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中国观 | 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原标题：东西问·中国观 | 潘维：执迷“C位”的西方中心主义者，为什么无法理解中国道路？）

过去几百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崛起，西方中心论随之产生。有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西方对人类政治的理解是唯一正确且普适的，并对中国选择的政治道路产生认知偏差。这种认知偏差有何历史成因？是否可以消弭？中国应如何与一些执迷“C位”的西方国家打交道？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相关问题进行解读。他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偏见，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资料图：2021年6月24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外景。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的政治道路有着什么样的误解？

潘维：主义是“重要”或“至上”的意思。西方中心主义强调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价值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最优秀的文明，且认为自己对人类政治的理解唯一正确、所以普适。这大概就是年青人讲的执迷“C位”。

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四方面成因，导致他们误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在文化层面。西方中心主义属于绝对主义。在宗教上，他们在“一神教”文化里成长；在哲学上，他们习惯于非对即错的“二分法”。在政治制度上，他们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是“对的”，共产主义就是“错的”。缺乏相对主义的认识论，导致他们很难宽容中国独特的政治道路。

二是在生产技术层面。人类生产的方式先后经历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时代。中国在第一产业时代领先，但西方在第二、第三产业时代领先。基于持续三百年的技术优势，西方迄今有牢固的优越感。

三是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中国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传统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者看到19世纪马克思的“预言”未得到应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是“错误”的，对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选择政治道路就存疑。浸染在非此即彼的“一神教”文化里，他们很难理解中国在处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四是在政治共同体层面。世界各国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共同体之间竞争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明确指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围绕一个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共同体之间的竞争取决于三大要素：第一是规模，即国民和国土的综合规模；第二是内聚力；第三是生产力。对西方中心主义者而言，中国在上述三方面都构成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然而，他们没意识到中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主张符合历史潮流。中国认识到，相对于人口和人类技术而言的地球越来越小，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合作应该大于竞争。

2021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要理解其最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向西方听众，我们应如何讲清楚“中国特色”？

潘维：一些西方中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消灭私有制、终结市场机制，要推翻现存的世界经济秩序。他们希望借此在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要扩张，要推翻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共产主义取而代之。

中国共产党章程将马列主义写入自己的行动指南，但强调中共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点是许多西方中心主义者刻意忽略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最新的行动指南，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早已实现了理论飞跃。事实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而非挑战者或“搭便车”者。

我们要讲清楚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意义在于成规模地进行扶老携幼、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从这三大基本功能看，所有政治共同体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中华大型政治共同体存在了三千年，是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思想上和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体是这个大型政治共同体能够长期延续生存的根本原因。中华以外的政治共同体，因为强调宗教和意识形态，掩盖甚至淹没了政治共同体的基本功能，压倒了让人民“过日子、过好日子”的功能，就经常分裂，很难持久。

历史上，“大一统”锻造了中华政权的正当性。今天，中国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照看中国人民，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所以中国共产党能长期执政。西方中心主义者信奉社会多元利益彼此抗争，很难宽容中国政治模式，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模式“普适”，是唯一“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中国故事，就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民众理解中国道路。

资料图：2021海外华文媒体齐鲁行采访团走进尼山圣境。孙宏瑗 摄

中新社记者：西方中心主义者无法理解中国的政治道路，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认为中国“国强必霸”。对于这种以“零和”视角看待中国与国际关系的做法，您怎么看？

潘维：西方各国称霸世界的三百年历史路径，导致了西方人零和式霸权的“国际关系规律”认识。于是，在他们眼中，中国强大也必然走以军事霸权支撑经济霸权、政治体制霸权、意识形态霸权乃至文化霸权的道路。

9月27日，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在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阐述了中华文明的几个大“道”，包括“统一安定、多元一体、包容开放、责任伦理、中正和平”。我认为，中华文明不擅长利剑、经书、字母，也无力称霸世界。中国也不是传教型文明，而是学习型文明。中国更是一种世俗文明，即以人民“过日子、过好日子”为中心的政治文明。

西方中心主义者终将认识到，21世纪不再是一国独霸、任意欺负他国的世纪。中国外交始终以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为目标。自1950年至今，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国共产党宣布，自己的世界使命是促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崛起会终结一国独霸世界的国际政治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西方擅长的第三产业不会衰落，只会因中国的加入而供需两旺。西方关于人类精神的理想主义也不会衰落，而会因中国人登上世界舞台而获得更大的财富支撑。中国的崛起会减少西方对“他者”的文化偏见，成为促进世界繁荣与和平的力量，成为促进跨国界“世界文明”崛起的力量。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中国的误解下，中国应如何看待西方的制度？是否应该将个别西方国家采取的极端外交政策和他们所处的制度本身区分看待？

潘维：我十分赞同费孝通先生讲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抨击美国围堵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并不大肆批判西方政治制度。有别国体制是因为有别国的国情，我们予以尊重。我们反感别人对我们的体制指手画脚，我们也不对别人的体制指手画脚。

既然“各美其美”，我们应该谦虚谨慎，认真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但这谈不上盲从，谈不上信仰。毕竟，在同样体制下国家有兴衰，未必是体制之过。

我对中国三千年大一统文明的深厚根基坚信不疑，深信同心圆式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适合中国。中国不传教，因为中国是世俗文明、学习型文明，不属于传教文明。大一统有容乃大，我们包容不同，信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我们主张世界和平发展，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之相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中心主义者鼓吹“文明冲突”、号召集体打压中国，是狭隘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完)

受访者简介：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学士、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著作有《比较政治学理论与方法》、《当代中华体制》、《法治与民主迷信》、《农民与市场》(Behind China's Economic Miracle)、《信仰人民》、《士者弘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