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轻人“遇见”楚考烈王 | 文化中国行

（原标题：当年轻人“遇见”楚考烈王 | 文化中国行）

“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中的编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怡蒙/摄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正在展出。展厅中，九鼎八簋阵容齐整，漆案纹饰华丽，编钟编磬古韵铿锵，这是一个两千多年前，崇巫、尊凤、尚赤的楚人的世界。

武王墩一号墓是楚考烈王熊元的陵寝，是迄今经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墓葬。2020年至202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座大墓累计发掘了一万余件珍贵文物，为研究楚国、两周直至西汉时期的王级陵墓制度、陵园规划、埋葬习俗等问题提供重要实证。

“我们考古队中近九成是90后，在2020年考古工作刚开始时，很多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文保团队的许多成员，也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项目执行领队方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从荒郊未经探索的封土堆，到首都人头攒动的展厅，这支青春的队伍在武王墩经历了什么？

一件青铜镬鼎的鼎足缠着“绷带”展出。视觉中国供图

　　“整个考古队的年轻人都经受住了考验”

由于盗墓案件多次发生，专家评估墓室遭到破坏性损毁，201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安徽省对武王墩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武王墩墓考古发掘队领队宫希成，邀请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共同组建武王墩考古队。

方玲说：“长期在此工作的学生们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一些已经毕业的学生走上了工作岗位，在浙江、湖北、山东等地的文物部门工作。”

2025年12月毕业的厦门大学考古学博士柴政良，早在2020年就已是考古队主力。在填土发掘阶段，他对武王墩一号墓的“营建工艺”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宫希成的支持下，他和同伴“套箱整体提取”了多块夯土样本，进行精细的实验室考古发掘，深入了解武王墩墓的夯筑工艺。

山东大学博士生李凤翔清楚地记得，自己在2020年9月3日抵达淮南工地，9月4日正式开始发掘，是最早抵达的人之一。他在中室的底层椁盖上发现了墨书文字，当考古队借助红外设备，发现其他所有椁室的底层盖板上也都保留着墓葬营建时的墨书文字，用来介绍椁木的性质，分室的名称、编号、方位顺序等各种信息，“十分惊喜”。

惊喜不断，困难亦有。除了工地偏僻荒凉，柴政良回忆，在器物提取阶段，由于文物的脆弱性，提取工作战线不宜太长，所以整个考古队都是无休。他曾经连续工作了120余天，白天在发掘现场从事发掘工作，晚上在宿舍整理当天的照片、撰写发掘日记、计划之后的发掘，几乎每一晚都要忙到半夜。“团队里还有00后，整个考古队的年轻人都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知道我们的坚持和工作是有意义的。”

李凤翔坦言，整理阶段的工作有些枯燥，“比如，我现在主要任务是把这些碎块给拼出来”。武王墩一号墓的北室随葬大量乐器，其中仅“瑟”，就有50架。而北室是遭受盗扰最严重的分室之一，“我们现场考古清理提取的瑟，几乎没有完整的，大多数都碎成了10厘米长宽的碎块”。

柴政良说：“我们会被一些振奋人心的新发现所鼓舞，但这些新发现的背后，是4至5年的辛勤工作，并且很多是重复性较强的工作。如果真想学考古，一定要坐得了‘冷板凳’。”

在做编钟研究（礼乐制度）的导师张闻捷的影响下，柴政良的本科毕业论文、硕士毕业论文都与编钟相关。他与武王墩编钟的初次见面，是在淮南市博物馆的库房里。在此之前，战国晚期的编钟出土数量较少，楚国、楚王级别的编钟更是前所未见。

“这套编钟经过‘测音’后，被证实有着优秀的音乐性能。当一个个乐音响彻文物库房时，所有人都被钟声击中了内心。”柴政良说。

淮南小学生的黏土手工作品《钟鸣鼎食》 受访者供图

　　以科技拥抱历史，让过去拥有未来

在国博的展览现场，观众能看到一件青铜镬鼎的鼎足缠着“绷带”展出。这其实是再现了文保团队在考古现场的应急保护措施。科技，是这一代文保工作者必须拥抱的智慧。

对2022年入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并加入武王墩文保工作中的汪嘉君而言，当时最急迫的工作是椁木和椁室内有机质文物的提取和稳定性保护。这些文物降解严重、饱含水分，保护时间窗口极短，必须在黄金时间内完成提取和应急保护处理。

这项工作，困难重重：椁盖板单块重达近2吨，既要快速提取以推进后续发掘，又必须保证不在吊装、搬运过程中造成断裂或结构破坏；椁室长期处于恒温恒湿、缺氧的地下环境，一旦暴露，水分会急剧蒸发，木材等有机质文物容易干缩、开裂甚至变形。

那段时间，汪嘉君白天在考古现场发掘、在实验室清洗文物，晚上回到宿舍查阅文献资料，补充相关专业知识，几乎是连轴转的工作状态。他在武王墩项目参与修复竹席、椁木、竹简、木俑等500余件，“其中最棘手的是竹席的保护修复”。

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竹席是目前国内外已提取的面积最大的古代竹席，出土时已经严重腐朽、竹纤维强度极低，并与周围泥土紧密结合，分离难度极大，传统的清理方法根本无法使用。团队研发了一套针对大幅面竹席的清洗装置，然后采用可逆性加固剂对竹纤维进行加固和脱水定型，最终让两千多年前的竹席重新展现出当年的编织纹理。

这也让汪嘉君认识到，文物保护需要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材料学、化学、生物学、考古学，甚至工程力学等，仅依靠单一学科很难解决复杂的文物保护问题。

2022年，新入职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的宋佳航，第一次到武王墩考古工地时，就面临重要挑战——一号墓还在填土发掘阶段，工地只有一处临时建筑“兼任”会议室和办公室，她需要立刻参与文物保护实验室的设计工作。这不仅需要掌握各类文物的保护步骤和保存条件，还要合理规划大型仪器的摆放位置；室内挑高、天车承重、浸泡池尺寸等细节，也都要在建设之前测算清楚。

在提取东一室大鼎时，为确保万无一失，宋佳航和伙伴连续一周每晚都聚在一起研讨、推演提取方案。“最终我们采用水凝胶、环氧树脂碳纤维布复合材料，配合套箱技术，完成了这件大型文物的现场提取。这套技术也为其他遗址的大型文物提取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这让我们特别自豪。”

今年1月，宋佳航在参观陕西考古博物馆时，有两句话让她印象深刻——“以科技拥抱历史，让过去拥有未来”。“在武王墩的工作经历，让我更真切地体会到，文保人的工作，就是用专业的技术守护沉睡千年的文物，让它们能摆脱劣化的困境，拥有更好的‘未来’。”

“遇见考烈王——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成果展”中的九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怡蒙/摄

　　关注武王墩的目光还在考古工地之外

在国博展览的开幕式上，宫希成讲了一个细节，在发掘的过程中，“我们有时离开工地出去购物吃饭，也会有居民认出我们，询问我们的进度，鼓励我们”。

方玲回忆，在一次次走进中小学的分享中，同学们对考古工作是怎样开展的、几千年前的文物如何能保存到现在、发掘之后又要做些什么等方面都比较感兴趣。

淮南当地举办过“走近武王墩”学生劳动实践比赛等一系列活动。初选后的两百余件作品中，有男孩用黏土做了大鼎和编钟，取名《钟鸣鼎食》；有上初中的孩子仿制了一张很大的漆案，还通了电路，可以声控变换灯的颜色……

在国博展厅外的留言册上，各地游客聊得火热。有“老乡”写道：“同为淮南人，高中时期就关注到了武王墩考古发掘，如今大学毕业，终于得以一览武王墩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希望武王墩的原址博物馆早日建成！”

看到公众关注展览，汪嘉君内心既欣慰又忐忑：“欣慰的是大家开始关注考古背后的科学过程；忐忑的是，木质文物保护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出土只是第一步，脱水定型、防虫防霉、环境调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持续投入。”

汪嘉君也发现，漆器的保存状态超出了许多观众的预期。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感叹“这红色两千年没褪色，太不可思议了”。“这正是对我们现场保护工作的最好肯定。能让公众近距离感受楚文化的魅力，对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说备受鼓舞。”汪嘉君说。

“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屈原在《涉江》中写道。平凡的生命无法实现，但在一代一代考古文保工作者的努力下，在一代一代年轻人热情的目光下，文明或许可以。

团队成员使用红外相机观察首次出土的竹简。从左至右分别是：柴政良、张闻捷、赵卫东（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赵瑞辉（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拿着红外补光灯）。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