母亲和妹妹接过来。

9月初,我刚工作不久,奶奶生病住院。出院后那段时间奶奶住在我家,亲戚朋友都来探病,在后院杀鸡宰羊招待客人时,父亲又因“争权”而跟母亲吵了起来——这些年,家里家外都是母亲在操劳,待人接物、为人处世,各方面她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但父亲不甘心,作为这个家的男人,他仍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凡事都应该他说了算。可他做事顾头不顾尾,到处得罪人,把亲戚朋友都得罪了个遍。

但他很固执,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又开始动手打母亲,刚好被买菜回家的我撞见。我鼓足了气,跑过去把他推开:“住手!”

他看着我,恶狠狠地说:“怎么?你是要报仇吗?!”然后接连给了我几巴掌,把我眼镜都被打掉了。我没有还手:“我是你儿子,你打我可以,但你别动我妈!”

他满脸怒意,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五官扭曲,又将矛头转向母亲:“是你教他的吧!是你让他来报仇的吧!”说着,他的拳头又挥向母亲。我浑身发颤,发了疯似的冲上去,一下把他撞到,摁在地上:“别动我妈!”看到我动手,母亲很惊讶,她反过来拉着我,哽咽着说:“你放手,他是你爸啊,你快放手!”

我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压着他:“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站我妈这边,你休想再打她!”

这时,奶奶、大伯和亲戚朋友都闻讯赶来。大伯见状,不问原委,拿起一根棍子就打我:“你反了天了!敢打你爸!”而大姑和母亲也都扯着我的衣服和胳膊:“你快撒开,他是你爸啊!”

我放手,刚站起来,就被挣脱束缚的父亲一脚踢翻在地,随后他又怒不可遏地把母亲压在身下,一拳拳挥向她:“报仇是吧!报仇是吧!”

谁也拉不开我父亲,我又失去了理智,冲上去把他推倒,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咬牙切齿:“跟你说了!别动我妈!”

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哭声、打骂声、劝架声、牛羊鸡鸭受惊的喊叫声,交织在一起,勾勒一个家庭的悲哀……等到完全静下来时,父亲已经被拽走,不知道去了哪里,亲戚朋友也都散去了。母亲蓬头垢面,坐在地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旁边是刚睡醒的妹妹。我走近她,低声说:“走吧。”

母亲眼神空洞,目中无光,反问我:“走?走哪儿去?”

“去哪儿都比待在这个家里的好。”

母亲没有应答我,她牵着妹妹回了房间,关上了门。我也回了房间,蒙着被子趴在床上,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处理了。

天黑后,父亲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大骂:“畜生,畜生……书呆子,念书念傻了……贱人,让这个书呆子来报仇……”他骂得很难听,而母亲仍在屋里,没有出来。

那会儿我冷静了许多,觉得自己的行为确实过激了。我走出去,给他道了声歉。

他没有接受我的道歉,坐在台阶上骂个不停,言语间的“龌龊”不堪入耳,像个疯子。我肾上腺素剧增,再度失控:“那你想过吗?你不在家这些年,我妈有多不容易?她不是你花钱请来的保姆,你但凡有点良心,也不会这样,你看看别人是怎么对待自己的老婆的,再看看你……”

奶奶也从屋里出来了:“你就是个烟鬼,你坐牢坐傻了,你是想拆散这个家!”

父亲生气地脸都变了形:“你们凭什么都说我?就因为我吸过毒、坐过牢?你们没有资格说我!”

他不服、不满,罗列了我们在场所有人的罪状:“我不如从前了,你们就瞧不起我了”、“我要是有钱,你们谁敢这么对我”……他歇斯底里,心理已经完全扭曲掉了。

这么些年来,母亲纵有千般委屈,但她一直在为这个家而隐忍,父亲非但不理解不体谅,还总没事找事,今天又闹这么一出,不仅让亲戚朋友看了笑话,更是让母亲大失所望,她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熄灭了。

她换了身干净的衣服,走出房间,对我说:“走吧,咱们走吧。”我有点懵,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母亲又说:“总不能继续这么下去,让他把我们一家人都逼成疯子吧。”

我这才明白母亲的意思,而父亲显然没想到这点,他愣住了,在他看来,母亲就是他随手拿捏的软柿子,除了忍着,别无他法。

我和弟弟也曾多次劝母亲:“离婚吧,我们能养得起你和妹妹。”但她不是担心妹妹的抚养权问题,就是担心弟弟结婚后没地方住,即使我跟她科普法律,告诉她,按照父亲的情况,妹妹一定会判给她,而我和弟弟也已经成年,我们一家可以租房住,可以养活自己,但她还是瞻前顾后,担心这担心那的。

这下,她终于下定决心了。

母亲提出离婚后,弟弟很快从深圳赶了回来。起初,父亲不同意,奶奶、大姑还有大伯也都劝母亲不要冲动,甚至还打电话给舅舅(那时外公已经不在了),让他劝劝母亲。

母亲一改往日的怯懦,坚定不移地说:“我没有冲动,这么些年了,他还是这个样子,再跟他一起生活,我们谁都没有好日子过。离婚吧,离婚!”

母亲在众人面前说出这话时,父亲瞬间火了:“给你脸了是吧!还要跟我离婚?你试试!”

母亲没有管他,只是按照弟弟教她的那样,跟父亲说:协议离婚的话,老宅以及家里的几亩地都可以留给他,她只要妹妹;但如果诉讼离婚,法院方面怎么判,那就怎么来。她给了父亲足够的考虑时间,让他想清楚,到底要通过哪种方式,之后母亲和妹妹暂时住进了我租在单位附近的两居室里。

或是担心“家产”被分,或是知道母亲心意已决无法挽回,父亲考虑了一段时间后,同意协议离婚了,但他也有条件:他一个月得见一次妹妹。母亲爽快地答应了他。

离婚后,因为心理和精神上得到了解脱,母亲气色好了许多,听到声响,也不再整天紧张兮兮,她偶尔也会请奶奶过来住一段时间。有时候妹妹想念父亲了,母亲也会安排他们父女见一面,她说:“我虽然跟他断了关系,但你们还是血亲,该给他打赡养费的时候就打,路上见着了也得打招呼。”

小县城的房价不高,弟弟寻思着贷款买套房,一家人其乐融融地住在一起,最近他正在四处物色合适的地段,属于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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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破冰行动》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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