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丹委员：建议加大对养育孩子家庭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原标题：贺丹委员：建议加大对养育孩子家庭在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记者从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新闻中心获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际计生联亚太地区理事贺丹提交了题为《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倡导家庭友好社会文化》的大会发言。

贺丹指出，近期，我国出生人口下降引起了普遍关注。过去，年轻夫妇不回村，是在当“超生游击队”，现在年轻人不回家，是在躲七姑八姨的“催婚”“催生”。我国经济社会长期高速发展，也压缩了人口发展的进程，我们用40年时间完成了欧洲百年才完成的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为特征的第一次人口转变，以婚姻家庭变迁和低生育率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又接踵而至。“十四五”时期，我国育龄妇女规模大幅下降，“90”后、“00”后成为生育主体，大龄婚育成为主流，加上新冠疫情使一些家庭生育安排延后，出生人口规模下降，总人口将进入零增长区间。

贺丹指出，针对群众反映的“生不出，养不起，没人带”的问题，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高人口素质”。这表明，面对新时期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性变化，中共中央作出了新的决策部署，为我们正确认识当前人口形势，积极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指明了方向。

“低生育与老龄化相对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不可逆的人口发展过程。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内在低生育机制，生育水平长期在更替水平以下波动。我国生育率1992年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十四五’时期，随着二孩累积效应消失，生育水平有进一步走低风险，需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减轻人口剧烈变动。”贺丹指出，“从发达国家经验看，应对措施包括经济补贴、带薪生育假和托育公共服务等三大类别。经济补贴对低收入家庭短期生育安排有影响，对中高收入家庭影响有限。带薪生育、托育服务对提高生育水平作用明显。在社会性别较平等的北欧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南欧和东亚一些国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占据主流，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生育率均相对较低，甚至长期陷入‘低生育陷阱’。”

贺丹指出，我国与东亚国家类似，经济发展快，女性受教育水平高，但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社会性别平等还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女性在婚育和职业发展上选择困难。我在社区调研时与妈妈们座谈，小小的访谈会开成了“吐槽大会”。有的问“爸爸去哪儿啦？”“养小猪小鸡都有培训班，为什么不给爸爸们办个班？”；有的抱怨要在职场拼命，还要带娃做家务、不胜任“完美主妇”家庭角色期待；有的全职妈妈陷入教育焦虑，不辅导作业“母慈子孝”，一辅导作业“鸡飞狗跳”；有的反映以前找工作人家会问“结没结婚”，现在还要问“是否打算要二宝”。

贺丹在上述大会发言中指出，中国女性是世界上最勤奋隐忍的人群，新时代女性还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继续发挥半边天的作用。生育主体、决策主体都是女性，积极构建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须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为主要内容。帮助女性平衡职业发展和家庭责任的政策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那些让女性回家的政策会适得其反。因此建议：

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现代文明理念，鼓励家庭育儿的祖辈支持和男性参与，倡导代际和谐、性别平等、责任共担的新型家庭文化；积极构建以生育保险为基础的生育保障制度，减轻企事业单位雇用女工负担，保障女性生育期的工资待遇，帮助女性产后重返工作岗位；扩大普惠型托育服务供给，加大对养育孩子家庭在税收、购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化，切实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要支持想生的，帮助晚生的，包容不生的，保障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促进千家万户和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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