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说丨高足凝辉载元觞

　　中国是世界上农业与酿酒文化的重要发源地，酿酒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五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就已熟练掌握谷物酿酒技术，酒器也随之诞生。历经数千年演变，酒器材质与造型不断革新，至元朝时期，北方游牧文化深度融入中原传统文化，催生了独具草原特色的酒器形制，其中高足杯便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贵实物证据。

　　元朝，游牧部族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孕育了豪放厚重的酒文化，酒在部族里的祭祀、会盟、宴饮等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元朝贵族特别重视酒具品质，喜欢用金银类重金属打造专属酒器，精美华贵的金杯、银杯彰显着身份与社会地位。其中，高足杯是元朝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器物。

　　内蒙古博物院“融铸北疆——内蒙古古代历史陈列”展厅展示着一只元朝时期的荷花纹高足金杯，出土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大苏吉乡明水村汪古部贵族墓地。该院典藏部工作人员云彩凤介绍：“这只高足金杯整体采用纯金锤揲、精工焊接而成，工艺成熟精湛，器型规整端庄。高足金杯高12.5厘米，口径10.8厘米，底径6.5厘米，整体呈现出元朝时期高足杯的典型特征——杯身宽浅舒展，底部圈足低矮内敛，呈喇叭口状，稳定性极强。高足金杯腹部三面开光，分别雕琢荷花、海棠、牡丹三种吉祥花卉，纹样布局匀称、写实灵动；器口沿装饰卷云纹，线条流畅雅致，兼具游牧部族器物的大气与中原纹饰的秀美。”

　　高足杯古称“金锺”，民间俗称“马上杯”“靶杯”，是适配游牧生活的特色酒器。游牧部族逐水草而居，马是他们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传统的矮足酒器或碗不方便手持使用，而高足杯足柄中空、握持轻便，方便在马背行进、户外宴饮等多种场景下使用。

　　云彩凤说：“元朝的高足杯与唐宋时期修长高足、深腹敛口的杯型不同，元朝的高足杯大幅改良造型，降低重心、拓宽杯身，更贴合游牧部族的生活习惯，因此在全国特别是北方草原地区被广泛使用和制作。乌兰察布市的五甲地墓葬，锡林郭勒盟的乌兰沟、恩格尔河等多处元朝墓葬，均出土了高足杯，均为侈口杯体搭配竹节形、圆柱形或喇叭形高足，结构精巧、造型统一，充分印证了它的普及程度。而在江西高安元朝窖藏出土的高足杯，内底镌刻着‘人生百年长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的诗文，佐证了高足杯的酒器属性，也生动展现出元朝社会洒脱豪迈的时代风貌。”

　　内蒙古博物院展示的这件荷花纹高足金杯，最核心的文化价值是杯体镌刻的荷花纹饰。荷花是中原传统文化的经典符号，《尔雅》中有荷、芙渠、芙蓉的相关记载，历经千年积淀，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内涵。荷花象征圣洁纯粹、清正高洁，衍生出连年有余、一品清廉、吉祥顺遂等美好寓意，被广泛应用于陶瓷、建筑、雕刻等各类传统工艺之中。荷花纹样的审美历经历朝迭代，南北朝庄重肃穆，隋唐华丽鲜活，宋朝清雅内敛，发展至元朝，彻底转向写实绘画风格，构图自然、气韵生动，更具艺术感染力。元朝匠人将中原千年荷文化镌刻于金器之上，既体现了中原审美在北方草原的传播，也寄托了贵族对高洁品格与美好生活的向往。

　　高足金杯出土于汪古部贵族墓，该部是金元时期阴山以北的游牧部落，长期驻守漠南草原要道，守护草原丝路通道，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连接中原、中亚与欧洲的交通枢纽，是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方物资流通、文化交融的核心节点。

　　云彩凤说：“高足杯兼具了游牧部族的实用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吉祥纹饰，直观体现出汪古部兼容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独特风貌，清晰佐证了元朝多民族深度交融的历史格局。”

　　元朝，北方草原手工业发达，融合中原传统锻造技法、中亚工艺风格，高足金杯精细的锤揲焊接工艺、写实的花卉纹饰，与同期出土的织金锦、缂丝、玉器文物风格呼应，展现了元朝多元一体的艺术审美，高足金杯代表了元朝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

　　高足金杯也是草原丝路上文化互通的鲜活见证，它将中原地区的荷花纹饰、传统制金工艺，北方草原的实用器型设计融为一体，方寸金器浓缩了东西方商贸往来、文化互鉴的历史进程，充分证明草原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资贸易通道，更是文化交融、民族共生的文化长廊。

　　七百载岁月流转，这件荷花纹高足金杯依旧金光熠熠、纹饰清晰。它跨越南北地域、融合多民族风韵，集实用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于一体，既是元朝酒文化与贵族生活的真实缩影，也是北方草原民族交融、丝路繁荣的有力见证。（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通讯员  云彩凤）

　　【自白】

　　华纹宝盏忆流年

　　大家好！你们眼前的我肚皮圆滚滚却身姿挺拔，自带的“高定大长腿”站得笔直，贵族范儿十足。

　　我的“骨架”是纯金打造的，元朝的工匠仔细地把一块金料反复捶打、塑形，才有了我这流畅的杯身和又直又稳的“大长腿”。莫说是七百多年前，就是把我摆在今天的宴席上，也是妥妥的亮点。

　　你们别小看我的“大长腿”，它可是我们那时高足杯的灵魂。人们在马背上用矮足的杯子不方便，而用我这样有“大长腿”的杯，无论是在宴会上举杯，还是在马背上畅饮，拿在手里稳稳当当，不会洒半滴。

　　你们凑近看，我身上藏着好多小秘密。先看我的“领口”，也就是杯口的位置，一圈卷草纹是工匠一点一点镌刻出来的，它们绕着杯口圈成一圈。卷草纹是唐朝就流行的装饰纹样，寓意连绵不绝、生生不息。

　　你们再往下看，我身体上开了3处海棠形的“小窗户”，每个“窗户”里都藏着不同的花。“小窗户”的专业名称叫“开光”，这种“开光”式构图能突出主体图案，让画面更有层次。

　　“小窗户”里有雍容华贵的缠枝牡丹，花瓣层层叠叠；有风姿绰约的海棠花，开得热热闹闹；还有清清爽爽的荷花，花瓣舒展。这些花可不是画上去的，是工匠师傅拿着小小的錾子，一錾一錾刻出来的，连叶子上的纹路都清清楚楚。花朵周围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叫“鱼子地”，是宋朝金银器錾刻的标志性技法，通过细密的点纹，衬托出主体纹饰的立体感，也让器物整体更显华贵精致。你们看我身体上的这些“鱼子地”，把花朵衬托得就像直接“种”在了我的杯壁上。

　　说起来，我可算是见过大世面的“老江湖”了，记得第一次被捧起来的时候，金光灿灿的我映在主人的眼睛里，他笑得又开心又自豪。

　　我的主人是贵族，每次宴会上他都会把我举得高高地和朋友们畅饮，大家都喝得红光满面。有时候，主人也会在安静的夜晚坐在帐篷里，就着油灯，独自把盏，灯光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身体上的莲花、海棠花、牡丹花在火光里晃悠，像要开出来一样。

　　我见过帐篷外的篝火晚会，听过悠扬的马头琴声；我盛过庆功的喜酒，也盛过主人独自喝下的闷酒；我见过他意气风发的笑脸，也听过他夜深人静时的叹息。

　　后来，我随主人一起被埋进了黑暗的地下，一躺就是好几百年。泥土盖住了我身上的金光，连杯壁上的花纹也被掩埋起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这辈子只能待在黑暗里了。没想到有一天，我被一双温柔的手捧起来，他拿着小刷子，一点一点轻轻地刷掉我身上的泥土，我身上的花纹露了出来。我终于能睁开眼睛了，几百年过去，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如今，住在博物院玻璃房子里的我，每天迎接着游客们惊叹的目光，他们隔着玻璃，轻抚我身上的花纹，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好奇、探索……于是，我毫不吝惜地把那时的故事、工匠的巧手艺、主人曾经的欢喜和忧愁，讲给他们听。（草原云·内蒙古新闻网记者  高莉）

　　【观点】

　　金樽融合农牧风

　　□云彩凤

　　高足杯又称“马上杯”，在元朝的器物体系中，是具有时代辨识度的典型器型。作为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经典器物，它并非单纯的日用酒具，而是元朝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碰撞交融的实物载体，完整留存了当时的民族习俗、社会风貌与文化审美。

　　从民俗文化视角来看，元朝高足杯是北方游牧部族生活模式的真实物化写照，它的盛行适配游牧族群逐水草面居的迁徙生活。高足杯的长柄、小圈足，区别于中原的传统杯盏，方便在马背上握持或系于腰间。

　　从文化交融维度而言，高足杯见证了元朝多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发展格局。元朝政权建立后，游牧文化的器物与农耕文化的器物体系与审美碰撞，形成多元共生的文化格局。元朝吸收农耕文化的养分，这一特征在高足杯的发展演变中凸显。

　　起初，高足杯完全服务于游牧生活需求，定居中原后，受农耕文化定居生活模式影响，高足杯的形制、功能逐步革新，器型较之前规整精致，装饰纹样融入中原传统龙凤、花鸟纹样，工艺愈发考究。

　　功能上，高足杯逐渐脱离纯粹的马背便携属性，更适配厅堂陈设、宴饮礼仪等定居生活场景。这种演变清晰展现出游牧文化主动适配农耕文化的历史过程，是元朝民族文化互融互鉴的实物凭证。

　　从工艺与时代价值层面而言，高足杯是元朝手工业发展与时代审美的集中体现。元朝酿酒技术的成熟，推动了酒具形制的革新，为高足杯的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相较于唐宋器物的温婉雅致，元朝的高足杯造型硬朗大气、风格豪放洒脱，贴合蒙古族豪迈开阔的民族气质，构建出独属于元代的器物审美体系。

　　综上所述，元朝高足杯是集民俗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文化交融价值于一体的重要文物。它浓缩了元朝时期的生活变迁、民族融合与审美变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进程的微观缩影，为后世研究元朝社会生活、民族文化与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佐证。（作者系内蒙古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史话】

　　丝路遗珍溯西东

　　高足杯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具代表性的物质遗存，其形制起源域外，历经本土化演变，在元朝走向鼎盛，成为融汇中西审美、贯通农牧文化的经典器型。

　　高足杯的形制最早起源于古罗马与中亚地区。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已普遍使用高足杯类器具，后经丝绸之路逐步传入中亚地带。自公元六世纪起，高足杯开始零星传入中国，开启本土化发展进程。在吸收域外器型结构的基础上，古代匠人融入本土审美特色，将寓意吉祥的花卉、动物等传统装饰元素运用于器物之上。

　　隋唐时期是高足杯本土化的重要过渡阶段，此时的高足杯融合罗马、波斯萨珊、粟特等多重异域文化特征，造型风格鲜明，形状为杯口微侈、深腹圆底，高圈足呈喇叭形态，口部弧度小巧精致，材质有金属、玻璃、白瓷等，足部通常装饰节状纹路，杯身与高足衔接纤细灵动，异域风貌浓郁。

　　辽宋金时期，高足杯在北方地区广泛流行，形制与功能进一步成熟。这一时期的高足杯杯口外敞幅度增大，衍生出敛口、束口、花口等多款样式，高足的尺寸有所加高，金属、陶瓷、玻璃材质并行发展。在宋朝的礼制与生活体系中，高足杯成为重要酒器，常与酒注、温碗成套使用，不仅出现在宴饮场景，也广泛用于日常起居与祭祀，扎根北方民俗生活。

　　元朝是高足杯发展的巅峰时期，实现了形制、工艺、产量、审美的全方位突破。为适配蒙古族生活习俗与中原定居模式，元朝高足杯造型趋于简约规整，杯口外撇程度收缓，杯腹小巧圆润，器身比例匀称协调，高足喇叭口明显收束，装饰纹样彻底本土化，缠枝莲、牡丹、菊花等传统纹饰成为主流。随着中原地区效仿使用高足杯，其烧制产量达到历史顶峰，造型工艺、装饰艺术均远超前朝。此时的高足杯兼具游牧族群便携实用的特性与中原雅致的审美风格，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深度交融的核心物证。

　　明清时期，高足杯逐步由鼎盛走向式微，“马上杯”的实用功能彻底弱化，日常使用率大幅降低，仅用于宫廷赏赐、祭祀等礼仪场景。（云彩凤  供稿）

编辑：孙丽荣

审稿主任：奥妮莎 章颖慧

审稿总编：韩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