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宇：编造关于新疆的谎言时能不能走点心？

（原标题：徐泽宇：编造关于新疆的谎言时能不能走点心？）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徐泽宇】

19世纪的英国作家塞缪尔·巴特勒曾说：“我不介意别人撒谎，但我恨粗制滥造的谎话。”

最近一些西方政府、媒体、学者不遗余力地散布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其实这倒并不让人意外，对有关中国的事实进行歪曲性解读已经成了许多外媒的惯用伎俩。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最近连编造谎言都越来越不走心了，而就是这种粗制滥造的谎言，居然还被那么多海外受众信以为真。

前几天，BBC驻北京记者沙磊（John Sudworth）在没有履行任何常驻记者离任手续的情况下突然离境，上演了一出伍子胥过昭关的苦情戏，把自己打扮成一名因为捍卫“新闻自由”而被迫出逃的卫道士。

沙磊，图片来源：BBC报道截图

那他在仓皇辞庙前是怎么发扬“新闻自由”的呢？

我第一次关注到沙磊是在去年2月。当时BBC邀请我就武汉疫情进行直播连线，对方主持人向我提问时提到了他的名字：“我们的记者沙磊也在中国报道疫情的进展。他与一些民众交谈过，他们对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应对不利非常不满。沙磊说很多当地人都非常愤怒……”我当时正在武汉采访，亲眼见证了人们在疫情第一线的守望相助，而远在北京的沙磊却凭借几个有选择性的采访就勾勒出了一幅民怨沸腾的景象。

去年12月，沙磊以BBC记者名义发表了一篇名为《“被污染的”中国棉花》的报道。他在文中声称，“中国正迫使数十万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在西部新疆地区广阔的棉田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要知道，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非常严重的指控。这种报道如果出现任何一丁点的事实偏差，发布消息的新闻机构就不仅声誉要遭受重创，更会面临法律的制裁。

在一个波及面这么大的报道中，沙磊都提供了什么实锤？首先，他暗示二十多万劳工被中国“准军事组织”强迫转移，根据是当地政府网站上描述2018年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一句话——“仅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跨地区到兵团拾花人数分别达15万人、6万人”。

随后他又从新浪之类的门户网站上搜罗了几条近些年新疆拾花工的新闻，从中摘出“动员、组织”“应转尽转”等词语，将这些描述政府为劳工提供运送服务的表述刻意偷换概念，成了所谓“强迫劳动”的证据。最后他采访了一位身份无法确定的所谓“流亡人士”来现身说法，强调政府官员是如何“挨家挨户让他们去采棉花的”。

下面呢？下面没了。

文章剩下的部分就是用一些卫星照片来论证所谓“再教育营”是如何限制少数民族自由的，以及把中国政府的扶贫措施歪曲成对当地人的“洗脑”和“监视”。当然，这些都是渲染威权主义气氛的传统配料。

我看到这份报道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找几篇公开新闻报道寻章摘句，偷梁换柱般地拼接到一起，居然被当成了“水门录像带”式的史诗级发现，用来指控一个国家的政府犯下反人类罪行。

如果我们以最大的善意，假设沙磊本人不带有任何主观恶意、单纯怀着自诩的悬壶济世情怀写下这篇报道的话，那么他的新闻专业性也是值得怀疑的。使用这么经不起推敲的证据，他作为一名记者在下笔的时候不会犹豫一下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国际知名新闻机构，BBC为什么能允许这样一篇充满事实疑点的报道被签发出来？

这就是西方“新闻自由”的打开方式吗？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今年3月底，我刚刚到新疆的喀什地区采访过，当地早已开始大范围推广农业机械化。一位维吾尔族农民跟我说，他们家的种棉采棉作业早在十几年前就由机器完成了，甚至在这段时间里更换了两台拖拉机。十亩棉田单是犁地、平地就要耗费五个劳动力半天的时间，用拖拉机则一个半小时就能完成。更有很多当地农民将自家的棉田流转出去，外出务工挣得更高的薪资。在他们看来，新疆棉花种植业的“强迫劳动”实在是一种又可气又可笑的说法。

当然，沙磊的报道似乎并非毫无依据，他声称自己的这些论断基于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一篇名为《新疆强制劳工——以采棉为目的的劳工转移和少数民族动员》的研究报告。拜读完这篇包括封面、封底和大量插图在内只有20页的所谓研究报告，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如果一篇博士毕业论文写成这样，导师会不会给他挂掉？

一个自诩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所谓学者，在完全没有田野调查的情况下，仅凭借对官方网站消息、公开新闻报道、学术期刊进行断章取义的解读，就构建出了一个言之凿凿的反乌托邦叙事。他在报告的结尾部分还写了这么一句话：“在无法对劳工状况进行实质性和独立的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推定任何来自新疆的棉花都可能是强迫劳动的产物，因为那里强迫劳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我很难想象，在一份严肃的研究报告里写下这段话需要怎样的魄力。

徐有贞在诬陷忠臣于谦谋反时说过一句千古名言：“虽无显迹，意有之。”或许在这一点上，郑国恩与明代的古人暗合。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二手材料的搬运工，被一众西方主流媒体奉为了新疆问题的“研究权威”，把美国对黑人做过的事情、德国对犹太人做过的事情，硬生生地安在了中国头上。

这不禁让我想到，一百二十年前德国皇帝在送别侵华远征军时发表的臭名昭著的“匈奴演说”：“你们要毫不留情地持打败他们，不留战俘，格杀勿论，碰上一个杀一个！要象一千年前的匈奴一样在阿提拉国王的领导下勇敢作战。匈奴的战绩举世难忘，德意志这个名字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在中国打出威风，打得中国人再也不敢抬头看一眼德意志人！”

一个西方国家侵略一个东方国家，竟然要借由另一个东方民族为自己的野蛮行径遮羞。

两个甲子都过去了，基于自身经历的虚假想象可以少一点了，关于中国的谎言该编圆满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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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教育厅原厅长带头编造中小学“毒”教材，使用长达13年

平静的水面下，处处是涌动的暗潮。4月2日，CGTN播出第四部新疆反恐纪录片《暗流涌动——中国新疆反恐挑战》，在纪录片第三章“包藏祸心的教材”揭示了“三股势力”在文化、教育层面对新疆的严重渗透。

于2017年落马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工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两面人”沙塔尔·沙吾提，自2002年起就领导组织犯罪集团，带头策划编纂包含血腥、暴力、恐怖、分裂思想等内容的问题中小学维吾尔语教材，并让这些教材在自治区使用了长达13年。

而时任教育厅副厅长阿力木江·买买提明、先后两任时任新疆教育出版社社长塔依尔·那斯尔和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以及该社两名分裂思想严重的编辑牙里坤·肉孜、瓦依提江·吾斯曼也都参与其中，他们妄图通过改变历史、歪曲历史，给学生们灌输分裂思想，增加民族仇恨，达到分裂祖国的目的。

根据“两面人”沙塔尔自述，2003年要编写维吾尔语中小学语文教材时，担任自治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他认为机会来了。就给阿力木江、阿布都热扎克安排这些事情，并多次与他们商量，向他们交代编写教材的事情。

阿布都热扎克称，沙塔尔向他表示这次编写教材，是很好的一次机会，一定要按他们自己的想法去办、去培养“接班人”。于是阿布都热扎克挑选了有一定影响的牙里坤、瓦依提江两人进入编写组，并要求两人在教材中多加一些反映“民族压迫”（主要是反映过去“悲惨的故事”）以及“突厥英雄”的内容，特别是反抗国家、追求独立的故事。

牙里坤、瓦依提江两人作为2003版和2009版问题教材的责任编辑和“计划”的执行者，不但担任教材编写者，还违反教材出版流程担任责任编辑、初审人员、终审人员、校对人员。调查证实，沙塔尔主持更改了教材比例和内容，并发两人动编造历史，将大量含有民族分裂思想的内容编入维吾尔语中小学语文教材，并让这些从教材自2004年起就在全自治区使用，长达13年。

2016年，群众举报反映新疆教育出版社2003、2009版中小学维吾尔语教材存在严重问题，自治区组成专案组立案调查发现，问题教材中编入了大量极端思想的文章。而参与2003版小学部分教科书封面设计等出版工作的新疆教育出版社美术编辑夏依达·玉素莆，就在镜头前介绍了包含所谓“东突国徽”在内的多本问题教科书以及一个“7名维吾尔族英雄姑娘”的虚构故事。

“这个（故事）当时汉族士兵把她们逼到山崖，（她们）跳山崖死了，为了保卫她们的家园。（宣扬）民族仇恨，对学生也是（产生）不良的影响”。夏依达称，“很不可思议，想起来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害怕”。她强调，用这种教材来引导（学生）的话，第一让学生们对国家的认同感模糊而且下降，第二学生们也会受到一些“双泛”（“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小学到（初）高中一直用的这个教材，那就肯定是潜移默化的，有些人可能中毒比较严重，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作为沙塔尔下属的阿力木江表示，这些维吾尔语教材，从头到尾宣扬“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思想，介绍的那些人物，就是让孩子们从国外选择自己的文化起源和文化根源。他还描述道，这一个教材审查完了以后发行到各个学校，“我想肯定有好多好多老师借题发挥，完了以后就是煽动民族仇恨的一些思想”。

而1991年出生的阿提科木·肉孜就是这些问题教材的一个受害者。他在上初中学到了这些课本里的一些事时，就有了要做些事的想法，这也导致他最终走上歧途，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对此，沙塔尔也承认，不管是“7·5”事件还是之后发生的暴力恐怖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参与者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我认为，我们害了这些孩子”，他说。

最终，自治区教育厅原厅长沙塔尔·沙吾提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自治区教育厅原副厅长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新疆教育出版社原社长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和塔依尔·那斯尔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纪录片第三章末尾，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卡德尔·买买提指出，意识形态仅仅是其中一个战场。“三股势力”这些年在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搞教育、文化还有宗教，一直在渗透。新疆暴力恐怖案件不断上升的原因，和这个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