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响中国】从中原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原标题：【理响中国】从中原考古看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了开好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参观了中国考古博物馆内的文明起源和宅兹中国专题展，随后察看了院内部分馆藏珍贵古籍和文献档案，并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科研工作成果展前听取有关情况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战略高度，对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阐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这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次整体性把握，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高度理论性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警示我们，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文物考古工作者，我们应从考古学角度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考古发现与研究证实，中国有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国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尤其是中原地区以贾湖、裴李岗、唐户、双槐树、大河村、黄山、王城岗、瓦店等为代表的人群创造的文明极富张力，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山聚落堆积丰富，包含仰韶、屈家岭、石家河等三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遗址顶部台地仰韶早期至屈家岭文化堆积厚3—5米，基本由多层房址和墓葬叠压而成，遗迹丰富，从汉墓壁剖面观察到的仰韶晚期台式建筑有5层之多。第二台向第五台同期文化堆积渐薄至消失。山下西岗地高处同期文化堆积厚0.5—1.2米，其余无文化堆积，耕土下即为遗迹。古河道内堆积厚7米左右。

大河村聚落已发掘近30次，面积为40余万平方米，文化层厚7—12.5米，包含仰韶、龙山、二里头和商文化等四个时期，尤以仰韶三、四期遗存最为丰富，重要发现有环壕、城址、方形房屋、祭祀遗迹、墓葬等。

二里头聚落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形成了网格状的总体规划。宫城占地约10万平方米，布局严整，包含东、西两组中轴线布局的四合院式宫室建筑，出土有绿松石龙、绿松石铜牌饰、青铜器等，还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这种布局规划和宫室建筑是后世都城制度的先河。更重要的是，二里头丰富的文化堆积上面被商文化叠压，其下面又叠压仰韶、龙山时期的文化遗存。

以上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中，二里头是早期都邑的代表，黄山是大型功能性聚落的代表，大河村是延续时间较长的城址聚落的代表，它们有力证明了我国古文化遗址的特征是层垒文化层的连续性和跌宕相继的多期文化遗存并行。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标志着中国进入广域王权时代，其后的商、周以及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均是对前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距今约8500年左右的贾湖聚落已揭示出多个世界之最。第一个是最早的乐器——骨笛，已出土30余支，是迄今所见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且能吹奏七声音阶的最早的乐器实物，把人类音乐史推进到九千年前。第二个是最早的发酵饮料——果酒，表明当时的原始农业、食品加工技术已经起步。第三个是最早的鱼类人工养殖行为，出土的鲤鱼骨骼表明，贾湖人群存在集中捕捞鱼类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可能带有人工养殖鱼类的原始迹象。除此之外，贾湖还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最早的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地之一等。

距今约5300年左右的双槐树聚落是一处经过精心规划和布局的聚落，各功能区结构清晰、主次分明，反映出强烈的组织协调性。中心居址、大型夯土院落式基址、夯土祭坛和墓地大致分布于同一直线，已经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为探索三代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重要素材。不同建筑的布局整体具有一定的台阶式特征，表现出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代表着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该聚落是迄今为止黄河中游文明形成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被专家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进一步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史。

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聚落发现来看，人们已经在居住方式、生业模式、知识体系、手工业传统、原始宗教文化等方面有了创新性内涵，这些内涵充分融入中原古文化，成为区别于周边地区的重要标识。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中华文明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百川汇流而成。严文明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喻成一朵重瓣花朵，认为由于中国自然地理的客观条件，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呈现一种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体结构，其花心在中原，这种结构本身具有凝聚与向心作用，因而在文明产生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相邻与相近的文化逐步融合，从而使文化的统一性越来越强，具体表现为花心部分越来越大。

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历时2000年左右，通过三个阶段发展演变逐步将河南大部区域整合起来，作为对外扩张的大本营。在冀南、关中、海岱、长江中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裴李岗文化格外强势，包括磁山、白家、后李、北辛、彭头山、顺山集、双墩等文化皆受到其不同程度影响，而这种影响也最终将黄、淮河流域紧密团结在一起，形成广域而统一的中华早期文化互动圈。

裴李岗文化通过打磨石器，驯养家畜，开垦田地，率先进入新纪元。其有规划合理的居址和墓地，有农业、畜牧业和采集渔猎业并重的多元生计模式，也有先进的制陶、制石、制骨等技术，还有成熟的知识体系，更有杈形器、骨笛、龟甲和响石等勾描出的繁缛祭祀程序。这些先进因素随后被仰韶、龙山文化传承和改造，并在广泛吸收黄河、淮河、长江、西辽河流域先进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进行交融、损益，最终造就了中华文明在中原地区的诞生。可以说，裴李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石，黄河文明的肇端，孕育了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仰韶文化时期，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兼容并蓄、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特征极其突出。郑州—洛阳一带的大河村文化以双槐树、大河村、西山、汪沟、青台等为代表，呈现出四方通衢、文化汇聚的特征，这种文化多样性不仅限于同期不同文化类型的汇聚与交互，也表现为不同时期多元文化的沉淀与融合。

器物特征上，大河村文化形成之际就伴随有一定的外来文化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因素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尤其是东部大汶口文化关系与其最为密切。大河村文化出土的陶器中，盆形鼎、折腹鼎、折腹豆、长颈壶等吸取了大汶口文化的优秀元素；圈足杯、双腹豆、喇叭形杯吸收了屈家岭文化的因素；折肩折腹壶、玉璜等可在崧泽文化中找到原型。另外，我们在大河村、双槐树等遗址，还可看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就是连通四方的交通孔道。

人口增长上，外来人口汇聚，一定程度上引动着大河村文化人口的增长。大河村有房子出土成组大汶口文化器物，还发现典型屈家岭文化窖穴和墓葬，侧面说明大河村文化聚落扩大，外来人口迁移此地是一个原因。杜金鹏将分布于淮河支流的遗址命名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认为大汶口文化进入颍、汝河流域后，与当地土著文化进行了长期的接触与交流，逐渐与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张忠培认为大河村文化利用地理优势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先进因素，从而加速了自身的历史进程。大河村文化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偏早阶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明蝶变期，在承继庙底沟文化深厚文化基因的基础上，大河村文化蓄势中原，吸收并融合周边先进文化因素，走出了一条重民生、务实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迈入中原地区最早的古国门槛，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发展。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龙山文化时期，中原各地聚落形态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气象，各区域出现城址林立的局面。太行山南麓有温县徐堡、博爱西金城、辉县孟庄等城址；太行山东麓有安阳后岗、柴库，濮阳戚城等城址，嵩山一带有登封王城岗、古城寨、郾城郝家台、禹州瓦店等城址。这些城址多依托自然河流，强调防御功能。

这一时期，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的等级分化进一步加剧。从龙山晚期聚落内部的结构布局来看，城址或中心聚落内常集中发现有各类高等级遗存，表明聚落内部的等级分化已十分鲜明，而在紧张的社会关系中首先受到保护的是身份和地位较高的贵族阶层。城址的出现也是社会矛盾冲突的体现。因此《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礼记·礼运》有“天下大同”，《论语·子路》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说明中华文明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这片热土上，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我们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