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二:"同文馆"的四十年困顿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得中国人的内心，有一种宏大的东西在发生。 沉寂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又有了一次新的“王者归来”。

“京师同文馆”的开设

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恭亲王奕訢、桂良、文祥上疏，提出拯救清朝的《章程六条》。这“六条”是：一，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统筹与欧洲国家的外交；二，在上海、天津任命南北洋“通商大臣”，定点处理第一线的洋务；三，各地添设“关税”，意味着多个省份有了对外贸易的自主权；四，各省“将军督抚”可以“办理外国事务”，地方有部分的外交权 ；五，开设“同文馆”；六，各地商情和外国新闻“按月咨报总理”，以便中央了解外洋形势。“六条”的实施，确确实实开始了“洋务运动”。为了应付洋人，京城里陆陆续续有人说“洋话”了。

“京师不得说夷话”！围绕着“洋务运动”，特别是要不要落实章程第五条，开设“京师同文馆”，赞同者少，反对者多。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说洋文丢不丢人？不得已和洋人打交道，就让那些广东人、上海人去说洋文好了。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一八六二年八月二十日）奕訢等人不顾周围人们的憎恶，上奏《同文馆章程》六条。得到西太后的批准后，“同文馆”开始兴办。但是，谤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个早已被叱骂为“鬼子六”的“洋务派”。以大学士倭仁为首，反对舆论甚嚣尘上。一八六七年，奕訢头痛地说：“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反对说“洋话”的舆论，弄得开张好几年的同文馆招生都困难，门庭冷落，令奕訢很丢面子。奕訢说的“无稽谣言”，是一条京城“段子”：一八六七年北京春季大旱，瘟疫流行；六月十日沙尘暴，大白天的紫禁城两个时辰内里昏暗如黑夜。居然，有一位谏议大夫杨廷熙乘机上疏说：“天象之变，必因时政之失。京师中街谈巷议，皆以为同文馆之设，强词夺理，师敌忘仇，御夷失策所致。”杨御史把北京的沙尘暴，怪罪于奕訢等人在朝廷招人说“洋话”，真的很“无稽”。

“京师同文馆”的行政级别很高，直属“总理衙门”，一应经费都由恭亲王奕訢拨出，校址设在东城东堂子胡同，就在总理衙门的后面，衙门官员常来串门，时时照拂。说起来，“总理衙门”是“洋务运动”的中枢机构，权能“位居六部之首”，但是几十年里它只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衙门”，决策和理政为主，操办和治事为辅。真正由总理衙门一手操办的实际事务只有直隶地区“一文一武”两项事业。“武”是新编一支西式装备的北京卫戍部队“神机营”；“文”就是开设“京师同文馆”。“京师同文馆”的馆址据说原是蒙古大学士赛尚阿（？-一八七五）的府邸，是一大片的四合院。后来担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在他的《同文馆记》中说：教室、图书馆、学生宿舍，“整个看来，恰像一座兵房，或是一所营幕。”从奕訢的初衷来看，“同文馆”和“神机营”具有同等地位，是“总理衙门”直属的文武两将。他指望着同文馆培养出一大批“子弟兵”来，满口洋文，伶牙俐齿，锋芒毕露，在外交场上充当“以夷制夷”的将士。

同文馆既是清代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学校体制、选拔制度和知识体系的重大革新。清朝走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洋文”已经不止是“洋泾浜”两岸“刚白度”（买办）们的语言，它们已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全面冲击。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以帮助理解后来发生的各项冲突。起初，按照一八六二年奕訢设计的原始蓝图，同文馆只是一所单科性的“外语学院”。同文馆里设立 “法文馆”、“英文馆”，早在康熙年间设立的“俄文馆”也并了进来。后来，考虑到德国势力东来，一八七一年增加了“布文馆”（普鲁士文，即德文）；鉴于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崛起，一八九七年又增加了“东文馆”（日文）。这样，英、法、俄、德、日文，京师同文馆总共设有五个外文系。一八六六年，京师同文馆施行了另一项重要改革。奕訢上疏，申请增加“天文馆”、“算学馆”等系科，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这一举措，具有革命性，实质是把同文馆从单科性的“外语学院”，升级为综合性的“文理学院”。在洋务派看来，这应该是循序渐进、顺理成章地引进“西学”的另一步。往下推进，同文馆还应该成为介绍西方法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综合性大学”。但是，这“另一步”便引起保守势力的极大反弹。

总理衙门在一八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奏折中提出，“现拟添设一馆，招取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汉文业已通顺，年在二十以外者，取具同乡京官印结或本旗图片，赴臣衙门考试。”争议在于新添设的“天文算学馆”，拟定要在科举制名下的秀才、举人中招生，在科举“正途”外，别出一途，与旧学制争夺生源。在传统人士看来，奕訢推进同文馆事业，着实是“捞过界”了。不考“八股”考“西学”，首先反对的是内阁六部、翰林院、国子监等高级官员。文官都是靠八股文吃饭的，每次都借着科举考试的机会，在京城和各地巡回，充当考官。被地方逢迎招待，威风神气不用说，还能超拔自己喜欢的学生，结为私党，贪墨者还作弊收受贿赂。同文馆鼓励“正途”出身的学生学“西学”，另为一科，无疑是挖科举制的墙脚，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

稍稍透视一下就可以发现：“学不学洋文”的“中西”之争下面，藏着一个“改不改科举”的“古今”之争。奕訢声张“西学话语权”，争取更多的朝廷行政实权。反对派领袖倭仁，维护传统的“理学话语权”，代表了一大批京官的既得利益。毕竟大家都是靠讲“四书”吃饭的，谁也不愿意费劲去学那聱牙的“洋文”，更不愿为此丧失权力。那位指责京城人士说洋话，得罪上帝，降了灾异的杨廷熙，说到他不愿学“西学”时态度很坦率：“西学”这件事，“疆臣行之则可，皇上行之则不可；兵弁少年子弟学之犹可，科甲官员学之断不可”。他是说，“西学”可以在地方上搞，“洋话”可以到上海、广州的洋场去说，无知无识的武夫子弟也可以学点西方知识，唯独北京的官员，以及预备来朝廷做官的秀才、举人，断断不能学“西学”！可见围绕同文馆发生的中西“语言”之争，其实是朝廷内部的新旧“话语权”之争。它牵连出深一层次的科举制“合法性”之争，而落实为洋务派和保守派的“利益”之争。

保守派反对同文馆理由之一，是认为英文、法文都是“敌人的语言”，国人说“洋文”者，类同“汉奸”。这种孩子气的简单逻辑，在大学士倭仁的上疏中是这样表述的：“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凌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戮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恨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乎？”倭仁的这种态度，表面上是保持“气节”：“洋话”不说，“夷人”不用，“西学”不习。但是，果然如此这般，那同治年间的中国人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作为呢？难道真的是“《孝经》可以退兵”、“《论语》可以治河”吗？这种态度，显然是“理学家”的意气用事，于事无补。倭仁可能患了“战败综合症”，也可能是在传统“夷夏观”主导下犯了意识形态“虚妄症”。但是最可能的还是他“理学家”的地位受冲击，既得利益受损害后的心理变态的反应。倭仁连久已流行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说法也不承认，历史学家历来指责他为“顽固派”，真的不错。

无奈是清朝士大夫倘是不通“洋文”，“中兴”便寸步难行。清朝的“自强运动”，正是从开设同文馆，学习“洋话”开始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倭仁以下的顽固派也知道“西学”不能不讲。但是，他们居然有一种假设，“西学”可以由外省的俗人去讲，京城的士夫、官宦和皇帝千万不能讲。这种抵制“西学”的态度，居然又在北京流行了三十年。晚至一八九一年，亲政后的光绪皇帝，想推动处于僵局中的“变法”，不得不自己带头学英语，在北京和朝廷推广“西学”。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正是同文馆的毕业生张德彝、沈铎。“中国皇帝学英语”，是当年伦敦、纽约的热门新闻，传为国际美谈，可惜太晚了。

“京师同文馆”与“上海广方言馆”之消长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依然延续着明清以来“地方先导”的态势，众多领域内的变革都是由地方精英人物推动的。以“京师同文馆”（一八六二）和“上海广方言馆”（一八六三）、“广州同文馆”（一八六三）的经验为例，在最应该由清廷领导的全国文化、教育的现代化运动中，朝廷高官也是处境尴尬，远不及地方精英动作灵活，资源丰富。身居中枢的总理衙门大臣们，本该像邻国日本的内阁大臣那样强有力地介入全民族的“现代化”运动，然而事实上他们在引导全国新式事业的发展中无能为力，常常落在地方的后面。从几十年的办学效果看，“京师同文馆”远远不及“上海广方言馆”和“广州同文馆”。

在兴办同文馆同时，上海广方言馆在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主持下，发展比较健康。冯桂芬是六十年代上海的洋场内外最重要的地方人物之一。他是老资格的苏州籍进士，道光二十年（一八四O）高中榜眼，点为翰林。太平天国时期辞了京官，和曾国藩、李鸿章一样，回乡组织团练。兵败后流寓上海，和“洋枪队”一起“会防”江苏。事实上，正是冯桂芬向李鸿章、奕訢等建议开设同文馆。他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一八六一）中提出：“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聪颖文童，倍其禀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当京师同文馆设立后，冯桂芬马上提出要办“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他在《校庐抗议·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一八六二）中说：“通商纲领虽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二海口尤多，势不能以八旗学习之人兼顾海口，惟有多途以招之，因地以求之，取资既广，人才斯出。愚以为莫如推广同文馆之法，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各为一馆。”冯桂芬申辩说：“总理衙门”固然是中枢，握纲领，但是具体经办的涉外事务多在上海和广州。只有在上海、广州兴办同文馆，招收愿意学习“洋文”的汉人子弟入学，变法才有希望。

顽固的清廷需要开放的地方来推动，奕訢在开设同文馆之初已经认识到这格局，在上海、天津分设南、北洋大臣，便是一计。听从冯桂芬等人的建议，奕訢一开始就从南方调用人才。他在一八六二年上疏中提出：“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从师资，到教材，到教学方法，北京的外语教育都要仰仗地方。广州是“粤海关”老通商口岸，“十三行”周围，穗、港、澳中外势力盘根错节，关系密切。上海则是一八四三年以后新开辟的商埠，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发展，洋场规制超越了广州，成为对外贸易中心。费正清等人在他们编定的《赫德日记》中说：“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上海的《北华捷报》就声称：‘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洋行、银行、公司之外，一八六○年代的上海，新式文化事业已经形成规模。中外文人一起办报纸、开书局、设医院、建学校，合作合资，非常普遍。“中外熙洽”的气氛已经先在上海等口岸城市形成，“华洋杂处”的格局在上海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奕訢向南方寻求各类“涉外人才”，确实算是“识时务”之举。

一九○一年张之洞制定“壬寅学制”时，京师同文馆被改名为“译学馆”，按《学堂章程》并入“京师大学堂”。京师同文馆本来应该自己发展为“皇家大学”，成为全国教育改革的垂范。但是，四十年办学，同文馆连最基本的外语教学也没有搞好，除了做了一点“西学”翻译普及工作外，在新式人才的培养上证明是完全失败的。一八七一年，在京师同文馆法文馆里学了九年的庆常，随崇厚出使到法国，不能作任何翻译工作。结果还是在法国滞留多年，专门请了老师，才慢慢学会法文。还有一位德文馆学生荫昌，读了五年德文，光绪三年随刘鸿锡出使，以“三等翻译官”被派往德国，结果连日常德文都不能对付，被降为“四等”。光绪十年许景澄出使，荫昌又被派去柏林，德文还是不行。京师同文馆英文馆首届十名学生中，只有张德彝一人的英语堪用。

从成才学生统计分析，京师同文馆远远不及上海广方言馆。清末比较有名的外交家，大多出自上海。汪凤藻，江苏元和人，上海广方言馆首届四十名学生之一。在学期间，汪凤藻英语轻松过关，并开始跟随“外教”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研习“西学”。就在北京激烈争论是否要开设“天文算学馆”的时候，汪凤藻等人已经掌握了“几何”、“微积分”，并开始为“江南制造局译学馆”翻译作品。一八六七年，京师同文馆的“算学馆”好不容易招了三十名“八旗子弟”来学“西学”，因为资质太差，半年内不得不辞去二十名纨绔学生。总理衙门紧急徵召上海广方言馆和广东同文馆高材生填补缺额。汪凤藻等四名上海同学，六名广州同学北上京城，支援清廷办学。汪凤藻在京师同文馆的纨绔学风中，出污泥而不染，脱颖而出。一八八二年中为举人，次年进士及第，随又点为翰林，兼了“西学”与“正途”，帮助奕訢实现了同文馆理想。一八八七年，汪凤藻随苏州同乡，状元洪钧出使俄德奥三国，任二等参赞；一八九二年，接替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使日本。光绪年间，全国找不出第二个像汪凤藻这样既懂洋文、又有功名的“复合型人才”。很多高官都想延揽这个名声在外、一生并不得志的汪凤藻，一九○二年曾被盛宣怀任命为上海南洋公学的“总办”（校长）；一九○二年张之洞举荐他担任京师大学堂“格致科监督”（理学院长）。

把地方学校的学生“咨送”、“保送”清廷，艰难地维持着“京师同文馆”的教学。粹取苏精所著《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中的资料，编成一份上海广方言馆的校友名录，读者自可发现京师同文馆的有限业绩，还都靠地方同文馆的人力资源。杨兆，浙江吴兴人，幼年即随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中文的胞哥在校学习，为首届学生之一。一八七一年，他被第二批保送到北京，支援京师同文馆。在馆中，他年龄最小，成绩最好。一九○二年出使比利时，是同文馆学生中继汪凤藻之后的第二个“出使大臣”。吴宗濂，江苏嘉定人，一八七六年入馆学法文。一八七九年保送京师同文馆，一八八八年起任翻译官，出使欧洲各国。一九O九年，吴宗濂被任命为出使意大利大臣。胡惟德，浙江吴兴人，一八七六年入上海广方言馆算学馆，兼修法文、英文。一八八九年随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曾列入张之洞的举荐大名单，并在一九一一年出任袁世凯内阁的外务大臣。刘式训，江苏南汇人，一八七九年入馆学法文，一八九O年保送京师同文馆。随使欧洲，才能为许景澄、孙宝琦等出使大臣欣赏，后担任首任巴西出使大臣。一九一六年，担任外交部次长（副部长）。陆徵祥，江苏上海人，一八八三年入上海广方言馆，一八九一年保送京师同文馆，第二年就受到许景澄的赏识，年方弱冠，便出使欧洲。在任期间，积极推进外交领域的改革，称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一九一一年在唐绍仪内阁中任外交总长，后更担任国务总理。颜惠庆，江苏上海人，一八九五年之前在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此后留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九OO年回国，赐为“译科进士”，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一九一二年开始，出任驻德公使、外交总长、内务总长等职，一九二二年任国务总理。张君劢，江苏宝山人，一八九九年入上海广方言馆。一九O三年转入震旦大学学习，一九O六年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此间追随梁启超，从事宪政运动。一九一八年更留学德国，学习西方哲学。回国后一直活跃在思想文化论战的第一线，成为二十世纪有很大影响的哲学家。

在清末民初混乱的政局中，踏上官场的途径有很多条。有“捐纳”，出钱买官；有“恩荫”，靠祖上的功德；有进“幕府”，等幕主的举荐；有“领军”作战，以军功论赏封侯；当然，还有越走越细，穷途末路的的“科举”道路。但是，无论是从“官宦正途”，还是从“旁门左道”上来的满朝文武，都止步于外交部。外交部的位置，越来越多地留给了“职业外交家”。在中西方文化悬殊的时代，外交官在所有的官员中最具有“职业性”。懂得外语，知晓礼仪，具有“西学”知识，了解“国际公法”，这些“职业”要求，都使得传统精英和基层武将不能够轻易染指外交部。清末民初的外交舞台上，上海广方言馆出身的江浙籍学生通过总理衙门的选拔，日益为北京朝廷所用。从上海出来的外交家，覆盖了清末民初，乃至往后的外交界。江浙上海人办外交，一直是中国官场的突出现象。原因就在于士大夫、官僚、军阀统吃的腐败官场，“外交部”是唯一提倡和落实“职业化”的部门。清朝的各部官制，如果都能够像外交部那样多多引进南方专业人士，施行“职业化”改革，多用“洋进士”、“留学生”，会有助于在北京形成一个“新派”的专业人士集团，至少可以在行政过程中稍稍阻拦政客、军阀们的倒行逆施，这确实就是当时中外舆论的共识与敦请。

语言、身份和认同

齐如山（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先生是京师同文馆的晚期学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描写了当时北京人厌恶学外语的风气，说：“（同文）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京城一般人家的风气真的这样认为：会说“洋文”和信了“洋教”一样，他们都不是中国人了。用当代政治学的观点看，当时的北京人是把“语言”（Languages）看作是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重要指标，一说“洋文”，便是“洋人”。齐如山提示的“集体认同”，给人的压力一定相当大，以至于奕訢等人不得不一度表示说，同文馆是可以停办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俟八旗学习之人于文字语言悉能通晓，即行停止。”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群体中，群体需要自己的“认同”。“种族”（Race）、“民族”（Nation）、“族群”（Ethnicity）、“宗教”（Religion）、“性别”（Gender）、“性征”（Sexuality）上的种种特征，都会把一个特定的群体凝聚起来，形成“集体认同”。“语言”能够形成“认同”，有些群体是把“语言”看作最重要的“集体认同”的。犹太人顽强地把希伯来语作为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特征的载体，法国人热爱自己的法语文化传统，加拿大魁北克人民为了保持自己的法文传统不惜闹独立，都属于这层关系。在意识到自己的“认同”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特征，算是合理的行为。但是，倭仁等人在京师同文馆事件上表现出来的“语言抗拒”，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文化认同”，而是拒绝对话和交流，因袭过去歧视“蛮夷”而来的非理性行为。

清朝除了维持澳门、广州地方的“通商贸易”外，朝廷一直拒绝与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大西洋”国家面对面地交往。北京不让外国人逗留和居住，嫌他们“夷性犬羊”、“好利蛮横”。“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在清朝人的心理上，也还是“赐”西洋人通商贸易，给牟利的商人们一条活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闯了进来的欧洲列强，还有镇压不住的太平天国，西太后和恭亲王奕訢不得不开始改革。新设总理衙门，开办同文馆，一个原先是用后背对着世界的老人，扳转了一百八十度，正面朝向咄咄逼人的列强，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无论如何，原先独处的中国人需要和其他民族交流，历来孤傲的中国人更需要倾听别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人开始学习外语，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理性行为。

倭仁（一八○四-一八七一），蒙古正红旗人，和曾国藩等人都拜在理学家唐鉴的门下。一八六二年任工部尚书，后升任文渊阁大学士，为同治皇帝经筵讲师，俨然是意识形态的“国师”。从他们一群人在一八六七年激烈辩论中熟练使用的话语来看，反对开设同文馆的根据在“理学”。倭仁的学生，御史张盛藻上疏：“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天文算法”是精神污染物，清朝不得已要利用，但绝不能向处于主流地位的“文儒近臣”浸染。二百多年来，清朝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主要是两大支柱：一是“理学”意识形态；二是满、蒙、汉八旗军队。“八旗”崩塌后，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理学”了。文官的“智勇”，不过玩弄意识形态，他们是靠旧“话语”来保持昔日的“权力”。

思想史家常常指倭仁是“顽固派”，其实，经历了一八六一年屈辱的“城下之盟”，倭仁并不真的认为能够“以礼克兵”，打退洋人。领教过西方科学技术的厉害，他也不得不承认欧洲人的“船坚炮利”。他坚持“理学”教条的基本动因，初不在于“抵制西方”，实在是要“防备曾李”，这一点要仔细分析才能透视。他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五日的奏折中说：“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这种话暗藏杀机，是说给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听的。同治年间的北京官场，都知道曾国藩统军荐人，用足了“权谋”；还有，李鸿章在上海，正大量引进西方“技艺”。他们和洋人合作，心里想什么，是否会“皇袍加身”，“取而代之”当皇帝，朝廷也没有把握。倭仁眼看昔日曾经的“门下行走”曾、左、李在南方“洋务”事业中渐渐坐大，并开始侵夺朝廷权力，心有不甘。朝官别无长物，只有传统的意识形态！倭仁反对同文馆的“西学”教学，坚持“理学”教条，其实是想通过垄断意识形态的解释权，继续把持“话语权”，占据权力要津。权力斗争，不是用公开坦率的方式来进行，而是羞羞答答地用“仁义道德”的“学问”来遮掩，这种迂曲行为，当然是既愚蠢又虚伪。

恭亲王奕訢的绰号是“鬼子六”，被认为鬼点子很多。《翁同龢日记》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记录了北京人为同文馆事给他拟的一副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还有两副对联讽刺奕訢的同文馆是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奕訢确实“鬼计多端”，他过人的精明在于在谈判中已经摸到洋人愿意维持清朝统治的底牌，也料定曾国藩、李鸿章等汉人将领并不敢当皇帝，更能够看穿倭仁等人放出来的是意识形态“话语”假象。面对种种纠纷，他和总理衙门诸大臣能够做的就是“不争论”，认准清朝发展和稳定的硬道理，用利益的方式谈利益。他自知总理衙门“位居六部之首”，权倾一时，又推行着有争议的“洋务”，必然招致旧臣的反对。他的出招方式是“请君入瓮”。不和你争论，让你来衙门当大臣，分权给你，自然不再反对。曾经激烈反对“洋务”的毛昶熙、沈桂芬进入总理衙门之后，都成为奕訢的坚定支持者。在同文馆见习了中国宫廷政治的丁韪良总教习，佩服地说：“（奕訢）奏请皇帝给他的反对者在衙门中安排位置。亲王知道，反对者一旦入了衙门，不久就会发现，亲王的政策才是应付外国的唯一可行办法。”

针对倭仁的“理学”声张，奕訢也试过“请君入瓮”之计。他曾经请倭仁加入总理衙门，遭到拒绝。一八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奕訢有奏折，要皇上“请择地另设一馆，由倭仁督饬，以观厥成”。奕訢的想法是，既然倭仁反对“奉夷为师”，那就请他负责办一所自己的“天文算学馆”。倭仁语塞，表面接受后，背后玩了一个小伎俩。他在一次骑马的时候，故意跌下马来，“中途故坠马，遂以足疾请假”。奕訢知道倭仁的秉性，既不深究，也不勉强，争议从此搁置。故事被《清朝野史大观》记录下来，颇能说明倭仁“理学”家的伪善人格。

“鬼子六”奕訢是清朝贵胄中的功利之人，确实并不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开设“同文馆”，教习西洋语言文字和学问，立意并非是为了消弥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增加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而是为了挽救清朝的统治危机。同治年间，只有在上海从事文化翻译活动的王韬等少数人，具有了初步的“全球化”意识，比较超越地把“西学”看作是人类精神融通的工具。王韬意识到“六合将混为一”，并且在他的《原道》中主张用“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方式来实现地球（“六合”）范围内的“大同”。作为一个在危难之际出面拯救清朝的皇亲大臣，奕訢自然也是把欧洲语言看作是一种“权力话语”。和顽固派不同的是，奕訢积极而正面地肯定“洋话”可以用作清朝的统治工具，而不只是一种威胁。

“语言”的初级功能，当然是用来生存的利益工具。在上海，在广州，一批掌握了“洋泾浜英语”的“通事”、“刚白度”们，利用中外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引起士大夫阶层的羡慕。冯桂芬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愤愤地说：“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耻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李鸿章在他著名奏稿（一八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中惊呼，“四民”之外，有一个“新阶级”在产生：“查上海通事一途获利最厚，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对十九世纪沿海“买办”来说，外语自然用来达到个人的功利目的。对同治时期总理衙门的官员来说，推广外语则有民族的功利目的。中国需要参与“商战”，加入全球竞争，谋得自己的利益，否则就会被“列强”淘汰。功利目的太强烈。不同语言中的文化内涵就会被忽视，“跨文化”的语言交流就会迷失其根本宗旨。

非常遗憾的是，唯一在朝廷倡导学习西方语言的京师同文馆，也是一家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机构。奕訢完全是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看待西方“语言”，他不相信欧洲语言中也包含有高尚的精神文明，认为充其量有一些“天文历算”的“奇技淫巧”。他考虑的并不是“洋话”会冲击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使中国人不像“中国人”。相反，奕訢敏锐地感觉到并为此焦虑的是：如果满族人不去掌握法语、英语，全部让那些在上海、广州的汉人掌握了外语，占据了中外交涉的要津，清朝统治者就会进一步丧失其政治优势，眼看汉人在更大范围内的攫取更多的权力。因此订立的《同文馆章程》第一条就规定：“应由八旗满、蒙、汉闲散内，择其资质聪慧，年在十五岁上下者，每旗各保送二三名。”奕訢希望“八旗子弟”能够熟练掌握外语，将来控制“洋务”利薮。在这一层面上，奕訢考虑的是如何用一种新进的“强势语言”来强化满洲人和八旗子弟统治阶级“身份”（Status）。既然奕的私心，只是为传统的满族既得利益阶层谋求新出路，京师同文馆的失败，也早就在命运的注定之中。

一八六二年总理衙门选定“同文馆”的名称，在放低文化姿态，营造平等对话的气氛方面，是对儒家“夷夏观”的一个突破。所谓“同文”，是秦始皇统一中原，归并六国时“车同轨，书同文”的说法。但是，十九世纪的法文、英文已经是国际“强势语言”。清朝的“同文”实践，谈不上用中文去同外文，所谓“同文”，其实的涵义是“翻译”、“沟通”，无论如何，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新境界，一次大跨越。

同治年间，中国有人开始把十九世纪的列强世界，看作是放大了的“春秋战国”，因之也有了一个更加浪漫的理想。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中国经典》和基督教《圣经》翻译的王韬，觉得有朝一日这个世界会“六合混一”，全球合为一体，各民族将无分种族、肤色和信仰，自由贸易，和平相处，人们将平等地学习和应用各民族的语言，借以沟通。继明朝崇祯年间的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主张后，清朝同治年间又重现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文化理想。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使得中国人的内心，有一种宏大的东西在发生。沉寂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又有了一次新的“王者归来”。可是，这场“宏大”的“归来”，身在北京宫阙之内的奕訢等人却无法感受。无论“鬼子六”这批改革家多么的警觉和鬼魅，他们并不真的理解这个世界，因此也无法挽回清朝的衰败。虽然我们可以说，总理衙门内励精图治兴办洋务，苦心孤诣操弄京师同文馆的桂良、文祥、沈桂芬、董恂等人，是一批“干才”。然而，所谓的“时务派”，也真的不过就是一批“识各国之时务”的“朝中俊杰”而已。困顿了四十年的“同文馆”实践，最后仍然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