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归途，10元一公里

病重的人都希望在大城市里找到奇迹，但当治愈无望、或者需要长期治疗时，回家又会成为迫切且唯一的选择。

身体尚未衰竭的病人尚可以坐飞机或者火车，病情严重甚至奄奄一息的则需要借助救护车。医院系统的公共120救护车主要服务于本地，收费高，不愿意跑长途，所以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的“私人救护车”。

我同村的一个堂哥看到了商机，从别人手里转租来一辆救护车，在上海专门跑长途转运危重病人。

安排好的葬礼，要准时到达

2015年冬的一天，中午12点多，我正在外面吃午饭，突然接到堂哥的电话。

他说，有个人打电话找到他，希望用下他的救护车，把病人从北京拉回甘肃天水。但堂哥远在上海，只能帮那人联系了一个北京“同行”商量：整个行程1400多公里，按每公里10元钱收费，事后堂哥抽成1000元钱。虽然找妥了转运人，但还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去现场张罗一下，他就想到了我。

下午1点半，当我急匆匆赶到位于北京西三环外的一家综合医院时，病人家属正在住院楼的大厅里争吵。

原来，由于病人的尿毒症发现得比较晚，发现时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好在家里经济条件还算可以，病人的丈夫就和自己的哥哥一起，把妻子带到北京来看专家，希望能有神医妙手回春。可是天不遂人愿，当专家们看到病人全身脏器几近衰竭时，也表示无能为力，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已经彻底昏迷，虽然脉搏还有微弱的跳动，但离死亡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了。

哥哥偏瘦，穿着一身西服，脸上满是疲惫，头发乱糟糟的。弟弟身材魁梧，身上的夹克有些脏，他不愿意说话，一直把头埋在手里。

哥哥告诉我，虽然家里条件不错，但是为了给弟妹看病，已经花光了全部积蓄，而且还有两个孩子要养。如果仅仅是为了回家安葬，就花上1万5的路费，对这个家来说压力实在太大了，但弟弟又是倔脾气，不听劝。

听到哥哥这话，弟弟突然抬起头，梗着脖子说：“哥，其他的事我都可以听你的，但是这个事不行，我不能留她一个人在北京！”

弟弟告诉我，两口子从谈恋爱开始，直到现在，关系都如胶似漆，从没红过脸。现在老婆在北京病危，如果不赶快用救护车拉回家，就只能等死后在北京火化把骨灰带回去，那样不仅他自己接受不了，也没法向岳父岳母和孩子们交代。

下午3点，在兄弟俩还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医院的护士过来说，现在病人连微弱的脉搏都没有了，如果还不赶快做决定，医院就要通知殡仪馆过来拉人了。弟弟赶忙去找大夫求情，希望能再通融一些时间，容他们再考虑考虑。

见兄弟俩犹豫不决，我就先离开了，让他们决定好了再联系我。

出了医院，我给堂哥打了个电话，问价格上还能不能再降一些——价格太高，会让他们难以下定决心。堂哥却告诉我，这兄弟俩在找到他之前，也找了一些其他的救护车，价格都比堂哥开的高多了。

其实按理说，这兄弟俩最应该找的是北京医院的正规救护车，但从北京跑趟天水，一来一回至少3天，一路上人可以休息，但车不能停，需要两个司机轮换，非常辛苦。另外，官方救护车要价很高，按规定每公里20元，不能讲价。而私人救护车，虽然名义上是私人的，但其实也是从外地正规医院租借的，租借本身有成本，要价又只有正规医院救护车的一半，再加上过路费和油费，其实利润并不高。

“这价已经是底线了，再低的话，就没有人愿意接活了。”堂哥说。

果不其然，5点左右，我接到了那个弟弟的电话，说他们决定还是用救护车尽快把人拉回老家。见面时，哥哥又说希望价钱能够再低一些。我给他讲，我们的价格已经是最低了，如果能找到更便宜的，直接换就行。

他犹豫了一会儿，说：“还是找你们吧，也就只能这样了。”

出了住院楼，我立即和救护车人员联系，让他尽快把车开到楼下，病人要现在就转运。

没想到司机告诉我，现在北京严禁外地救护车转运病人，所以，他的救护车一般都停在西四环外的停车场里，要我先用小轿车将病人从医院拉过去。

我将这个情况告知家属时，他们没有反对，只要能立即走，先坐一段小轿车也无所谓。

晚上6点，我找来的司机把轿车开到了住院楼门口，可等了半个多小时，都不见病人出来。我打电话催促，才知道病人已经没了心跳和呼吸，医生要坚持其在北京火化，不让拉回去。可是家属根本接受不了火化，又是求情，又是找老乡托关系，希望能通融一下。而且老家那边已经在准备办后事，计划第二天晚上到家，第三天一早直接下葬。

架不住家属的苦苦哀求，最后医院还是准许他们将人拉走。

用担架床将病人推出来的时候，家属已经给病人换上了大红色的新衣新鞋。病人已经不能坐立，身体有些发硬，轿车又比较小，后座无法让她横着躺，家属有些不知所措，也舍不得用劲往里推。最后还是轿车司机抱着病人硬推，直到把身体弄弯了，才勉强关上车门。

出了医院，不大一会功夫，就到了救护车的停车场。交接妥当后，救护车司机让家属签协议，先交1万5，每公里10元，按导航显示的距离收费，多退少补。家属还想再讲一下价格，被司机一口拒绝，家属没再说什么，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折腾了一天，都还没吃饭，现在就想赶快回到老家。”

司机带了一个助手，助手懂些医学常识，可以处理一些突发情况，在路上还可以轮换开车。病人家属心情急切，一般在路上除了吃饭，根本不可能休息，为此，他们带了十几罐红牛。

司机临出发前告诉我，虽然1万5看着不少，但救护车耗油大，回来又要跑空车，油费就要3000多，过路费也要将近3000，扣掉车辆损耗和租借成本，最后真落不下多少钱，“而且这3天多就别想着休息了”。说完，司机也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

晚上7点钟，北京的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开往天水的救护车终于出发了。

3天后，我给那个救护车司机打电话询问情况，司机说，去甘肃的路比较顺利，没有耽误下葬时间，但是回程时遇到大雪，高速封闭，所以只能在国道上慢慢跑，“现在距离北京还有500多公里”。

“虽然路上滑，还是想尽快赶回去，马上就过年了，多跑点活，也好回家过年。”他在电话里对我说。

转运病人，同时搬家

堂哥告诉我，其实用私人救护车的不一定是有钱人，他拉的病人中，有许多都是出来打工的人。这些人年纪不大，但常年在外地打工，往往不会定期体检，一出问题一般都比较严重，“有的是工地事故、交通事故，有的是脑梗、心梗”，虽然通过治疗暂时保住了命，但身上插满管子，离不开医疗器械的支撑，加上在大城市治疗费用昂贵，只好坐救护车回老家进行治疗。

2016年春节，正月初九，堂哥接到一个电话，询问是否可以跑一趟四川达州，有个病人需要尽快转运，价格高一点也能够接受。当时堂哥正带着孩子游玩，并不想接，就一再推脱，希望对方再去问问其他人，可病人家属还是一再坚持。

原来，春节期间业务少，那些平时开救护车的外地司机好不容易回家团聚，一般都要到元宵节前后才开始返程。病人家属询问了几个人，都说人在还外地老家，当听说堂哥还在上海的时候，便紧抓不放，最终谈了10元一公里的价格。

堂哥开着救护车到了医院，家属正在住院楼下等待。那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女人，穿着廉价的羽绒服，围着一条厚厚的围巾，头发杂乱，四川口音。

女人对堂哥讲，他们两口子一起来到上海，在当地一家电子工厂打工，每月一共能有7000多块钱的收入，省吃俭用，一年也能存个5万左右。家里有两个孩子，学习成绩都不错，老大已经上了大学，老二正在读高中，花费不小，所以挣得钱基本都寄回老家供孩子上学了。

临近春节，为了能多赚点钱，夫妻俩让老大带着老二来上海一起过年。初五，工厂说有订单，加班费可观，男人就赶去厂里上班，又主动要求下班后再加班。就在他干完活，站起来准备回家时，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幸亏当时有工友在身边，赶快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说是脑溢血，需要立马做开颅手术，手术后在ICU病房住了3天，总算把命给保住了，可意识还不清醒。

短短3天，就已经花去了6万多块钱，医生说，后续还需要较长时间治疗，费用非常高。他们找工厂协商，要求赔偿，但工厂表示当时属于下班时间，加班自愿，再者脑溢血并不属于工伤。几经协商，最后工厂才象征性地给了5000块钱慰问金。

这个时候，女人犯难了：继续在上海治疗，虽然效果好，但现在已经花光了积蓄，而且如果女人去医院照顾，一家人就彻底没了收入来源；老家虽然医疗条件差了一些，但费用低，又有农村合作医疗可以报销一部分，老二在县城念书，得空还能搭把手照顾一下。

最后，女人决定尽快把丈夫送回老家。

病人当时的状态非常脆弱，即便要进行长途转运，也离不开呼吸机、监护仪、微量泵等医疗器械。上海当地医院的120救护车资源紧张，怕本地病人需要的时候就会无车可用，都不愿意跑到四川一趟。

就这样，女人经人介绍，找到了我堂哥。虽然1700多公里的距离需要1万7千多元的费用，但是女人还是咬咬牙接受了。

价格之前已经谈妥，女人也没再提出什么异议。不过在将病人从病房推出来的时候，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堂哥商量，能不能让两个孩子也跟着救护车一起走，这样他们回老家之后就不用再回上海了——她已经把上海租的房子退了，“现在大包小包都在医院的走廊里放着呢”。

这下堂哥犯难了：救护车虽然大，但里面有很多设备，空间非常有限，一般只允许带1到2名家属。所以堂哥就和女人商量，能不能让孩子们自己坐火车回去，女人说钱都花光了，救护车的费用还有一部分是找老乡借的。

无奈之下，堂哥只好把插满管子的病人放上救护车之后，又帮着母子把5个大箱子也尽可能地塞到了车厢里面。东西太多，3个家属无法都坐在后面的车厢里，最后只好让老二坐在了驾驶室里。

一路上非常顺利，家属也很配合。停车吃饭的时候，女人告诉堂哥，他们夫妻俩虽然到上海打工多年，可还是保留着老家的饮食习惯，经常腌制一些腊肉。之前男人偶尔也说过自己头晕，但当时两个人都没当回事，以为是上班久坐引起的，一直舍不得花钱去检查。

后来医生告诉她，经常吃腊肉容易引起血脂升高，久坐血流不顺畅，又多年不进行体检，所以男人一送进来时，状况就比较严重了。

说到这里，女人神色有些暗淡：“谁不知道经常体检好啊，可我们只是打工的，没有保险，公司又不组织免费体检，花的钱都是自己的，有那钱还不如给孩子买些书本看哟！”

到了达州，把病人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交接妥当后，女人长长舒了口气：“回到家，感觉就是踏实！”接着她非要请堂哥和助手吃顿便饭，但堂哥惦记着家里的孩子，就谢绝了。

回到上海收拾车子的时候，堂哥发现车厢里落了两块腊肉，赶快给女人打电话。女人说：“那是特意留给你们的，尝尝正宗的四川腊肉！”

她又感谢堂哥他们把丈夫送回了老家，说现在在医院有不少亲戚过来帮忙，费用也一下子少了许多，终于不用整天过得惊慌失措了。

医院门口的拦路虎

堂哥说，长途转运危重病人，虽然市场需求非常强烈，但一直属于当地120救护车不愿意做、私人想做又合理而不合法的灰色地带。政策上的禁令，反倒催生了地下势力的博弈，甚至个别医院的病人长途转运业务都被一些人把持着，只有他们“认可”的救护车才可以转运病人。

2017年12月的一天中午，有个熟人给堂哥介绍了一单从上海到吉林长春的生意，已经谈好了价格，2200多公里，每公里8块钱。家属要求马上出发，正好堂哥没什么事，就带上助手赶往医院。

病人是一个60多岁的老爷子，老家在长春。老人退休之后，来到上海的哥哥家走亲戚，老哥俩多年未见，在一起叫一个高兴，几天里都在喝酒、聊天、熬夜。有一天晚上，正在喝酒的时候，老爷子突然摔倒了，他哥哥赶快打120把他送到了附近的医院，经检查是心脏出了问题，还好抢救及时，命算是保住了，但是经历了一场大手术，老爷子非常虚弱，需要长期住院治疗。

醒过来之后，老爷子坚持要尽快回长春——他的老伴儿女都在老家，他哥哥年龄不小了，天天照顾他，身体吃不消，看到哥哥一再自责，他心里也实在过意不去。

通过别人在医院发的名片，老人的哥哥找到了我堂哥的一个同行，当时那人的救护车恰巧不在上海，就把这单生意低价转让给了堂哥。

考虑到路上时间长，老人的身体情况也不是很乐观，堂哥就把相关仪器设备都给带上了。原以为很快就能把人拉走，可等家属将病人推到住院楼楼下的时候，又被几个东北人拦了下来。

看到这几个人，堂哥心里突然“咯噔”一下，暗道：“不好！”

原来，这几个人就是把持这个医院病人长途转运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占地盘”的人。他们会和医院的一些负责人、尤其是安保部门建立稳定的关系，这样一来，保安就会限制没有得到他们认可的车辆进入医院。就算外面的救护车能进来，“占地盘”的人也不会让他们轻易把病人拉走。这些人会养一批打手——没办法直接对家属下手，对同行进行打压控制，就成了常用手段。

果不其然，“占地盘”的老大拦住堂哥，说道：“你们自己谈的生意，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价格还要得那么低，以后让我们怎么做生意？可如果我们从谈好的价格里面抽成，你们就要赔钱了，这样吧，让我们先跟家属谈谈，谈成了，再把生意交给你们，你们就先出去吧！”

堂哥本想上去理论几句，但还没说几句话，对方就冲过来几个人，强行把他推到了车上，并催促他尽快离开。看到对方人多势众，而自己身边只有一个助手，堂哥只好认栽，把车开出了医院，停在路边等待消息。

没多久，老人的哥哥打来电话，气急败坏地告诉堂哥：“占地盘”的人找到他，说要想转运病人，必须接受他们的价格——20元一公里。价格一下子翻了一倍多，老人的哥哥自然难以接受，打电话给堂哥是希望堂哥能想想办法，哪怕价格再提高一些，“一公里9元也可以”。

可堂哥却不敢大包大揽，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贸然去争执，吃亏的还是自己。他将这个情况赶快告诉介绍生意的朋友，朋友表示，会马上派两个人过去处理。

20多分钟后，朋友的人虽然来了，但由于力量悬殊，本身又没有多大的利润空间可以拿出来，“占地盘”的人根本不愿意多费口舌，直接上来几个人，警告他们不要自找麻烦。

见介绍人那边也无能为力，堂哥只好给老人的哥哥打电话，让他们尽可能和“占地盘”的人多谈谈，把价格压下来。

家属又回到谈判桌前，说20元一公里实在太高了，家里负担不起，但“占地盘”的人对此却不以为然，更是不顾老乡情谊。他们常年盘踞在医院，早就学会了看人下菜，对于那些一看就拿不出多少钱的人，也会把价格压低，但看到这个老人和孩子都有工作，穿的也是名牌，就不愿意把价格压下去。

几番谈判，“占地盘”的人还是坚持要15元一公里，还放出话来，让家属随便去找外面的救护车，“保证没人敢接”。

家属气不过，把问题反映给医院，但医院却回复说：私人开的救护车不归他们管，医院的救护车只在市内接病人，“如果实在需要，可以直接打120请求长途转运”。

家属给120打电话，一开始，120表示现在救护车资源紧张，不是不想派，而是真的没车可以派。“去一趟长春，来回至少需要4天，市内有急救怎么办”，希望家属能够理解。

看到家属不依不饶，有可能把事情闹大，“占地盘”的又表示可以价格再低一些，13元一公里。

可家属却不愿意了，他们憋着一口气，无法接受“占地盘”的人强买强卖。老人的哥哥一再向120请求，并把“占地盘”的人阻止他们雇佣私人救护车的事一并反映了上去，表示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希望120能够尽量协调出一辆车。

120最终协调出了一辆救护车，价格15元一公里。即便比“占地盘”的价格还高，但是家属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官方的救护车。

当120的救护车开到医院后，“占地盘”的人很识趣地没有阻拦。晚上8点多，老爷子躺上了120的救护车。

临走时，家属给堂哥打电话，把情况说了一下，希望堂哥能够理解。堂哥当然不能说啥，只是祝他们一路平安。

知道堂哥在医院外等了7、8个小时，最终也没拉上这单生意，介绍生意的朋友过意不去，专门赶过来道歉，给堂哥发了一个200元的红包，算是辛苦费。

两人相视，都无奈地笑了一下——在这个市场上，并不是价格低、服务好就能有生意。

后记

和堂哥聊天时，他频频表示，现在跑得很累，一方面家属不容易，另一方面自己也不容易：大医院的病人长途转运业务基本上都被“占地盘”的人把持着，他的生意只能从这些人手里拿，“占地盘”的人往往会先拿走一半的价格，留给堂哥的利润空间小之又小。

现在，虽然只是个别地区放开了社会力量参与长途救护和转运，而且设定标准比较高，但还是让堂哥看到了希望。“有了标准，大家就可以向这个方向努力，公平竞争，价格也能合理点儿”。

期望在未来，那些迫切的回家路能变得更顺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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