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中国种地的日本嬉皮

2021-03-01 11:03:36
1.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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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阳蛤湖村出了桩新鲜事,整个大东坝镇的人都在打听:村里来了个日本人?不对,不是一个——是一男一女,带着三个娃娃,一大家子,上了年纪的村民揣测,“那个日本鬼子会叫很多日本人过来,这个村子就被偷掉了!”

老包是村里最早得到消息的人。去年夏天,他听说有个日本人想租他的二层老房。那里原是种植香菇的地方,已经空了好一阵。到底看上了啥呢?老包没细想,就把房给租了出去,3000块一年。

就这样,在村民们的议论中,上条辽太郎与妻子上条绫子带着孩子和空、结麻、天梦搬进了这幢自建砖房。过去七年,他和妻子在大理酿酒、染布、践行自然农法、用怪异的澳洲乐器做音乐、自己在家接生并拉扯大三个娃。如今来到松阳乡下,生活的不确定性再次展开。

一家人在松阳的新居门前。(受访者供图)一家人在松阳的新居门前。(受访者供图)

1

松阳位于浙西南,多山,交通闭塞,在很长一段时间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近几年的乡村改造与民宿热潮,才将这个小县城推到众人面前。人们称这里为“江南最后的秘境”,“秘境”二字包含了太多浪漫想象,但抵达的路途并不容易。飞机落地温州,再坐1小时高铁抵达丽水,挤上座椅扁塌的小巴车,再昏昏欲睡1小时,松阳县城总算到了。来过你就知道,古村落能在这里保留下来,不是没理由的。

从县城打出租车前往蛤湖村还要30公里,上条辽太郎只发给我一个模糊的定位,让我进村给他电话,他出来接。一路上,司机大叔对我的目的地很是疑惑。

“你来旅游的?”

“来见朋友。”

“网友啊?”他拖长了调子,意味深长。

“不是啦,我朋友一家刚搬到这儿,我来看看。”

“那肯定是很好的朋友咯?不然谁跑这么远过来。”

在松阳,像陈家铺、杨家堂这样的村子名声在外,人们从世界各地而来,专爱往村子里钻,然后以一两千一晚的价格住进网红民宿,司机大叔对这些早就见怪不怪。但蛤湖村平平无奇,既没有奇山秀水、青瓦老屋,也没有网红民宿,唯一值得说道的,就是村里人多姓包——据说是宋朝包青天的后代——政务网站的村子简介还补充道:精忠爱国在蛤湖人的血脉里世代传承。

车子经过穿山隧道和水库大坝,最后停在蛤湖烟酒小卖部前。很快,辽太郎抱着孩子出现了。

在中国,辽太郎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六”。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33岁要略大一些,穿一件软塌塌的灰色卫衣,牛仔裤上满布泥点,就在你以为这是个道地农民时,他头上的彩虹色毛线帽、打结的长发和浓密的胡须,又在提醒你他的嬉皮本质——除了种地,他最爱的就是玩音乐。我想起一个大理朋友的评价:大理只有一个真正的嬉皮,那就是六。

六和小儿子天梦。(真真\摄)六和小儿子天梦。(真真\摄)

3岁的小儿子天梦兴奋地在他怀里乱扭,脸颊上冻出了高原红;银灰色棉袄,两条裤腿上全是灰。带我穿进背后的泥土路时,六指了指眼前那栋小屋,门前的洼地里种了菜,养了鸭子,门口水泥地坪上还堆放着儿童车,云南牌照的摩托车只剩下一侧的反光镜,屋檐下晾晒了一排五颜六色的儿童衣物,典型的中国农家景象。

六在房前养了鸭子。(真真\摄)六在房前养了鸭子。(真真\摄)

2

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都躲不开这样一个发问:你为什么来中国?对于六来说,这个问题会更复杂一些:你为什么会来中国……种地?

多年下来,他总结出一个标准答案:缘分。

六出生于日本千叶县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一家大型制造企业工作,朝九晚五,日日往复。他小时候热爱足球,和大多数男孩没什么不同,进入叛逆的青春期,他留起了脏辫,流连于东京的电子乐俱乐部,打工时误入讨债公司,依靠演技和骗术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从18岁开始,他的生活便是一连串的逃离。年轻人的反叛是对上一代生活方式的质疑与挑衅,为一家企业效力终身,这样的未来他从未期待过。他从大学休学,去往澳洲打工旅行,在那里头一次接触到农场生活和森林电音派对,也感受到了不同文化的碰撞。

回到日本后,他一边继续学业,一边在国内外四处旅行,以工换食宿,干起了农活,学会了开拖拉机。一次在印度学习瑜伽的旅程中,他接触到“自然农法”。这种种植方法源自日本,1940年代福冈正信提出构想,倡导不耕地、不施肥、不打农药,让农作物按照本来的样子生长,和周围环境实现良性的自然循环。和瑜伽一样,自然农法关乎身体与精神,在六看来,吃自然生长的植物,心也会变得干净。虽然那时他尚未明确未来的方向,但当他和日本的朋友们尝试在乡下边玩音乐边耕种时,他发现依靠土地也可以生存,逃离上一代朝九晚五的生活模式,或许会成为一种可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2岁:在一次爬山过程中,他从山顶摔下,断了一条腿,被直升机救回一命。此前一位四国的朋友自杀离世让人惋惜,而这次,他发现死亡原来离人如此之近。

短暂的磨难与停滞有时更能让人看清生活的本质与内心的渴求,病床上,他审视着过往飘忽不定的生活——在日本,人们用“脚不沾地”来形容这种状态。现在从高处跌落,像是命运的暗示,“你该回到土地上”。伤好后,在朋友父母的拜托下,他用40天时间徒步走完四国岛88座寺庙,历经1300多公里,这在日本被称为“遍路”,是一趟朝圣旅程。他发现人生很像“遍路”,“有时困难,有时轻松”。命运就这样埋下伏笔,一条不寻常的路已在他眼前展开。

那时他从未设想过这样的生活——在另一个国度娶妻生子,男耕女织。但在2011年抵达大理后,一连串的巧合造就了命运。是巧合让他在清迈遇见了当时的女友绫子,绫子与他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从未在公司稳定工作过,总是边打工边旅行,切换着目的地;也是巧合让一个小生命降临,让他们迅速进入到父母的角色,顺理成章在大理安了家,一住就是7年。

六在大理的住处,门上贴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陈雨潇\摄)六在大理的住处,门上贴着三个孩子的名字。(陈雨潇\摄)

大理是藏龙卧虎之处,各路神人归隐于此,不同国籍的大厨、农夫、音乐人、画家汇集,在传统的白族乡土社会中,这群外来新移民以爱好和志趣组建起自己的社区。在这里,只需要去聚会和派对上喝几次酒,就能迅速建立起一个关系网。而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民路,或是人头攒动的柴米多市集,只需几次照面,陌生人也能发展出友谊。

2018年,作家苏娅在与六一家交往数年后,记录下他们的故事,出了一本以他名字命名的书。一时间,这个在大理种地的日本人被许多媒体报道,人们羡慕他逃离城市后开启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好奇他如何将种地和做音乐调和,让农民与音乐人的身份实现统一。在很多人眼里,六成了大理新生活的代言人。

2019年,六和法国画家John在大理流动杂耍艺术节上演出,手中的乐器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陈雨潇\摄)2019年,六和法国画家John在大理流动杂耍艺术节上演出,手中的乐器是澳大利亚土著部落的传统乐器迪吉里杜管。(陈雨潇\摄)

我眼前的六矮小精悍,黝黑的脸上一半都是胡须,一说话便随之抖动。他早已习惯人们的到访,面对陌生人也没有过多拘束,既热情交流,又保持着一些距离。他领我进屋,堂屋里铺着榻榻米,成为了孩子们的游戏房,左侧是还未收拾就绪的工作室,里面堆放着他带回的种子、自酿的味噌、米酒,以及大件的榨油机等工具,右侧是客厅连接着开放式厨房。

“喝茶还是咖啡吗?”客厅里,上条绫子露出腼腆的笑,用生涩的汉语问我。她用宽宽的发带将长发束起,只露出光洁的额头,没化妆,但皮肤洁净,穿一件发旧的灰色抓绒帽衫,朴素而好看。在中国,朋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阿雅”。

尽管是农村的老房子,但客厅里收拾得洁净有序,冰箱上用便利贴写下了孩子们最近的计划,大儿子和空在8公里外的镇上读小学二年级,由六每天开车接送;二儿子结麻在隔壁的幼儿园上课,走几步路就能自行往返;小儿子天梦还能享受半年的放养生活,等进入幼儿园,阿雅就能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

踏着木楼梯上到二层,这里是六的音乐工作室、卧室和客房。工作台上摆放着做电子乐所需的笔记本电脑、MIDI控制器,也有传统乐器尺八,云南的民间乐器口弦,墙角显眼处则放着一根长长的迪吉里杜管——初到大理时,六就是在古城博爱路上演奏这种乐器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六自己做的烤箱,可以烤披萨和面包。(受访者供图)六自己做的烤箱,可以烤披萨和面包。(受访者供图)

他按下电脑播放键,电子乐的节奏与旋律响起,接着取出迪吉里杜管,低沉浑厚的乐声融入到鼓点中。过去他常常在市集和音乐节演出,在自己编写的电子乐框架上加入传统乐器的即兴演奏,也会搭配佛经的吟诵。“我做的音乐会有我的味道,因为我也种地,不像其他producer。”他笑道。

有时候人们对身份的理解太固化,农民和电子乐制作人之间似乎隔着无法越过的鸿沟。对六而言,澳洲森林派对、印度瑜伽打坐与日本乡下的自然农法,都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渐渐发现福冈正信的理念并非只是种地的方法,更像是一种philosophy(哲学),包含着全部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人,我的音乐不是土,是有味道的。种土地的人也会发现原来我们还可以做音乐,这样就没有界限,也能吸引到更多人。”说汉语时,他常伴有停顿、思索和重复,循环使用简单的字句以抵达意义深处。

六和妻子阿雅在准备晚餐。(真真\摄)六和妻子阿雅在准备晚餐。(真真\摄)

3

回到客厅圆桌旁坐下,1月的松阳气温降到零下,比起大理干爽温和的气候,此处的湿冷显然需要花时间去适应。阿雅用日语和丈夫沟通一番,六捧起砍好的柴火,点燃后放入自制的壁炉,屋子渐渐暖和了起来。

我想象着这样一个五口之家,既要携带日常生活物件,又要搬运大型设备,搬家会是怎样一个浩大的工程,当初又是什么样的念头,让他们决意离开生活了7年的大理?

“为什么离开大理呢?”六自言自语思索道,接着给了我一个出其不意的回复,“大的原因是,那边的生活太好了。”

哪有人会因为生活太好而逃离的?我心里暗忖。六向我解释:“因为太稳定,有很多朋友,经济方面也没有问题,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知道我在干嘛,跟本地人关系也还不错,我跟阿雅考虑,我们一直在大理,也不可能。我种东西,在大理的环境里,已经花了很多年,其实确立了,地也养得很好,再做下去就是做同样的事情。”

这下听明白了,原来是要逃离舒适区,在其他地方重新实验种地这件事。

在六的世界里,困难仿佛是乐趣的同义词。回想着初到大理时,他不会说中文,也没有老婆,独自面对重重阻碍,用时间去克服,看着生活一点点变好,就像游戏打到通关。这种感觉他想再来一次。

2019年,六和两个⼉⼦在大理收割⻨⼦。(陈雨潇\摄)2019年,六和两个⼉⼦在大理收割⻨⼦。(陈雨潇\摄)

离开大理的首选并不是松阳。最开始,浙江一家企业邀请他们入驻一座小岛,还开出了宽松的条件,让他们既能实践自然农法,又能分享自己的种植经验。一家人就这样带着一卡车家当从西南迁徙到岛上,开始了全然陌生的生活。

然而到了岛上,生活的不便利越发显现。尽管小岛有着自己的生活体系,但缺少基础的配套设施,采买物资和两个孩子上学,都需要经人协助才能坐船前往岛外。过程中,他重新审视起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过去他离开日本云游四海意味着自由,在大理与妻儿一同安于田野也是自由,如今岛上的这份工作提供了暂时的安稳,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限制,这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

那一年的岛上生活六不愿多提,2020年他再次打包行李,带着一家人离开了小岛。

来中国种地的日本嬉皮

搬家离开大理那天,朋友们都前来欢送六一家,邻居Chris把六的鸡抱回家养,结麻则躲在了冰箱里。(上下图为陈雨潇\摄)搬家离开大理那天,朋友们都前来欢送六一家,邻居Chris把六的鸡抱回家养,结麻则躲在了冰箱里。(上下图为陈雨潇\摄)

命运再一次让他们面临选择,彼时身边有不同朋友向他们发出引荐和邀请。在疫情刚刚缓下来那阵子,他们用一个月时间辗转14个地方物色落脚处。

六喜欢浙江,在这里不仅可以依照当地的土壤环境和自然气候,重新试验自己的耕种方法,同时还能极为便利地去往上海、杭州,这些城市有着相当活跃的音乐氛围——初到浙江时,他已经依靠音乐快速融入到一个新的群体中,在义乌和千岛湖的生活市集上都演出过。

因为汉语没那么熟练,阿雅始终倾听着我们说话。生活的不确定性带给男人的是新鲜感,那么对于家里的主妇来说,离开大理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看向阿雅。

她这才慢慢开口。实际上,在大理她也有自己的烦恼,看似安稳的生活,却经常会受到陌生人的打扰。“在大理,很多不认识的人来,一个礼拜十几个人来敲门”。自从他们的故事被报道后,许多旅行者来到大理都会自行摸索到他家,敲响院门。“顿顿顿,”她右手拱起做出敲门的动作,嘴里模拟出声响,自己也忍不住笑出来,“我还可以,我总是说我听不懂”,然后她转向六,“他聊天半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时候好的人来,有的时候奇奇怪怪的人来,没有打电话”,她努力表达着意思。不速之客里,有人过来喝茶聊天,还有人过来要个Wi-Fi(无线路由器)一坐就是一下午,而出于礼貌,夫妇俩也不知该如何拒绝。

“我都没办法工作了。”六无奈地笑。在很多人看来,他的“归田园”式生活处处透着清闲,但实际上,日常的每一件事都需亲自操持——水稻小麦要下田耕种,萝卜、茄子、辣椒等蔬菜要留心时令去更换,鸡鸭每天都需喂食,下的鸡蛋要去角角落落捡拾,火麻籽榨油既可以食用,也可以加工成润肤霜洗面奶,大米加上酒曲发酵能制成米酒,将大米、小麦、火麻籽混合则可以发酵成味噌,麻布搭配植物染料就能扎染出花纹。还有迪吉里杜管,也是他用一棵梨木亲手制成的。

六在制作味噌。(受访者供图)六在制作味噌。(受访者供图)

生活的方方面面,哪一样不需要花费持久的时间与精力去造就?诗和远方多半是骗人的,而汗水和艰辛往往并不轻易示人。

“在大理就是认识的人太多,太累了。”六感叹道。

4

庆幸的是,在松阳暂时没有这个烦恼。过去在大理,他拥有了新的名字与身份,朋友和派对不断;而来到松阳,生活忽然安静下来,一切又回归到家庭和土地。这里供给他足够的新鲜感和自由,既没有大规模的开发改造,也没有外地人或外国人,初来时,认识的人一只手便数得过来。尽管现在,整个镇子的人都知道村里来了一户日本人,但也只是好奇地议论而已。

在松阳,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对日本人仍心有芥蒂——半个多世纪以前,日军曾侵占此地长达28天。而大多数村民则对这一家子十分友善,房东老包几乎天天来串门聊天,也常常有人将自家种的菜送到阿雅手中——我们聊天的当口,就有一个阿姨抱着几颗大白萝卜过来了,操着一口无法听懂的本地话,热心地递到阿雅手里。

村民们自发地关照着新来的一家人,他们的到来似乎为这个缺少年轻人的沉寂村庄带来活力,村里甚至还开起了一家民宿,人人都盼望着蛤湖村能因此发生些改变。

六也喜欢和村里人交流。他从村民口中听说了本地的环境和物产。过去,村里人以水稻为生,十几年前开始流行种植香菇,而最近这几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去了杭州或上海工作。

初到松阳,六每天忙于装修房子。(受访者供图)初到松阳,六每天忙于装修房子。(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他已经掌握了生存的诀窍,而在松阳,一切都要重头开始。

重新装修房屋花费了他们好几个月,现在依旧是进行时,从整修瓦片到铺上榻榻米,之后他还打算在户外造一个披萨炉和日式泡池,让生活变得更完整;原本一位企业家打算将一座占地几百亩的荒山交给他打理,合作最终没谈成,他便从村民手里租下2亩荒地先行试验。第一年往往是最难的,要观察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挑选出适合的种子,毕竟光是白萝卜这种蔬菜,就有好几十个品种。

荒地距离此处5分钟车程,我们决定去看看。六发动汽车,连上手机放了一段电子乐。刚到蛤湖村时,他从邻居阿姨手里买下了这辆二手的银灰色面包车,花了8000块,原本4万多的里程数,不到4个月后已经开了5万多公里。

沿村里小路盘旋上山,新修的水泥路一直延伸到荒地。远处雾气浓重萦绕在山间,近处是成片的山茶和栗子树,我们沿田埂往深处走,疯长的杂草和灌木攀升到两三米,人迅速淹没其中。

六指着这些杂草告诉我:“没有杂草什么都不能活,有杂草土很肥。”在他眼里,这块荒废了七八年的土地上铺满落叶和树根,土壤很松,虫子和微生物丰富,这一切都意味着土壤肥沃。接着又扭头对阿雅说,这些“kaya(茅草)”可以用来做屋顶。所谓物尽其用。

六在松阳开荒。(受访者供图)六在松阳开荒。(受访者供图)

在大理,耕地是现成的,四季气候得宜,大多数作物都能生长。而在松阳则要从荒地开始,将灌木砍断才能开始播种。他还听村民说山上有野兔出没,或许会滋扰农作物生长,只能默默祈祷着兔子能少吃一点。

落脚此地4个多月,经历了炎热的夏秋,湿冷的冬天,他已经根据本地气候盘算好后续的耕种——除了常规的土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外,这里也适合西瓜和地瓜的生长。另外荒山上结有野生的猕猴桃,在大理他从未种过水果,现在也将有新的尝试。

他依旧实践着自然农法。不翻土是为了不破坏土壤里的生态平衡,杂草、虫子、土壤连同农作物是一种共生关系——虫子会吃掉部分菜叶,同时也会吃杂草,在这个过程中,生命力弱的蔬菜可能会死掉,而生命力强的种子则留了下来。

六珍藏着几十种收集而来的老种子,每一颗身上都藏着自然农法的秘密。在日本农场,杂交种子是主流,它们随现代农业而普及,收成好,效益高,但缺点是下一代种子可能会退化,于是大多数农民不再保留种子。而在自然农法中,农人选用传统品种耕作,收成之后,筛选出长得最好的作物,把种子保存下来。种子和土地相互磨合,在迭代优化中实现了延续和循环,农作物也因此越长越好。

在大理居住时,六和日本朋友摘下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以便来年播种。(陈雨潇\摄)在大理居住时,六和日本朋友摘下植物的种子,收集起来以便来年播种。(陈雨潇\摄)

不施肥则是为了避免另一重问题,化肥会加重土壤中的虫害,于是打农药又成了必然,如此往复便形成死循环。在六的书中,他写道:“我们往往做得太多,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无穷无尽。在自然农法里,事情很简单:能种或不能种。长不大的就不要种,不能种的就不要吃,因为那是你身体不需要的。”

六并不奢望能在土地上收获满分,也不追求大规模效益,此前在大理种水稻,收成最好的时候也不过亩产400来斤。但许多朋友尝过他种出来的蔬菜,虽然个头不大,但滋味更为浓郁香甜。

5

在松阳,每当他装修或是干农活,都会有本地老百姓跑过来围观。有人会指出他这个方法不好,而他从不辩解。他总结出了一套和村民交流的经验,既不主动灌输自然农法的理念,也不必为方法不同而引起争论,他通常会告诉大家自己正在做实验,“如果你告诉他们农药不好,这样就对立了”。在大理时,村民们一开始也会怀疑这样的耕作方法是否能有收获,但后来看到田地的杂草间长出蔬菜,证明不除草不打药也能行得通,他们的想法自然就转变了。

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在田间劳作。(受访者供图)

房东老包几乎每天都会来串门两三次。他约莫五六十岁,穿深色夹克,头戴棒球帽,儿子女儿都在外面买了房,如今就他独居在村里,有时候他也想过离开,去上海找点事做,发挥余热。

我们来到室外,空气里飘荡着鸡粪的气味,眼前洼地里是六在去年10月种下的萝卜、小麦和洋葱,稀稀疏疏长在杂草间,叶片已经打蔫儿了。

老包用手指着这块地:“你看都死了,种不活。”

“是不是天气太冷冻死的?”我说。

“那为什么我们的菜能活?”他指指远处菜地里,一茬茬包菜圆滚滚,“像他这样不打农药,不开荒,种地是种不来的,你看就种成这样了。”

接着他又指向田埂边:“这些灰就堆在那,也不用,里面是有钾的。”

他露出颇为可惜的表情。在他看来,日本人这个种地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一个日本人跑来松阳种地,你觉得奇怪吗?”我问老包。

“我也不奇怪,我觉得他们是来过生活的,不是开荒种地的。我问他要不要赚钱,他说对钱不感兴趣。”老包笑了起来,又自顾自地说,“还是太年轻啊,他还是在研究,不内行。等3年以后就知道了,看看他有什么手艺。”

六倒不担心自己的手艺,对他而言,在松阳生活最困难的是孩子们的教育。

前一年大儿子和空在岛上读完了一年级,如今则颇费周折转到大东坝镇的小学,这意味着孩子要重新适应新环境,结交新朋友,作为外国人,交流更不易。“孩子比较可怜。”六直言,但同时他也相信,童年时遇到的困难会成为孩子的养料在他长大后帮助他。他始终认为,相较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为重要,“学校是跟小朋友交流学中文的地方,而我们身边很多艺术家,很多奇怪的人,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大人和这样的人生,我们可以让他们看更大的世界”。

孩子们在溪涧玩耍。(受访者供图)孩子们在溪涧玩耍。(受访者供图)

每天下午4点,六会开车去小学接和空回家,这时阿雅会准备好一小份点心便当,让孩子在路上能垫垫肚子。和同学们相比,和空显然要幸运得多,村里的孩子父母大多在外务工,他们几乎从小学开始就习惯了住校生活。而在六看来,每天的接送算不上麻烦,能让孩子住在家里和弟弟们玩耍是理所当然,“玩是很重要的事。”

当和空、结麻放学回来,家里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候。3个男孩在游戏房里光脚比赛跑步,或是玩着从学校里学来的游戏“老狼老狼几点钟”。让阿雅感到欣慰的是,孩子们的汉语读写要比她好太多,哥哥和空有时会捧着中文书讲故事给弟弟们听,二哥结麻则喜欢用乐高拼出心中的英雄,弟弟天梦学会了用哭闹来争夺宠爱,也会在爸爸做音乐时胡乱地扭动乐器,以为自己也是个小小音乐家。每当妈妈和面、擀面准备晚餐时,两个大孩子会凑过来抢着帮忙,生怕自己落在后面。在这个家庭里,父母没有缺席,孩子们得以释放自己的天性,同时又能相互关照。

孩子们的玩具。(真真\摄)孩子们的玩具。(真真\摄)

对于孩子们的未来,六和阿雅不作任何设想。留在农村或去大城市上班,只要孩子们愿意,他们大可以去尝试。六对他们仅有的期望不过是“别偷别骗别抢”。

他想起当初和阿雅在一起,岳父提醒阿雅说,你跟这个男人在一起“没有稳定,但是很刺激”。而这么多年,岳母始终不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不会觉得很酷,也不相信为什么会有媒体来你们家做采访。”六笑道。但看到几个孩子都长得不错,老人也就安心了。

这一家子从未循规蹈矩,有人羡慕他们的勇气,也有人质疑。对于六而言,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什么过人的勇气,也并不认为在城市生活就是错误。“他们觉得我厉害,我也觉得他们厉害。”

无论是妻子孩子,还是当下的生活,在他看来都是缘分。“结婚的时候我钱很少。很多人说,我没准备好,但是你说的‘准备’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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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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