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年轻人不愿生育不仅是成本高

（原标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回应每经：年轻人不愿生育不仅是成本高，以家庭孩子中心文化转变为自我中心文化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影响重大）

每经记者 李宣璋

6月10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在活动现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在回应《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认为文化观念的改变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大因素。“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是以自我发展为中心、自我愉悦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年轻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如果生育会阻碍自己的发展和享受生活，那么就会选择不生，甚至不婚。”

研讨会现场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李宣璋 摄

决定我国未来人口如何变动的是生育率

原新表示，人口负增长与老龄化深化相互交叠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期的宏观人口基础，挑战与机会并存。人口负增长已至，但负增长早期人口规模依然巨大。决定我国未来人口如何变动的是生育率。

记者注意到，原新在发言中表示，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温和减少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依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人口预测结果，如果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从2020年的1.28在2050年分别达到1.89、1.39、0.89，届时的总人口将分别为14.1亿、13.1亿和12.2亿，规模依然巨大。

“人口数量巨大蕴藏了规模势能，形成规模型人口机会，若能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不仅能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机遇。同时，人口负增长还可形成资源环境的人口总量压力减小的机会。”原新强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现场就什么是影响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最大因素这一话题，向原新提问。

他对记者表示，个人认为应该是文化观念的改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他为例，出生在60年代及以前的代际如果不结婚，大家会认为人生不完整，结婚后如果没有孩子，会被认为是家庭不完整，家庭生活的中心是孩子，一切围绕孩子、一切为了孩子。传统上，我国有一个普婚普育的文化基础。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已经发生巨大改变，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孩子为中心，年轻人追求自身的发展与快乐，如果生育会阻碍自己的发展和享受生活，那么就会选择不生。

他接着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在他看来，生活成本高固然重要，但并不是造成年轻人生育意愿低的单纯因素，生育意愿由综合因素决定。“在过去，一个家庭收入很少，但要养育三四个孩子，生活成本也非常大。过去挣钱是为了家庭生活改善和孩子的发展，而今天年轻人挣钱更多的是为了个人消费，这不就是观念的改变吗？”

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教育人口当量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发言中表示，对于人口负增长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前社会舆论表现出极大焦虑，甚至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前景表现出强烈的悲观预期。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是随着人口总量见顶下降，我国的人口红利将消失，总需求将不足，社会创新能力将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潜力出现显著下降。

他认为，当前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人口问题有一系列误解，出现这些误解是因为没有认真区分人口总量和人力资源的概念。影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不是人口总量和年轻人总量，而是愿意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的、健康的、有技能的人口总量。

李稻葵进一步指出，随着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和人均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再以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作为有效劳动供给的测度已经不能准确反映全社会人力资源的现状。

他表示，人力资源可以被认为是考虑了人口质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储备总和，人力资源总量是健康受教育人口当量。根据测算，即便中国的人口总量已经达峰且劳动参与人口总量的峰值已经过去，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并将在2040~2050年保持稳定，这得益于日益提升的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若以2020年为基年，将人力资源总量折算成人口当量，则相较于2020年的14.25亿人，2050年我国的人力资源总量将升至16.44亿人，增加约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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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我国人口负增长已至，但负增长早期人口规模依然巨大

街景图

6月10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举办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提到，我国收获人口红利的重点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优势，转型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更加强调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基础的资本型人口机会和人力资本红利。

原新表示，我国人口负增长已至，但负增长早期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22年总人口减少85万，开启了人口负增长时代。但是，人口负增长早期阶段的人口温和减少是人口发展的规律性表现。

依照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2》人口预测结果，如果我国总和生育率水平从2020年1.28分别在2050年达到1.89、1.39、0.89，届时的总人口将分别为14.1亿、13.1亿和12.2亿，规模依然巨大。“人口数量巨大蕴藏了规模势能，形成规模型人口机会，若能通过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把潜在市场转化为现实市场，不仅能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中国机遇。同时，人口负增长还可形成资源环境的人口总量压力减小的机会。”原新说。

他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但负增长早期呈现低龄老龄化特征。人口老龄化是全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本世纪中叶以前，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8.9亿减至6.5亿，总量始终多过发达国家总和；人口老龄化加速伴随低龄老龄化现象，60-69岁低龄老人从1.5亿增至2050年2.1亿。人口老龄化，说明老年人已经走到社会的C位。低龄老龄化在客观上要求为老年人提供社会参与的机会，为老龄社会创造构建老龄产业新业态的机会。

在原新看来，本世纪中期之前，人口数量、结构、素质和分布的人口机会表现均是人口发展规律的结果，规律难违，尊重和适应规律是我们坚守的底层逻辑。

基于此，原新提到，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我国的人口机会和收获人口红利的重点已经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优势，转型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时代更加强调以人口质量提升为基础的资本型人口机会和人力资本红利。

他表示，理论上，人口机会只是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条件，人口红利则是由人口机会转化而来的经济产出，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匹配的政策环境。实践中，人口高质量发展将必然成为我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的核心导向，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