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刃，他们在纸页间刻下怎样的呐喊

（原标题：以笔为刃，他们在纸页间刻下怎样的呐喊）

“观展之后才知道左联如此之重大！”“中国青年‘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7月15日，上海鲁迅纪念馆。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与00后大学生组成的寻访团走进上月开幕的“时代强音——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文物史料展”时，观众留言墙上，一行行字句写满参观者跨越时空的共鸣。

展柜中，一本本泛黄的革命文学期刊静静陈列，其中以星辰命名的《北斗》尤为醒目。1932年1月，在由丁玲主编的《北斗》刊物（第二卷第一期）上，东北籍青年作家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问世，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

我非武人，但报国不容袖手

“《最后一课》或许存在一些稚嫩之处。但作为第一篇抗日题材短篇小说，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中共四大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顾良辉揭开了《最后一课》的创作始末。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闻讯后，远在上海的21岁吉林学生李辉英满怀家国之痛和不共戴天之仇，挥笔写下《最后一课》。文末落款显示，文章于当年秋天——“日军进占吉林后十三日写毕于吴淞”。

起初，李辉英给这篇不到9000字的小说取名为《某城记事》。发表前，时任《北斗》主编的丁玲将标题改定为《最后一课》。

《北斗》杂志1931年9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的机关刊物。大量揭露底层苦难、呼吁民族觉醒的作品在此集结，更是培育文学新人的沃土。

“丁玲显然是受到半个多世纪前、都德的同名作品启发，两篇小说都蕴含着民族危亡时刻的抗争精神。”顾良辉说。

李辉英的小说《最后一课》描述的是女学生因撕掉日军司令部张贴的布告而被捕，校长走进拘留所，为他们讲授抗日救亡的 “最后一课”。

“几天来因为日本兵占据全城，抢劫，奸淫，焚烧常常把这些坏消息在日本兵严密监视下传入我们的耳朵内，为的避去日本兵的侮辱，人们都躲在家内，街上再也找不出昔日的热闹情形了。”刚一开篇，作者就用笔墨勾勒出东北沦陷区在日寇阴霾下的场景。

“孩子们 ,你们这样小就做了亡国奴,多么可怜！”“你们看，日文课添上了，日文先生不是教过你们了么？”“你们仅只受到短时的中国教育呀。你们到底爱护中国不？”这些痛彻心扉的发问，与都德笔下小弗郎士所说“难道就再也不能说法语了吗”一样，道尽了文化失守的焦虑。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2月，侵华日军坦克肆意开进上海租界，暨南大学被迫停课，教授郑振铎提笔写下散文《最后一课》。“最后一课”的悲壮，10年后在苦难的中国再次回响。

“个人身为东北人，对于东北的沦陷，不能熟视无睹。”李辉英后来在《三十年代初期文坛二三事》一书中自述：“我非武人，但因报国不容袖手，于是联想到纵然不能真刀真枪与倭寇拼个你死我活，目前应以手中掌握的一支笔，横扫妖氛，取得最后的胜利大有必要。”

从“抗战文学”到“文学抗战”

带着“亡国亡省的痛心”，李辉英1933年春加入“左联”，有组织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用笔尖书写时代的抗争。同年，他根据“万宝山事件”创作的长篇小说《万宝山》出版，成为第一篇抗日长篇小说。

一个讲台、一块黑板、几张长条凳……走进位于上海多伦路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展厅，仿佛回到了95年前的场景：1930年，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左联在此成立，将分散的进步作家凝聚成“以笔为刃” 的力量。

顾良辉介绍说，上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中国革命进入低潮、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关键时期，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党直接领导的文学组织。潘汉年、冯雪峰等按照党的指示，联络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成立“左联”。它的成立不仅凝聚了进步作家的力量，更在艰难时局中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众多作家在其影响下投身于时代的书写，身为文坛旗帜的鲁迅成为“左联”的精神领袖。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与东北作家结下深厚友谊，还亲自为萧红《生死场》作序。由萧红、萧军、李辉英等创作者凝聚成的“东北作家群”，他们笔下的黑土地与抗争者，成为抗战文学中最滚烫的篇章。

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列部副研究馆员高方英介绍，从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到茅盾的《子夜》，再到鲁迅作序的《丰收》……“左联”用7年时间创作了上百部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字要抵达读者，同样需闯过国民党当局的禁锢。1931年2月，“左联”五烈士被害后，鲁迅与冯雪峰冒着极大风险编刊《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从“抗战文学”到“文学抗战”，这种 “韧性的战斗”，构成了这批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坐标。

“ ‘左联’五烈士，去世时平均年龄才20多岁。他们明知危险，却为民族救亡义无反顾。”顾良辉动情地说，有的“左联”作家生活非常艰苦，合租在陋室，冬典夏衣、夏典冬衣，一年四季脚上都穿着闷脚的雨鞋。即便如此，他们仍以坚定的信念，在黑暗中执灯前行。

“一张平静的书桌” 来之不易

今年7月，在苏州开幕的江苏书展上，一批带着历史温度的抗战题材图书集中上新，将人们的目光拉回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

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评论家、苏州大学讲席教授王尧带来新作《桃花坞》，以1937年苏州沦陷为背景，书写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

“文学在抗战中不是点缀而是武器。” 王尧说，“抗战的故事是不朽的——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就在于在困境中总有一批可称得上‘中国脊梁’的人物：他们走在时代前列，担负起民族的责任。正是他们的奉献、牺牲，才迎来了新中国，换来了今天安放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和平环境。”

1932年7月，创刊未满一年的《北斗》被国民党当局查禁，画上了休止符。但作家们一直没有停止战斗。

1936年，李辉英举家迁往北平，成为北平“左联”的领导人之一。抗战期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七七事变后他全身心投身抗日，成为书写抗战文学时间最长、产量最丰的作家之一。从21岁“起而执笔为文”到80岁去世，他留下了《松花江上》《雾都》《前方》等诸多饱含家国情怀的力作，笔锋间的救亡精神与民族大义，贯穿了近六十载创作生涯。

“看到这些90多年前的‘同龄人’，我常想，如果回到抗战年代，我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寻访过程中，00后大学生殷睿琳常常扪心自问。在根据小说《最后一课》创制的海报中，她郑重写下：以笔为枪，向黑暗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