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我从没放下过“手术刀”

2022-01-11 17: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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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网易沸点工作室《谈心社》栏目(公众号:txs163)出品,每天更新。

陶勇的左手至今还不能完全伸直,原来戴的七号半医用手套已经塞不进去了,只能戴八号。他手上断掉的神经还没长好,拿另外一只手去摸左手时,会有小蚂蚁在上面爬过的酥麻感。

那条清晰可见的疤痕,像是真空地带的一条曲折分界线,切割了过去与未来、记忆与现实。朋友李润至今不敢去触摸。

2020年1月20日的那一天,陶勇像往常一样去出诊上班,却没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

他的左手被砍伤,卧床84天之后出院,仍需每周做手部的复健。后来陶勇回到了原来的办公室坐诊,每周只看10个病人。随后的事情,经由各大媒体和信息载体,被报道、传播了很多次。

而当陶勇重新回到大众面前时,他站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语气调侃,甚至看不出介怀的痕迹:“我说这个病人你真的很不讲理。当时医院里人那么多,都能精准地找到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

忍受痛苦尚可算是淬炼,但追问痛苦不吝于一场酷刑。即使大众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或多或少赞许着他的坚忍,但仍为陶勇这份与过去告别的从容感到内心震动。

事实上,曾经躺在医院的几个月,几乎是他人生中最黑暗,最沮丧的一段经历。但即使暂时脱下白大褂,参加了综艺,他的目光依然笔直地投向医学:“没有关怀的医学是冰冷的,没有技术的关怀是滥情的。”

我们找到陶勇医生,和他花两小时聊了聊这段日子——陶勇因为受伤阴差阳错“走红”的两年,也是他不断疗愈自我、追问自我的两年。

陶勇:人要看到更多的自己 (来源:网易谈心社)

01

怀疑

在受伤之前,陶勇有一条清晰的人生之路:这位北大毕业、31岁被破格提升为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36岁又成为首都医科大学最年轻主任医师、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天才”,立志于将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手术台和医学科研事业。

意外让陶勇被迫停了下来。

在2020年出院之后,他接受了陈晓楠《无话不谈》的采访,直言自己因此变得困惑和胆小——“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大可能保住了他的视力,但却付出了接近生命的代价。为什么?”

陶勇理解伤人者的处境。然而,陶勇不会原谅他。那起事件带来的影响不只他一个人,他的不少同事、同行受此影响,对是否要继续从事这一行产生犹疑。善意并不意味着零容忍。在一定的社会规尺内,宽容并不和纵容是划等号的。

与此同时,对于舆论的追捧倾向,他也一再强调,“我不是活在真空里,我也尊重世间的评价标准,只是保持平衡、没有走极端,不会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理想。”

不同于大众想象中的完美形象,他真实地袒露出自己不那么“陶勇”的时刻。

曾经,有一对来北京找陶勇做手术的农民夫妻,第一次见面就直接给他跪下。男患者四五十岁,诊断后初步怀疑是淋巴瘤。但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如果要想确诊淋巴瘤,就必须要摘掉眼球取病理,问题是,万一摘了眼球发现不是淋巴瘤,医生可能会面临被告的风险。

在此之前,类似的事情曾发生在陶勇的同事身上,同事因此得了抑郁症。

他反问主持人: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

“很难……”

“对,很难……”

陶勇最终没有给病人做手术,直到今天,他还时常会想起这些事,“出于风险考虑,你不给他做手术,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我忘不掉,我不敢摘他的眼球,这事儿就是会在心里,它有痕迹……”

另一种无力感,来源于更难解决的社会问题。

一位来自河南的患者,在去找陶勇的时候,视力已经非常不好了:眼睛连视力表也看不见,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人影。

以往,这位患者的妻子会陪他前来,但那次是病人一个人,已经接近全盲。陶勇问:你是怎么过来的?患者回答:因为老婆在酒店打工,不小心把手伸到大型的洗涤装置里,被绞到了,所以不能陪他来。于是自己一个人从老家坐火车,一点一点摸过来。

这位患者家境贫穷,没有钱能够支付长期的治疗。陶勇就自己拿了一千块钱给他,退了号,然后开了能够维持他视力一段时间的药。后来患者再次来找陶勇时,带来了自己家里压的面条,这是他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大多数时候,陶勇总是坚定、阳光,身上好像有永远也用不完的能量。回忆这些往事时,是他罕见的无力时刻。

那时距离他受伤还不到一年,他说:“我有时候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会希望那些不信任我的人不要成为我的患者。”

“你没有更好的办法,因为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也没有能力把他养在北京,所以这就是矛盾。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个人的影响力、能力就在那儿局限了,你一个人无法解决他所有的困难。”

02

初心

陈晓楠问过陶勇一个问题:医生每天要接待这么多病人,有的人消失了就消失了,你已经帮助了很多人,为什么还会那么在意?

陶勇想了想:“这或许是关于初心的问题。”

把时间线拉回最初,陶勇对于眼科的执着,其实来源于书籍与母亲。小时候,他读武侠小说,每个故事里几乎都有一个隐世神医。从那时候起,他就认为医生很了不起。后来有一次母亲得了沙眼,他陪着她去医院,看到眼科医生“拿针从眼睛里挑出了一粒粒石头”。

于是他更加觉得,“眼科医生是很厉害的职业。”

在真正学医之后,陶勇对眼科的认知又覆上了一层浪漫的挂怀:“相比单纯身体的疼痛,如果一个见识过世间风景的人突然看不到的话,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他关上了。”

他认为,眼科医生,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患者不被黑暗吞噬。

多年以后,已经从求学之人变成了博士生导师、眼科医生领域代表的陶勇,却发现如今学医的人,初心和以前不一样了,“总有很多学生家长会来问,学医到底好不好?轻松不轻松?风险大不大?挣钱多不多?一份职业背后,多了很多附加的含义。”

今年年初,他去了一些高校做演讲,包括清华大学、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他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普遍有一种更着急的心态:看不清未来的方向,有太多的不确定,希望得到明确的方向和答案。

一方面,陶勇承认时代在变:“过去的时代,工作等人。很庆幸,当年的我更多地是在选择专业,而不是就业。”

另一方面,他也为这些追问感到困惑,年轻人努力挤过了千军万马的高考,却在象牙塔里陷入迷茫:“努力工作是为了什么,生活的意义在哪里,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在一些信仰被祛魅的时代,仅仅是理性的科学思维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撑。

对此,陶勇没法给出一个具体或者绝对正确的答案。

在新书《自造》中,他认真审视了自己理解医学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是一个匠人、手工艺者。

第二个阶段,我要开发出一些新的手段,来解决更多的医学问题,可能是我的老师都解决不好的问题。

第三个阶段,是一种信仰。

第一个阶段给你“利”,做一个手术得多少钱;第二个阶段给你“名”;第三个阶段我觉得已经超过了名利,更多给我带来一些思考,告诉我如何看待人性。在医学领域里,充满了交织:肉体的痛苦,心灵的创伤,人性的恶与善……

而对于“医生”两个字的认知,陶勇很喜欢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的一句话: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这句话在纪录片《人间世》里也曾出现过。在医学界,这句话即使不是被奉为圭臬,也足够耳熟能详。偶尔看到了、记住了、转瞬又投入忙碌,然后在某一时刻,悄然浮现出来。

这感觉很奇妙,在万千世界,这是一群不曾谋面的普通人,他们没听说过彼此的名字,成为医者的道路也不尽相似,却仿佛都有殊途同归的一刻。

于是时隔多年,不同性别、年龄、国籍的医者初心,跨越了不同的山海时空,终于偶然相逢、遥相呼应。

03

出路

在朋友李润的眼里,陶勇是极其具有能量的人,“有时觉得他不止是眼科医生,还是心理医生,是全科医生。”

不可否认,陶勇经历了一次伤痛。

但与此同时,他曾救助过的人都站出来了。在事件发生时,一位同事帮他控制场面,一位患儿的母亲主动伸出左手帮忙阻拦;当他从应急通道跑到楼下,一位陌生的护士把他藏到房间,几名患者用展架当工具挡在门外。

躺在医院时,很多病人第一时间发来了关心陶勇的微信,一位病人家属甚至说,想把自己的手捐给他。在那些难过的深夜,支撑陶勇挺过去并决定“继续坚定地、做个善良的人”的,正是他曾见过、照顾过的病人。

“从医的人能见到非常有名望的人,也能见到非常卑微的人,心里更容易产生平衡。底层人们从事的劳动本就更容易受到伤害,而即便如此,他们也仍然坚强地求生,不会放弃治疗。

相比他们,我的遭遇又算什么呢?”

尽管一些阴影,迄今仍模模糊糊笼罩在陶勇周边,“我现在出了电梯,光线可能一下子暗了。这种灯光突然变暗的情况下,我潜意识里会觉得,身后是不是站了一个人,有时候还会不自觉地会回头看一下……”

他没有停下来——世界很大,要做的事情也很多,陶勇离开了手术台,但他觉得,治病救人不一定要在手术台上,才能拿起手术刀。

他原来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现在选择把科技成果转化到实处,两年来,共计帮助了300多家医院,60000多个患者。他还发起了公益计划,为朝阳医院的就诊患者提供导诊、挂号、取药、送检、维持秩序等服务,迄今已运转一年多。

陶勇曾经把医学当成窥镜,试图从中看到更多人性、善恶。但陶勇不认为,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台窥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在陶勇每天工作的北京朝阳医院,从门诊到病房,有一条弯曲的长走廊。它既是连接门诊和病房的通道,也是老楼和新楼的桥梁。

一路上,要先经过放射科,路过焦灼的排队的人群,那里弥漫着一种忧心忡忡的氛围。时不时的,拍片室的门被打开,里面传来声音:下一个。

人潮中,不时有护工和家属推着床穿过,床上躺着戴呼吸面罩的老人,呼吸面罩连着黄色的氧气袋,老人面色发黑,胸口起伏,神情漠然。也有坐着轮椅的外伤患者,被一圈圈的纱布和绷带缠着,眉头紧锁。

这是一条神奇的走廊,陶勇说,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走走这条走廊,恐惧就会消解,那些不解的疑问,也仿佛有了答案。对于自己正拥有的健康和看似寻常的一切,也会促生一股更加深刻、厚重的珍惜之情。

今年的上半年,陶勇开始以碎碎念的形式记录自己的经历和思考。

在大概半年的时间中,他一会儿在火车上,一会儿在咖啡店,一会儿在家里,有时脑海里突然有了灵感,便拿出本子来,在马路牙子上顺手写写划划。写作思路写在前面,佳句记在后面,整理进电脑的时候,前前后后地翻。

有时和朋友吃饭,听到一个好的观点,陶勇便立刻举手叫停,在惊诧的目光下拿出本子记下,然后做手势示意他们继续。最可怕的是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思如泉涌,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12月,这本名为《自造》的书就这么完成了,他在书里这么描述一种自己理想的状态:

“人一旦通过沉思,通过关注一草一木、一事一物,让自己内心自洽的逻辑建立起来,就会有一种充盈感。

尽管我们仍会像漂在河面上的一片树叶,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往东西南北哪个方向,但因为能感知到浮力和重力,就能对自己有一个定位。”

我想起采访的时候,曾经问过陶勇的两个问题。

“如果只能选一句,您最不愿意从患者身上听到什么话?”

陶勇起初没有说话,大概沉默了三十秒后才开口:“花了钱了,病治好了,这不是应该的吗? ”

“那如果换过来问,您最希望听到患者对您说什么话?”

这一次,陶勇沉默了更长的时间。

短短的一分钟,像是浓缩了一个世纪,又或者是他自己的前半生。

有一瞬间,我可以在他脸上看到一种近乎孤立无援、却又情真意切的神色。最后他仿佛是下定了决心,果决而幸福地答道:“您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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