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丨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原标题：焦点访谈丨新时代的“枫桥经验”）

今天（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全国“枫桥式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和热烈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60年来，“枫桥经验”为什么能够历久弥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有哪些突出的特点？今天我们就去“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浙江省绍兴市探寻答案。

在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每天来参观枫桥经验陈列馆的观众络绎不绝。“枫桥经验”是指上世纪60年代初，诸暨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从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指示，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60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持续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新时代“枫桥经验”。

浙江省绍兴市委常委、诸暨市委书记 沈志江：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我的理解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关心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情，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新时代“枫桥经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牢牢抓住基层基础，最大限度把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在基层。这几年，诸暨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手，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诸暨建起了市镇村三级社会治理中心，群众有了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就能得到调解。

在枫桥镇社会治理中心，综合受理前台实行矛盾纠纷和问题一站式受理。这里整合了较强的矛盾纠纷调解力量，包括多个专业调解组织、公检法专门力量、律师、乡贤和社会组织。这里还配备了一支24小时值班的非警务民情110队伍，可以随时出动，到现场处置矛盾纠纷。

杜黄新村网格员上报的土地纠纷事件，是村里之前没有调解成功的纠纷。发生矛盾纠纷的两位村民这天又在自留田里发生激烈争吵。民情110专业力量接报后立即到达现场，了解记录了案情。多年来，村民阮某和陈某的自留地一直挨着，以前阮某的自留地一直交给别人耕种，今年准备自己来种，发现原来宽4米的自留地只剩下2米宽，认为陈某侵占了她的自留地。双方争执不下，村干部决定请双方到村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的共享法庭去调解。

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党委书记、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 王海军：村里两委会以及村调委基本上就地解决，因为“枫桥经验”矛盾不出村。但是涉及法律法规或者有些老百姓在“心结”上面解不开，我们就动用共享法庭。

在杜黄新村共享法庭，调解员拿出了村里老的自留地划分底册，证明了村民陈某的自留地只有7米多宽，的确多占了村民阮某2米宽自留地。为了让陈某心服口服，调解员现场联系法官通过视频普法。经过法官的普法教育，村民陈某同意接受调解，归还多占的自留地，向阮某道歉。

杜黄新村共享法庭是三年前建设的，遇到疑难矛盾纠纷，通过一根网线就可以视频联系法官。为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基层治理的引导和疏导端用力，诸暨市在每个村都建有共享法庭，共享法庭实行“1+5+N”工作机制，除了庭务主任、联系法官，共享法庭还配备了联系民警、人民调解员、联系律师和妇女干部。目前，诸暨市共建有545家共享法庭，2022年共享法庭联系法官总计参与指导调解4700多次。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枫桥人民法庭庭长 杜敏丽：我们把后端力量移到了前端，把更多矛盾纠纷预防在源头、消灭在前端，后面的诉讼相当于案件量也慢慢减少。

在诸暨市，超过90%的基层矛盾纠纷都在村和镇社会治理中心得到化解，只有10%的矛盾纠纷需要分流到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去化解。这些矛盾纠纷往往是各类“疑难杂症”或者是跨部门、跨区域的疑难纠纷。诸暨市级社会治理中心就像一个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矛盾纠纷综合医院”，通过一个窗口挂号，就能前往对症的门诊“看病”。

浙江省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副主任 陈挺：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总共吸纳整合了14个专业调委会，在一楼“分诊”以后，各个调委会相当于各个“诊室”，像我们这里的物业纠纷调委会、建筑业纠纷调委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相应的调解组织都是专业性、业务性比较强的一些类型化的案件放到这里来开展具体调解。

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记者见到正在接受调解的市民章先生。他的父亲今年7月驾驶摩托车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导致受伤住院。小轿车司机负主要责任，章先生与保险公司因为赔偿费发生了矛盾纠纷。

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调解员 应琳媛：一开始的时候，保险公司给他们算的价格是医药费、误工费一共15200块钱，伤者方认为差距实在是有点大，他们希望值是22000块。

经过调解员与保险公司反复沟通，最后赔偿金定为18000元。调解协议达成后，调解员马上帮章先生申请了司法确认，让调解协议获得法院强制执行力。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也入驻社会治理中心，和调解组织在同一层办公。

在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记者还见到一位贵州来的务工人员，通过调解，拿回了拖欠的工资。

外地务工人员 李正洪：我们给老板加工服装，她欠我们工资五六年了，差了五六万，我们也没办法，找到社会调解中心，这里工作人员挺好的，给我们把事情搞得很圆满，钱也拿到了。

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处理矛盾纠纷，实行的是“一窗受理、调解优先、诉讼断后”的工作机制。疑难复杂矛盾纠纷一次调解不成，还可以流转到天平调解工作室进行诉前调解。天平调解工作室汇聚了20多名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调解经验丰富。

浙江省诸暨市社会治理中心副主任 陈挺：如果通过二次调解层层分流，还有一部分案件没有办法得到化解的话，这些疑难杂症用我们的比喻来说就要最后动手术了，这些疑难杂症我们再流转到诉讼服务中心，到法院的立案窗口诉讼受理立案。

诸暨市三级社会治理中心运行以来，效果明显。2022年，全市矛盾纠纷化解率提升了25%，今年1至9月份又提升了20%左右。同时，基层治理各方面的数据都汇总到社会治理中心，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对矛盾纠纷的预警能力也在提升。

以诸暨市为示范，目前绍兴市各区县都逐步建立起三级社会治理中心，整合相关解纷平台和力量，不断织密矛盾纠纷化解体系，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互联网时代，矛盾和意见在线下也在线上。绍兴市还积极开发建设“浙里兴村治社”“数智枫桥”等应用，利用数字化技术赋能基层社会治理。

浙江省绍兴市委政法委委员、政治部主任 俞超：我们今年新建“数智枫桥”综合集成应用，这个平台是在浙江解纷码和浙江基层智治综合应用的基础上做的一个创新集成，汇聚了全市35个部门和60类矛盾纠纷社会治理的相关数据，应用建成以后，我们可以实现对全市矛盾纠纷的精准掌控、精准分类和预警分析。

浙江省绍兴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王涛：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强化“群众唱主角、干部来引导、德法加智治、有事当地了”，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走深走实，在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创造更多经验。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一张重要名片。从辽宁沈阳牡丹社区的“三零”工作法，到福建明溪县“侨乡枫桥”解纷工作法；从舟山的海上“枫桥经验”到宁夏打造“塞上枫桥”……把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紧紧依靠群众探索创新，我们才能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