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网易看客栏目出品。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2020年夏天，高中最好的朋友来到我的城市看我。我们都曾在石家庄一所重点高中上学。
晚上洗完澡，我们躺在榻榻米上吹风，顺理成章地聊起往事。所有往事中最值得一提的，依然是我和陈昱的早恋。
讲到激动处，我吐槽年级主任是个傻X，没事找事的约谈毁掉了我好多温柔。朋友嗤之以鼻：“他是年级主任他就得管啊，学校也是这么规定的，规定就是规定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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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就是规定”，这句话贯穿了我们整个高中。而我青春期的爱情就始于此——我们背叛了规则成为错误，却在很多年后发现，对错皆为虚无。
河北高中，被规定的生活
进入高中的第一个月，我就感受到了“规定”背后的虚无感。
我的学校和河北省所有的重点高中一样，喜欢在教室里贴满红色横幅，每周一次摸底+排名，熄灯后不许锁门，宿管随时会推门进来检查我们有没有睡着。
早晨5：40起床铃响，6：00要在操场站好队型，背10分钟书后开始跑操。班主任希望我们比别的班学得更多，把规定时间又提前了3分钟，5：57到位。
当时的纪律通报
在这种疯狂的比较里，学习以外的需求都被压缩到最小。那时我很痴迷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语文老师知道后要求我把书里能够用在作文里的话整理出来，打印成资料全年级背诵。“这就叫作共赢。”
另一种纾解的方式是写日记。两个学期过去，我写满两个本子，后来它们成为我没有竭尽全力学习的证据。
班主任一页一页地计算：16开的横格本，写满一页需要900-1000字，至少30-40分钟。写满两个本子，所需时间可以把所有历史课本抄一遍。她问我，这些心思留到高考后再写不行吗？
我说不行，不立刻写下来我就都忘了。
班主任又问，忘了能怎么样，这些想法重要吗？
可那些没有学习重要的事恰恰是我痛苦的来源。彼时我一个月只能见到父母两天，体重接近150斤，清晨跑操从未踩对过节拍，不穿女款衣服，除了成绩尚可外好像一无是处。于是，我急切地需要一个寄托。
由于在窗台上放了一瓶洗发露导致宿舍卫生扣分，当时的检讨书夹在日记本里，保存至今
“把好感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陈昱就是这时向我表白的。
毫不夸张地说，陈昱算我们班的班草，身高188，会打篮球，数学很好，长得有点像邓伦。有时，其他班的女生下课会来我们班后门偷偷看他。
表白之前，我与陈昱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可就像青春纯爱小说里那样，大帅哥总会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爱上普女。我在回校的夜车上收到表白短信，火车钢骨牛喘般地叫，黑暗比铁轨还长，可我第一次对校园生活有了期待。
或许是他太耀眼，或许是我们太高调。沉闷的学校里一点八卦就能激起千层浪，很快，几乎整个年级都知道了我们在谈恋爱。
老师当然也通过24小时无死角监控看到了一切。她没有第一时间找我谈话，而是等到了月考之后。
那次月考，我的成绩出现了巨大退步，几乎掉出一本线。成绩单成为“早恋影响学习”的最好论据，老师说，你要懂事，学会克制自己的感情，把好感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高中晚自习/图片来自网络
我深知成绩下降并非因为早恋，但还是答应了老师的要求。
在我的高中，有一个江湖传说——被抓现行的早恋学生不会立刻开除，而是等到第二次大考结束后，学校会选择开除成绩较差的那一方。
这个做法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能激励学习，而且把情侣关系转化为白热化的竞争关系，让大多数恋爱都撑不过第二次考试。
站在办公室里，我想，这只是针对我们普通学生的政策。我知道实验班里有太多竞赛生的早恋一路绿灯，老师甚至会以实验需要为名让他们去花园里采花送给女朋友。成绩好的学生就有和学校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们必须为自己赢得资本，让这场恋爱更加合理。这才是努力的理由。
接下来故事如青春电影般发展：我数学不好，陈昱每次考试后都会把我的数学卷子拿走写好试卷分析，每道题上贴着小纸条；他是体委，而我永远踩不对跑操的鼓点，于是他按我的步伐来喊跑操口号。
我们互相写了很多的书信，我为他抄写王小波的情书，“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永恒开战时/你是我的军旗。”
陈昱写过的纸条
然后是高二升高三期末考，我们都考进了年级前二十。班主任又一次找我谈话，大意是要继续努力，把爱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我知道，我们大概是获得了早恋的“通行证”。
寒假前一天，我们久违地一起走回宿舍。那时石家庄的空气很差，我们走在四楼连廊，向下看是牛奶般的浓雾。这实在不是一个浪漫的夜晚，可我和他却仿佛走在云端。那天，我们第一次接吻了。
高中时，雾霾中的学校。如今已经不能看见这样的景观
在我以为一切都会更好时，高中最深的噩梦开始了。
关于早恋，一场交易
高三开学第一天晚自习，年级主任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年级主任教化学，是个30多岁的男人，长得文质彬彬，说话像从《读者》上抠下来的好句集锦一样。
他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找你来吗。
我点点头。
他说，你知道吧，我有随时开除你们的权力。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找你们的家长来吗？
我说我知道，因为我俩成绩好，能给学校增光添彩。
主任说，你知道就好。如果你以后掉出了年级前30名，我就会开除你。
回去以后，我甚至把这句话当成笑话讲给了同桌听，因为觉得非常荒诞。可是那天晚上我却没有睡着。再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失眠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习状态。室友的电子表有整点报时，每个晚上我都会默数“滴答”的声音，一声，两声，三声，四声。听到五次滴答声响起，我知道，起床的时间又要到了。
图片来自网络
老师不相信我是因为失眠而成绩波动。她告诉我，理科实验班的同学几乎全都失眠，可成绩从未下降，因为他们实在睡不着的话就会坐起来学习。“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少睡点，你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应该利用起来。”
有一次，我凌晨四点还没睡着，情绪忽然崩溃，跑到值班室求宿管送我去医院。宿管通知了值班老师，安抚我说这很正常，这周已经有三个同学半夜去医院了。
大家都是如此。
失眠两个月后，我请假去市医院看了精神科。医生一开始要开佐匹克隆，听说我是高考生后换成了中成药。回学校的路上，我在出租车上睡了一会，醒来不知自己身处何方。
安神药有一些效果，但大多数时候我依旧无法睡着。我把手机偷偷藏进枕套里，睡不着的时候就给陈昱发短信。偶尔是聊白天发生的事，但大多数时候是对未来的幻想——我说，毕业后我们就去一个大学吧，然后我们就同居吧，住在一起吧，我再也再也不想一个人睡觉了。
那些短信总是在凌晨三四点发出，多数时候陈昱已经睡了。我戴上耳机开始听英语听力，想到第二天至少会有一个人了解到我的痛苦，夜晚好像不再难熬。
高中和陈昱传过的纸条，装满了三个铅笔盒
庆幸的是，在我习惯了失眠以后，成绩又开始慢慢稳定，甚至有所提高。
但我依旧害怕考试。因为每当我以为自己有了更多的砝码后，主任会再次找我谈话，提出新的要求。一开始是稳定在年级前三十，后来是前二十，再后来是前十，“不然就开除”。
最戏剧的一次，是某次全市摸底考，我和陈昱分别考了年级第四和第五。每次摸底考年级都会张贴红榜、开表彰会，在我看来，那是游戏规则之内的一次完美复仇。
但是表彰会上，年级主任把我和陈昱直接拿掉了——读完第三名的名字后，我听到他语气里一个意外的停顿，然后我们的名字毫无意外地消失了。
在广播会后，我经历了最漫长的一次谈话。年级主任几乎要气疯了，一遍一遍重复“别以为有这个光荣榜你们就能怎么样了”，暴风骤雨般地痛骂我。班主任领我回去的路上异常沉默，和我说，你们还是低调点，学校有规定，不要让我难做——仿佛紧挨着的名次是一次故意为之的挑衅。
从那一次我开始知道，这不是什么公平的交易，一端是我们的战战兢兢，另一端是老师可以随时更改他们的要求。我永远不可能赢得游戏，可我却不得不置身其中。
当然在老师们看来，这是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使我们的成绩稳步提高。我应当为此牺牲许多，睡眠只是其中之一。
“女生全责”的道德审判
大多数时候我需要一个人承受这一切。因为从级部主任第一次找我谈话起，话题就是这样开启的：“你是女生，从生理规律上来说，你比高中男生更成熟，完全可以把控这场感情的节奏。从此以后，出了什么问题，我不找他，我只找你，你要负全责。”
我问主任，什么样叫作“出问题”？
主任说，首先你们不能影响自己的学习，其次也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最重要的是，不要影响学校风气。
于是，在保持成绩之外，我又担负起维护学校风气的任务。多数时候我们能够恪守规则，但和接近一米九的帅哥谈恋爱，实在做不到太低调。
有一次中午放学我走得特别晚，出门时陈昱刚好回来取东西，我们靠在门边说了几句话。看见他的围巾滑落，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掖了一下。当天下午，我就被叫到了办公室。
学校里随处可见的横幅
那天我迎来了人生中最恶劣的道德评价——败坏风气，不知廉耻。我一时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还问了年级主任：“能问问我到底做了什么吗？”
主任说，你自己想想，你好好想想。一边说还一边拍了桌子，动作非常夸张，让我想起契诃夫小说里的苏联干部。
我说我不知道。于是他打开监控，一次一次地回放我掖围巾的动作，以便让我感受到羞耻。
可如果不是拿出了回放，我永远不会知道，一个青春期女孩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爱意可以被评价为“不知廉耻”。这个动作自然到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做过。
当时的我感到十分悲愤，但很快理解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在这里，所有微小的行为都会与人生的成败挂钩，比如宿舍地面有头发可以关系到未来的求职面试表现。十八岁的我们大多对此深信不疑。
高三一年，我们的宿舍扣分条
于是我也一度笃信，渴望亲密是出于某种下流的欲望。那以后我和陈昱依然会在学校的监控死角里拥抱，但肾上腺素消褪后，负罪感如影随形。而直到分手，我们都从未有过比接吻更亲密的举动。
对我来说，他的身体像一面镜子，总是映照出自己的肮脏。
高三以后，我的胃病愈发严重，不能再跑步去食堂吃早餐。于是，陈昱在早读结束后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给我买回热粥。为了不显得我“特殊”，他给半个班顺便带了早饭。
可这种温柔依旧成为我们的罪证。年级主任只要在监控里看到他与我接触，就会要求班主任约谈我。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看到他靠近就会焦虑而恐惧，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不理他，可是理他我一定又会被叫到办公室谈话。
在高三最后一次谈话里，年级主任问我，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来这里读书？
我说因为我想考个好大学。
主任说，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愿望。选择这里，就是因为我们学风良好，气正风清。所以规定就是规定，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就破坏了学校的风气。
那时候已经是高三下开学以后，模拟考的频率从一个月缩短至一周，每周五放学后都要重新摆一次考场，周六考试，周一出成绩并讲评试卷。记忆里那次谈话令我很不耐烦，一直在心里默数他什么时候能放我回教室整理错题。
早恋，一场最微小的革命
高三下半学期过得特别快。四月份起，课程只剩下讲评试卷和自由复习，模考频率变成每周两三次，模考当天的食堂菜单按高考餐严格还原。学校期望我们在无尽的重复中学会适应。
但我是一个不太适合题海战术的学生，陈昱也是——最终的高考，我们都考出了相对自身水平更差的成绩，分别被北京、广东的211录取，从此天南海北。
高考是一次洗牌。但对我来说，这更像一场公开的、无可挽回的失败，意味着我永远没有办法证明这段感情的正确。特别是大一结束后，我和陈昱最终因为异地恋分手。
高考当天的考场外，总是聚集着满怀期待的家长/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二，我开始了下一段恋情，但父母似乎还没有彻底从高中生家长的状态里缓过来。在我提出要和男朋友出去旅游后，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几轮争吵过后，我对我妈说，其实你们不是反对我谈恋爱，只是不能接受我已经能够独立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了，是不是？
我妈沉默了很久，说，是这样的。再然后他们就同意了一切。
我的早恋岁月正式宣告结束。我开始意识到，正如5点起床跑操和高考上一本线之间其实不存在什么正相关关系，少年时的很多对错，其实都是由我们的高考成绩决定的。
如果我和陈昱考上的不是211而是清华北大，那么之前的种种越界行为也会成为我们坚韧、有主见的标志——但如果，正确与否的标准会根据我们行为的结果而改变，这也就意味着正确不过是一片虚无。在河北的教育体系里，提升学习成绩才是最终目的，规定对与错不过是一种手段。
很多年后，我读到一句话，“爱情是一场最微小的革命”。我想，这非常适用于高中校园。
爱情意味着错，是因为爱情意味着自我。在那时候，“自我”在早恋红线里、在统一校服和统一口号里、在不可以写的日记和不可以烫染的头发里被完全禁止了——毕竟稳定才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自由有时会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几个月前，我把一个噩梦在朋友圈里记录下来：高中校规变成了法律，而年级主任成为最高统领。他规定异性不准正面接触，人类繁衍应当依靠大数据匹配，完成交配后将孩子交给社会机构集体抚养。我作为突破爱情禁令的邪恶分子被他追杀，部队统领正是我的恋人。在他马上要对我开枪的那一刹那，梦醒了。
这条朋友圈没有屏蔽任何人。高中老师在下面评论了一个笑哭的表情，“哈哈哈，太好笑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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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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