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修仙：古代中国的修行与社会记忆》，作者：[美]康儒博，译者：顾漩，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在实际生活中，修道者并不能完全脱离主顾关系的制约。《神仙传》中说：
灵寿光者…… 年七十余，乃得未英丸方，合而服之……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巳年二百二十岁，后死于江陵胡冈家。殡埋百余日，人见之在小黄，寄书与冈，冈得书，掘视之，棺中空无所有，钉亦不脱，唯故履存焉。
这些叙事细节说明，对于仙术感兴趣的外人会赞助一些修道者，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食物和其他物品，以及提供活动场所，可能是室内的，也可能是室外的。这是一个隐含的故事，也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晚些时候道教活动的一些特征———例如，上清派运动中，杨曦就作为徐氏家族的代表，在他们的赞助下活动。
灵寿光和他赞助人胡冈的例子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在王远的传记中，一名叫做陈耽的赞助人就为他建造了“道室”，一天两次供奉他（旦夕事之）;并且他只是求取修道者的护佑，而不求取道术（但乞福，未言学道也），于是获得了身体健康、牲畜粮食兴旺的祝福（这个细节让人想起《庄子》中描述的神人）。和胡冈一样，他也组织了王远的葬礼，心里却明白王远已经成仙了。文本还说明，有些赞助人自己也注定要成仙。“远卒后百余日，耽亦卒。或谓耽得远之道化去;或曰，知耽将终，故委之而去也。”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常常会将一个人表面的死亡说成是成仙，所以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当时一定引起了很多讨论。这段故事也暗示了另一方面———除了受到“护佑”，赞助人可能可以从赞助修道者中获益：不论是实际的道术还是单纯的声名，他们都能从修道者的光环中获益。
相当多的仙传中，我们都能看到相同的模式。有时候，赞助人是统治者，更常见的则是当地的官员。他们承担着赞助修道者的角色，为他们提供住所、举办葬礼、提供别的物品和服务。
在碑文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样的叙事模式。成于公元169年、1991年出土于洛阳一座墓葬前室的石碑（肥致碑），先是描述了修道者肥君的事迹，接着，碑文开始描述他的赞助人许幼，碑文这么说：“功臣五大夫洛阳东乡许幼仙，师事肥君，恭敬烝烝，解止幼舍，幼从君得度世而去。”之后，碑文说明是许幼的儿子许建立了这块碑，文中所说的“度世”究竟是说许幼成了仙，还是仅仅长寿，我们并不清楚——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与看到赞助人和修道者相比，他所处的状况会有些许的模棱两可，观点会有差异。明确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墓碑上所呈现的赞助人—修道者关系，这是考古发现，而且是现存的仙传文本或者历史文献所述，这也就说明这样的赞助人—修道者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至少在官僚阶层中如此，而不是仙传文本的创作。
这样的碑文，一方面构成了现存仙传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和仙传一样是集体记忆的果实。这些叙事令人震惊的是：赞助人常常和修道者一起被人记忆，在集体记忆中留存，构成了赞助者某种形式的不死，而与他们是否真的成仙无关。
关于修道者—外行人之间关系的描述并不仅限于仙传。即便在极为反对这类行为的文本中也有所记载，这进一步说明这种关系并不仅仅是仙传的想象，也是在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我们在第五章中详尽地介绍了古强的故事，葛洪认为他谎称自己极为长寿，最后是死在了寿春黄整家中。黄整“疑其化去，一年许，试凿其棺视之，其尸宛在矣。”很显然，黄整听说一些修道者在赞助人的帮助下完成“尸解”的故事，他也希望能够成为空棺材的发现者，从而将自己的名字与成功的、受人仰慕的仙联系在一起。当他看到古强的尸体———真正的尸骨而不是幻象———出现在棺材中时，一定失望透了。
更一般地，关于贵族（可能还有一些统治者，虽然这方面的证据比较零散）“侍奉”并向修道者赠送礼物、供品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史记》。司马迁抱怨说，那些谎称自己长寿的人因为追捧者的馈赠而变得富裕。类似地，葛洪也抱怨过他所看到的现象。虽然他认为某些可疑的修道者不过是江湖骗子，但他们的行为事实上与仙传中认为的成功的“仙”没有什么区别———这更说明，他所描述的行为是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而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幻想。这段文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后世顽浅，趣得一人，自誉之子，云我有秘书，便守事之。而庸人小儿，多有外托有道之名，名过其实，由于夸诳，内抱贪浊，惟利是图，有所请为，辄强喑呜，俛仰抑扬。若所知宝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状。其有所请，从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许以顷后，故使不觉者，欲罢而不能，自谓事之未勤，而礼币之尚轻也。于是笃信之心，尤加恭肃，赂以殊玩，为之执奴仆之役，不辞负重涉远，不避经险履危，欲以积劳自效，服苦求哀，庶有异闻。而虚引岁月，空委二亲之供养，捐妻子而不恤，戴霜蹈冰，连年随之，而妨资弃力，卒无所成……
余目见此辈不少，可以有十余人。或自号高名，久居于世，世或谓之已三四百岁，但易名字，诈称圣人，托于人间，而多有承事之者……
世人多逐空声，鲜能校实。闻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许，必当有异，便载驰竞逐，赴为相聚守之徒…… 虚名之道士，既善为诳诈，以欺学者;又多护短匿愚，耻于不知，阳若以博涉已足，终不肯行求请问于胜己者……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复憎忌于实有道者而谤毁之，恐彼声名之过己也。
这段文字生动地描绘了作者看到的常见的社会现象，甚至描绘了向修道者赠送礼物、提供服务的那些人的动机和心理。同时，它也细致地描述了声名形成的社会加工过程。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修道者方法神秘性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神秘性能够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维持他们的信仰，也就使得结果能够被不断推迟。同时，我们还看到修道者给自己冠以头衔，号称自己活了几百年。最后一段中，我们还能看到修道者之间的竞争，他们相对其他修道者声名的上升和下降，会成就或者毁了他们的事业。
在另一段文本中，葛洪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朋友嵇含和夸夸其谈的修道者古强之间的故事，葛洪告诉我们，嵇含当时有80岁左右，并服食养生、修习房中术。
尚聪明不大羸老，时人便谓之为仙人，或谓之千载翁者。……似若所知实远，而未皆吐尽者。于是好事者，因以听声而响集，望形而影附，云萃雾合，竞称叹之，馈饷相属，常余金钱。
这类赞助人—修道者关系的描述并非仅限于《神仙传》《抱朴子》《肥致碑》。《后汉书》的“方术列传”中，我们看到一个富人寻找善于占卜的隐居修道者散发他的财富。《世说新语》中，我们看到一位外行人习惯性地赞助隐士。《列仙传》中则有故事说，一位赞助人从“常住”在他家的神仙那里学习仙术。《神仙传》也提到有修道者旅行时就住在赞助人家中。有两个例子中，修道者离去前为主人家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一个是给出了救命的预言，另一个则治愈了户主的疾病。
官员个人和他们的家庭并不是供奉修道者的唯一群体。大量的人，或者说整个“平民”都会“事”修道者，甚至好几代人都这样。根据这些文本所提供的细节，这些“服务”不仅包括食物，还有住处和其他物质上的馈赠———有时候是修道者远离当地社区时，有时候是修道者离去之后;通常，人们会为修道者建造祠庙供奉他们。
从这些叙事中，我们能看出什么? 据我所知，没有现存的经文来规定赞助人与修道者之间的这类责任关系，我们也没有针对赞助者的特定的学术称谓，譬如佛教中的“居士”;也没有理论说明他们的义务和收益。但是从这类叙述的反复提及可以看出，虽然这样的行为没有得到解释，但我们可以推测，这类行为在二、三、四世纪早期非常常见———甚至更多，所以那个时代的读者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解释。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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