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三个儿子,吃垮一个暴发户之家

2021-01-08 12: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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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住进ICU大概一周后,我劝妈妈回家休息一晚。夜里到家不久,妈妈接到一个电话,窸窸窣窣说完,转头对我说:“你三表哥去医院了,见我们不在,就回去了。”

“他来做什么?”

“你大姨说你爸爸出这么大事,也没个亲戚过去帮忙,在医院里守一守,就叫你三表哥过去守一晚。他来这一趟,要记得把来回路费给他,他没有钱。”妈妈拉开随身背的小包,里头有平日买菜留下的几叠零钞。

我没说话,拿手机刷到三表哥几十分钟前发在朋友圈的一张自拍照,背景是重症监护室的大门。

四十多岁的他虎背熊腰,T恤扎进裤腰带,臂膀上裸露半截青紫的文身。高颧骨,厚嘴唇,脸上凹凸不平,隆起的肌肉虬结——这样一张粗犷的脸,对着镜头矫揉造作地笑,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

1

我大姨一生最荣耀的事,就是生了3个儿子。“肚子争气”——这是街坊们交口称赞又艳羡的说法。他们个个出落得高大壮实,待成年讨得媳妇,开枝散叶,以后膝下子孙环绕,自是极有面儿的事情。

大姨家在老街黄金地段,两层的房子白墙黑瓦,门前人流如织,是当年我们这个贫穷的南方小镇上村民赶集、物资交易的中心区,大姨父就靠着这间门面做板材生意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那时候的钱是真值钱,1毛能掰成10分花——1分钱能买一根小孩眼馋嘴热的冰棍。但大姨家已经不差钱了,不同面额的硬币、纸币从柜台前头哗啦啦涌进。

80年代末90年代初,小镇上的多数人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可大姨随便从指缝漏些给儿子们当零花钱,都够寻常人家吃上十天半月。比如我的三表哥,一天的零花钱是5至10元,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南巡讲话过后,小镇依旧和谐平静,但在远房亲戚的大力鼓动下,大表哥与二表哥率先去了北京。两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浑身是使不完的劲,一去便如游鱼进了江海,赚了个盆满钵满。

爸爸曾对我说:“你的两个表哥确实敢做大事,(他们)挑了个要搬迁的老商场,在商场外头摆个卖鞋的摊子,打出‘拆迁大甩卖’的牌子卖鞋。这些鞋都是从温州批(发)的,顶便宜的货,摆到摊子上,北京人围了圈圈抢着买,一双鞋多的能赚到10块!”

大姨家的运势很快进入了鼎盛时期。1993年,大表哥与二表哥在北京的生意已经忙不过来,43岁的大姨与大姨父,带上刚满10岁的三表哥,一同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等待大姨的,还有大表哥家刚出生的孩子——进货、带孩子、煮饭,是大姨到了北京后的全部生活。

两个表哥继续开疆拓土,寻遍北京待拆迁装修的老商场,承包之后,再将数十上百个摊位租给外来人员摆摊。他们也进假冒的首饰、塑料百货,一切能想得到的货品卖,全场2元一样、5元一样到10元一样不等,生意火爆到难以想象。等北京的商场无法扩张后,他们又寻到湖北和周边省市,如法炮制,甚至做出了有品牌的平价商场……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大姨一家人是被神化了的人物。隐隐记得有一年过年,大姨回来了,她裹着一件巨大的貂皮大衣,整个人被淹没在华丽的皮毛里,露一双上挑单薄的眼。

二表哥与二表嫂新婚,生下了儿子,也一同从北京回了老家。我们这些小孩被勒令噤声,远远避到一边玩去,但大姨家的小孙子却不一样,他被大姨搂在怀里、坐在席上,白嫩的面皮,戴了一顶极洋气的夹棉虎头帽。

妈妈塞过去的红包鼓鼓囊囊,孩子的小手锵锵抓牢,大姨推拒了几下,拗不过母亲的蛮力,便把红包收到小孙子的兜里去,她低头拉长嗓音哄:“姨妈给你买糖吃的,要说谢谢啊。”

2

大姨比我妈大十多岁,两姐妹素来关系要好,平日大姨的长途电话打来,我妈就接得飞快。

在众亲戚的认知里,大姨一家一天赚的钱,寻常人怕是不吃不喝一年也抵不上。所以当大姨在电话里说二表哥做项目需要家里老房子抵押贷款、要找同乡老熟人投资、还需担保人签字时,我妈二话不说就让爸爸去办了。

帮大姨家办事,我爸爸跑了许多趟银行,在传真过来的各种文件上签字,再去邮局把资料寄出。做得慢了,大姨打电话来问情况,妈妈就拉下脸怪责爸爸:“多戴一副眼镜有什么用?事情办不好,磨磨蹭蹭让人家等,还有闲心吃饭。”妈妈冷剜一眼。

“没得办法,签完字银行审核要时间,身份证也寄过去了,就要你等。”爸爸默默扒饭。

那时候我家有个小饭馆,吃面的熟人插话:“我瞅你这整天慌来慌去的,办什么事还要身份证?有些字不要随便签哦。”

“我大姐一家在北京做大生意,北京,你知道来这要多远,机票钱要多贵?我侄子也出息,成家了,家里生意都是他们打理,我在这头能帮一点是一点,他们发达了,提点的还不是我们自家人?”妈妈提高了声音。

客人不再说话,低头吃面。

因为爸爸在老家脚不沾地奔波,贷款下来了,钱也都如约打了过去。但很快,大姨又打来电话,说放下的资金还是不够,表哥们要做的项目大,商场多的是,投资的人要抢,钱少了就做不成。

银行借贷太难了,但江浙一带,民间借贷历来兴旺,爸妈一合计,最后就以爸爸的名义去借钱,至于利息,大姨说了,就跟之前同老乡们借来的一样,他们自然会还,总不能叫妹妹家吃了亏。

爸爸做事仔细,一笔笔款项汇出去,留了汇款和借钱的字据,每月偿还的利息金额也记在本上,以免混淆遗漏。

一开始,大姨确实会定期汇来些钱支付月息,但没多久,没钱寄来了,在电话里也不再提这回事。我妈妈不好意思提,只唠其他家常:“反正对他们来说也是小钱,咱家先垫上,兴许过年回来就一次性都给了。”

她决计想不到,借据上的每一笔数字,到后来的很多年都成了压在他们肩上卸之不去的枷锁。

3

按照当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的农民户,是可以生二胎的。可我妈妈想得开,生下我这个女儿后,不久就去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可是,在一个灰蒙蒙的早晨,计生干部和警察组成的“突击大队”突然破门而入,直接冲向正在干活的妈妈。

“你亲姐在北京,她儿媳妇肚里又怀了你知不知道?告诉她,这是国家的法令政策,她这是违法犯罪!她有能耐,一家人待在北京不肯回来,那就让你替她把牢坐了,什么时候把孩子打掉,什么时候再放你出来!”

妈妈被硬生生拖到警车上带走了,关在镇上计生办旁边的屋子里,到了饭点,爸爸就带我去送饭。隔着铁栏杆,我看到妈妈眼圈通红,黑发凌乱,泪水淌在面颊上。

“我姐怎么说?阿昆(我二表哥)已经有了个儿子,这才多大,怎么还要再生?这个孩子不能要的,他们(计生办)不会肯的,我还要在这里待多久?”

“不会很久的,你忍忍。”爸爸慌忙安慰她。

看妈妈哭了,我也跟着哭,后来才听说在妈妈被抓之前,计生干部已经五次三番打电话去北京,可大姨不是挂电话就是糊涂装傻,最后彻底将干部们激怒。

甚至,我妈妈被抓去了,大姨一家也依然拒接电话。

最后,妈妈被关了十几天才被放出来,北京那边传来消息,说二表嫂肚里的孩子已经没了。是她主动去流产,还是本身没保住,不得而知。

1998年,又一个坏消息传回了我们家:二表哥因金融诈骗、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判入狱1年半,那年他25岁,儿子刚满4岁。

大姨在电话里哭天抢地,说二表哥是求胜心切得罪了人,所以遭奸人诓骗,搞了莫须有的罪名要弄他一家:“二儿子孝顺,二媳妇贤淑,可怜小孙子要整整一年多见不到爸,好端端一个家要散了啊!”

妈妈听了抹泪,爸爸半晌没吭声,隔天买了去市里的车票,坐了100多公里的车去了郊区的监狱,这是关押二表哥的地方。几年未曾谋面,爸爸发现二表哥模样大变,他个头不高,吊梢眼,眉骨上有一道陈年刀疤,带着一股狠戾。会面结束,爸爸起身,二表哥突然流下眼泪。

二表哥坐牢期间,法院的人查封大姨家的老房子。那时,房子楼下的门面早租给外人开店,为了保住大姨家的这间门面,爸爸与执法人员据理力争,风声过后,他将封条撕了,安抚租客继续营业。

二表哥在监狱里待到10个月的时候,陆续写过几封信寄到老家。在信里,他称我爸爸是“恩人”。后来,因在狱中表现良好,二表哥减刑出狱,他跑到我爸爸跟前涕泪横流,说往后一定要报恩,还将自己的日记送给了爸爸。

日记里,他称呼二表嫂为“心爱的姑娘”,大姨与大姨父是“可敬可爱的父亲母亲”,而他自己则是“罪孽深重的劳改犯”。在取名为《悔恨人生》的那一篇里,他写道:“往日江湖上的酒肉朋友,竟然一个也没有来,也没有寄来一封信,真的令人非常失望,但好在我还有无条件为我付出的亲人,他们是我熬过铁笼里漫漫长夜的希望。故乡的亲人啊,愿窗外的风声带去我对你们的思念。”

爸爸把这本日记收藏在床头的柜子里至今,连搬家也没舍得丢。可后来爸爸再提到二表哥时,长叹一口气:“写日记的时候,或许他都是真心的,刚出来时的眼泪也是真的,但是出了监狱很快就全忘了,变得比之前还要坏。本性难移,说的就是他那样的。”


表哥的日记片段(作者供图)

4

2001年春节还未到,大姨一家人突然全从北京回来了。

他们回乡的阵仗很大,接风酒席摆了七八桌,亲戚朋友挤得密不透风,过道上都是人。酒桌旁有VCD机和彩电,循环播放大姨家在北京的商场:3层,分别是箱包、皮鞋、服装,所有铺面租借给商户,人群熙攘,生意火爆。大姨父坐在办公室的皮椅上,面带微笑,对着镜头向市民拜年。凑在电视机前看的人围了里三层外三层。

那天,大姨父穿着黑色及踝的长大衣,内搭黑西服白衬衫,脖子围一条纯黑围巾,戴同色帽子,他黑皮肤厚嘴唇,讲话端的是老板派头。二表哥家的儿子长大了些,脖子上一圈绒毛衬得他圆润可爱,张口是字正腔圆的北京腔,显露出与乡野小孩截然不同的气质。

陷入离婚纠纷的大表哥则垂头抽闷烟,二表哥用掉半瓶啫喱水,穿着亮漆皮衣皮裤,端着酒杯与大伙寒暄。唯有三表哥独自抱一把木吉他坐在角落,他生得肥胖,饭量极大,大家唤他“胖子强”。

“你唱的什么歌?”我问他。

“《白桦林》——小表妹听过吗?”他拨动琴弦,接着唱:“心上人你不要为我担心,等着我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我听了会儿,就与其他小孩跑别处玩了,等再绕回来,他还闭着眼陶醉地在唱那句:“我一定会回来,在那片白桦林……”

大姨一家这次回来,此后再没去北京。过了不久,债主从北京追来,不是一个,而是陆陆续续、源源不绝。

那光盘里拍的商场不假,但设施老旧,连年亏损,早没商户愿意承租,即便贱卖,也无人肯要。这是大姨家仅剩的一块遮羞布,大姨父播放光盘的目的,就是为了骗钱。

“不是回来过年,是欠一屁股债躲债来了!钱都被三兄弟糟蹋光了,就去骗钱,而且恁的良心坏,专去骗北京那些老婆子们手里的钱,好点的,被骗的是刚发下来的拆迁款,还有些是自己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全给了你大姨家做投资、指望着有高额的利息可以拿,到后来根本还不上了,一家人连行李都赶不及拿,连夜逃回来了。”多年后爸爸提起这段往事仍是唏嘘:“早些年是真的赚钱,那会儿北京的钱好赚,像刮风一样哗啦啦吹进来,你大姨打电话来说,赚钱赚到心有些慌,那时候赚的钱已经没法数得清了,钱来得太容易,像老天爷在给他们撒钱。”

“这么多钱,怎么没的?”我狐疑地问。

“吃。”爸爸说:“生生给吃没的。”

据说,大表哥和二表哥在北京天天进出酒吧、夜总会,和一群社会上认识的朋友混在一起吃酒唱歌,不回家睡要睡酒店,还要找小姐。三表哥稍微好一点,只是吃,他领一群人去高档餐厅,什么贵点什么,吃完了都是他付账。

那会儿,大姨家确实有这个实力,听说她家枕头底下、床底下、地板上全是钞票,从来不管。大姨说这哥仨一天能花掉1万多,有时万把块钱一晚上就能花出去,“那是首都,想花钱,有的是地方” 。

90年代,1万元在家乡小城是什么概念?——街上新建的4层楼,底层带个大门面,花3万元就能买到——现在已经涨到200多万了。

这样的花法,赚再多都不够用,但是三个儿子没有哪一个是大姨和姨夫能管得了的。他们老两口只管进货,收进来的钱不经他们的手,全握在儿子和媳妇手里。

到了后来,孩子们一个个像得了失心疯,有时拿到的货款都不够付一顿酒钱,不够就把别人的投资款也给花了,再不够就去借,不管多少利息,够那一天花头就行。

爸爸说,那时被他们骗去挥霍的钱,钱滚钱,利滚利,加起来够买好几套北京的房子了。

5

大姨一家不仅在北京没房,甚至都没买上小城里的便宜商品房。此后数年,一家人都挤在镇上的这幢狭小的两层老房里。

平日不时有债主上门,大表哥就气势汹汹走出来,站大门口骂人。他也喜欢长大衣配西裤,外表看起来比两个弟弟要斯文一些,但骨子里也是蛮横凶悍。他跟债主胡搅蛮缠起来,外人简直分不清哪个是欠债的、哪个是债主。

大姨说,大表哥的前妻是个狡诈的女人,早年在北京帮忙管理生意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卷了大把钞票回娘家。“这个女人吞了我家多少钱?如果不是她,我家能败落得这么快?我咒她不得好死!”家族聚会上,大姨一提到前儿媳的名字,就要狠狠骂。

大表哥的女儿临时交由前妻照顾,因为他常跟道上的朋友吃吃喝喝不着家;二表哥一家嫌老屋实在拥挤,在附近租了房子搬走了,最后剩下三表哥独占二楼最大的房间;大姨与大姨父只能住到一楼角落的储藏室里。

大姨父有糖尿病,回来后一天要吃几锅米饭,体重还越吃越轻,不把饭锅藏起来,半夜也要偷吃。三表哥自小嘴馋,好吃几乎成了病态,做多少菜都塞不满他的肚子。大姨那阵常来我家诉苦,说光是给爷俩买米买菜的钱就不知要花掉多少。

贪吃的结果,就是大姨父病情恶化,查出尿毒症,每周要去县城透析,一次几百元。针扎、换血,大姨父被病痛折磨得面目全非,他渐渐不能直立行走,生活无法自理。

我常常见头发稀疏、皮肤蜡黄的大姨夫穿着一件白背心,双手搭在大姨肩上,一步一步往前挪,神情呆滞。50多岁的大姨白发丛生,她矮小、极瘦,走路并不轻松,还要时不时叮嘱丈夫不要急,走慢一些。

三个表哥无人管大姨夫,吃喝拉撒,治疗费用,全是大姨承担——她要如何凑得这些钱,我们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大姨有个认识几十年的老友,早年嫁去市里,家境优越,大姨一家在北京时陆续向她借了20多万,一分未还,后来利息也不给了。那位阿姨之前每年要来老家几趟,催促大姨还钱,那年见了大姨和大姨父的模样,只留下几百元钱,摇摇头离开了。

虽然大姨竭尽全力照料,但大姨父苦苦支撑了两年,还是走了。

2009年夏天,二表哥开了一家快餐店,取名“阿昆饭店”。大姨家的老屋焕然一新,一楼店面全部打通,摆满新买的桌椅。餐盘、菜架、酒柜都是崭新的。

那时,我爸妈已经把家里的小店关了,生活拮据,二表哥就让他们去店里帮忙,每人每月开1000多元的工资。这个工资不高,但一来是亲戚,二来实在缺钱,爸爸妈妈还是去了。

后来,妈妈说起在二表哥快餐店做事的那半年,放在桌上手攥紧了:“给阿昆帮忙,比做乞丐还要苦。我和你爸爸在他店里,他就没把我们当人来看,像狗差一样被骂被使唤,你爸爸饭煮得慢了,桌子理得慢了,他骂过来的话不知道有多难听。事情没做好不能吃饭,还要被讥讽挖苦,我们也是开过店的人,我们也做过老板老板娘,我们还是他姨妈姨父,他落难的时候那么帮他,他什么时候记过?良心全被狗吃了!”其实不光他们,二表嫂与大姨没日没夜在店里忙活,照样被呼来喝去,戳着鼻子骂。

大夏天,二表哥光上身,围一条皮裙,炒菜的时候灶台边放一碗烧酒,翻炒几下,灌一口,味精、鸡精不要钱一样往锅里撒。他极度忌讳别人质疑自己的能力,也听不进任何建议,大姨大气不敢出,怕惹儿子不高兴。

没有客人敢对味道提出质疑,也不敢质疑菜价,管你是什么人,到了二表哥的店里,都是冤大头。镇上的人欺软怕硬,饶是这家店臭名远扬,也要来捧场。二表哥极其得意:“我跟你说,我阿昆是什么人,我这家店,一天能赚800块!”

那时候,二表哥的儿子已经十六七岁了,他在技校念书,学会了喝酒抽烟与人打架。二表哥不仅不生气,反倒很骄傲,说不愧是他的儿子,“够胆,有种。”甚至还带着儿子远近旅游了好几趟。

这时的二表哥手头有了一些钱,他弄到一块地,明目张胆违建,做了一幢带院子的3层楼房。这么多年,我爸爸妈妈为大姨家垫付银行贷款和民间借贷的利息,还有陆续借出的钱,加起来已超过10余万。那是我家最艰难的几年,妈妈嘴上厉害,脸皮却很薄,不愿对自家人撕破脸皮,爸爸厚着老脸问二表哥能不能还一点钱:“不用多,500块也行。”

“没有钱,我自己还穷着呢!”二表哥叼着烟冷冷回绝,一回头,便又去跟酒友吹嘘自己一日赚了多少。

6

2010年寒假,我从外地拖着拉杆箱回家时已近黄昏。

爸爸妈妈的房间房门紧闭,我推开门,屋里的窗帘也全拉严实了。一片昏暗中,沙发上突然有个人坐了起来,光线照在他脸上的刹那,阴沉、苍白,如鬼魅。我吓得汗毛倒竖,尖叫一声狂奔下楼,止不住地发抖。

那个黑影是三表哥。当时,他被警察追捕,惊恐之下只好藏到我家——他吸毒,还贩毒。

事后,我对爸爸妈妈发了很大脾气:“你们知不知道吸毒的人是没有理智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你们明知道警察在抓他,还让他躲到咱家?这是窝藏罪啊!”

“那能怎么办,难不成还去告发他?他毕竟是你表哥。再说,他就是稍微在楼上待一会儿,你大姨求了,总不能把他赶走。”妈妈的脸上一片晦暗。

没过几天,三表哥在朋友家被抓了,被判有期徒刑5年。

2011年的一个晚上,二表哥与江湖上的友人喝酒,通宵达旦,至少灌了两斤白酒。隔日凌晨,他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

手术做了10个小时,我接到妈妈的电话赶去医院时,二表哥已经转入ICU。二表嫂哭得瘫坐在地上,二表哥儿子的脸上全是泪痕,他蹲在地上揪头发。

过了两日,我进入ICU探视。躺着的二表哥失去了不可一世的表情,他双目紧闭,嘴里插着呼吸机的管子。

我定定站着,喊他:“表哥,阿昆表哥?”他的眼皮颤了颤,没有回应。

不幸中的万幸,二表哥在半年前买了大病保险,正好生效,赔款足够支付在医院里的治疗费。出院后,二表嫂带着儿子回了娘家,还是大姨衣不解带地照顾,一年后,二表哥逝去。

参加完二表哥的葬礼,当晚,爸爸站在阿昆快餐店外说:“你二表哥的脾性真的害了他,一世狂妄,不知悔改,害人终害己。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不要再说他的过错,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都算了吧。”

之后,大表哥正式接手了阿昆快餐店,准备做面馆。他看不上原先粗简的装修,将店内的招牌、天花板、地砖和瓷砖全部打掉重做,低矮的二层门面,三面墙全做上广告牌,要最大最显眼的发光字。桌椅、碗碟、勺子等器具也找了厂家定制,印上新的店名。

爸爸劝大姨,说简单装修下,早日开业就很好,待生意稳定,赚下一些钱再去弄这些也不迟。

“我家阿浩(大表哥)说了,要开就要开得好,牌子要打出去咧,我们家开的要和其他面店不一样,是高档的。”大姨眼角密布细纹,眼皮异常的肿胀,叨叨着说定做的盘碗她都看了,结实又好看。

一年后,我们去吃大表哥的“乔迁酒”——他的新居,就是之前二表哥建的那幢3层楼。新房装修得气派,院里假山绿植,池里养鱼,酒柜摆满红酒,大理石墙面一铺到底。

他女儿的卧房更讲究,据说光那扇窗的窗帘就要3000多元,是罕见的渐变染色。侄女争气,重点高中毕业考上省外政法大学,前途该会是不错,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个还在坐牢的叔叔,外加一个欠了不知道多少债务的父亲。

“开店,装房子,全都是借的,店里赚一点,就立马花掉了,只顾得上排场充阔气,这样下去迟早还要出事。”站在院子里,爸爸轻声与妈妈说,神色凝重。

果然,过一阵,大表哥的面馆就经营不下去了,重装成火锅店,又是一轮彻头彻尾的装修,甚至为了安装插座,连地也钻了。

店里头吃火锅,门口搭帐篷摆桌子做石锅烤肉——这是那年我们小县城最时兴的餐饮项目,大表哥二话不说照着干。平日在店里,他并不做事,每天穿得西装革履与朋友吃吃喝喝,大姨蹲在门口用大盆洗碗,几个伙计,还有大表哥的“女友”在进进出出地忙活。

大表哥的女友生得漂亮,说话温柔,无论是乔迁新居,还是逢年过节吃酒,都是她在劳碌操持。可就算这样,跟了大表哥近8年的她还是被打跑了。

“她敢不回来,我就砍了她全家!”大表哥吐一口唾沫,冷冷地笑,面上的阴狠令人不寒而栗。

听妈妈私下悄声说,大表哥的女友躲去了朋友家,但她要是不出现,真不知道大表哥会做出什么事。隔了几天,女友又重新出现在店里,我路过时她正在后门洗菜,抬头冲我笑一笑,嘴角有青紫的痕迹。

再后来,火锅店就关了——追债的人闹到店里,闹到家里,见生意维持不下去,大表哥干脆丢了店,留下一堆烂摊子,不知躲到了哪里去了,再也不露面。

大姨孤身一人面对上门讨债的债主,她支着老寒腿,梗着脖子与人对骂:“别的没有,就这一条命了,要的话就拿去。”债主气得面红耳赤,最后恼怒地“呸”一声走了。

7

在监狱服刑的三表哥成了大姨唯一的寄托。他和当年的二表哥一样,每月会从监狱寄信来,反复提及爸妈还有哥哥,说自己后悔、想家——但他并不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二哥了。

每月收到信,不识字的大姨就立马迈着蹒跚的步子来我家,让我爸爸念给她听。有几回爸爸不在,她就让我念,一双惺忪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反复问信里是否有写几时回来,吃不吃得饱,有没有受欺负?

三表哥字迹潦草,错字连篇,翻来覆去也只有那几句话:“妈,儿子十分想念你,是儿子不孝,没能在你身边尽孝,等我出去一定向你磕头认错,给你养老……”

听着听着,大姨眼眶湿润,落下泪来,“还是老三最孝顺,他从小最懂事听话,就是跟了坏朋友被害了。”大姨抹泪。

大姨家的老房又租给其他人开店了,她平日去洗碗赚些钱。听说同乡在监狱里认识人,她就包了红包和烟酒托人带去,盼着打通点关系,让三表哥早点出来。

我妈妈劝她,哪来的什么有关系的熟人,当心别给骗了。大姨没肯听,说她家变故这么多,很可能是屋子风水不好,还要捐几百块钱去庙里做功德才行。

2015年夏天,三表哥刑满释放。他瘦了许多,还在劳作时练出一身腱子肉。

刚回家时,他还有些沉默腼腆。过了没几天,他就买了智能手机,理了新发型,换了新衣新裤。过去的5年,对他来说好像渐渐不再构成影响了。

有天,大姨来我家的新店里叫三表哥回家吃饭,说家里饭菜都有,“怎的又出来吃”。

“你做的这些垃圾,狗都不吃!”三表哥嫌恶地说。

此后,三表哥开始顿顿来我家店里吃饭,我妈妈也不收钱。他菜装得并不很多,饭量还是好,吃满满两盆才算饱,吃完还要再倒杯烧酒慢悠悠地喝。

狱中清苦的生活已然远去,宽松的外衣遮不住鼓起的肚腩。而后,三表哥开始带过去的酒友一同来店里吃酒,手指夹烟吞云吐雾,大姨诺诺地叫他少喝些,被他一声暴喝轰走。

我妈妈看得直摇头,大姨的关注点却不在这儿——20多岁的时候,三表哥就急着想有个女友,现在他已经快40岁了,吸过毒坐过牢,镇上没有正经女孩会愿意跟他。

大姨发愁说,自己的小儿子也算得上人模人样了,怎的会成个老光棍。

2017年,大姨叫我去她家吃“分岁酒”。酒席就摆在一楼的灶台旁——前面全是租出去的店面,她只有这小小一方厨台可以使用了。

来吃酒的人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大姨、我、大表哥的女儿、三表哥和三表哥的一个朋友,半张桌都没坐满。

大表哥的女儿我已经几年没有见到了,她割了双眼皮,垫了鼻子,已然陌生,听说她妈妈在县城里给她买了房,爸爸这边也极少走动了,来了大姨这儿也只是夹几筷子菜,从头到尾没喊一声奶奶。

我心想,大表哥虽做下许多不道义的事,对这个女儿却是百般呵护,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侄女读书时,他自己穷得吃不上饭,也要每周给女儿一两百元零花。

自从二表哥过世后,我再没见过他的儿子了,只听说他高中没读完就去学了厨师,现在在某酒店后厨做事。

大姨一家,如今只凑得出这么零丁几个人了。

“钱么没钱,烧得又难吃,还摆什么酒,真是丢人现眼!”三表哥嚼一口肉,又骂骂咧咧吐出去。

“毕竟过年了,就这些也不多啊,冷菜热菜总得有的……怎么,这个肉不好吃吗?” 系着围裙的大姨过来夹一口尝味。

三表哥摔了筷子,“不多,不多,还不是花我的钱!我赚的钱都是被你这么糟践的吗?看看你这烧的都是些什么,别人家吃的团圆饭,你看我们家有人吗?你做这一桌,到最后没人吃还是要全倒掉,一盘一盘的,看着都烦死。你看这,家不像家,人不像人,我们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大过年的,别说这些了,来来喝酒!”最后,是三表哥的朋友打破沉默,端酒杯去碰。我坐如针毡,不敢抬眼去看大姨的表情。

这年正月,久未露面的大表哥竟然来我家店里打菜,与正在吃饭的客人起了口角,他立即回家拿了一把菜刀,冲客人劈头砍去。

我爸爸上前抬手一挡,手臂立时被拉开一个血口,客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起身往大街跑,大表哥拿着菜刀在后面追。我妈妈颤着手给大姨打电话,电话号码按了几次才拨出去。

大姨从洗碗的店里赶来,满手油腻,挡在明晃晃的菜刀前,声嘶力竭地喊道:“你先把我砍了!把我砍了!你想砍他,先把我给砍了!”

推攘间,刀锋几次触过大姨的衣襟,大表哥稍有顾及,嘴里仍疯狂叫嚣:“我就要砍死了他,有本事不要跑,我今天就要把他弄死!”

“你要弄死谁?啊?你先把我给弄死!来啊!”大姨用尽全力锤他。

我爸爸怕事情再闹大,咬牙打了110,然后压低声音对我说:“不要让你表哥知道的咱报的警,免得他生怨胡来。”

警车来后,大表哥一瞬间恢复了理智,老老实实收了刀,被带去录口供。爸爸关了店门,将卷帘门一拉而下,才重重出了口气:“你大姨是造了什么孽,养出来的儿子一个一个都是这样!造孽啊,造孽!”

这件事后,大表哥再次消失得无影踪。后来,又听说三表哥找到个“好差事”——他生得强壮高大,又坐过牢,大哥又是道上混过的,便被雇去当地下赌场的“安保员”,获利好的时候,一天能分到几千元。

大表哥不见了,三表哥便搬进那幢违建楼去住。旧家具、硬装丢的丢拆的拆,每日在朋友圈晒装修进度,频率极高,有时还配上喝咖啡的自拍照。

我爸爸看到了,就快速划过去:“三兄弟一个样,一有点钱就糟践,你大姨赚点钱这样苦,他自己胡吃乱花,一分钱也不给。不看了,看着糟心。”

8

前年7月,我爸爸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当天,大姨赶了来,摸出500元,硬是塞到妈妈手里去。

之后,她问我从医院出去怎么坐公交,她还得回去工作,那边请不了假。大姨现在在给一个90多岁的老人做保姆,处处要她搀扶照看,出来一趟不容易。我给她指了路,看她步履缓慢地往公交站走,她好像又矮瘦了,整个人“缩水”一大圈。

舅舅家的表姐随后也来了医院,得知大姨刚走,她拉我到走廊尽头说话:“你妈这一生太重情谊,太向着娘家,当初如果不是她太心软,非要你爸给大姨家做担保,还把自己的血汗钱全借出去,你们家就不会这么辛苦,你爸可能也就不会出事……你们家背了那么多年的债,垫了那么多利息,连几个舅舅看不下去。如果不是有这样的亲戚,你们家本来可以很幸福,本来可以不用这样。”

表姐喋喋不休,她背后是一扇窗,有阳光透过进来,光影交织间,我想起爸爸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过去的一切都一笔勾销,都算了吧。

大姨70岁的时候,法院强制执行令也下来了,她唯一的老房被拍卖,卖得了50多万,还被勒令每月要偿还那些债主2000余元债务。

三表哥又变得没钱了,连吃饭的钱都是大姨给,大表哥还是没有消息。

前两日晚上我去老街,路过大姨家的老房,二楼的窗漆黑,楼下的店面也早早关了门。我突然想起了大姨一家刚从北京回来的那几年,三表哥还住在这楼上,他的房间刚刚修整好,我第一次上去看,临街的窗台摆一盆茉莉花,挂着洁白的花骨朵儿,房间里还有圆茶几和藤椅,三表哥坐在椅上扒拉琴弦,轻轻哼唱,粗胖的脸也带上股文艺气质。

“表哥,你唱的什么,听起来有点耳熟。”我问。

“你又忘啦小表妹,以前唱给你听过啊。”三表哥一笑。

“听是听过,歌名叫什么来着?”

“《白桦林》

作者:墨寻

编辑:许智博

题图:《江湖儿女》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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