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刘昕：忘记我，记住这些故事

2021年7月10日，湖岸于abC艺术书展举办了“我们的故事：1990s的新闻摄影和2020s的书籍编辑”讲座。摄影记者、纪实摄影师刘昕通过网络连线，与现场读者分享了她身为摄影记者的丰富经历与职业生涯，以及对新闻摄影工作的思考。

上世纪90年代初，摄影记者、纪实摄影师刘昕头角峥嵘。1986—1990年，她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摄影专业对全国招生的第一批学生之一；1990—1993年就职于《中国青年报》摄影部，获得亚洲女性摄影大赛黑白类作品金奖、尼康杯亚洲摄影大赛银奖，以及亚历克夏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奖。1993年赴美国，后获俄亥俄大学视觉传播硕士学位。

她先后在《巴尔的摩太阳报》《迈阿密先驱报》《棕榈滩邮报》等媒体担任摄影兼文字记者，曾获美国NPPA南部年度最佳摄影师奖、考克斯报系年度最佳摄影师奖、亚特兰大摄影年赛全场冠军。刘昕持续关注妇女、儿童为主的弱势群体以及少数群体的生活方式，曾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1997年，她入选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荷赛奖大师班。1999—2002年，作为独立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刘昕的作品见诸《新闻周刊》《财富周刊》《时代》周刊等媒体。

活动现场

以下为讲座现场部分实录。

成为新闻摄影师

大家好，我是刘昕。我是一名摄影师，是一个喜欢用文字和视觉影像来讲故事的人。

我出生于西安，在延安读小学，初中和高中就读于西安二十中，也就是现在的西安高中。我从小在陕北农村长大，对那里有很深的感情。

我进入新闻摄影这一行纯属误打误撞。当年我非常喜欢写作，1986年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我的第一想法是学新闻，做记者。那年刚好人大新闻系新设立了新闻摄影专业，第一次对全国招生。我荣幸地加入了黄埔一期，觉得学这个专业我可以一手拿着相机拍照，一手写字，自己出去采访不受限制，这样多好！

刘昕拍摄的陕北农村闹社火

其实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拿过相机。当年在大学学新闻摄影的条件是非常“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授讲课用的教材还是手抄本。我们每个人能拿到一部海鸥相机，再加一个从广角到长焦的变焦镜头。两个月以后，这个变焦镜头基本上就只有一头能用了。我们每发一个乐凯胶卷就要拍六七张作业，并且把它们都放在一张8×10寸的相纸上。

我们读书的时候，这些器材和暗房材料都是免费的。不过因为条件有限，申请工作的时候，我的作品集里头都是一些两三寸的小照片。我的第一个老板——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贺延光还问我，为什么申请工作的时候作品都是那么小的照片，一点儿都不专业。

活动现场

我1990年到1993年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这期间我被分配做图片编辑，每天晚上值夜班。那时候报社还没有给我宿舍，我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大行军床。第二天一早，趁男同事还没到办公室，赶快把行军床收起来。白天有空我就满街晃悠，自己找题材。

我采编的图文结合作品《亚运会从墙上走下来》，还有《街头流行文化衫》，都受到了大家的好评。

刘昕工作照片

在《中国青年报》，我先后参与过亚运会、东北水灾和宝成铁路塌方的报道。我曾经和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叶研去湖北空军基地，采访空军新兵的第一次跳伞。我和叶研跟大家一起训练，坚持和新兵一起跳，成为中国第一个和空军一起跳伞的平民女性。

刘昕参与报道的希望工程与空军新兵跳伞新闻

1991年，我被报社派去贵州和广西的大山里采访希望工程，了解中国最贫困的乡村里儿童妇女的生活教育状态。整版作品发表以后，被团中央青基会用作希望工程的宣传片。

刘昕拍摄的时装秀

《中国青年报》报社的大礼堂经常举行活动，还被租出去做时装秀，我就在那儿拍到了一张报社编辑走猫步的照片。当时这种时装秀还是比较新潮的，所以这张照片后来得了亚洲妇女摄影大赛的金奖。我还在报社附近空军医院的一个礼堂里拍到了人们做气功的照片，现在看来他们像是在接收外星人的信息似的。

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唯一的女记者，在那里我遇到最好的同事们，大家亲如一家。这张一群光膀子的摄影爷们儿和一个梳着马尾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姑娘在簋街吃宵夜的照片，就是我当时社交生活的真实写照。旁边那张摆拍的《石榴裙下》，是我们搬到新办公室的纪念照。

赴美深造

1993年，我有机会前往美国，先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实习了四个月，后来又去雪城大学和俄亥俄大学读研。这期间我在几家报纸实习，包括《雪城日报》《匹兹堡纪事报》《迈阿密先驱报》。

刘昕工作照片

1996年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开始在佛罗里达的《棕榈滩邮报》做全职摄影记者。在巴尔的摩工作期间，我采访国会山，感受到了美国时政采访的滋味。1994年夏天，我搭乘急诊室医生弗朗西斯的哈雷摩托车从芝加哥出发，到南德科他州的斯特吉斯采访一年一度的哈雷大集会。

我最难忘的是“分享的季节”系列专题。每年一过感恩节，美国人就迎来了圣诞礼品购物高峰。美国各地的报纸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在这个季节根据当地的民间组织提供的名单，挑选一些采访对象，发表他们的故事，鼓励社区民众出钱出力，帮他们解决燃眉之急，也满足他们的圣诞愿望。1995年和1996年，我分别在《迈阿密先驱报》和《棕榈滩邮报》承担了这个项目。

左侧照片是一对失去双亲的海地姐弟，他们相依为命，还要照顾另外两个比他们小的弟弟妹妹。右侧照片是安吉拉和她的18个月大的儿子丹尼尔。安吉拉怀孕的时候在甘蔗地里做农活，喷洒过农药，孩子出生时大脑残缺，她猜测是农药惹的祸。

这张照片是在黑暗公寓里的桑德拉和她的女儿。桑德拉患有严重的晚期肾病，她的女儿也失聪了。

在拍摄这些肖像的时候，我尽量花时间熟悉被拍摄对象，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看到了什么是美国的“穷忙族”（working poor），什么是贫穷的代际传递。

儿童是一个社会贫困和不公的面孔。1995年的佛罗里达州，有四分之一的孩子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采访过的很多孩子，只希望能有一身合体的衣服和一双合脚的鞋。他们担忧自己和家人没有地方过夜，担心周边充满毒品和枪战的危险环境。他们期待生活中有些光亮，能带给他们希望。

1997年，我被推荐入选荷赛大师班。荷赛是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举办的重要奖项，很多人称其为“摄影界的诺贝尔奖”。基金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选择12名30岁以下的年轻新闻摄影师，到荷兰参加大师班并举办展览。

我那年被欧洲评委会负责人推荐，代表美国参加。那年的命题是“友谊”。我暑期刚好被《棕榈滩邮报》派回中国做专题。回到西安的时候，我用游子归乡的视角重新认识自己的故乡，做了一组“我和故乡重建友谊”的专题。

回到中国做自由撰稿人

大师班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我决定回中国做自由撰稿。1998年，我离开佛罗里达，回到北京，成为联系图片社的特约摄影师，开始为《时代》周刊、《财富周刊》等美国杂志做自由撰稿。

1997年的夏天，我采访了舞者金星。金星性格直爽，一见面就问我几岁，听了我回答就说：“你比我小，就叫我大姐吧！”她一边往嘴上涂着亮红的唇膏，一边告诉我：“妹子啊，咱们女人的命运都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

金星的变性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手术中她的左小腿被压迫了16个小时而没有知觉，小腿肌肉到脚趾神经全部坏死，即便恢复过来也只能瘸着行走，这对于一个以舞蹈为生的人来说是天大的打击。金星咬着牙，坚持每天强化训练，配合针灸治疗，一年多以后，她又奇迹般地重返舞台。

我还和Denver Post的文字记者采访过“中国制造”专题。在浙江为美国冬季奥林匹克国家队做队服的一家衣帽厂里，我遇到了流水线上的打工女Lu Huikun。她缝制的spider滑雪服在丹佛一带要卖529美金一件，而她每小时的工资相当于美金31分。当我们走进她的家庭，发现她9岁的女儿有严重的视力障碍，正在走向失明。她的一副眼镜大概要250美金，相当于她妈妈5个月的工资，Lu就是这个家经济收入的顶梁柱。

当问到Lu Huikun对买她缝制的衣服的人有什么要说的时，她说：“May you all be champions.（我希望你们都成为冠军。）”在我眼里，Lu是她的家庭的冠军。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后面，有千千万万像Lu Huikun这样的人和故事。这个项目后来被提名普利策奖。

新闻摄影的三个关键词

关键词一

尊重｜RESPECT&EMPATHY

在我刚入行的时候，有位前辈曾经观察过我的采访。他说，记者大约分为两类，一类是索取型的，“我来了，得到了我需要的素材，我走了”；另一类是“我来了，我需要采访你的故事，你有什么要跟我分享的？我怎么能帮到你？”前辈说：“你不是一个索取型的记者，你懂得尊重对方，但是这还不够。”

的确，尊重被采访对象是一个健康关系的基础。我希望读者能从我的照片中感受到被拍摄对象作为人的尊严，受到平等待遇的渴望，希望通过自己诚实的劳动改善生活，帮助别人的基本需求。最重要的是，我想反映出他们的梦想和人性的光辉。

在采访先天弱智、患有极端自闭症的尤阿尼的时候，我曾经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睡过两夜，拍到了他被疾病折磨的样子。他必须被关在围栏里睡觉，清醒的时候会长久地呼啸，还会伤害自己。

尤阿尼从两岁起就被他的姑奶奶珍妮特收养了，珍妮特从精神到体力都不堪重负。当尤阿尼在深夜里长啸并伤害自己的时候，无可奈何的珍妮特在我的眼中就是天使。在我采访他们之后的几个月内，珍妮特偶尔还会给我打电话，倾诉自己的感受。我能做的就是做个好听众，不索取、不猎奇。

这是68岁的詹金斯，她失去了丈夫、儿子、孙女和母亲。她中风，坐进了轮椅。糖尿病、心脏问题和高血压已经严重破坏了她的身体，但她很乐观，并试图让自己尽量好好生活。她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一直处于人生高峰。在拍摄詹金斯的时候，我希望人们看到的是她乐观的精神状态。她渴望像一只自由的小鸟周游世界，而不是仅仅用生理缺陷来换取同情。

这张照片拍的是一个铁路火车事故现场。我知道如果用广角镜头拍，这张照片的冲击力会更强，但我选择了退后到足够远的地方，给对方空间，保护对方的尊严。我用长焦拍摄了这张照片。

我最怕看到天灾人祸之后，媒体把话筒举到当事人的嘴边问“你现在怎么想？”“你现在有什么感觉？”我可以理解在突发事件的现场，记者发稿有紧迫的压力，但是发掘信息又不给当事人造成困扰和二次伤害，是重要的能力，也是我们的本职和本分。

要记得，采访对象的母亲也会是你的读者。记者要有能力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别人所看到和经历的，理解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的行为和感受，然后通过镜头，用共情视角，客观地报道。

前《洛杉矶时报》、ABC News和CNN的高管Shelby Coffey说：“Good journalism tells the story of empathy or its absence. ”意思是，好的新闻讲述的是同理心或者是缺乏同理心而引发的故事。所以报纸既是世界上同理心行动的官方记录，也是人类同理心缺失的历史档案。

关键词二

复杂叙事｜COMPLEX NARRATIVE

生活和人性都是复杂和立体的，好的新闻摄影也应该如此。但是很久以来，记者、媒体和信息平台不免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来做取舍，我对你错，非黑即白。这样的世界是分裂的，我们的报道也因此失去了公信力。

形式的复杂

有些主题需要通过一组照片，而不是单独的作品来表现。

这组照片拍摄的是古巴哈瓦那。这里有哈瓦那街头卖春的女大学生、公共游泳池外不能游泳而失落的孩子们、街头练习投篮做着NBA篮球梦的男孩、步行几公里领取免费牛奶的老人、残垣断壁上从来没有修复过的战争的痕迹、卷雪茄的老人，还有大力支持古巴民族产业，尤其是雪茄产业的卡斯特罗和他的国民卫军。

这一组从不同角度反映复杂现实的视觉作品，表现出了古巴在美国经济制裁之下的经济状况。

内容的复杂

我曾经采访过一起车祸案的审判。一般来说美国法庭会拒绝摄影记者出现，但由于这个案件很特殊，报社有特别的报道权，我就代表周边几家报纸做照片给大家共享的pool photographer。

这起车祸的肇事者是19岁的库伯提诺。一年前，他把另外8个打完保龄球搭车的14岁到17岁的年轻人塞到自己的五座本田轿车里。由于严重超载和超速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失控后，跨越中栏撞到对面高速行驶的另一辆汽车，造成5人死亡，6人重伤。

第一天开庭的时候，所有死者亲人出庭，哭泣不止，令人心碎。接下来几天还有一些高位截瘫的年轻幸存者，坐着轮椅、吸着氧气出现在法庭。还有原告律师把撞到面目全的汽车拖到法庭外给陪审团看。库伯提诺终审被判有罪，监禁15年。他的家人在这之前都很安静，但听到审判结果以后立刻哭成一片。因为对审判结果早有预感，我提前选好了位置，拍到了他们抱头痛哭的照片。

我也注意到有一位死者的母亲走过来，伸出手安慰库伯提诺的父母说：“对不起，我也是母亲，我理解你们的痛苦。从今天起，我们一起流泪。”

回到办公室以后，早班编辑看到这张照片很激动，说电视记者都错过了，没拍到这个景象。下午，责任编辑马克·埃德尔森上班以后，也很喜欢我拍的这组照片。马克曾经连续10多年获得美国最佳图片编辑奖。他和我，以及其他几个记者、编辑一起讨论，决定不用更有冲击力的哭泣的照片，而是采用握手安慰的镜头。

马克说，这就是母性和慈悲的光辉，这样的照片信息量更大，对读者更有启发，而不是只博取同情。因为这是一个没有赢家的结局。

在我和马克的合作中，对照片选择产生争论只发生过一次，是关于我拍摄的“分享的季节”系列。

那天我采访了一位有2个孩子的单身母亲鲍威尔，她收养了妹妹的4个孩子。她的妹妹丧生于车祸。当我去的时候，有5个11~15岁的孩子在读中学，生活非常拮据。我先拍到了他的全家福保底，因为马克经常对摄影记者说，先确定拍到一张可以发稿的安全照片，然后放开拍。

我特意等到晚饭的时候。这家人用一共花了7美金买的热狗和薯条做晚餐。因为炸薯条分配得不均匀，引起了争吵，妈妈在争执中企图让自己的儿子平静下来。我自己对这个瞬间印象很深刻，但马克初选的时候没有选择这张照片，只选了全家福。我特意提出来的时候，他说，这个瞬间很好，可是读者看到会不会产生反感，觉得这家孩子不懂事，还吵架，会不会不愿意资助他们了？

我说，这张照片刚好反映了他们生活很艰苦，会为最便宜又不健康的食品争执——不够分，又吃不饱。这是完全真实生活的写照。

马克后来选了这张照片。系列发表以后，马克感激我说，谢谢跟我争论时你的坚持，不然我会错过这张有故事的照片。

选题的复杂

非主流的生活方式的选择也是我关心的主题。

我曾经拍过一组关于简单生活的作品。其中有远离现代科技、不开车、不用电话的阿米什家庭。他们家16岁的儿子每天去地里工作，爸爸手工做芝士，所有的衣服也都是自己缝制的。我还拍过擅长用电脑和网站，把祈祷和吟唱作为自己全职工作的摩登东正教僧侣。还有一组照片关于新约公社学校，他们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办家庭学校的集体。

刘昕拍摄的“简单生活”主题系列作品

在我看来，作为记者，我们有义务让大家看到和自己不一样的、多元化的人生选择，看到除了自己的小圈子，还有那么多和自己一样追求幸福的人，只是用着不同的方式而已。

关键词三

社会工作｜SOCIAL WORK

记者这个职业跟救护员、扶贫员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在最基层观察生活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工作。记者只不过是扛着相机、拿着笔记本和电脑的社工。我在《中国青年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农村采访，一说起下乡就觉得特亲切，有种回家的感觉。

由于对这些人群的特别关注，我后来在美国选择的采访项目也和这些主题有关。在佛罗里达，我自己从民间组织的剪报上寻找到了摇晃儿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1995年，双胞胎加比和米歇尔的年轻父亲乔治独自在家照顾两个新生儿。当两个孩子轮流哭闹的时候，他失去了耐心，没有扶着婴儿的头部就晃动加比，企图让她安静下来。这样激烈的晃动持续了5~10秒，加比从此大脑受伤，成了摇晃儿综合征患者，

这个事件的原因是父母的无知，把自己健康的孩子瞬间变成了植物人，造成终生的悲剧。而且这个悲剧每天都被强化，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事故，加比可能会过着和自己的姐妹米歇尔很相似的生活。

对我很震动的一张照片，就是加比坐在支柱架上，被放在客厅进行腿部训练的这张。那时只有一束光从天窗里打下来，你会看到她的绝望和无助。当然，加比实际上没有多少感受，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感受。因为加比其实看不到什么东西，她吃饭是需要用吸管通过肚脐喂进去的。

这张照片拍摄的是，自从她们成为一个民间组织的代表人以后，经常打扮得整整齐齐，参加一些筹款工作。三岁时，姐妹俩已经有了天壤之别。

其实米歇尔也很孤独，本来作为双胞胎姐妹之一，她有一个天然的玩伴。可是现在她经常在镜子里看着自己的影子，思索着加比会不会出现在镜子那头。

双胞胎之间的感应是神奇的，当米歇尔在牙医诊所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加比也发生了抽搐。

当她们的奶奶收养了她们，从祖母变成母亲以后，需要经常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个baby doll和很多道具到公园里举行活动，进行摇晃儿综合征的普及，提醒大家不要摇晃婴儿。

2020年，米歇尔在Facebook公布了她们25岁生日的照片。加比虽然身高增长，体重也像成人一样，但是加比就是加比，她永远不会知道米歇尔的生活。

这个故事发表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摇晃儿综合征，这个报道促成了全球摇晃儿综合征协会的产生。这个作品在1999年成为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当我回到中国做自由撰稿的人时候，曾经在张越的《半边天》节目里分享过这个故事。节目播出以后，很多护士都写信反馈说，她们以前没听过这个事儿，以后要提醒年轻的父母，也要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

活动现场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向不喜欢干预，也希望拍摄对象忘记我，这样我才能捕捉到最真实的瞬间。我希望镜头表现的不是被采访对象的贫穷、可怜和无助，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已经有太多的阴暗面。我希望读者能够在我的镜头中看到，每一个人其实是有希望、有念想、有追求的，不管这种追求因为目前所在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局限，大部分人都是善良的，对未来有着憧憬和向往。我总是希望我的镜头里能表现出这样一种向上的力量。

作为一名摄影师，一名摄影记者，我们讲述的既是别人的故事，也是自己成长的故事，这是我们的故事。

作品出版初衷

2010年，我在《时代》周刊上看到了关于维珍银河航空公司帮助普通人实现太空游梦想的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太空迷，看到报道很激动，当天就报名参加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是第一个华裔女性维珍宇航员。那一年我的儿子11岁，女儿8岁，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幼儿了，我应该可以放得下。

晚上跟孩子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像我一样激动，期待妈妈的太空行。没想到儿子第一反应是：“我们还没有长大，妈妈你不能去送死。”我当时马上安慰孩子说，妈妈不会轻易拿生命去冒险的，一定会确定这个飞行很安全。

不过孩子的反应让我反思，万一有什么差错，我除了做妈妈，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实现呢？在此之前的十年，我全身心投入家庭，抚养两个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越来越失去了自我，越来越不在乎什么样的事情对我是重要的，我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注意到自己书架上底片夹、作品集上的灰尘越来越厚，想起以前做记者的时候遇到过很多令我难忘的人和事。当年有那么多的人打开他们的心灵，让我走进他们的私人世界，给我特权，让我来讲他们的故事。

我曾经有一个心愿，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些故事。所以从2010年起，我扫描自己以前的作品，用博客的方式每天发表一张老照片，再加一些文字说明和小故事，帮助自己未来整理成书。

这件事情我坚持了一年多，也许是老天爷听到了我儿子的抗议，11年过去了，我的太空游还没有成为现实，《在旋转尘光的静点》《和光同尘》这两本书反而先出生了。

（图：刘昕、湖岸出版）

《在旋转尘光的静点》刘昕的影像叙事与1990年代记忆

《在旋转尘光的静点》

摄影随笔集

作者: 刘昕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湖岸

出版年: 2021-8

页数: 304

定价: 7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21730777

刘昕的首部摄影随笔集，讲述了10段亲历故事，这些故事超越世代、种族、文化与际遇。书中影像真挚，文字质朴，请你感受这些真实的人，感受他们的力量与柔软，苦痛与韧性。

刘昕

摄影记者、纪实摄影师。1986—1990年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该系新闻摄影专业向全国招生的首批学生之一。1990—1993年间就职于《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期间荣获亚洲女性摄影大赛黑白类作品金奖、尼康杯亚洲摄影大赛银奖，以及亚历克夏世界和平和文化交流奖。1993年赴美，后在俄亥俄大学获得视觉传播硕士学位。1996—1998年间就职于南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邮报》，担任摄影兼文字记者，期间荣获美国国家新闻摄影协会（NPPA）南部年度最佳摄影师奖、考克斯报系年度最佳摄影师奖及亚特兰大摄影年赛全场冠军，并在1997年入选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荷赛奖大师班。1999—2001年间，作为自由摄影师和自由撰稿人，为《新闻周刊》《财富》《时代》等媒体撰写图文报道，期间凭借《双胞胎》等作品三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2002年以后，她开始投身公益事业，直到现在。（左图为1993年刘昕在美国国会山采访）

目录

I SOUL SEARCHING 心灵探寻

阿瓦达金：坐在阿尔伯克基火山口的钢琴家 —— 2

弗朗西斯：急诊室里的逍遥骑士 —— 32

安妮：我的姐姐、妈妈和…… —— 62

II WISH BOOK 心愿书

分享的季节 —— 86

加比和米歇尔：被时间分隔开的双胞胎姐妹 —— 136

III SIMPLE LIVING 简单生活

弗洛伊德一家：切斯特希尔的阿米什家庭 —— 166

新约公社：集体农庄和家庭学校 —— 188

摩登僧侣：帕拉马斯修道院的东正教僧侣 —— 222

IV THE MAN BEHIND THE PICTURES 照片背后的人

《中国青年报》：我的老师和朋友们 —— 244

马克·埃德尔森：逍遥自在马克仙 —— 260

后记 —— 287

心和公益基金会

《在旋转尘光的静点》读书会专访

柚子：我们收集了读者们的提问，整理成三个问题，首先想问：昕姐是如何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并拥有着一种走遍世界，甚至要走向太空的勇气，内在的动力和热情来源于哪？印证到书中的故事，正如弗朗西斯对于摩托车的执念一样，如何保有一种随时随地开始新旅程的无畏心态。

刘昕：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好奇”正是我自己的故事。我是在西安出生长大的，大概在四岁前，因为妈妈在延安工作，就把我送去陕北农村的山沟里头，由外婆把我带大。所以我对中国农村有特别浓厚的感情，后来我上小学、中学，还经常回陕西洛川的大山里看我的那些亲戚，我们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结。想起来，我为什么在中国，尤其我们心和基金会成立以后，一直在做中国乡村教育，也是跟这些成长经历有关。

对世界的好奇，也和爱读书有关。我从小就是一个书虫，在读书的世界找到了一些我梦想中的世界。小时候只要有零花钱，我就全攒起来去买书，当时最大的理想就是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头，大学也几乎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所以你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心和基金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做乡村阅读项目？因为我觉得中国农村孩子太缺书了，包括在城市，整体来说，平均家庭图书拥有量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图书给我带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它让我看到了我有限生活范围之外的无限可能性。后来到美国读书和工作，读书也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很少看电视，会听听广播，还是以读书为主。我觉得爱读书的人大概都是爱做梦的人，因为书里头的千奇万幻的世界会给你很多的想象力，所以我也是一个很好奇的人，不会盲信别人说的事情，而是经常自己去思索一下“为什么答案是这样的？有没有什么其它的可能性？”——图书就给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源泉。

同时，我对外面的世界也充满好奇，非常喜欢旅行，只要有机会就会出去。选择做一名记者，也是觉得我有一支笔、一个相机就可以到处走走看世界。从陕北的乡村，到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到第一个出国在美国读了研究生、再到后来在美国报社工作的整个旅程，都觉得是因为我对世界有无比的好奇，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寻找答案的这个性格有关系。记者工作自然而然地旅行很多，有了孩子后也愿意带他们去看外面的世界，想去太空也因为好奇。当有这么一个项目出现，票价在合理范围，能够让平民也有机会上太空，我立刻就报名了。

柚子：这样的人生，是非常让人向往的。大家还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世界的好奇，选择做一名记者，后来大部分时间又投入到公益慈善领域，那摄影记者和慈善家这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刘昕：我觉得这两个工作是相通的。有了孩子以后决定做慈善，也是记者生涯的一种延续。在做记者的时候，到底层和民间去发现问题，希望让这些问题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然后大家齐心合力来解决这些问题。当妈妈之后需要在家里照顾两个小宝宝，就不能跑现场一线了，做慈善就成为是我记者生涯的延续。做慈善可以让我在小范围内去寻找一些有限的解决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做公益和做记者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要找到有共同使命的人，让社会中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共同去解决一些我们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只是，以前做记者重在去寻找问题，然后把问题抛出来，让大家知道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做公益就是“行动导向”的。其实社会中的每个角色都可能为此做出努力，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工作，都可以保有对社会一些美好的想象，并力所能及做出一些行动来。

柚子：我自己也是一个受益人，刚刚大学毕业就开始做公益，得到了心和十多年的持续支持，直到现在来心和做秘书长，我和很多人一样都很感谢心和，感觉心和一直给大家足够多的尊重、信任。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摄影记者在镜头后，不是为了一个好的作品就会去干扰对方，而是在充分尊重对方的前提下，再去完成自己的这个作品，那种对于每一个生命的平等尊重，我是在心和能感受到这种一脉相承的，也特别感谢昕姐。

刘昕：非常感谢大家，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就像你要办企业，企业文化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来讲，成立基金会的初衷，从Enlight Foundation到心和都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尤其对于柚子来说，你做益微青年，就

知道当大学生去农村支教也罢，或者是组织夏令营也罢，不管他们对农村的学生有多少的帮助，但最后他们（大学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是他们个人成长历程中浓重的一笔（后注：心和基金会支持乡村夏（冬）令营类型的创新支教项目，正是看重对青年志愿精神和领导力的培养）。

做公益慈善的事业，我自己认为出发点都是“在解决自己的一些困惑”。如果你对人生，或者在现实中有些问题不理解或不接受，当你想去解决它的时候，就需要动用很多的社会资源，不仅是金钱。像我们现在这样（组织线上读书会）也有很多的合作，来协力解决问题，但最后得益最多的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在你的人生中，公益慈善是一个帮助你实现自己梦想和理想的一段旅程，一个渠道。

柚子：还有第三个问题，建设一个公益与社会创新的青年社群，最早的想法也是昕姐提出来的，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期待或者是想象？

刘昕：谈到期待，最希望大家在这里找到一个能够抱团取暖的小社区。就像刚才有伙伴说的——感觉已经离开这个领域已经很久了，现在还是想再回来，因为这个场域是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温暖的。我们Enlight Foundation在2019年2月份的时候，在加州的红木森林里面举办过一次聚会，那是我们从2004年成立以后第一次组织这种见面会。在筹办的过程中，我自己一直不太清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60多个组织的领导人集合在一起时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但是，最后发现每个人都有非常多的收获。2020年的3月份，我们举行了一次网上云聚会，大家都非常怀念一年之前在一起的时光，觉得那时候彼此之间的交流对每个人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也对他们组织的一些工作有很大帮助。他们在完全不同的领域，除了教育和青年领导力，还有一些研究项目，包括希望在未来改变和影响政策的的一些组织。其实今天在这个群里面有社会组织发起人，也有艺术家，虽然每个人想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想实现的人生目标不一样，但我们的初心是一样的。我相信，把频度很相似的人聚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化学反应是很强烈的，会碰撞出很多火花，甚至会产生一些令人动心的新项目。

刘昕：我后来在读到很多读者的读后感时，发现有些人说这本书拥有治愈的作用，尤其是在经历了人生的一些巨变的时候。那我也在想，为什么我想把这些人生中遇到的故事和这些有趣的灵魂分享出来？也是因为他们在我个人成长过程中带来了很多温暖的力量，让我成为今天的我。这本书的后两节，给我的图片编辑——马克安德森，还有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同事的那些话，就像给他们写的很朴素真诚的情书，也是对当年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光的怀念，和一种感激，他们是在塑造“今天的我”这个旅程中很重要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很多这样的关系，回到这个这个书，它的标题是《在旋转尘光的静点》，“静点”实际上是一个物理词汇（物体转动中心相对稳定的一点），在所有的东西里都有一个静点。我想表达的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关于爱和信念的选择，为什么有些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表达自己的信仰？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生活中的不幸？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去把握住自己人生中的静点，因为每个人都是有这个静点，不要让它失去，Hold on to your dream and hold on to each other. 生命中的这种相遇真是太难得，但有时候也太脆弱了。

殷丽：昕姐我想问一下，在读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故事在我们看来，是常人不是特别能接受的，这些时刻非常令人感动同时又令人揪心。当你看到这些让人非常难受的时刻，你是怎么去应对这些时刻？如何去给他们回应呢？尤其在做公益这条路上，会看到很多一些特别令人揪心的一些时刻，昕姐是怎么去应对的？

刘昕：这个问题值得用一整天的时间来回答。说到怎么去面临一些比较有挑战的场景时，我觉得做记者和做公益的时候是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的。记者，作为一名观察者，你不可以去干涉或是干预。那么做慈善的时候，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常年在一线工作的公益人，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挑战，以及你所帮助的群体都有非常多的挑战，你要怎么去面对？我总结这两年新冠以来，无论是老师、医生还是护士这些群体来说，他们很容易有一种同理心过载。那如何保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对这个事物的关注，同时又不把自己深深陷入进去，使得自己最后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呢？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在一线做慈善工作的人，一定要学会自我关怀，要照顾好自己，除了身体，还有心灵的一些东西。

殷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公益慈善跟商业这两者有没有结合的地方，怎么去平衡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呢？

刘昕：讲到慈善和商业的问题，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过去三年在商界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共益经济”（利益相关者经济）。很多世界五百强的领导人都意识到——不能只注重经济利益，只考虑你的产品以及将来的受益者，还要考虑利益相关者，比如你的工厂周边环境、工人们有没有得到适当的照顾等等。这是一个全球的未来的趋势。现在心和基金会也支持一些有营利性质的社会企业，Enlight Foundation也支持一些有影响力的投资。因为有的东西可以用民间力量去做，但有的东西确实需要一些社会资本的力量，做到自上而下的一些影响。所以我觉得商业与慈善之间并不矛盾，尤其在新冠以后，共益经济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欧阳凤：觉得自己这些年和青年时候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心态上或者世界观上？

刘昕：最大的变化就是觉得自己开始成长了，之前一直觉得进步很慢，还有些自以为是，相信什么事情只要自己努力，就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人生的一些节点上，学到人生中很多事情并不是只靠努力就能改变的，要学会爱自己，学会接受自己的不完整和不完美，并在这个基础上一直努力去成长。最重要的一点是，无论你的成长过程中遇到什么，都要善待自己，善待世界。

《在旋转尘光的静点》

豆瓣图书页面：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542702/

当当网：https://product.dangdang.com/29280178.html

京东网：https://item.jd.com/13371720.html

心和公益基金会《在旋转尘光的静点》读书会专访

http://mp.weixin.qq.com/s/xvgFeXRafcqgkYkCsDvCZA

abC艺术书展刘昕讲座：《摄影师刘昕：忘记我，记住这些故事》

https://mp.weixin.qq.com/s/rVkWNLiOIjDwRci3WijhCA

《财新周刊》刘昕文章：

https://weekly.caixin.com/2021-08-28/1017631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