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26年6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2028年）》，为平台经济下一步发展定下政策坐标。平台经济到底是什么？它与实体经济是什么关系？面对新阶段出现的结构性矛盾，治理又该向何处发力？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许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案例中心主任王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授程华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就此展开了一番圆桌讨论。
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
有一种常见的误读，是把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许可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平台连接的是真实交易、真实服务与真实就业，它用数字化重组了既有的实体经济。平台经济是数字技术深度赋能的实体经济，通过需求牵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数字化路径，通过技术催化以开放生态放大研发供给。关键不是“要平台还是要实体”，而是“如何让平台更好地服务实体”。王强指出，平台与实体经济正从早期的渠道互补，进入以即时零售、AI智能体重塑供应链为代表的“再融合”阶段。 刘典进一步提出，平台已成为实体经济新的组织方式，还有一层新的战略价值：它可能成为下一代人工智能产业的“练兵场”。
对平台价值的另一重质疑，来自“中间商”标签。许可认为，平台早已超越中间商的解释框架，它系统性地降低了搜寻、信息、议价、履约和不确定性成本，已经从单一撮合者进化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提供者。程华指出，只要人类社会还借助市场经济来实现供需匹配、增进福祉，中间商就一定会存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中间商的组织形态是不断进化的：从传统的百货商店到大型连锁超市是进化；从线下交易到线上平台依然是进化，“不能因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平台经济，就像不能因为尾气污染、交通事故的出现，就否定汽车的发明一样”。
流量垄断与数字租金：当前治理的真问题
平台经济的突出问题，正从一般的收费争议，转向流量分配与全生态扩张。许可指出，平台经济是多种多样的：早期的电商、移动支付，运行逻辑是降低交易成本、撮合供需；此后出现的短视频等流量平台，运行逻辑是争夺注意力、制造停留。当前更大的痛点是流量平台对流量的垄断， 使其成为“平台的平台”，可能借助算法黑箱形成信息茧房，而且在“流量即权力”的背景下，还能利用对注意力入口的把控，跨界进入各个领域，从而将上游的竞争优势延伸到下游，结果是“蛋糕可能做大了，每个人的那块蛋糕却变小了”。因此，如何用信息内容治理守住网络底线，划定跨界竞争的边界，让无发展的增长回到有发展的竞争秩序，是当前关键问题。
刘典提出，不同平台的权限并不一样。电商平台掌握的是交易入口，云平台掌握技术基础设施，而社交和短视频平台掌握的则是更上游的注意力入口。谁控制注意力，谁就控制流量；谁控制流量，谁就可以向大量下游行业收取“数字租金”。真正要治理的，不是正常利润，而是利用不可替代的入口和规则优势，获得超出其价值创造能力的收益。他分析，当前平台经济面临三大痛点：流量分配使“没有流量就没有生意”；平台与中小企业在数据、算法、算力与AI能力上的差距可能扩大；超级平台的全生态竞争易形成封闭生态与路径锁定。他主张治理不能止于“少收费、少处罚”的静态整改，而要推动平台能力向中小企业外溢——让算法更透明、接口更开放、数据可迁移、服务可替换、商家能够跨平台经营。
创新与规范并重：让平台红利惠及更多主体
在程华看来，平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与规范”两个抓手，既包括市场化的平台创新和平台内部治理规范调整，也包括政府部门的监管创新和规范完善。他还提醒，随着未来大模型和智能体渗透进平台生态的各个角落，新的痛点和难点还会出现，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平台治理都要与时俱进。许可提出两端发力： 一是治理可预期，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二是空间可拓展，引导平台从存量低水平竞争转向基础性与未充分市场化领域。王强强调“规则共建”， 包括算法透明、收费规范与知识产权保护。
刘典认为，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关键，是推动平台从互联网公司进一步转向开放型数字基础设施。未来治理重心应放在流量平台，如何管住流量平台发起的不对等竞争，也是未来平台监管和治理的一个重要话题，同时，还要适应AI带来的平台重构，并从封闭生态转向开放生态。在他看来，未来评价一家大型平台的价值，不能只看GMV、广告收入和日活，还要看平台上的中小企业利润率有没有提高、数字化成本有没有下降、创新企业是不是越来越多、人工智能能力有没有真正向产业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