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勇：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李志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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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两个确立”重在悟，“两个维护”重在做。只有悟得深刻，才能坚定、自觉做好工作。所以，悟是前提。

确立领导核心与确立指导思想的内核是一致的。领导核心是指导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我们党的领导核心的使命是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前进就要破解、回答时代课题。领导核心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出一条通向未来的道路。找出道路后，还需要用思想、理论来说明为什么走这条路、怎样走这条路。所以，伟大事业需要领导核心，伟大实践需要科学理论。斯大林在《论列宁》中说，“要始终成为无产阶级领袖，就必须一身兼备理论力量和实际组织经验，而列宁却成功地把实践家同理论家集于一身”。可以说，无产阶级领袖既是人类解放事业的领导者，又是科学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一、“两个确立”的理论依据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前进和变革的决定力量，领袖和英雄人物的引领作用归根到底必须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理解领袖与群众关系最重要的一句话。“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的理论前提就是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理解“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句话有两点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每个人起到的作用不尽相同、有大有小。比如，在一个工作单位中，有的人在领导岗位，起组织作用；有的人在关键技术岗位，负责技术研发；有的人在辅助岗位，做日常工作。第二，人民群众要组织起来，才能创造历史。

如何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列宁曾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如何理解“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句话？邓小平同志指出，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

可以看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这个有机统一体中，有两点很重要：一是领袖是在群众之中，而不是在群众之上。领袖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二是领袖是在群众实践中锻炼出来的。

回顾历史，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是在实践中经过不断磨练成长为一代伟人的。这也就能印证，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的一句话，“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列宁也曾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工作室的椅子上与世长辞。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这句话体现了恩格斯对马克思领导核心作用的肯定。

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曾强调，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指导我们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们国家要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是不可想象的”。

领导核心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什么？一是领航定向。领导核心要解决事业往哪里去的问题。二是凝聚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领袖在凝聚群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是组织领导。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这么大一个党如何组织起来？靠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我打个比喻，民主集中制是一个同心圆，最大的一圈是群众，然后是党员，里边的一圈是中央组织，圆心是习近平总书记。所以，领袖在整个组织领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四是力挽狂澜。关键时刻方显英雄本色。平时，我们的工作要按制度、规章办。到了关键时刻，就考验领导人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这三个力聚集成力挽狂澜的能力。恩格斯在《论权威》一书中写道，一艘穿行在暴风雨中的航船，要想行稳致远，关键靠拥有绝对权威的优秀船长掌舵领航。

举几个例子。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在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中，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依然受到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派别的干扰，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被搅乱，马克思进行了不懈的斗争。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是当时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两种机会主义思潮。巴枯宁主义是在极端革命词句掩饰下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和机会主义政治派别。马克思一方面领导第一国际对巴枯宁派分裂国际、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另一方面从理论上对巴枯宁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再看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在起义前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公报上泄露了无产阶级即将展开武装革命的消息，面对箭在弦上的局势，列宁没有胆怯，迅速作出指示，决定提前起义。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在地圣彼得堡冬宫发起总攻，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苟坝会议是继遵义会议后，党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苟坝会议补充和完善了遵义会议的决定，从组织上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苟坝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指导中央红军胜利跳出了敌人包围圈。

在以上两次会议中，毛泽东同志坚持自己的主张，可以说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再看邓小平同志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丧失信心。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和中国未来的态度和立场，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政治倾向，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凭着“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的坚定信念，邓小平同志以坚定的政治自信和不容置疑的政治定力，又一次成为党和人民的主心骨，又一次锁定了中国的政治风向标。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领导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将每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纳入监督之下。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党和国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壮举：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网络，促进充分就业，遏制新冠肺炎疫情，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在关键时刻，习近平力挽狂澜。”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引用了这样的评论。

二、“两个确立”的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马克思曾提出一个观点，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经28年，其一分为二的坐标正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中国革命取得了两次胜利，但也经历了两次严重失败，以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没有能够成为正确、坚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也是中国革命走弯路，党的力量遭受损失的重要原因。邓小平同志曾如此评价：“遵义会议之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我们看下当时的具体情况。1934年10月，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受严重挫折，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四道封锁线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党中央果断采纳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到贵州开辟新的根据地。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1935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遵义会议后，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在云贵川的万水千山间四渡赤水、娄山关大捷、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遵义会议的伟大精神照耀着之后的中国革命史，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途上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遵义会议之后的14年，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地位形成、明确和巩固的时期，也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之后，虽然我们党有了领导核心，但是在维护领导核心的过程中，也经受了两次历练。一是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成员。中央这一决定是为了解决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统一指挥问题，毕竟红四方面军拥有8万人马，需要通过张国焘等人指挥。对于中央的这个决定，张国焘并不买账，他想要更多的权力。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又称脚木足，今马尔康县白莎寨）另立“中央”，并自任“临时中央主席”，扬言要“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的党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的其他领导同志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在1938年4月初，张国焘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

毛泽东同志后来讲，我们党中央同张国焘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同军阀主义的斗争，其实就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二是抗战初期，王明回国。1937年11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王明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到了延安。王明在回国前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书记处候补书记、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地位相当高，负责指导东方国家的革命。当王明回到延安时，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但是好景不长，在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我们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1937年12月之后，王明到武汉领导中共长江局，负责与国民党的统战工作。他刚到武汉，不经中央批准，就以中央的名义发表文件、发表声明，并拒绝发表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持久战》。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我们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同志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政治纪律，是一次在全党“立规矩”的重要会议，把党的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会议首次完整提出“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944年5月21日，延安杨家岭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场长达11个月的会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使全党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一致。同时，也完成了召开七大所需的最重要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1945年4月23日，党的七大开幕。这次会议，正式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意味着，我们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我们党有了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后，在反法西斯战场和解放战争战场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代表谁的问题。国民党没有群众基础，失去了人民。二是国民党自身建设的问题。他们从来没做到过团结统一。所以，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了“两个确立”，即“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是一般问题，而是方向性、原则性问题；关乎党的命运，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

三、“两个确立”的实践依据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之复杂、斗争之严峻、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确立了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我们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两个确立”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深刻领会在新征程上必须坚持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和战略布局、战略举措不动摇，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清醒，增强信心斗志，以思想的力量激扬奋进的力量，以理论的主动把握历史的主动，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

四、“两个确立”的制度依据

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而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共产党要“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录：“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们党首次在文件中明确作出关于建立党的领导核心的重要性论断。这一重要决定指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

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中指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保证党的决定得到迅速有效的贯彻执行”。如何坚持民主集中制？一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什么是发扬民主？即用人要民主，决策要民主。二是必须实行正确的集中。什么是正确的集中？即决策要集中，执行要集中。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发扬党内民主并不矛盾。2017年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指出，“如果党中央没有权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可以随意不执行，大家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党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就会成为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党的领导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关于民主集中制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不能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和集中是浑然一体的，离开民主讲集中很容易讲成个人专断，讲成无限权力。党的领导核心并不意味着无限权力、任性决策，而是担负着为大党大国掌舵领航的重大职责。2021年，中宣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指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核心也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作用，遵守集体领导制度，遵守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这段话指出了两个遵守，一是集体领导；二是法治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于1980年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个准则指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不许用剥削阶级的阿谀之词称颂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不许歪曲历史和捏造事实来宣扬领导人的功绩。禁止给领导人祝寿、送礼、发致敬函电。对活着的人不许设纪念馆，对已故的领袖们不应多设纪念馆。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街名、地名、企业和学校的名字。除外事活动外，禁止在领导人外出时组织迎送，张贴标语，敲锣打鼓，举行宴会”。

第二，不能离开集中讲民主。如果光有民主没有集中，那就是分散主义，就是极端民主。毛泽东同志曾批评过极端民主化思想。

五、“两个确立”的文化依据

各个民族由于其历史发展各异，在其漫长的民族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文化也不相同。西方传统政治文化从根本上讲是一种诞生在商业经济之上，以个人为核心，以正义、法治、分权、自由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比如，古希腊文明以分散的城邦形态而著称。古希腊城邦是一种政治共同体，以城市为中心，周围是乡镇，它们独立自主，形成自治国家。这些城邦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逐渐形成，以一个城市或城镇为中心，结合周围农村。

曾经的德意志联邦内部有几十个邦和自由市。这些邦国和直辖市，虽然名义上属于同一个国家，但它们之间关卡林立，并存在着不同的商业法律、税收制度以及户籍限制，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工业原料、商品、劳动力在众多邦国之间流动，税收成本、物流成本、管理成本极高。

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则是一种诞生在农业经济之上，以王权为核心，以民本、统一、德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大一统是执政者与民众共同趋向的国家理想，指向疆域一统、政治一统、文化一统等多重统一。大一统通过编户齐民和建立郡县体系，中央政权能够有效管理和控制国家的边疆和地方，维护国家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种制度安排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有助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认同。

政治制度方面，希腊城邦多元自治，既有雅典的民主制，又有斯巴达的双王制。中国先秦时期，则是由周代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出土秦简显示，秦国每扩张一处，都要建立从县到乡的基层政权组织。其县乡官吏要负责收税、组织垦荒、统计户口、记录物产，再把这些信息输送到秦都咸阳编册保存。秦吏也不在一地久留，而是数年一轮换。在我国封建王朝时代，如果中央政权有力量就能创造盛世。中央政权软弱，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地方做大；二是内生性分裂。所以，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确立核心、维护核心是遏制地方做大和内生性分裂的最有力武器。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把“两个确立”在思想上牢固扎深，转化为“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更好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党中央决定的事情，各地方、各部门、各方面都要认真去办，要不折不扣抓落实，确保最终效果符合党中央决策意图。要雷厉风行抓落实，统筹把握时度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敢作善为抓落实，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