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天下观与当代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思潮沉渣泛起，文明隔阂与对立风险上升，如何超越文明隔阂成为时代重大命题。河洛文化蕴含的天下观承载着中华文明处理内外关系的核心智慧，这一思想理念既记录了中华民族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足迹，也为新时代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宝贵滋养。深入挖掘河洛天下观的时代价值，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明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洛天下观的历史内涵与精神特质

河洛地区素有“天下之中”的美誉，《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揭示了河洛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以河洛为根基孕育而成的河洛文化，不仅塑造了华夏早期礼乐典章与治理体系，更凝练出独具东方智慧的天下观，成为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重要思想源头。

“多元一体”的整体秩序观。《尚书·禹贡》划分九州，以河洛所在豫州为中心，构建“五服”圈层治理格局，形成由内及外、井然有序的天下体系。《周礼》以礼乐规范天下秩序，强调“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将天下视为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这种观念不以血缘族群为绝对边界，而以礼乐教化作为认同核心，展现出鲜明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其核心逻辑在于秩序的统一不以消灭差异为前提，而是通过文化认同实现多元一体。

“天下为公”的共同体理念。《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形成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的递进逻辑。《礼记·礼运》描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将天下观升华为追求公平和睦的价值追求。这一理念反对以强凌弱，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彰显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治理智慧。值得深入思考的是，河洛天下观中的“天下为公”之“公”字，并非简单的财产公有，而是一种超越了血缘、地缘、族缘的公共精神和道义准则，构成了中华文明处理内外关系时追求公平、反对霸权的思想根基。

“致中和”的文化品格。从炎黄部落融合，到夏商周三代文明传承，再到汉唐多民族汇聚交融，河洛地区始终是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枢纽。《礼记·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这种文化气度的理论表达。河洛天下观更深层的根基，在于《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宇宙观。中华文明不追求对异质文明的征服与同化，而是强调通过自身的修养与教化去协助天地万物达到各自最和谐、最繁盛的状态。这种谦逊而积极的角色定位，使得河洛文化在历史上更多表现为吸引力而非扩张力，成为文明交流的“磁石”而非“刀剑”。

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河洛文化承载的天下观，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和平交往的传统，为文明交流互鉴留下了宝贵历史经验。

以和为贵，在尊重差异中实现文明共生。河洛天下观从不追求文明同质化，而是承认差异、包容多样。东汉永平年间（58—75年），佛教传入中原，明帝在洛阳建立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佛教由此在中国落地生根。与此同时，西域的乐舞、杂技、服饰、饮食沿丝路传入洛阳，中原的礼乐制度、丝绸织造、造纸冶铁等技术也向外传播，形成双向交流的生动格局。如果说佛教传入是被动吸引，那么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则是主动拥抱文明交融的典范：公元493年，孝文帝冲破阻力，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河洛腹地洛阳，旋即推行禁胡服、改汉姓、定门第、倡通婚等一系列深刻改革。这场发生在河洛大地上的主动变革，绝非游牧文明被农耕文明简单替代，而是“和而不同”理念的政治实践，鲜卑的军事传统与骑射之风注入中原文化的血脉，中原的礼乐制度则重塑了游牧政权的治理骨架。龙门石窟中既有北魏皇室的“帝后礼佛图”，也保留了鲜卑族的容貌特征，正是这种深度融合的实证。

居中怀远，在开放交融中丰富文明内涵。隋唐时期，洛阳再度成为国际大都会。随着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中外往来日益频繁，西域、中亚、日本、朝鲜等地使节、商人、学子云集于此。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日本遣唐使多次经洛阳入长安，学习唐朝典章制度与文化艺术。阿倍仲麻吕等遣唐使在洛阳停留期间，研习中原礼乐文化，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粟特、波斯商人在洛阳经商定居，外来音乐、舞蹈、服饰、建筑与中原文化深度交融，如“洛阳伽蓝”中的西域佛教艺术元素、龙门石窟中的异域造像风格，是当时文明交融的直接物证。彼时在洛阳城内的西市，来自中亚的香料、琉璃器皿，波斯的银币、织锦，与中原的丝绸、瓷器同台交易。大量胡商在洛阳定居，胡饼成为百姓日常吃食，胡旋舞风靡宫廷民间，甚至祆教的祭祀仪式也在城内合法进行。这种深入市井的文明交融，远比官方使节往来更具生命力。

以文载道，在教化感召中凝聚文明认同。河洛天下观崇尚文德教化，反对穷兵黩武。《左传》言“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论语》载孔子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在河洛先贤看来，真正的强大不在于征服了多少土地，而在于感化了多少人心。历史上，中原王朝多以安抚、互市、教化等柔性方式维系与周边邦国部族的关系，依靠文化魅力与道义力量凝聚认同，而非依赖强权扩张。周代“朝聘”以礼仪往来取代征伐，汉代“和亲”以联姻互市化解冲突，唐代“羁縻”以册封怀柔实现边疆治理。武力征服只能收服人身，而文德教化才能赢得人心。这充分证明，文明的影响力不在于硬实力多强，而在于价值观有多大的感召力。在当代国际交往中，我们应传承“亲仁善邻”的传统，以文化交流取代对抗，以道义感召赢得认同，让中华文化在润物无声中走向世界。

三、河洛天下观对当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启示

河洛文化中的天下观穿越历史时空，为新时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供深刻启示。

坚守天下一体，树立平等包容的文明理念。河洛天下观以“天下一家”为核心理念，将天下视为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文明之间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身的土壤，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与生活方式的结晶。《礼记·王制》记载，中原与四方民族“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这种对差异的坦然承认与尊重，构成了文明交流的健康前提。在当代国际交往中，应摒弃阵营对抗、零和博弈思维，尊重各国历史文化与发展道路，以平等对话取代文明傲慢，以交流互鉴消解隔阂偏见，方为大道之行。

赓续和平基因，践行协和万邦的交往之道。从“亲仁善邻”到“协和万邦”，河洛天下观始终贯穿着和平、和睦、和谐的文化基因。历史上的河洛，以文化魅力吸引四方来客，而非以武力向外征服。这与我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内在统一。新时代国际交往应传承以德怀远、讲信修睦传统，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人文交流拉近民心，以互利合作促进发展，为全球治理注入东方智慧。历史照进现实，河洛天下观中“修文德以来之”的理念，在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得到了创造性转化，这条连接欧亚的现代“丝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建立势力范围，而是聚焦于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和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从河洛的丝路起点的历史，到当今“共商共建共享”的实践，一脉相承的是“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交往逻辑。这超越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殖民扩张和资本输出模式，为全球治理赤字贡献了蕴含东方智慧的解决方案。

践行和而不同，探索文化交流的实践路径。河洛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启示我们，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从东汉佛教传入到隋唐胡商云集，河洛始终是文明对话的舞台。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是输出价值观念，而是以开放姿态讲好中国故事。应深入挖掘河洛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大同理念，通过文化节庆、学术交流、旅游推广、数字传播等多种形式，将河洛智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实践，在润物无声中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

河洛文化中的天下观，是古老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更是新时代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思想资源。在百年变局的十字路口，它启示我们，文明的伟大不在于筑起隔绝的高墙，而在于架起沟通的桥梁。深入挖掘其时代价值，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程洋洋 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