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赋能·文化铸魂：“非遗智治”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原标题：数字赋能·文化铸魂：“非遗智治”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摘要

在数字化浪潮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非遗智治”作为一种融合数字技术与文化治理的新模式，逐渐成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探索。本研究围绕“数字赋能”与“文化铸魂”两大核心，系统分析“非遗智治”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提出了以平台化运营、数据驱动决策和文化价值转化为重点的实践路径，并针对当前存在的制度障碍与能力短板，从政策支持、技术培训与多方协作等方面提出具体建议。本研究为深化非遗保护与社会治理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引言

现今，我国社会治理正经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型。数字技术与智能化应用的迅速发展，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此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契机。在这一背景下，“非遗智治”作为数字赋能与文化治理融合的新形态，正逐渐成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实践。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激活非遗资源，增强文化认同，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讨“非遗智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具体目的包括：分析数字技术如何赋能非遗资源的整合与活化；阐释文化认同在治理过程中的凝聚作用；识别当前实践中存在的制度障碍与能力短板；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非遗保护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研究聚焦于“数字赋能”与“文化铸魂”双轮驱动，力图从理论层面厘清技术、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在理论层面，通过构建“非遗智治”的机制框架，丰富治理理论与数字赋能理论的交叉研究，为文化治理领域的学术探讨提供新视角。在实践层面，研究成果可为地方政府、社区组织与文化机构提供参考，助力优化其非遗数字化项目设计，增强公众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治理模式从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创新实践与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从理论层面看，这种关联主要体现在文化认同的凝聚作用、共同体建构的社会基础以及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模式转型三个方面。

总体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强化文化认同、激活社区参与、融入数字创新，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独特的文化维度和实践路径。理解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是构建“数字赋能·文化铸魂”双轮驱动治理模式的重要前提。

二、“非遗智治”的机制构建与路径分析 （一）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传承的共建机制研究

数字技术的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入共建阶段，即通过技术降低参与门槛、扩大参与规模、拓展协作网络、改变资源流动形态。传统非遗以地方、血缘群体为主体，参与主体少、参与规模小，数字技术的参与使非遗传承走向开放性，即非遗传承由封闭参与走向多元参与。开放参与使非遗参与范围扩大，群体参与积极性提高，非遗传承由“非遗守护”走向“非遗共建”。

共建机制需要资源整合平台和共同规则，数字平台成为资源集结的平台，将非遗项目、传承人、社区组织、研究机构、文化产业、企业等聚合起来，相互交流、相互匹配。平台化的运行模式避免了非遗资源保护中常见的资源孤岛和重复建设等问题，不同主体依据自身优势参与共创。数字技术将数字技术引入到共建中，提供数据接口、云计算平台、云智能分析等技术支持各主体在共同规则下实现交互，在共建中，数字技术也将更多的主体带入到沉浸式学习氛围中，元宇宙等新兴技术构建虚拟非遗，人们作为虚拟的非遗化身，共同体验非遗文化的传统庆典、非遗手艺演练，共同感受非遗文化的美，感受非遗的乐趣，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人们的文化意识。当青年通过数字窗口走进非遗时，他们不再是观众，而是非遗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青年的参与是共建机制能够延续的必要因素，在技术的赋能下，青年不再是“任务性参与”，而是“情感性参与”，不再是“被动动员”，而是“内在驱动”。

但是，数字赋能共建机制存在着共生障碍和制度建设不足问题。现有非遗数字项目存在平台功能简单、交互性差、缺乏参与、平台过分依赖资源的数字化获取，有的过分追求数字化资源获取，缺乏后续的社区反馈、内容共创、共享，共建走形式，这提出了共建的机制需要制度保障，需要理顺共建权力边界、公平的利益分配规则、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只有建立在一个信守的规则之上，各主体才愿意投入其资源、分享其知识、承担其风险，才能够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共建生态。

数字技术赋能非遗传承共建是从根本上改变关系、改进合作、认同文化的技术构建，是让非遗成为社会公众参与、可感知、可触摸的共建。非遗传承共建，是盘活非遗资源，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实践的文化方法策略。

（二）文化价值引领社会治理的共享路径探索

作为社会治理的精神内核，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在 “非遗智治” 实践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共享路径的探索不仅聚焦治理成果的公平分配，更以文化认同为核心凝聚社会共识，推动治理效能惠及更广泛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传统智慧、伦理规范与审美情感，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独特的价值导向与文化支撑。共享路径的实现首先依赖于文化资源的可及性与转化效能。数字技术通过平台化运营与多媒体呈现技术，显著降低了公众接触非遗资源的门槛。以往受地域、群体限制而传播范围有限的非遗项目，如今可借助线上展览、虚拟体验、短视频传播等数字化手段触达更广泛受众。这种开放存取模式不仅拓展了文化受益群体范围，更激发了多元主体对非遗价值的重新发掘与共同诠释。当非遗资源从 “藏于深闺” 的小众文化形态转向 “全民共享” 的公共文化资源，其蕴含的和谐理念、工匠精神等文化基因得以融入当代社会生活，为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价值依托。

在共享实践过程中，社区参与和文化共创是保障治理成果普惠性的关键环节。非遗传承本质上属于集体性文化实践，其生命力的延续高度依赖社区的持续参与和情感投入。数字平台通过构建线上社群、举办云端非遗节庆活动、开设互动式传习课程等方式，将传统意义上的实体社区拓展为虚实融合的文化共同体。社区居民在参与非遗数字化项目时，角色从单纯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价值的共创者与共享者，这种参与式文化实践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社区归属感与文化责任感，推动共享模式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构。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赋能社区居民参与非遗内容的记录、解读乃至创新性转化，使文化共享成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实践载体。

文化价值的引领作用，还体现在共享规则的设计维度。公平有效的共享机制需统筹兼顾传承人权益保障、社区文化主权维护与公众访问需求满足三大核心诉求。当前，部分非遗数字化项目因缺乏明确的利益分配规则与版权保护机制，出现了传承人积极性受挫、文化资源被不当商业化等问题，制约了共享路径的可持续推进。理想的共享路径应构建 “贡献—回报” 的良性循环机制，例如通过数字版权认证体系、收益合理分成机制、社区公益反哺制度等具体形式，确保非遗活化过程中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普惠于民。同时，共享不是无差别的平均分配，而是尊重文化多样性基础上的差异化满足。数字平台可依托用户画像技术与需求分析模型，实现非遗内容的精准推送与个性化服务，帮助不同年龄、职业、地域背景的群体找到与自身生活经验相契合的文化连接点，提升文化共享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共享路径的可持续性，还需依托文化价值与治理目标的深度融合。非遗数字化传播不应停留在技术展示层面，而需着力挖掘非遗资源对社会治理的启示意义。通过将非遗价值理念植入基层治理议程，可使文化共享成为培育公共精神、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治理韧性的有效路径。在此过程中，数字平台作为文化价值传导的放大器，能够显著增强文化影响力的渗透力与持久力。

值得注意的是，共享路径的探索仍面临数字鸿沟、文化稀释等现实挑战：部分弱势群体可能因设备短缺、数字技能不足被排除在数字共享体系之外；对非遗内容的过度商业化、娱乐化解读也可能削弱其本真性。因此，共享路径的优化需坚持 “以人为本” 的核心原则，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建立内容审核机制、完善社区评议制度等配套措施，保障文化共享的包容性与真实性。从本质而言，文化价值引领下的非遗智治共享路径，旨在实现治理成果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复合供给，使非遗智治既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更以文化认同筑牢社会治理的情感根基。

三、结语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非遗智治”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内在机制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借助资源整合、主体协同与平台化运营，显著提升了非遗资源的活化效率与公众参与广度，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奠定了技术基础。文化价值则在增强社区认同、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使非遗成为社会治理的情感纽带与精神内核。数字赋能与文化铸魂的深度融合，共同构成了“非遗智治”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双轮驱动机制。

当前的实践仍面临制度协同不足、数字鸿沟、传承人能力短板等挑战。部分非遗数字化项目存在平台功能单一、互动设计薄弱的问题，未能充分激发深层参与；跨部门协作机制缺位导致数据标准不一、资源共享不畅；基层传承人与社区居民的数字素养有待提升，制约了治理效能的全面释放。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非遗数字化专项规划，明确数据采集、共享与使用的标准规范，打破信息孤岛。推动建立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平台运营机制，鼓励社区组织、文化机构与企业协同合作，完善利益分配与版权保护制度。加强对传承人与社区居民的数字技能培训，通过工作坊、线上课程等形式提升其技术应用能力，缩小数字鸿沟。深入推进“非遗进社区”项目，结合数字传播与线下活动，使文化价值真正融入基层治理实践，增强治理的包容性与认同感。

未来还需进一步探索数字平台与基层自治组织的高效衔接模式，推动“非遗智治”从技术应用层面向制度创新层面深化，为构建具有文化底蕴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注入持续动力。

（刘冰峰 管理学博士、教授 景德镇陶瓷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