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关于陈布雷之死，时人已评论颇多，本不必再来凑这份趣。然而，种种议论虽各有所长，却大多停留于表层诱因的罗列，鲜有从陈氏作为一个从政的知识分子这一视角透视的。我总觉得，在这一类型的人之中，陈布雷多多少少算得上一个典型的个案，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出这些从政者内在的心理困惑以及这些心理所凭借的社会文化背景。本文所展现的就是一幅浓缩于陈氏个人的“道”与“势”冲突的图景。

为什么“弘道”必须“择势”

陈布雷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书生。他教过书，编过报，甚至一度教书兼编报。从1921年起，他在《商报》供职，任社评主笔。在大革命时期，那“畏垒”的笔名因嘲骂北洋军阀之狠而威震江南。他自己也多次表白：做一个报人，是他的终生所愿。那么，为何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报人以后竟会弃文从政，投身于蒋介石的幕下，为人捉刀代笔呢？

欲破译这个中的奥秘，似乎应该从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的“道”与“势”的关系入手。

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于他们凭借的不是某种有形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一种无形的内在信念—“道”。当代西方社会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希腊、希伯来，这世界四大古代文明圈内知识阶层的产生都与某种“哲学的突破”密切相关。“哲学的突破”意味着一个民族价值符号系统的初步定型，从此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分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质，这就为知识分子的产生提供了“道”的基础。在公元前1000年到前700年左右，中国和西方几乎同时实现了“哲学的突破”，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则诞生了老子、孔子和墨子，他们都是各自“道”的先觉者。然而，中西之“道”在内涵上颇为迥异。西方的“道”具有一种“超然”性，其运思情趣往往在现世之外。古希腊哲人所孜孜以求的是大自然万千表象背后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说，希腊人“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因而他们沉浸于其中的是一个超尘世的逻辑思辨世界。希伯来人追求的是沐浴着上帝恩惠之光的幸福彼岸，他们在此岸人生中的使命只是洗涤灵魂的罪恶，获得宗教的超升。无论是古希腊抑或希伯来，它们的“道”都不理人间俗事，与主宰现实命运的“势”（权势），互不相扰，因此西方的“道”具有充分的自在性和独立性。

中国的“道”就耐不得这份寂寞了。它关切的主要对象即是人间世俗之事，对尘世采取的是一种“介入”姿态。中国的“道”既无心于日月星辰这些身外之物，也对前世来生颇为冷淡，它所着意的就是构建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最终使命不在于求知，求真理，也不在于传播上帝的福音，拯救人的灵魂，而在于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西方，“上帝的事归上帝管，凯撒的事归凯撒管”，但在中国，“道”的世俗性质却要求知识分子干预“凯撒的事”，遂埋下了“道”与“势”之间数不清的纠葛。

如果中国的“道”与在现代西方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势”（舆论之势），那么它尽管是世俗性的，却仍然可以保持自身的独立，不必转化为“势”（政权之势）来实现自己。但中国的“道”并不具备西方的“道”那种足以维系独立的舆论阵地或道统组织的能力。如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中国的知识阶层自与贵族阶层分离之后，其最初的社会身份是一种“游士”。他们犹如一叶自由自在的浮萍，纵然有了其精神依托—“道”，却没有任何社会的依托，因而常常贫困潦倒，“无以为衣食业”1。但他们又肩负着“弘道”的社会使命，于是只能游说四方，靠君主的赏识以实现自己的“道”。“为王者师”“做宰辅”遂成为他们唯一的职业选择。如此一来，由士而仕，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也就从先秦的“游士”蜕变为秦汉的“士大夫”，最后通过察举、科举诸制度得以固定化。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道”欲实现其自身，必须对象化，必须投射于“势”，体现为“势”，转化为“势”。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纵然在于“弘道”，但“弘道”的现实途径唯有“择势”！

这就是2000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及至近代，这一命运方才有了些微改观。社会职业结构的近代化使知识分子们有了自己的文化阵地，像陈布雷所栖身的便是“纵论天下之事”的报界。与此相适应，近代知识分子也萌生了阶层的自我意识，他们不再把入仕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开始意识到知识分子之所以为知识分子乃在于求知或求真理，纵然负有社会良心的使命，也须保持身份的独立，以社会舆论干预政治。当陈布雷立志做一个报人时，这一切之于他未必能达到理性的自觉，但毕竟是影响他选择职业的社会心理背景。

然而，“择势”的传统在近代知识群中并没有就此断绝，在某种时代氛围的刺激下反而有所光大。近代中国是一个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乱世，沉重的国难、腐败的政治需要知识分子去关切、拯救。但在政治权势一统天下的格局下，社会舆论很难起到在现代西方多元化系统中所能起到的那种对政治的干预效果，相反，舆论界本身倒常常遭到政治强权的粗暴干涉，稍有社会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有的被杀（如邵飘萍），有的被关（如成舍我），而幸存者无一不在种种重压下苦撑。陈布雷主持《商报》时就因自己的直言不讳而招来不少麻烦。1927年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评说，军阀们对此极为不悦，报社的董事们也万分惊恐，认为“本报何能开罪吴佩孚？”竟派人来报社审查言论及新闻。此举虽为陈布雷所抵制，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深感舆论的不自由和无所作为。

陈布雷是一个爱国至深的知识分子，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有自己的救世之道。原本他确实想以一支直笔报效国家，在天下兴亡之际尽匹夫之责。但他渐渐地对自己的选择失望了。显然，在那样一个社会环境下，唯有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从政，仿佛才能切实起点作用。近代知识分子纵然在主观上欲以舆论实现“道”，但客观情形却逼迫着他们不得不将“道”转化为“势”，移情于“势”。

中国知识分子入政的关键取决于是否遇上了明君。明君的标准有两条：一是能够行“道”，二是对士人表示足够的尊重。孟子当年在回答“古之君子何如则仕”的问题时，认为“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这就是说，既“迎之致敬以有礼”，又“将行其言”，此已属明君，理当迅速“就之”；虽不能行“道”，但对知识分子优礼有加，照顾他们面子上尊严的，亦可酌情“就之”。

蒋介石当时在陈布雷的心目之中就属于一位“明君”。1926年春天，蒋托人到沪转送给陈布雷一张附有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遥致推重之意。翌年开春，陈布雷遂应邀去南昌会蒋。“蒋总司令”对他是热情非凡，让他住入总司令部西花厅，并亲自介绍他参加了国民党。这使陈布雷受宠若惊，感激万分，虽未明言，但已有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报答之情。在他看来，蒋不仅“迎之致敬以有礼”，而且还“将行其言”，能够实行陈氏素所崇仰的三民主义之“道”。陈布雷晚年曾向下属透露过一段心曲：

先总理所说训政结束以后，是否还有各党各派问题，在民国十六年以后不久，我早就问过胡汉民先生，胡先生答：“依总理遗教所言，不应有各党各派。”我又问吴稚晖先生，则答：“此问题甚重要，但尚未深思，暂不能作答。”问蒋先生，则答：“此问题极好，唯在未提出此问题之前，实从未想过。不过，以我想法，中国国情不同，不应取人家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我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就死心塌地为他服务。

在国民党诸领袖之中，陈布雷决意择定“蒋先生”了。但是否从政尚在犹豫之中。中国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介于师友之间的个人私交，另一种是君臣相对的行政隶属。陈布雷实在太留恋报人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涯，深知自己的个性也不适合入朝做臣，甚至连形象也不甚匹配，自感“像我这样一个人，矮小，瘦弱，站也站不直，摆在礼堂上也不太像样子”。他遂向蒋表示：机关重职，非己所能胜任，只愿跟随先生左右，充任先生的私人秘书。他颇欲避免为臣的那种拘束地位，只想以个人的身份从旁协助“蒋先生”，报答“明“道”，“道”服从“势”。显然，这两种角色规范在性质上相去甚远，“道”与“势”的关系也截然相反。但作为从政者，偏偏须一身兼二任焉，这就难于回避从“道”还是从“势”的严峻抉择。

在这一问题上，儒法两家理论上的回答是不同的。儒家认定的原则是“从道不从君”。孟子反复强调臣事君必须以道义为基础，不能以顺为上，一味顺从只是“妾妇之道”。他认为，为臣者须有不向权势低头的浩然正气：“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与此相反，法家主张的是“势”高于“道”，甚至“势”本身就是“道”。韩非认为，为臣的唯一使命就是贯彻君主颁布的法令，不得越雷池一步：“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义成荣，不得以家利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不以显焉。”2这等于说，违法固须惩罚，在法之外立功亦应惩罚，因为表现为法的君主个人意志是绝对至上的。

以上述两种理论为指导，中国从政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分为两种类型：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与法家型技术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属于前者，他们凭借着“道”的信念，力图变革现实中的不合理成分，与昏庸的君主权势做着悲壮的抗争。而法家型技术官吏从个人品质来说从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点，即都满足于充当贯彻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庞大的行政官僚系统中发挥系统所赋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对系统本身的改革却毫无兴趣。

及至近代的国民党文武大员中，我们依然可以找到这两类从政的知识分子。张治中与张群是一对色彩反差相当鲜明的案例。他们两人同是蒋介石十分倚重的亲臣，但为臣之道却大相径庭。张治中是一个儒家型的理想主义者，他富于改革精神，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常常在蒋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谏，是国民党上层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如1948年张治中经再三考虑，不惜冒丢乌纱帽以至丢头颅的风险，向蒋上呈了长达数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对国民党执政以来的各项保守政策予以严厉批评，并将之归咎于“领袖”本身的领导失当、独断专行，甚至在文中有蒋“为世界各国领袖中脾气最坏之一人”等语。而张群，尽管从资格来说还是蒋介石早年留学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确定君臣名分，张群便在蒋的面前唯唯诺诺，矮了三分。他老于世故，不思有进，以揣摩蒋的心理、保住禄位为能事。每每见蒋，即备甲乙二案相机行事。他公开透露过自己的为官之道：“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还颇有自知之明地承认：“张群何人？蒋介石走狗也。”

那么，本文的主人公陈布雷究竟属于哪一类呢？应该说，陈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义者，亦非法家型技术官吏，他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陈布雷有自己的救国之道，虽然长期当蒋的幕僚，为蒋起草文告，参与筹划国策大计，但他从未像张群那般政客一样，只是一味顺从，以迎合“领袖”为职责。他毕竟还能够相机进言，委婉地在蒋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极注意君臣位分，为臣者，为忠君计理应对君“知无不言”，但也须适可而止，不可一意任性逞能。陈布雷生来胆怯怕事，他不敢像张治中那样义无反顾地死谏，他谨慎从事，常常在不宜说话的时候保持缄默，压抑自我。犹如他的同僚所评价的： 陈布雷“忠于领袖，处处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将自己‘缩小’，俾领袖可无限‘扩大’，位分遵守得非常严格，确是一个标准的好幕僚”。

然而唯其如此，陈布雷比一般人（包括张治中与张群）要做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外表上虽然酷似一个只知埋头苦干的技术官吏，但其内心仍不失为一个颇有主见的理想主义者。他的朋友程沧波写道：

布雷先生的忧，是无法解除的。因为私忧可以解除，公忧是难于解除的。布雷先生终身之忧，不关个人的穷通利达，而终朝戚戚的，是天下国家之忧……“君子有终身之忧”，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写照。

这段话固有溢美之词，却也透出了几分真情。确乎，在陈布雷终日蹙紧的眉头中幽含着内心无限苦衷。他明明有自己的为国之忧，但这忧却不能向“领袖”直言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不思维着别人的思想；他的笔不再听从自己的头脑使唤，而是任别人随意摆布。他暗暗感叹说：

我自脱离报界以来，即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之言。我只不过是一个记录生罢了，最多也不过书记生罢了。

也许是再也不能自由地思想，痛快地直抒己见，陈布雷虽然为蒋介石写了23年文章，却不复感到是一件乐事，相反，却抱怨“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他说过，自己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最使他难堪的是西安事变后那一次，蒋介石命他为自己编造一篇《西安半月记》。他坐在写字桌前，半天写不出一个字，内心隐隐发现了自己为人捉刀的可怜状，不由羞恼并起，拿着狼毫在墨盒里乱戳，一连戳坏了几支，仍不解心头烦躁。他在日记里无限惆怅地写道：

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和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岂能甘于此哉！

在“道”与“势”的激烈冲突之中，陈布雷的内心被撕裂了。那撕裂的苦痛煎熬着他，令他终日不得笑颜。这苦痛必须在心理层中得到消解，否则那折磨着他的神经衰弱症将更趋严重。他是如何消解这些苦痛的呢？

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也不想，以苦干代替思维。他通常独居一角小楼，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虽然感到不舒服了，但还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作短期的告假”。他最怕的就是空闲下来的时候，尤其是漫漫长夜中的失眠。因为在这样的时刻头脑特别清醒，自我的感觉特别敏锐，平日所受的屈辱也特别触目惊心。因此每晚临睡前，他必服安眠药，以致“他毕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享受’，恐怕只有安眠药了”。

其次是以“坚忍”自勉。他写过一篇题为《谈乐观》的短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夫事业以活动而成功，活动以坚忍为要素。世界万事，唯坚忍乃能成功，故必有乐观之精神。乃有坚忍之毅力，而后所抱持之主义，乃卒因继续不断之活动与奋斗，克达其目的焉。

他要使自己相信，他这种“坚忍”不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为了“所抱持之主义”而牺牲自我的。他之服从“领袖”，乃带有理想的成分，在他看来，既然“道”必须体现为“君”，而“君”在一定的意义上又代表着“道”，那么服从“君”就等于服从“道”本身。如此一来，他愈是体味到自己在牺牲，就愈是发现自己这牺牲的崇高，因而也愈发牺牲下去。

最后是常作退隐之想。当陈布雷的神经实在难于支撑下去时，他便作短期告假，携夫人去旅游胜地疗养。这个时候他才露出些微笑意。“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2他是浙江人，他常常遥想退休之后，在杭州西子湖畔买一块地，在那里安度晚年。不过最使他眷恋的还是那报人的生涯。程沧波回忆道：

在他二十年从政中，我们从旁窥见他的内心，实时时不忘重理旧业，他对新闻界中朋友，随时鼓励不要离开自己的岗位。

当程氏1940年离开《中央日报》从政时，陈布雷为中国又少了一个报人而叹息。而当1947年程氏重返报界，他特寄书道贺，充满羡慕之情地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他自己亦一再向夫人表示：“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岗位，专以文章报国。”

然而，陈布雷又何尝退隐得了呢？他有“终生之忧”，他的使命感太强，虽“时作摆脱之想”，但“及中日战时，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更使他难以下退隐决心的，是他在感情上离不开“蒋先生”。他觉得，他离开蒋，不仅对蒋个人是个打击，而且于国亦不利。因为在他的心目之中，蒋即国家的人格象征。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结束战端四起的乱世，除了“蒋先生”还能有谁呢？尤其当陈布雷50岁生日时收到蒋手书的贺词“宁静致远，澹泊明志”时，他更是不忍离开了：“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陈布雷感到，“知我者唯蒋公也”，他决意从一而终，为蒋分劳分忧了。

久而久之，陈布雷内心的“道”就不知不觉地全部移情到“君”的身上，以“君”之“道”代替了自我之“道”。他的头脑装的是蒋的思想，他的笔下流露的是蒋的口吻。当他尚未与蒋相识，还在《商报》以“畏垒”之笔横扫千军时，有人因他过于直言不讳而劝他不妨用曲笔，陈布雷充满豪气地回答：“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4然而20年之后，当《大公报》主笔也以陈氏当年不怕吃官司的勇气批评时政时，陈布雷却甚为不满地说：“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要指挥政府，甚至于指挥最高统帅。”5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社会使命在于辅佐君主建立“一统”，确定“一尊”，一旦他们自己的“道”得“势”，成为正统时，即将别的“道”都看成“异端”，看成“歪门邪道”，看成对政府的威胁。陈布雷尽管性格中庸，但这样的心理定势亦不能免。

在“道”与“势”的剧烈冲突面前，从政的陈布雷既然不能像张治中那样据“道”力争，那么为了消弭内心的焦虑，他就只能以“势”为“道”，认“君”作“道”了。这，恰恰为他日后殉蒋铺设了道路。

是“道”择错了“势”，还是“道”本就不该“择势”？

当我们追随陈布雷走到这里，就将接近陈氏之死的谜底了。

陈布雷在临死时，曾给上至“总裁”下至儿女，以及妻子、兄弟、同事、好友一一留下了遗书，反复表白自己的自杀乃“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1。的确，陈氏当时神经之疲惫是到了接近崩溃的地步，但这并不构成其走向绝路的真正理由。类似的神经疲惫在抗战时期也曾数次发生，但他当时并未因此而轻生。那么，真正构成他死因的那些“无可奈何之苦衷”“万不得已之心情”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仍然从表面动因着手探究。陈布雷之所以在这之前一再神经疲惫而一再重新振作，乃由于有一种信念支撑着自己，这就是他认定了蒋即“道”。正因为如此，陈布雷尽管“从政本非素愿”，结果还是勉为其难；尽管日作“摆脱之想”，结果还是不忍离去。他所跟定的、他所留恋的不仅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君”，更是“君”所体现的那种“道”。然而，随着国民党的腐败日深，随着“党国”的败局已定，他愈来愈失去了那份自信。他身为不离蒋左右的最高级幕僚，自然耳闻目睹一般人所不知的最黑暗内幕，他深知造成这一局面的不是别人，正是“蒋先生”自己。一开始他还不敢去想这件事，他尽量自己欺骗自己，甚至自我安慰说：国民党的举措的确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再腐败，至少20年天下总可维持的。但到了1948年秋天，他知道再也不能自欺了，“本于他二十年的经历，看透了过去的一切，也就预见了当前的危机”2。他发现国民党最终已失去了“大势”，他看到了不可扭转的历史大势。他不由得问自己：这就是我所虔诚信奉的“道”么？如果不是，那岂非意味着那“道”择错了“势”？！

他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以致达到了崩溃。意识到这一点，他禁不住浑身冒汗。这无非意味着他以往的牺牲—为“国”的牺牲、为“君”的牺牲，皆属毫无价值，不仅不显得崇高，反而显得可笑。他原本从政是为“治国平天下”，然而落得的结局却是“误国乱天下”。这岂非是民族的罪人么？在后人的史书中，自己不就是一个乱臣

贼子么？

倘若陈布雷像其他“党国要人”那般昏庸，自然可以不必如此认真。他的四弟也劝说过他“百事要看得‘浑’些”，但他自知“知其意而做不到”，他的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3他生性古板，做人严肃得顶真，一旦发觉自己“已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那“决绝”之念便“复屡萌而不能自制”4。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蒋，看着“党国”与自己的“道”一起毁灭，唯有一死了之。

然而，陈布雷却感到活着是一种罪孽，而死去同样是“一种无上之罪歉”。如果是尸谏，那倒也不乏悲壮，不乏凛然之气，但陈布雷知道自己并非如此，他的信念已经崩溃了，他已无谏可陈。他的死实在是一种逃避，一种“对国家不负责任”的逃避。他觉得对不起国家，尤其对不起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的“蒋先生”。到这个时候，陈布雷对蒋的心情依然是万分复杂的。他对蒋发生了怀疑，但又害怕自己的怀疑，他发现自己竟然在心理上背叛了蒋，这着实使他吓了一大跳，因为这近乎“不忠不孝”“犯上作乱”之心。他在给儿女的遗书中强词辩解“国家遭难至斯，社会浮动已极，然我国家之中心领导此廿年来方针上绝无错误”1，实是对自己真实心态的掩饰。20年来，他与蒋的感情实在太深了，他可以在理智上发现“道”与“君”的位差，但在情感上无论如何也斩不断与蒋的联系。蒋虽然已“未行其言”，但毕竟对他陈布雷还是“迎之致敬以有礼”的，按照孟子的古训，是不该“去之”的。但绝望中的陈布雷却不能不死，可他又实在担忧自己的死给蒋带来的伤害。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真诚地写道：

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着眚……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

当他在信末署上“部属布雷负罪谨上”时，自可想见其当时的诚惶诚恐心态。为了减轻一点对“领袖”名誉的伤害，陈布雷甚至连公布自己死讯的讣告如何措辞都周密想妥了！这样的愚忠恐怕在二十四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不过，陈布雷并不敢奢望将自己的名字列入忠臣祠里。他仅感到自己死得很渺小：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偏偏自己死得是这般窝囊，这般毫无价值，以至于连真正的死因都难于启齿！写到这里，陈布雷不禁潸然泪下：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只有罪愆，别无可说……

陈布雷死了。他的死震惊朝野。在贪污成风、腐化遍地的“党国”大员中，像陈布雷那样廉洁奉公的个人品质是众所公认的。他没有个人的癖好，将全部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公务；他常常独身一人居京，虽周末有车可回沪省亲，可一年也不过回家六七次而已；当其他“党国要人”趁发行金圆券之际大捞一把时，他却奉国家法令规定，将家藏的所有金银交出来换成不值钱的纸币，以至于当他撒手而去，所剩钱款仅够买两石米！陈布雷确乎一介书生，他是两袖清风而来，清风两袖而去。然而这样的个人品质又于大局何补？倘若仅仅以从君为准则，以廉洁为美德，而对整个官僚结构不思改进，如此的个人品质不是近于迂腐么？

在“党国”大厦将倾之际，“从君不从道”的张群跟着蒋介石逃遁到台湾，“从道不从君”的张治中则毅然与失“道”的蒋分道扬镳，而陈布雷却死了。他是殉道呢，还是殉君？他是清醒至于绝望呢，还是士为知己者而死？—这倒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谜中之谜。

陈布雷在临死前不久，曾对人说了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他仿佛是谴责自己，又仿佛是告诫后人：

不该从政，应该从事新闻事业。

这是否意味着，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终于醒悟到：与其说是“道”择错了“势”，倒毋宁说“道”本不该择“势”，而自身就应该成为一种“势”？

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布雷之死就并非毫无价值，它毕竟留下了值得深思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