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圈在安置房,谁给母亲安慰

2020-11-04 10:28:01
0.1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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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城市正成为我们最为主要的生活空间。 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城市所塑造着,也塑造着城市,审视着生活,也被生活审视。我们每个人,都因不同的时代与个人遭际,在心底建构出城市的万般模样。 2020是个被迫禁足的年份。无论我们人在何处,是淡定、是烦躁,是一筹莫展、是心有余悸,都是一个适合的机会,让很多人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眼下,人间编辑部大型征文再一次开启——「人间· 人在城中Living in City」。 记录下你与自己现在或曾经所处城市的故事,记录下它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关于梦想、爱与希望问题的答复,记录下所有你在此处念念不忘的人与事,记录下它只属于你的、独一无二的模样。 征文长期有效,投稿发邮件至 thelivings@vip.163.com,并在标题标注「人在城中」。期待你的来稿。

1

2008年,位于扁担河畔的老家小村土地被征用,村民集体拆迁。短暂的过渡之后,村民们搬进了小镇的安置房小区,开始了“城里人”的生活。小镇位于芜湖市城北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省第一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迄今为止中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唯一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小镇工业发展势头正猛,工业园里随处可见的大烟囱常年浓烟滚滚,厂房里不分昼夜地传出隆隆巨响。年轻人欣喜过望,大感生活和时代的进步;中老年人却抱怨,举目四望皆是高楼,连风也变得不畅快,四处碰壁。

“被赶进这水泥钢筋里,像被圈起来的牲口,实在憋得慌。”刚从农村搬进小区时,母亲常把这话挂在嘴边,逢着小村相熟的阿姨拉起话来,就抱怨几句。与母亲一样,在农村过了大半辈子的妇女们要么附和几句,要么无奈地调侃:“搬进小区就是城里人咧,不做田咧还不快活噢。”

彼时大姐已经嫁人,二姐在镇上的工厂上班,我高中在读,租住在市中心的学校附近。我第一次在已经46岁的母亲脸上清楚地看到焦虑和担忧。在父亲凭木匠手艺在外讨生活的年头,母亲成了家里种地的主力。家里家外、田间地头待了大半辈子的她,生活习惯甚至血液和生命早已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突然被迫与土地割离,就像猝然断线的风筝,她不知该往何处去。离开土地的母亲成了一名家庭主妇,但在她的生活观里,从来都不肯定家庭主妇的价值,她觉得一个女人整日围着家务打转实在“没用”。

“家里这么多张嘴,全靠你爸怎么行?我有手有脚,又不是不能做,挣一点是一点嘛。”母亲总这么说。

拆迁没多久,母亲就从小村田间地头的一株植物转身变成了小镇工业园里的一颗螺丝钉。搬进安置房小区的妇女们大多成了工厂里流水线上三班倒或两班倒的操作工,上了年纪或没文化的则成了厂房里、车间里的清洁工。母亲也找熟人介绍,进了工业园一家染织厂做清洁工,工资只有几百块。为了得到这份工作,母亲还搭进去一只鸡、两条鱼、一条烟和一瓶酒。我进去过母亲所在的染织厂,看她戴着白纱纺成的帽子和口罩穿梭在流水线间,身影被车间里肉眼可见的棉絮、粉尘淹没。她却遥遥地示意我——你看,这活多轻松,一点也不累。

几十年泥巴糊天的农民生活早已把沉默刻进了母亲们的骨血深处,她们从不尝试表达和阐释生活,只忙于应对。她们总喜欢互相调侃,“搬进小区了也不会享福,还一天到晚忙得不得歇”;但她们也心有戚戚,“生来是把贱骨头,哪个是享福的命呐。”

2

波德莱尔的诗说:“生存是一种痛苦。这真是尽人皆知的秘密。这种痛苦既不神秘,又非常单纯……”可能用我母亲的话说就是:“人呐,这辈子没有抻坦(舒服,舒坦)的时候,一旦抻坦了,也就离死不远了……”

即便“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不做田的日子,不用再起早贪黑、栽秧收稻”,母亲这颗螺丝钉也没能长久钉在工厂里——一旦家庭有需要,她又成了唯一的救火队员,甘受生活和家庭的驱使。

2009年的我将参加高考,应我要求,母亲二话没说就辞了职成了我的陪读。我的一日三餐和洗洗涮涮成了她的生活主旋律。那时我从没有站在母亲的角度考虑过这样的生活变化对她意味着什么,甚至还因为青春期的情绪波动经常发脾气,抱怨她。她沉默地接受了一切,关心着我的情绪和压力,日复一日把十来平的小出租屋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变着花样用香喷喷的饭菜安抚我。

高考结束那天是个雨天,父亲租了一辆小面包接我们回家。从出租屋搬回家的行李中,母亲的手工活成品居然比我的学习资料还多,都是她闲暇里织的毛衣、线衣,做的拖鞋、棉鞋。我浑然不知母亲度过了怎样一段枯燥又小心的陪读生活。

这年暑假,还没等我的高考成绩发榜,回到小镇的母亲又开始四处打工了。她有时跟着父亲早出晚归去工地做小工;有时早起去菜市场、糕点店打零工,做些清理牲口、炸小面点的活,哪怕每天只有几十块的收入,她也乐此不疲。“有一点算一点。”她念叨。

后来,母亲又辗转回到她之前所在的染织厂。相比零杂工,她说她更愿意待在工厂里,收入虽微薄但稳定,而且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她能照应到家中里里外外的一应家务。

即便我去了广东读书,二姐结了婚,母亲在小镇的生活仍旧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着。那几年可能是母亲最轻松的时候,偶尔她还会被老家小村的阿姨们勾去跳跳广场舞,享受一下“城里人”生活的惬意。

那会儿,我在电话里打趣问她:“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有没有腿陷进秧田里拔不动的感觉?”

她则会嗔怪我:“噢,你以为你妈这辈子就是做田的命咧是吧?我唉搞(怎么,怎搞)就不能跳广场舞咧!”过不了片刻,母亲转而就笑着向我露了底:“不过,我跳得不一样,是佛舞,不是她们那种蹦蹦跳跳的……”

我上大学的那几年,小镇围绕着几个安置房小区陆续建起两个商业广场和中心新城,小餐厅连成片地开业。夏天的烧烤摊、冬天的火锅店整晚腾着热气,大有将小镇的夜空描成白昼的架势。KTV、洗脚店、按摩店一家接着一家闪亮起LED的招牌,店员们到处散着“开业大酬宾”的小广告,新开的两家大超市、一家电影院,成了小镇年轻人经常出入的地方。

姐姐偶尔拉着父母去吃火锅,母亲总是惊讶于火锅店里每盘菜的量与价,当着服务员的面吐槽:“这一盘莴笋就个么(这么)点?这就几片肉,要二三十块?”

电影院刚开业时免费开放一周,父亲拉着母亲去了趟电影院,母亲却说:“里面黑漆漆的,叫人冲瞌睡,还是以前生产队组织在大操场看的电影生劲(过瘾)!”大超市刚开业时很多商品打折,母亲又抱怨起自己“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说外婆当年没让她念书。

宝马、奔驰的4S店在205国道边落成后,成了小镇人津津乐道的地标,小镇甚至有了“宝马乡”的别号。安置房小区里的私家车多了起来,两家相距不过3公里的大酒店也开始动工。

这一切新气象,与小镇工业园隔着一片安置房住宅区两相辉映,像是一对隔着机身相望的机翼,载着小镇人民的生活从这片土地上起飞。

母亲在小区里的生活渐渐规律起来。虽然厂里的“长白班”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但她一般天刚放亮就起床,洗衣、煮粥、买菜;下班回来就准备晚饭,早早和父亲、奶奶吃完晚饭,收拾完碗筷,便投身到她的广场舞里去;跳累了回来睡觉,睡醒了再开启新一天的循环。

对母亲而言,按部就班也许是一件幸事。

3

2012年,二姐添了个儿子,二姐夫的父母早年离异,带孩子的事落到母亲头上来。为了方便照顾孩子,二姐一家还买了一套安置房,搬到了母亲隔壁的单元楼。

听二姐说,母亲起先并不愿意帮她带孩子,因为母亲早前就反对她的婚事——二姐夫是单亲家庭,二姐嫁过去没有婆婆,操持一家子的大小事没有帮手,包括以后生孩子、带孩子。但母亲最终还是在二姐、二姐夫的恳求下点了头。家庭、子女的需要再次不由分说地支配了她的生活,和小镇很多中年妇女一样,帮儿女带孙子好像是她们的分内之事。

母亲又辞了职,成了带孙子的家庭主妇。重回家庭主妇生活状态的母亲仍然不想显得“没用”,于是开始寻找空地开荒。按她的想法,如果挣不到钱,种些蔬菜瓜果,也算对家庭的一种贴补。

安置房小区里的绿化坛和周边闲置的土地,几乎全都被居民们开了荒,种上了应时应节的蔬菜,即便杂草丛生、荆棘满布的地方,也都被种出菜来。等新鲜蔬菜上市,妇女们便拿到早市路边卖,换一点零用钱。更现实的问题是,给子女办婚礼、买新房也耗尽了很多家庭的存款,一次性的拆迁补助并不能安顿他们一生的需求,唯有土地在回应着他们年复一年的索取。

街道办无法浇灭这场开荒之火,不少铲平、推平菜地的举措还惹来了谩骂和纠纷。母亲因为“家里有党员”的顾忌,不敢明目张胆“搞破坏”,想到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得小镇工业园的扩张和蔓延受到了遏制,原先作为工业用地被征用的老家小村一直被荒废,她骑着电瓶车回到距离好几公里外的老屋子附近,费了大力气清理掉野草和杂树,终于开垦出一块满意的菜地来。

外婆在世时说,那段时间母亲像萤火虫一样,白日里见不到影。除了琐碎的家务,母亲把每天大部分空闲时间都用在了菜地上,锄地、浇水、点籽、施肥……甚至常常背着二姐的孩子下菜地。

很快,越来越多的老乡回到小村开荒——因为污染,小镇工业园的许多工厂面临频繁的检查,多次被勒令停工、整改,有的厂子开始裁员,有的甚至直接关门倒闭。整个工业园渐渐显出颓势来,越发老气、陈旧、落后,就连高耸的大烟囱都在雾霾里疲软下来。工厂的不景气又直接影响了大批在工厂务工的小镇居民家庭收入,开荒自然也就成了他们不得不采取的生活补偿手段。

不过,过上“城里人”生活的年轻人好似再也回不了头,他们依旧在烧烤摊、小饭店、KTV、棋牌室的灯红酒绿中醉生梦死,也在其中沾染了不少酒气和赌瘾。难以戒除的赌瘾渐渐把不少家庭抽干了,暗地里哄闹许久的小额贷款也集体炸了锅,一夜间蒸发了无数家庭的存款。小镇魔幻般地上演着一出出“子债父偿”的戏码,不少父母卖房卖车替儿女还债。在外地工作的我,时常接到儿时玩伴借钱的电话,也听母亲在电话里提起一些儿时玩伴因为沾了赌瘾和贷款,败了家的消息。

不知从何时起,离婚也成了小镇上一件“风靡”的事,隔三差五就能听到谁谁离婚,甚至是二婚又离了的消息。离婚已不再是一件难以启齿、甚至需要遮羞的事,不再是一个人不堪的痕迹。年轻人们即便离婚,离了再结,结了再离,依然过得逍遥自在,根本就不像长辈们说得那么难堪。至于长辈们的批评和教诲,大可当作耳旁风。

在小镇奇怪的风气里,母亲警惕着自己子女的一举一动,也本本分分地做着自己,打理着家务,带着孙子,种着蔬菜瓜果。她以为,只要她不搭理这些闹心事,它们自然就不会找上门。

4

2016年,二姐还是把离婚的想法摊在了母亲面前。

母亲看着二姐越来越好的生活,看着半大的孩子,极力劝阻二姐,甚至不止一次地破口大骂:“离婚?你还反子天(反了天),你想唉搞就唉搞!不行!不能离!”骂过后,母亲又会苦口婆心一番:“丫头啊,婚不能离啊,你俩好不容易有今天,小别(对男孩的称呼)也才个么点大……离了苦了小别也苦了你自己啊……”

母亲也让我劝二姐,根本没有过婚姻经验的我,毫无底气地和二姐说着婚姻里该有的宽容、理解、忍让,也尝试着问她和二姐夫之间的矛盾。

“就是过不下去咧!”二姐的回答足够干脆,她提到他们之间的琐碎和矛盾,彼此对婚姻和生活的质疑和愤怒。

“爸妈肯定不能同意你离婚。而且,你有没有想过,离了之后孩子怎么办?你自己又怎么办?”我只能搬出谁都会劝的一套说辞。

二姐却依旧笃定:“涵涵我要,继续让妈带,我自己以后就靠自己呗。”

“你说得倒是轻巧。妈能同意吗?”我知道二姐在小镇工业园的工厂上班,月收入不过3000元。

二姐不能确定以后,她的婚姻也继续苟延残喘着,直到被二姐夫打了一次之后,她再也忍不下去,甚至还闹出了一次双方家庭调解。双方的家人都在场,七嘴八舌地指责和议论,母亲当着所有来人的面,只说了一句:“我个丫头我不少骂,但是我从来没动手打过她一次。”

等二姐夫的家人走后,母亲依旧劝二姐不离婚,但她不再骂,只是无奈地劝。

事情不如她所期,二姐还是离了婚,孩子跟了二姐。母亲没多说什么,依然帮二姐拉扯着孩子,种着自己的菜地,只是往土地庙里跑得更勤了些。

小镇的一切现实正疯狂地撕扯着上一辈人固守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状态,安置房小区里、大路上,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的病人也越来越多,有的就是以前熟识的乡亲。母亲话里话外把矛头指向如今生活里的环境污染和精神污染,但双脚却不停地迈进土地庙的门槛,迈进神婆的家,双膝把土地庙、神婆家的蒲团跪出深深的凹陷。她把最朴实、最诚挚的愿望寄托在那里,替儿女们、孙子们祈福,保佑他们健康平安。她也更加频繁地操心起我的婚姻、二姐的未来,甚至找瞎子算命,以求得一些心理安宁。

母亲已经摆脱土地将近10年,但思想与信仰依旧与土地、与神佛割裂不开。安置房小区里无数的拆迁户们亦是如此,小镇安置房小区外一直耸立着的那座土地庙也因此香火旺盛。

庙坐落在安置房小区南大门东侧的空地上,起初只是刚搬离农村的农民用砖块和水泥草草砌成的一方小庙,高不足1米。后来,不知是谁把土地庙扩建成了高近2米,占地几个平方的一处小建筑,庙门前还铺了水泥地,砌成了一个小广场。等到引起社区重视的时候,土地庙的香火已经日夜不断,逢初一十五,还会有人来上些供品。

2016年年中,母亲的左腿无故水肿。以往,母亲身体有恙,一定会咬牙挺到身体自动恢复,从不轻易就医。而那次,她的左腿疼痛实在无法容忍时,她却先去找了神婆,烧了几道符水喝下肚,又去土地庙拜了神,等着病见好。如此熬过两天,她的左腿已经痛到无法支撑走路,最后才去了医院住院。

事后得知原委的我,气不打一处来,本想冲她发一顿脾气,但看母亲低着头,明显已有了几分悔意。我收住了脱口的埋怨——无论如何,我知道自己无法打消她根深蒂固的思想和信仰,更无法将“愚昧”二字甩在她面前,我不能要求母亲在她经历过的生活中,建立起新的世界观。毕竟,母亲没受过教育,也几乎没走出过我们的小镇,她的日常生活半径也仅仅是家到菜市场、家到菜地的距离。

她依旧要面对生活中无尽的琐碎和无尽的付出,我也不知,她的精神和信仰该安于何处。

5

母亲左腿痊愈出院之后,外婆搬到了我家来。

原先,外婆一直独居在农村,身子本就单薄,又大病小病缠身无人照顾。5个儿女各有难处,最后,赋闲在家帮二姐带孩子的母亲不得不把她接到了我们这个安置房小区来。

54岁的母亲,要帮二姐带年仅4岁的孩子,家里有年逾80岁的外婆,还有已经93岁高龄的奶奶需要照顾。老的老,小的小,母亲整天只能围着他们转。一日三餐,还有一应琐碎的家务,和她不肯放弃的菜地。母亲不但和奶奶存在旧有矛盾,和外婆也难相处得来,但她还是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每每得空回家的酒桌上,我总想变着法替母亲叫两声苦,好让她知道有人体谅她、理解她。但她总会自斟自饮,不抱怨父亲,不埋怨儿女,也不责怪她的兄弟姐妹,只自我开解道:“两个老的还能活几年呢,我又还能跟她俩计较什么东西呢……”我能感受到母亲这番话背后的辛酸和无奈,却不知如何才能让她在这个小镇里、在这个家里过得好受一些。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我接到父亲的电话。电话里的父亲很冷静,语调也很寻常,但开口却是问我周末有没有空,有空回家一趟,因为母亲在家闹离婚。

我彻底懵了。以前即便父母有过争执,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即便他们争得再激烈,也从不轻易告知在外工作的我,以免我挂念和担心。但这次,父亲开口却是要我回家,我知道问题可能已经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那个周六,姨娘们、舅舅们全都赶到了我家,大姐和二姐也都回来了。全家弥漫着诡异的平静和客气,母亲依然用惯常的语调和嗓音迎接我回来,但她的眼神却失了往常的神色,我从她的眼眶知道她哭过。

母亲依旧忙里忙外张罗着午饭。而在饭桌上,父亲母亲一言不发,听凭着所有人的劝:“活到这把年纪了离什么婚”“老的老,小的小你不照顾怎么办呢”“女儿侄儿离婚就算了,你再离婚不是让人看笑话嘛”……类似的话在饭桌上跌来撞去。大姐附和着姨娘们的劝,二姐坐在沙发上没有哭声地淌着眼泪。

最后,母亲一声不吭地点了点头,表示听了众人的劝,打消了所有人的顾虑。母亲点头容易,可她继续面对的处境和生活却不易。我不知母亲点头前,吞下了多少情绪和苦痛。就连二姐自己接送孩子、照顾孩子的打算,她也没答应,所有的事情依旧落在她的头上。

众人散去,在仅有母亲、父亲和我的餐桌上,我问母亲:“妈,是不是老的老,小的小,太累了……”

我清楚地记得我问完后空气里凝固着的安静。

父亲不说话,母亲呆了半晌,鼻头一酸,眼睛里滚出两行泪,但她把哭腔咽了回去:“小别哎,你真是不知道,两个老的有多糟蹋人。你奶上完厕所马桶圈上经常糊着屎,被单上时不时也沾上,老痰就往地上吐……我还不能讲,我一讲,她在楼下逢人就编排我……我刚来你家做媳妇的时候,她对我是什么样……算了,这话跟你讲不上。你家奶(家婆奶奶,外婆)……也没好到哪去。那么多儿女一个不管……说起来也是我自己老娘……你爸,你爸倒好,一点不帮我……”

“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跟她们计较什么呢……”父亲的声音不大。

“是,谁都会这么光凭嘴说!是啊,跟她们没得计较,那我就跟你计较!”母亲对父亲不依不饶。父亲还想说点什么,但看看母亲,还是罢了口。

记忆中,我第一次听到母亲的这么多抱怨,我知道,还有很多关于家里的、亲戚间的、儿孙的情绪和苦痛被她咽了下去。这次闹离婚也是母亲一次积压的情绪大爆发,她再没别的出口,她只能和父亲闹,也闹给所有人看,让别人看到她面对的琐碎和她的付出,兴许这样她能好受一些。

但,闹完之后,所有人劝劝她,表示完理解和体谅,又拍拍屁股走了,剩下她独自一个继续面对,不知何时是个头。

那个冬天,外婆不慎摔了两跤,摔裂了髋骨,出院后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只得整日萎在床上。年前,外婆被送到了舅舅家(按本地风俗,母亲得死在儿子家)。一个清早,去给外婆送棉被的母亲,看到的却是只剩了一口气的外婆,勉强穿上寿衣后,外婆便甩手走了。

母亲的生活依旧停不下来。

没多久,纵贯南北横穿小镇的轻轨开始施工了。依靠工业园和新城商业区飞升不成的小镇,像是改换了一条地上出走方案。安置房之外的中心新城几个商品楼开售,与安置房小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政府廉租房小区也即将完工。一度烂尾的两个大酒店也重新动工。

小镇人民的生活又有了新的起色。

6

2019年4月,我和女朋友打算结婚的消息让母亲一顿饭豪饮了半斤白酒,母亲说从来没这么开心过,总算又了了一桩心头事。母亲常说,让“老的上山,小的成家”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责任,她还私下跟我说:“涵涵大了,照应起来不费神了。等你有了小家伙,只要你俩不嫌弃,我也可以帮你们带大。”

彼时的二姐和新男友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孩子在回迁房小区新落成的小学就读一年级,日常照应仍由母亲负责。稍觉空闲的母亲又在二姐孩子就读的新小学里找了一份稍轻松的清洁工工作。

付出早已成了母亲大半辈子的习惯,为家庭,为老人,为儿女。即便在越来越强调自我、强调个性的社会和人世里,即便在拆迁搬进小区的十几年里,她依旧任劳任怨地付出着。

以前,我曾大言不惭地尝试教母亲在她寻常的日子里过出自我,过出自己的生活,学会享受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却不知这个家曾不由分说地一次又一次剥夺了她的时间和空间,而她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她早已把自我付出给了我们和这个家,慷慨又干脆,一点一滴也没剩下。

她哪还有什么自我,哪还会什么自我。

2020年春节,因为疫情的缘故,我和媳妇在家足足待了一月有余。大姐在婆家回不来,住在隔壁单元楼的二姐倒是时常来串门。父亲工作所在的建筑工地无法如期开工,和我们一样,统统歇在了家里。而母亲却整日笑盈盈的,每天从冰箱里、菜地里变出新花样,把餐桌变得丰盈而可口。

2月底,我跟着母亲去了一趟她的菜地。电瓶车从小镇穿过成片已经显得老旧的厂房,辗转几条马路、石子路,下到一条河埂。我跟在母亲身后,从田埂穿过成片已经开始抽薹的油菜,在一个水塘边见到了母亲垦荒的菜地,或方或垄,或长着蔬菜,或蓄着地力,秩序井然。

母亲此行是来挑野菜(荠菜)的。我在家待得憋闷,嚷嚷着要过来帮忙。母亲把先挑到的几颗递给我:“喏,这就是野菜子。”除了给出实物参照,她没有再多的言词帮我从遍地杂草中辨认出野菜来。等她挑了满满一塑料袋时,我才捧着一小把给她看。她苦笑着从中捡出一颗又一颗来扔掉,历数道:“这红眼珠草,开小蓝花,野菜嘛是小白花。这鸡爪子草,这老鸭子草。这羊子鼻涕,叶边像锯齿,和野菜不一样……嗯,这几个是野菜。”末了,还回我一句她常对我的调侃“你念的什么书,这都不知道”,和一个继续佝偻着的背影。

我一边感叹这些杂草粗鄙草率的名字,一边又惊讶这些几无区别的野草原来在母亲眼里竟如此千差万别。这遍地的草在她眼里就是“斗大的字”,只不过这回换我“不识一箩筐”了。

“喏,这不是你说的冬寒菜(冬葵)嘛。”“这不是你爸说的红菜薹嘛。”母亲并不抬头,只用手中挑野菜的小铲子指指别家的菜地,把我们之前在饭桌上聊起过的蔬菜指给我看。不时,还指着一爿蔬菜地考我。认得时,我便心生骄傲,“这茼蒿啊!”“芫香菜(芫荽)谁不晓得!”不认得时,我便岔开话题,“你种这么多菜干嘛呢,不够累的。”

她不管不顾,反问我:“你俩今年夏天回不回来?到时候我个菜地里的茄子大椒(青椒)洋柿子(西红柿)全熟了,够吃一夏天。”她还指了指不远处的木架:“那块地点上籽,过段时间爬满藤,到夏天能结出吃不完的葫芦、瓠子。”母亲的语气像是已经看到了她规划好的丰盈的夏天,而我对着眼下仍显得空荡的菜地,想起儿时暑假,母亲总能从菜地里提回满满一篮子的五颜六色。

也许在小镇的安置房小区里,在泥潭般的生活琐碎里,这满眼紧贴地平线的蔬菜瓜果才能缓解、慰藉母亲的苦痛。对于做了大半辈子农民的母亲而言,十几年的“城里人”生活中,唯有做工挣钱、开荒种菜、烧香拜神,以及对儿女们的牵挂和希望才能帮她度过漫长的琐碎。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很多事上劝阻过母亲,比如她去老家开荒,去工厂里做工,去土地庙烧香。但每次都无果而终,母亲嘴上应付着我,私底下依旧我行我素,与我每次应付她的关心和教训如出一辙。

我现在不再过多干涉她的行动,转而夸她种的菜好吃。野菜和肉末包的饺子好吃,香油(芝麻香油)拌出来的野菜更香、更好吃。母亲坦然接受着关于她的蔬菜的赞扬,露出几分骄傲,因为在这方面,她有十足的实力与自信。

3月初,我和媳妇离家之前,母亲准备了香油(她自己种的芝麻榨的油)、菜籽油(她自己种的油菜籽榨的油)、香肠(她自己灌的肠)以及清理好的散养鸡、野生鱼,她自己腌制的菜瓜、拌的酱菜等等,包裹得妥妥当当,让我们带走。

除我们又将离家外,还有一件事让母亲皱了一天的眉头——小区门口的土地庙被街道办强制拆掉了。听母亲说,就前日里一瞬间的事,如今只剩些零散的砖块、水泥块遗落在原地。母亲捡了三块石头回来,在一楼外墙的墙根处,以两块为壁,一块为顶,搭成了一方小小的土地庙。

我没再劝阻她,心想,夜里,清凉的月光淋下来,她也该能睡得踏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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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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