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区域联动助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中部地区是重要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江西考察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不断增强中部地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2024年在湖南长沙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加强与其他重大发展战略的衔接，更好融入和支撑新发展格局”。这些重要论述，为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提供了重要遵循和指引。
中部地区地处内陆腹地，临近资源要素集聚地，又处于国内市场的中心地带，具有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为加强与东部、西部等区域融合联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区域是重大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不同区域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发展基础不尽相同，功能定位也各有侧重。区域联动发展，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联通连接，更是城市、地区间在产业升级、政策统筹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近年来，中部地区着力破除行政区划壁垒，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快要素合理流动，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形成协调联动、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三基地一枢纽”战略定位不断夯实，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
主动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是中部地区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发展能级的重要抓手。各地将自身发展置于国家发展大局中考量和定位，强化规划衔接、机制对接，使国家战略的整体效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例如，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产业链发展突出协同联动，2025年全省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均居全国首位。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与服务等五大支柱产业均达万亿元规模。湖南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向西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怀化国际陆港2025年开行班列1220列，同比增长21%，中老班列开行量居中部地区第一。2025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9.9万亿元，整体能级不断提升。中部地区以约占全国1/10的国土面积，承载了约1/4的人口数量，创造着约1/5的经济总量，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加快产业协作和设施联通，是中部地区优化产业布局、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中部地区发挥各自比较优势，通过共建产业园区、设立科创飞地、深化对口合作、畅通多式联运等方式，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跨区域深度融合。江西赣州依托稀土资源优势，积极承接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转移，全市1/4规上企业与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产业配套，其中近六成企业与深圳市产业配套，年供货额超700亿元。山西电网通过“三交一直”特高压和14回点对网500千伏外送通道，连接华北、华东、华中三大区域电网，最大外送能力3162万千瓦，全省外送电量连续三年超1500亿千瓦时。湖北加快构建“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将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推动跨区域制度创新，是中部地区健全省际合作机制，提升协同发展水平的重要举措。中部六省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合作，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区域合作由要素联通向规则衔接转变。河南中牟新区与山东济南历下区签订“跨省通办”框架协议，推动149个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实现两地政务服务相通。浙皖两省签署《共同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保护补偿样板区协议》，创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走出一条上游主动强化保护、下游支持上游发展的互利共赢之路，“新安江模式”在全国多个流域推广。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促进区域联动发展”作出相关部署。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要增强一盘棋意识，在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对接的同时，全面融入和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上中下游联动发展。要以大通道建设、城市群培育、体制机制协同为抓手，在互融互促、联动发展中形成推动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强大合力。
一是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强化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充分发挥“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和高速公路枢纽优势，贯通京广、京九、陇海、沪昆等主要干线。高质量建设长江综合运输通道等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推进内河高等级航道提质升级。提升湖北鄂州货运枢纽机场、郑州国际物流中心等集疏运能力，增强中欧班列辐射带动作用，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推动大通道与中部地区优势产业深度联动，在通道枢纽周边布局临港产业园、临空产业园，强化仓储、加工等功能，将通道流量持续转化为产业增量。
二是加快城市群培育，将资源优势转化为集聚优势。强化城市间联动发展，有助于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升区域一体化发展水平。“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城市群一体化和重点城市群协调联动，促进区域创新链产业链高效协作”。要突出龙头引领，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提升区域市场规模和要素资源吸附能力。立足特色资源和产业基础，推动中原城市群、山西中部城市群等制造业差异化定位，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因地制宜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商贸物流中心、区域专业服务中心等，促进形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体系区域布局，增强城市间联动发展的要素集聚和综合承载能力。
三是注重体制机制协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实际效能。政策联动是区域联动的有力保障，要深化跨行政区合作，健全区域间规划统筹、产业协作、利益共享等机制，进一步打破行政壁垒、降低制度性成本，提升区域协同治理效能。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税收、用地和碳排放指标等利益分享机制，实现各方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促进重点产业在区域间有序转移。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持续扩围，推动高频政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实现区域间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社会保险关系便捷转移接续，提升中部地区一体化发展水平。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张 峻 作者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