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双子星的副教授之争

1

2018年国庆节刚过，主编在我的办公桌上放下两份软绵绵、散发着霉味的选题单，“小路啊，我收拾办公室发现两个积压的选题。我照顾你，让你先选。”在主编热情的注视下，我翻看了一下，两位作者来自同一所大学，都是文学院的青年教师，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一个研究西方现代文学。

主编常去各大高校拉选题，所以我们编辑室里的每个人大都同时负责着五六本书。工作多，总得有个先后，出版社内部就出现了一个优先级排名——985>211>普通高校——资深知名教授的选题排在普通教授的前面，因此，这两个讲师级别的青年教师想出书，选题被压上一年多，实属正常。

最终，我选了古代文学，毕竟“文史不分家”，好歹离我的专业近一点。

这位老师姓牛，首次电话沟通，牛老师只说了一句：“路编辑，我的书请多上心，拜托了。”他语速极快，活力满满，不等我回话就径直挂断了。这个举动让我心情复杂——开心的是他对自己的书什么时候出版并不着急，沮丧的是这是我从业以来第一次遇到这么不尊重人的作者。

接下来，牛老师果然没有来找我，因为手头的工作太多，他的书就被我继续晾在一旁了。

到了年底，编辑室又有一个同事要离职，他是负责西方文学方向的，按理说工作移交不关我这个历史口的事儿，可主编把那个当初我没选的选题又塞了回来。我抗议说跨度太大，专业拿不下，主编却不答应。他一直倡导编辑们要当“博学的杂家”，还是那套说辞：“这两本书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大作，只要保证不出编校错误就行了，权当拓展知识范围了。”语气轻松，却不容拒绝。

西方文学方向的作者姓常，在电话里笑嘻嘻地说，这书给我们出版社一年多了也没见个动静，“你们店大欺客啊”。他的河南口音很重，讲话一顿一顿的，还不时飙出几句英文，在不和谐的谈话氛围中，他“大度”地表示，只要质量有保证，他再等上一年也行。

彼时出版社工作繁忙，既然他都说了不急，我就把这本书也扔在了一边。

2019年春节假期结束，一天，我突然接到了常老师的电话。他言语急切，说想让自己的书在6月份出来。我表示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少则半年，他的书体量不小，最快也要9月份才能完成。

常老师顿时急了，“不行，一定要在6月拿到，咱们可是签有合同的，你们已经拖了我一年多了。”他喋喋不休，我好说歹说才安抚下去。

可是没多久，我又接到了牛老师的电话，也是一样的急切，一样的要求，虽然他只讲了几句话，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第二天，主编就把我喊了过去：“那两本x大文学院的书赶紧给出了，今年暑假前就给他们。”

不久之前还让我把这两本书往后推，现在别人找他说情，就开始催了？我当即表示不可能办到，这两本书各有40多万字，我一天最多能审阅2万字，一个月的标准工作量只有30万字。现在让我一个月看完80万字，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后来见我真发了火，主编终于退了一步，“我可以再帮你争取2个月，最迟他们开学前交付”，然后冷着脸，摆手让我出去。

私下里，一个同事问我：“知道主编态度变化为啥那么大吗？”

我木然地摇摇头。

“昨天刚开完工作会议，以后的书号会减少，各大出版社都转向去拉大学里的选题，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主编决定目标下沉，去开发那些普通高校与青年教师的选题，所以现在不能得罪他们啊。他们以后可是咱们的财神爷，说啥都要答应他们。”

我叹了口气，看来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2

虽然主编帮我说情缓了几个月，但两个老师催得实在太急，而且态度也越来越严厉。尤其是常老师，恨不得一天给我打三个电话。

一天，我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平时我甚少发状态，即使发了也会屏蔽工作上的关系，那天实在是太累了，没有留意——然后就看到牛老师和常老师几乎同时在底下评论：“我的书什么时候出？”第二天，我就接到了常老师的电话，他的语气轻柔了许多：“我们院的牛老师，也在你们那出书了？”

“对，我正跟你的书一起做着呢。你也跟他说一声别急，我会尽力的。”

他先是愣了一会，突然话锋一转，开始感谢我起来，弄得我一头雾水。随后，千万拜托我先把他的书做出来。那个“先”字，他咬得很重。

当天下午，我又收到了牛老师发来的微信，也是莫名其妙的，上来就感谢我，然后同样请我快点把他的书做出来，“最好赶在常老师前面”。

两人的态度突然转变，让我倍感疑惑。更奇怪的是，接下来他们两个都不再死命地催我了，和我联系的时候也是轻声细语，十分客气。

大概过了半个月之后，我才弄明白这变化背后的缘由。

孙哥是我的同乡，正好也在x大文学院工作，和常、牛二位老师是同事。两人之间的纠葛，是孙哥告诉我的。

新学期伊始，文学院有了一个副教授的位置空缺，也就牛、常二位老师符合竞选条件。如今高校的高级职称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很多人退休能混到副教授就不错了，若是错过这个村，可能就没这个店了。而竞选副教授，无非是看几个条件——任职年限、教学情况、科研成果。

两位老师都是2013年入职的，对待学术也都很认真，没来几年就成了文学院的“发文主力”，堪称文学院的“双子星”。现在谁能往上再进一步，只能看科研成果了。

而文科科研主要就是发论文与出版著作，可他俩连已发表的论文篇数等级都差不多，直到我主动联系他们，二位才想起自己放在这家老牌出版社的书，我发的那个朋友圈又让他们发现，自己和竞争对手连图书编辑都撞了车。

“他们当然要讨好你了，可以说你掌握着他们的前程啊。”孙哥笑着说，我先把谁的书做出来，谁就能在竞选中多出一个加分项。当然，两位老师真是多虑了，因为在他们申报截止日期（6月30号）之前，不论哪本书，我都不可能做出来。

“我就奇怪了，他们原来不知道对方也在我这里出书吗？出书是好事啊，瞒着干嘛？”

“估计想当个杀手锏吧。”孙哥笑了起来，“悄没声地拿出一本书，这么重大的一个成果，多显摆啊。而且还是在你们这么有名的出版社出的，多有面子。”

想想也是，以前我念书那会，同学们发表论文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别人提前知道了，更何况在如此节骨眼上的他们。

3

两位老师终于不再狠催我了，我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这竟是麻烦的开始。

像是私下商量好了一样，两人开始频繁地给我寄东西，而且价值一直在升级。先是牛老师给我寄了一套茶具，随后常老师给我寄了一箱红枣；牛老师给我寄了几罐茶叶，常老师给我寄了一箱核桃；牛老师开始打听我的饮食偏好，说他们那里的海鲜快要上市了，问我想吃什么；常老师则说他们那盛产中药，准备给我寄一些保养保养身体……

在出版社，编辑收到作者送的礼物很正常，只要不太贵重，没什么大问题。但看他们大有攀比的架势，更担心吃了拿了，以后工作受制于人，我赶紧叫停，说社里有规矩，“还是保持平淡的文人之交比较好。”

某些时候，我觉得有些好笑，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一个职称，拼命地讨好一个小编辑。可笑着笑着，我又觉得嘴巴里发苦。

用孙哥的讲法，牛老师和常老师算是两个极端——比如在性格上，牛老师耿直且乐于助人，但平日里习惯我行我素，只要是他认为不重要的会议，即使是校长主持，也会放鸽子；常老师则很圆滑，对谁都笑呵呵的，但跟谁都不交心，尤其爱往领导边上凑，还喜欢推卸责任、占点小便宜。

两人家庭背景差异也很大，牛老师家是开钢铁厂的，妥妥的富二代，当年来学校报到，就开了一辆保时捷卡宴，成为校园一景。后来领导点了他一下，才换成了一辆途观。他自己也是年轻有为，28岁博士毕业就当了大学老师；而常老师则出身河南农村，苦读到35岁才拿到博士文凭，刚来学校的时候就骑着一辆电动车，直到这两年才勉强换了一辆长安SUV。

自从我拒绝他们的礼物后，每天早上，常老师都会在微信上给我发“早安”，比闹钟还准时。看他的朋友圈，就知道这是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人——每天零点，他会准时发出第二天的日程安排，然后再点评自己前一天的工作，斥责自己一顿；相比之下，牛老师似乎在有意“避嫌”，他在微信上不怎么联系我，但只要我的微博有任何动态，他就会给我回复、点赞。我明白他的心思，可就算对我再好，我也不可能把书提前做出来。

一天，常老师又找我磨叽了一个下午，拜托我一定要把他的书早点搞出来。我只得说：“常老师，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拿到书的时候太晚，实在是干不出来啊。”然后又鬼使神差地多了一句嘴，“牛老师的我也做不出来。”

常老师突然变得有点结巴：“哦，那……那……他的也做不出来，那就这样了。”然后小声嘟囔了一句：“那我也就放心了。”然后音调突然拔高了一度，“那就没事了，那你慢慢做，不打扰了。”

我立马明白了，立刻把同样的话跟牛老师也说了一遍，他的反应也一样，语气明显轻松了很多——果然，就像小孩子闹脾气一样，自己得不到的东西，也不想别人得到。他们早就不关心自己了，只要对方的书也出不来，就行。

4

2019年6月，又有一个同事离职，工作也转给了我。我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儿，主编还催得紧，让我赶8月的上海书展，每天都忙得晕头转向。没成想到了月底，主编又来加塞儿：“小路啊，这本书你赶紧做出来，其他的先放一放。”

我一看，x大文学院院长王教授的书，也就是常、牛二位老师的领导。好在王教授的书已经到了最后一步，再解决几个小问题，让作者看一遍，没什么意外就可以下厂付印了。主编也跟我透了底：“他们学院刚拿下了一个国家社科与省级重点项目，这可是好几十本书，上百万的大项目，这书你必须赶出来。”

按老规矩，我联系了王院长，他很热情，听完我的话，突然冷不丁地来了一句：“我们学院的常老师听说也在你们这出书？你认识吧？”

“认识，他的书正好在我手上。”

“那太好了，你把书给他就行了，就说我说的，让他帮我看看。我们俩都是一个专业的，他的水平高，看得比我透彻。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正在休假疗养，没工夫看。”

这事我自然见怪不怪了，不过像王院长这种，舍近求远、让编辑给自己的下属布置工作的，我还是头一次见。王院长似乎听出了我的顾虑：“没事，常老师人很好的，你就给他行了。我现在腰椎间盘又犯了，下不了床。我相信常老师会理解的。”

既然如此，我只能照办，我以为常老师会很不高兴，没想到他竟十分激动，明显听出电话里的声音都在颤抖，“一定，一定，我一定会好好看的。”他还暗示我，想让我事后在王院长面前帮他美言几句。

后来我从孙哥那里得知，常老师是王院长的老乡，也是同门师兄弟。当初是王院长把他引进学校，成了自己的“学术秘书”，王院长的好多项目都是常老师帮着做的。我向常老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又怕他一激动改多了，还特意提醒：“这是最后一稿了，版式不能动了，没有大的错误很硬伤，能不改就不改了，否则出版时间又得拖。”

“我们院长的水平我知道的，加上你的编辑水平，肯定没啥问题。”常老师的语速本来就快，加上激动，我都能听到他不断往回吸口水的声音。激起了我一身的鸡皮疙瘩。

一周后，我收到了寄回的稿子。常老师用红笔改正的地方并不多，但是在很多地方用黑笔加了批注，看似是阅读感想之类的，当然都是些溢美之词。在书上写批注实属正常，但大家一般都写得很随意，常老师不同，根本不像是随手做的批注，而是像是小学生写作文一样，一笔一划很工整地写，错误的地方还用修正液涂改了。

我特意问他：“这个黑笔也是要加上去的？”

他连连说不，“我们院长的大作，怎么好乱改呢？”说那是他一激动，情不自禁地写上去了，“我这人吧，看书就好做个笔记，院长的书写得太好了，我忘记了这是在校稿，就把感想都写上去了。”

“路编辑啊，麻烦你跟院长说一声，把他的稿子搞脏了，请他别见怪。”

我大概明白了，常老师是以为这个稿子还会寄给院长看，所以才特意写了这些批注，既拍了马屁又不失身份。但我告诉他这个稿子出版社要存档，并不会给院长看。

“哦！”他听起来有点失落，“那这个修改院长同意吗？万一我改错了怎么办？”

“院长提前说了，他也相信你的水平，你改的他会全部认同。”

那边许久没有动静，我觉得自己闹够了，开始心生歉意：“这样吧，我把你改正的地方拍个照给王院长看一下，批注万一带进去了，我会跟王院长解释一下的。”

常老师再次激动起来，连连感谢。

那天，我仔细地把每个批注都读了一遍，特意找了几个写得好的拍照发给王院长看，但王院长只回了一个字——“哦”。

5

7月，我突然接到常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在附近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问我是否有空出去喝杯咖啡。当时我看稿子正看得脑袋发昏，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出去透口气。

等我赶到时，常老师正站在湖边看鱼，他身穿白色衬衫，底下配深色短裤和凉鞋，鼻梁上架着的金丝边眼镜已经不见了金属光泽。见了面，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手心里都是汗。

在奶茶店坐下后，我们很自然地聊到了“副教授之争”。常老师说，他不是非要争这个副教授的名头，主要是没得办法。如果升了副教授，学校会分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他年纪不小了，想要二胎，有了大点的公寓，一家人就不用挤在教师宿舍里了。而且，他老婆还可以在学校里得到一个稳定点的工作。

“别看人家说大学老师多有面子，其实屁都不是，干啥都得排队，等轮到你了，啥好东西也都没了。就拿房子来说，原先入职的时候说的好听，给安家费什么的，来了之后就各种拖，没办法，谁让现在的博士也不值钱了呢。”他又说：“我不像小牛，他家里有钱，不在乎这些待遇，可我不行啊，从小辛辛苦苦念书，快40了一家人还得蜗居在一起，哎！丢人啊……”

听完常老师的絮叨，我不知道讲啥好，只能应付着。突然，他往我身边一凑，“路编辑，听说你们这可以提前给样书，能不能帮我搞一下？”

以前，出版社在书不能按时交付的情况下，会做几本样书应付作者，除了内容上是未定稿，但是封装什么的都与正式出版的书一致。不过现在社里管得严，不是重要的人物，不会这样做。

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婉言拒绝了，说流程不允许。只见常老师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手放在裤子上来回地擦汗。看他一脸落寞的样子，我又有些不忍心，拒绝了他晚饭的邀请，赶紧离开了。

一周之后，我又接到了牛老师的电话，他说自己陪王院长来我们这里出差，特意放了院长的鸽子，想请我吃饭，“一定要来，地方随便选，不用跟我客气。”

我们在市中心的海底捞见面了。

牛老师是唐山人，30岁出头，头发二八分，发丝用发蜡抹得透亮，穿了一身剪裁得当的休闲装，材质优良，一看就是经常健身。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牛老师一点都不拘束，像老朋友见面似的，言谈、礼仪都非常舒适得体。他大方地点了一桌子菜，硬让我把海底捞吃出了自助的感觉。

见他如此放松，我也就直接跟他聊起了竞选副教授的事。牛老师说自己对副教授什么的无所谓，就想安安静静做学问，只是现在这个环境少了一个教授的头衔，很多事情施展不开。为了以后更好地做学问，他才想要拿下副教授。

至于与常老师的“过节”，他也不避讳，“也有人跟我说，别跟常老师抢，他条件困难点，应该先让他。其实我本来还不想抢的，可这话一说，我就不乐意了。评教授本来就是看德行与实力，哪有让的？谁厉害谁上呗。我这人就是这样，越让我让，我越要争一争。”

我当时只顾埋头吃肉，听他如此讲，只好转移话题，随口问：“你家庭条件那么好，干嘛搞学术呢？直接继承家业多好。”

“哎，说得容易，别看我家现在有声有色的，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吃苦过来的，亲眼见了家里创业的艰辛。我爷爷从小就告诉我，人还是要有学问，学问是走向成功最大的捷径。任何人都会背叛你，只有学到的知识不会。而且现在钢铁行业不景气，我接手了，说不定还不够败坏的。况且，我也真喜欢搞学术。”

我没有接话，牛老师又问我，“听说这里某度假村的温泉不错，到底咋样？”那几天一直在下雨，天气潮湿得难受，大热天的还想去泡温泉？我直说自己没去过。再之后，我俩十分默契地天南海北随便聊起来，不再说任何有关学校和出书的事了。

第二天，我看到王院长发了朋友圈，说自己泡了温泉，十分高兴。我忽然想起，前不久王院长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篇文章，内容大概就是说泡温泉对治腰很有帮助。

看来，这个牛老师不仅有眼色，还很有行动力。

6

2019年9月，因为压力实在太大、对主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认同，我选择从出版社离职。当时，常老师和牛老师的书都已基本完工、送去做出版前的质检了。如果没问题，应该很快就可以下厂付印。

我离开的时候，这两本书的质检结果仍未返回，之后的事情我就没再过问了。到了12月，孙哥联系我，我告诉他自己离职的事，他先惋惜了一番，然后突然问：“你猜，最后谁当副教授了？”

我以为是常老师——不仅我这么认为，社里知道内情的人大都这样想——因为院长是他的老乡，又是同门师兄弟。

“哈哈，这次居然是牛老师升了。”

“为啥？”

“嗨，常老师命不好呗。”

眼下，上边正推进复兴传统文化，文学院上马了一批项目，其中有个重点项目，跟牛老师的研究方向很契合，但这个项目对承担人有职称要求。院里要想牛耕地，不给牛吃草怎么行？所以，牛老师顺水推舟成了文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

之后，孙哥又跟我讲了一些内幕消息。

其实，表面上，这是某大文学院的两个青年教师在竞争副教授，但背后还有角力——不只是实力的竞争，也是“人”的竞争——高校里分派系，有的以毕业学校划分，有的以师门派别划分，更多是以专业划分。比如，常老师代表了“西方文学”，牛老师代表了“中国文学”，他俩的竞争实际是一个“中西大战”。哪派多了一个副教授，以后在申请项目、挣经费的时候就会多占一些优势。哪派的人当院长，哪边人升职就快、就多。

虽然王院长是学西方文学的，但很多校级领导都是学中国文学出身。据说，王院长最初是想顶常老师上的，只是意见被打了回来，才换成了牛老师。难怪我看到常老师之前发过一个朋友圈：“一个人的命运，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我问孙哥：“说实在话，他俩到底谁的学术水平更高一些，或者谁才真正配得上这个副教授的头衔呢？”

孙哥说，他俩都是文学院的学术中坚，为人上也各有各的特点，没啥大毛病，“只是，你得懂得，高校并不是一片净土，有自己的运行规则，除非你足够牛逼，别人动不了你，否则你必须牺牲或者屈尊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

“其实我倒也没那么意外，常老师就知道给院长干活，其余的表示一点没有。可牛老师不一样，他是小事不care（关心），大事不糊涂，关键时刻更不会掉链子。别看平时不搭理领导们，傲视一切，可逢年过节没少走动。前不久还带着院领导们去唐山玩了一大圈，那个招待呢，啧啧。人家不亏是生意家庭出身，知道分寸的。”

我多少替常老师感到些许惋惜，之前他那么辛辛苦苦地帮王院长改稿子，最后还不如领人出去泡个温泉、旅个游有用。“常老师那么优秀，下年一定能评上。”

“不一定，下年又有新人上来了，说不定竞争的人比他还优秀呢？”孙哥说的“优秀”是哪种优秀，就不知道了。

后记

2019年年底，学校早早放了寒假，常老师窝在家里看书，每天都在朋友圈更新自己的阅读感想。他每看完一本书就来个总结，没有1000字，也得有800字。他把微信的个人简介改成了：“千里之行，始于读书。”

牛老师开着他的车，先到内蒙转了一圈，然后一路南下到广州，发朋友圈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不久之后新冠疫情爆发了，牛老师成了志愿者，天天跟在王院长的后面，分享着校园里的各种疫情防控信息。而常老师则待在家里，继续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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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学区房72小时》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