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释之：香港，而今迈步从头越

（原标题：张释之：香港，而今迈步从头越）

【文/张释之】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这次人大开幕时，就《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提出，要“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实际情况、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选举制度”。

3月11日下午，全国人大会议已正式通过上述《决定》，从有关规定以及指明的改革方向来看，将要进行的选举制度改革，将大幅缩小直接选举的空间，并对参选者资格严格把关。反对派当然照旧反对，认为有关改革是倒退，是推倒过去20多年的民主进程，一朝退到回归前。

回归之时，香港开启选举政制不过短短十数年。

1980年6月，香港政府发表《地方行政模式绿皮书》，在统治香港近140年后，提出要建立一套新的地方行政制度，用以咨询民间意见；1981年1月再发表《地方行政白皮书》，掀起“代议政制”帷幕的一角。

1982年终于在区议会引入民选元素。当年490个议席，132席民选，其余为政府官员出任的官守议员、政府委任的非官守议员和当然议员（新界区27个乡事委员会主席）。严格而言，这个引入有限民选因素的尝试还不能与“政制”挂钩，因为区议会不过是就市民日常生活事务向政府提供意见的基层组织而已。

视频截图

1985年9月26日，港英当局进行香港立法局史上首次间接选举，才正式开始了香港的“代议政制”。全部（包括总督在内）共57名成员，24人经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间接选出，其余为港督委任的非官守议员22人和官守议员11人，最主要官员布政司、财政司和律政司均为当然官守议员，港督任立法局主席。当年参与投票的选举人仅约2.5万人，当选者中6人因无竞争对手而自动当选。

此后，1987年5月，港英政府发表《1987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其中提出了包括1988年立法局引入直选的各种可供选择方案，同年11月港府公布，共收集到的13.4万份市民意见书中，67%表示不赞成“八八直选”；1991年立法局才有直选。

到了1992年，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当年10月在其第一份《施政报告》中即公布了一整套政制改革方案，将行政、立法两局分家，两局议员不再重迭，且大大强化立法局的功能，目的是使之发展为一个“有效地代表市民”“制衡政府的独立组织”，从体制上彻底改变了港英政府一向的“行政主导”原则。

随之，彭定康提出关于1994至1995年选举安排，除了降低选民年龄，通过将功能组别法团投票改为个人投票和增设9个新的功能组别，大幅扩大立法局直选选民人数外，还扩大区议会职能，取消除新界区议会当然议员外的其他所有委任议席，并由直选区议员组成立法局选举单位之一的选举委员会。

彭定康（资料图）

彭定康的政制改革方案，事实上已与全民普选立法机关相差无几。有关措施或者把《基本法》抛在一边，或者借与基本法接轨之名，大肆扭曲基本法的原意，其后中方虽然愤而“另起炉灶”，但彭定康政改方案造成的深刻影响，即香港社会很多人对基本法的理解，深深打上了彭定康政改方案的烙印，这一点是非常难以扭转的。回归后反对派口中所称基本法，其实早已脱离了基本法的本源，而大多只是回归前疯狂变革灌输给他们的概念而已。

基本法附件所规定的2007年后各任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只给出了路线图，并无明确的时间表，但香港反对派人士却坚持认为，2007年后就应该落实“双普选”，否则就是中央政府言而无信，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人自身的偏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述原因。

基本法起草后期，因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国内政治风波而煽起的大幅加快“民主选举”的期望，连同港英当局的一系列政改操作，注定了基本法在特区的实施，将无法遵循“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两项原则。

从1987年市民意见书显示香港大多数人不认同“八八直选”，到彭定康所安排的1994至1995年选举方案，其中只不过短短7、8年，这期间还基本上只是在做民意和舆论的动员准备，要论直选的真正实践，回归时只能说是刚刚起步。

以上就是特区选举政制所建基的基础。很明显，这个基础是非常薄弱的。建基于这个基础之上的香港特区“民主”实践，是未学会走路就开始跑步，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不关心香港民生发展、一切为反而反的街头与议会斗士，这些人不知政治妥协为何物，以中央政府在基本法中“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作为自己为所欲为的坚实盔甲，早已让香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历“占中”和修例风波中的黑暴横行后，香港社会已发生了质的改变。反对派中的不少人，直接与国家为敌，与外国势力连手，其中的“揽炒派”剑锋所指，不仅是特区的管治权，而且直接是中央政权。

中央政府如今将“爱国者治港”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完全是香港的实际情况使然。正如港澳办夏宝龙主任所说：

“环顾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竞选公职的人都要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爱国之心，都是比谁更爱国。唯独在香港，竟然有人把对自己祖国的反叛作为政治资本来炫耀，甚至以反对国家、抗拒中央政府、妖魔化自己的民族为竞选口号，在宣誓就职时极尽丑陋的政治表演，真是咄咄怪事！”

中央政府隐忍20多年，才终于下重手解决问题，从反面证明了，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有坚定维护的诚意。若真像反对派所说，过去他们只是反抗中央的“干预”而已，那他们反而应该步步为营才是，而不会发展到肆无忌惮的地步。

中央政府的香港政制改革措施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目的就是让“反中乱港”者不能东山再起，“爱国者治港”成为主旋律和社会现实。

延伸阅读

专家：反中乱港者在香港政坛彻底出局了

直新闻：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下午闭幕，今天大会高票通过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管先生，你对此有何观察？

特约评论员 管姚：这是香港发展史尤其是政制发展史的一个重大决定性时刻。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2895票赞成，0票反对，仅一票弃权的超高投票通过率，以及决定通过时人民大会堂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些都成为浓缩、表征在涉港重大议题上国家意志的标志性场景，也是实践中国式民主的标志性场景。

关于全国人大的这一重大决定，今天李克强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作出了高层表态，强调决定很明确，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此前就决定草案在向全国人大代表作详细说明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特别谈到了香港现行选举制度的漏洞缺陷，反中乱港势力要借此可乘之机，图谋夺取香港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一些外国和境外势力也借此公然干预香港事务，粗暴实施“长臂管辖”搞所谓“涉港制裁”。

在我看来，随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通过实施，它和去年全国人大制定实施的香港国安法，共同构成在顶层设计上有效弥合香港治理漏洞缺陷，防范治理风险，牢牢掌握香港管治权、全面完善“一国两制”香港实践的制度闭环。

一句话，决定让反中乱港者在香港政坛彻底出局了，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的“制度抓手”，也被彻底打掉了。新征程新起点是今年两会的重要主题词，从这个意义上说， 香港确实站到了一个由乱而治、长治久安的新起点，迎来“爱国者治港”实现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征程。

直新闻：那么决定公布实施后，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还要走哪些具体程序，国家意志如何在香港落地实施？

特约评论员 管姚：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今天全国人大公布施行的相关决定，实际上已经给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的清晰路线图，确保国家意志在香港落地为国家行动。在我看来，这个路线图实际上分两个层面展开，就国家层面，决定已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两个附件，修法落点在于特区行政长官及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而在特区层面，香港也必须依据决定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发布的两个附件，相应修改特区本地有关法律，前两天香港特首林太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香港要修的地方法律不下20条，所以未来一段时间香港修法任务相当繁重，但也正是因为“反中乱港者”彻底出局了，过往立法会因“揽炒派”议员刻意“拉布”陷于瘫痪的场景不可能重演了。

总书记反复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执行，就执行层面看，决定对于改革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关键设计，落在两个机构上，其一是选举委员会，其二是特区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两个机构就是确保香港特首及立法会议员由“爱国者”担当的制度“把关者”，其中选举委员会扮演更吃重角色，它一方面扩充增员，另一方面增加赋权，所以香港选举制度能否改革完善，在实操层面要看这两个机构改革后能不能立得住，能不能真正实现顶层设计的预期，我认为这是对香港管治者改革与治理能力的考验。

同时也要提醒，随着香港推进治理、全面完善“一国两制”在港实践的制度闭环完成，香港也并不一定就会走上长治久安之路，治理者必须正视香港社会发展过程中累积的一系列深层问题与矛盾，并且要以更大主动性与创造性，拿出切实办法，这无疑是对其治理能力的又一重大考验，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央决策机构对香港治理者的殷切期待。

直新闻：那么香港治理者面对怎样的治理考验？

特约评论员 管姚：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接受央媒采访时特别谈到“十四五”规划对香港发展的巨大机遇，谈到对香港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但香港恐怕也必须要对此反思，为什么这些年没能产生世界级的科创企业？举个眼前例子，大疆无人机的创办人与相关技术都来自香港的大学，但为什么恰恰是在香港毗邻城市深圳，这家明星企业实现了跨越式成长？

前两天国务院副总理韩正看望港区政协委员参加分组会，也特别谈到香港的住房问题，韩正并不讳言，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难，但也绝非毫无办法，不可能永远拖下去，我认为这是决策层对香港社情民意的精准把握，也是对香港治理者的再度提醒。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特别强调，生活过得好不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治理者的要求。

同时我也想强调一点，有媒体认为国家层面作出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香港的“二次回归”，我对这个提法是有保留意见的。去年香港国安法通过，也有类似强调，但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香港已经回归祖国24年的今天，“回归”竟然还在成为讨论话题，这24年可是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啊。

回归之初，香港这个国际化都市一度被美国《时代》周刊在封面特别以“纽伦港”冠名，强调纽约-伦敦-香港这三个国际大都会，正在全面重塑国际金融市场格局，但为什么如今在亚洲区内，香港甚至已被新加坡反超并领先了一个大身位？前年香港黑暴势力肆虐一时，一度有舆论认为新加坡将因此获益，因为有金融资本将从香港流出外溢至狮城，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此作出了明确否认，他甚至警告，一旦类似香港街头之乱在狮城上演，新加坡就完蛋了，这样的深刻认知难道不值得香港各界好好警醒深思吗？

在香港回归20周年庆祝大会上，总书记曾用广东话俗语“苏州过后无艇搭”谆谆告诫，发展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那么香港如何牢牢握住这把金钥匙，真正实现全面、可持续、包容式发展，这是在香港站上新起点开启新征程之际，必须好好思考求解的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