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句意有所指的“还能这么操作”，到双方互晒时间线、甩出聊天记录。这场围绕东京电影节的拉扯在几天内迅速发酵，将她再次推至舆论中心。新一代观众可能不知道，白百何曾以30.64亿票房，高居2015年年度电影票房榜首。在那个商业片长期由男演员主导的年代，她是少数能凭一己之名撬动市场的女演员，距“百亿票房俱乐部”仅一步之遥。都市普通女孩的困惑、爱情、欲望与野心，似乎都能在她的角色中找到出口。而她的个人沉寂，也几乎与整个“小妞电影”类型的衰落同步。 大银幕上，那些鲜活的都市女性故事逐渐走失，而整个类型，也始终难以摘下“肤浅”“不够高级”的标签。这种对“轻盈”的轻视，在此次刚落幕的金鸡奖也得到了回响。《好东西》荣获最佳故事片后，被部分观众指责“轻喜剧不配”。
宋佳凭借它摘下影后桂冠，也面临“轻喜电影对演技没什么考验”的质疑。
尽管许多观众执意将《好东西》与“小妞电影”进行割席，认为标签本身便是一种冒犯。但无法否认，这部影片以及凭借此类作品赢得认可的女演员，依然面临着与“小妞电影”如出一辙的处境——喜欢“小妞电影”都羞于启齿的当下，或许我们更需要重新审视它。“小妞电影”源自英语俚语“Chick Flick”——“chick”本指小鸡，俚语中也指年轻女性。上世纪90年代，“Chick Flick”开始广泛指代“特别面向女性观众”的电影——在好莱坞电影这个男性工业中，镜头破天荒地聚焦于女主角，展现“她”的心事。连《油炸绿番茄》《末路狂花》这些后被视为女性主义电影的作品，也曾被评价为“Chick Flick”。而大众广泛认为的“小妞电影”早期代表作，可追溯到1961年的《蒂凡尼的早餐》。奥黛丽·赫本饰演的霍莉，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女主角”。她频繁与不同男人周旋，想要找个金龟婿，但又不失天真良善。“一个逃离原生家庭的假名媛”——60年前的人设放在今天，依然畅销。进入千禧年前后，“Chick Flick”迎来了一次形象的刷新，形成了如今大众最熟悉的印象——女主角的职业不再限于秘书或主妇，而是律师、时尚编辑、创业者……她们依然爱美、渴望爱情，但更渴望被看见、被认可。《律政俏佳人》中金发美女艾丽被男朋友嫌弃“不够聪明端庄”而分手。于是她穿着粉色套装、拎着亮闪闪的包包走进哈佛法学院，用高跟鞋和智慧反击偏见。无数女孩因此第一次开始相信：爱美与聪明，从不矛盾。《假结婚》描写了男强女弱的婚姻关系之外的可能性——职场女强人也可以拥有帅气真诚的伴侣。《穿普拉达的女王》呈现了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女主在欲望、事业与自我之间的艰难摇摆，令无数职场新人感同身受。《公主日记》中对自己外貌自卑的少女米娅，发现自己竟是欧洲某国的公主，在接受新身份的过程中，她慢慢克服恐惧，变得自信。女性角色不再是地母、女巫、献祭者，女性题材不再局限在家庭和人际关系中。她们的故事扩展到学习、事业、自我欲望、身份焦虑等更开阔的领域。在豆瓣的豆列上，很多人形容这些风格和形式多变的小妞电影为“女性精神鸦片”“适合边喝下午茶边吃点心的电影”。曾经它们让很多女性第一次在银幕上期待自己未来的模样。不过，与此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关于爱情的工业模版：都市背景、时尚穿搭、轻快节奏、浪漫结局。如《当哈利遇上莎莉》《风月俏佳人》《西雅图夜未眠》《二见钟情》《电子情书》《恋恋笔记本》《他其实没那么喜欢你》等。这一类“特别面向女性观众”的作品，迎合着她们思考、生活而诞生的电影，也不断评价为“轻松投机之作”“只有小女生看的爆米花电影”。导演Nora Ephron在拍摄中已预见评价/《西雅图夜未眠》台词彼时大洋彼岸的“Chick Flick”类型早已成熟，但内地影院里却仍是宏大叙事的天下。
2000年至2010年间，票房前十名的国产电影，多如《让子弹飞》《疯狂的石头》《老炮儿》等大片，故事里充满江湖、兄弟、暴力。虽然香港电影已经拍出了《新扎师妹》《最爱女人购物狂》，但徐克执导设定在北京的《女人不坏》，内地上映票房仍不佳。2009年，好莱坞《暮光之城2》上映，刷新北美首日票房纪录。同年，章子怡制片并主演的《非常完美》上映，可谓对好莱坞浪漫喜剧模板的精准复刻：“求爱女主搭配闺蜜同盟，展开荒诞行动，达成 happy ending。”观众进入27岁漫画家苏菲的世界，跟随她经历劈腿及一系列错位故事，最终重获真爱。章子怡的选择极具前瞻性，影片最终收获1.03亿票房，这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都市爱情片，凭借犀利台词与接地气的人设，以800万成本撬动3.5亿票房，创下当年票房奇迹，并塑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小妞”。此后几年，白百何主演的《分手合约》《被偷走的那五年》《滚蛋吧！肿瘤君》相继上映，票房依旧亮眼。她成为那个时代的银幕符号，不是“某女郎”，而是“小妞电影代言人”。章子怡、范冰冰之后，汤唯、李冰冰、周迅等大花也涌入“小妞电影”大潮。这股热潮无疑给电影市场带来巨大冲击，2013年一篇评论这样形容：“半年内，7部内地小妞电影一共‘偷走’12亿元票房。”虽然一连串票房成功，映照了如今大家纷纷怀念的“经济上行期的美”。电影中，阶层流动加速、机会感充盈，电影里永远明亮、轻盈，写满了关于上升与可能性的都市想象。拜物欲从《杜拉拉升职记》中“通过买车缓解压力”，到《小时代》在奢侈品、豪车、外滩霓虹、东方明珠与无尽派对中走向极致。同时，许多国产小妞电影虽以女性为主角，却仍充斥大量偏见与敌意借女性角色之口说出。 《杜拉拉升职记》里的员工揶揄竞争对手：“不要得罪你的女同事，说不定有一天她会成为你老板娘”，暗指职场女性的升迁总和男性上司有关。《整容日记》女主因被前男友嫌弃丑而分手，决心整容，将求职门槛等同于选美，又为追求新男性再度动刀。闺蜜看到女主与上司在一起后迅速升职，怀疑其正当性，说：“我也想上上床就能找到份工作”。白百何饰演的女主则看见聚会上被众人簇拥的女性，感叹：“女人的胸和脑，只能有一个。”《新娘大作战》里，两个女人为了婚礼互撕，台词是：“女人最幸福的事情，是嫁对老公，买对婚纱”。相比《老炮儿》《中国合伙人》这种“先事业后情感”的大男主叙事，小妞电影的终点永远是：走出情伤、遇见对的人。女性的成长和成功被简化为嫁对人、整容变美、穿对婚纱、买对包，而不是能力、选择或主体性本身，陷入将“外在蜕变”与“内在成功”相捆绑的叙事逻辑。正如国外影评曾评价 Chick Flick： “它以一种女性习以为常的方式，轻视了女性。”回看那时，2007年“剩女”一词被收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指的是：高学历、高收入、27岁以上仍未获得“理想婚姻”的女性。这一时代语境下，电影一窝蜂地讲述婚恋故事，似乎也是一种必然。而到了2017年，中国妇女报已将“剩女”列为歧视类禁用词。类似的是，“小妞电影”标签也逐渐被弃用。“Chick”同样指为性别偏见色彩的贬义词，牛津词典中甚至将其定义为“对女性冒犯性、非正式的称谓”。除非一部电影真的在讲“小鸡”（讽刺），否则不要再使用 Chick Flick 这一称呼， 因为它强化了“女性观众只看爱情片”的刻板印象， 忽视了女性叙事的复杂性。在国内，也有新词“老登电影”作为呼应——观众开始解构传统权威，并表达不满。但对字词的矫正、对过时段落的审视，却有时又变成对该类型影片的全盘否定。不能抛下“小妞电影”之名，也否定了“小妞的成绩”。相比较今天大女主的全能与完美，“小妞电影”里的女孩会犯错、会迷路、会爱错人、会被生活推搡。《失恋33天》中的黄小仙，嘴硬心软、爱怼人也爱哭，把爱情里的敏感和小心思演得真实得像身边的朋友；《北京遇上西雅图》让一个拜金、任性、“小三”的孕妇担任女主，而不是国产影视千篇一律的“打小三”。《整容日记》呈现了女性的容貌焦虑，《一夜惊喜》则开始“消费男色”。哪怕最终仍要被主流叙事收编，拜金虚荣的女主，折戟于真爱的感化，叛逆毒舌的女主，脆弱需要爱的抚慰。如《贱女孩》的编剧蒂娜·菲所说的，能让女孩感觉“有人为我制作了这部电影”。在文化意义上，“小妞电影”的崛起也推动了中国影院观众性别结构发生颠覆性变化：有数据显示，2008年影院观众中男性观众占60.9%，但到2010年书写年轻女性生活的小妞电影崛起时，女性观众比例迅速反超，达到52%，并在2013年攀升至60%。它为女性情绪提供了一个被理解的空间，也让更多女性进入这个场域。可以说，若不经历“小妞电影”时代，我们难以抵达今日。在今天，绝非轻盈愉悦的“小妞电影”不成立了，只是多数创作与市场未能及时跟上女性爽点的变化。而大浪淘沙，那些书写新的欲望，新的处境的作品，被留了下来。涌现了《热辣滚烫》这样，把“为男人而改变”转变为“为自己而改变”，不再把幸福的终点写成“和喜欢的男生在一起”的成功商业片。她更擅长创作“背着几条人命的”角色”，这种轻盈感让她陌生，甚至怀疑自己“演得对不对”。直到影片上映，她才知道陌生感来自于哪里——“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没有见过这样的表达”。长久以来，看似“轻松”的表达，其本身的严肃、力量似乎就会被消解。就像是在大众舆论场上，厚重沉重的、望向母辈的《出走的决心》与《好东西》被视为对照组。明明皆是这一时代的优秀之作，共同构建对女性命运的关照。从“小妞电影”到“大女主”，再到“女性电影”，女性为视角的叙事方式和名字一直在变化，与其辩论题材之争，不如去看她们的故事如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性。
从黄小仙“我就没有一点悲伤的权利呀？我就没有一点质疑人生的权利呀”的质问，到年轻的李红“我想去的地方可多呢，将来也开大卡车带你们去云游四海、腾云驾雾”的梦想。
女性的故事一直在讲，也会一直讲下去，这更为重要。
2.《嬗变轨迹·文化症候·未来面向：国产小妞电影的文化审视》|美与时代：李昂、王竣3.《“她经济”视角下解读小妞电影的女性凝视》｜妇女研究论丛：周培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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