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游行总指挥的历史进退

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的猛先锋、“五四”游行总指挥傅斯年，在纪念五四运动25周年的文章中，为“五四”辩护，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并回应“五四”的争议。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社会各界对动机没有异议，肯定是忠诚爱国；对行动却有争议，例如殴打、火烧、捣毁家具明显是暴力；对成果也有争议，例如对传统文化的过度否定、对外来思潮的过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政界叱咤风云，是个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蒋梦麟语），在北大求学时就是个风云人物，天赋、才华、锋芒已淋漓尽致地展现。胡适称他为“北京大学的最优秀的学生”；邓广铭早在极闭塞僻陋的村塾中读四书五经时，塾师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学最杰出的学生”、“黄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无论褒贬毁誉，无论政治立场，傅斯年必定是一个重要存在，不能绕，也绕不过。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

—— 傅斯年《“ 五四”二十五年》（原载重庆《大公报》，1944年5月4日，“星期论文”栏）

姓名：傅斯年

时年：23岁

身份：北大国文门学生，“五四”游行总指挥

地点：北京

书生意气，弄潮“五四”

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是北大。当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举国震惊，北京学生发出正义的怒吼。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许德珩、周炳琳、罗家伦等商量，既要对于国事有所主张，又要保存北大。办法是在5月7日国耻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可见北大学生中的意见领袖，不分政治立场，对组织学潮抗议侵犯中国主权、施压政府、唤醒民众、保护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划和共识。

5月2日，蔡元培从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获悉，中国政府拟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当晚就将此消息告诉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以及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国耻日暴动”，时间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时，经蔡元培批准，北大学生在法科（后来的北大第三院）大礼堂开会，决议次日联合各校游行，当场公推傅斯年等20个委员负责召集。

5月4日上午10时，北京13所大学学生代表在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召开游行示威筹备会议，傅斯年又被公推为会议两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锡朋。下午1时左右，北京3000余学生在天安门集会，打着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款”、“拒绝签字巴黎和约”等标语的白旗。总指挥是傅斯年，他扛着大旗走在游行队伍前列。

在天安门短暂集会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前往使馆区，但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过，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国使馆递说帖。四国公使无一出面，因为当天是星期日，他们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四个学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另一个可能是张国焘）和东交民巷的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以后，被推选进入美国使馆，留下说帖。

傅斯年在书房。

傅斯年等学生代表与中国警察、四国使馆交涉过程中，大部队在使馆外苦等约两小时。中国的土地，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警察（代表政府）拦在东交民巷入口，阻挡学生的爱国行动，逼迫学生撤退和解散。个体和国族的尊严受到进一步刺激伤害，学生愤怒情绪在酝酿、在膨胀，游行秩序开始失控。国家快亡了，此时不起待何时？随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

其实，傅斯年对攻打赵家楼一事有保留，和国民社的许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担心发生意外，“曾劝说同学不要激动。但喧嚣愤怒的声浪，使傅斯年无法控制局势。”（见吴相湘：《傅斯年学行并茂》）他只好带队前往曹宅。

随后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的情况。傅斯年离开之时，赵家楼已烧了起来，他冷静地做了件聪明事，“把他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代表名氏，往火里一丢，马上烧掉了。”1919年5月7日，陈独秀致函胡适，表示：“京中舆论，颇袒护学生，但是说起官话来，总觉得聚众打人放火……难免犯法。”

北洋政府现场逮捕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名，包括段锡朋、傅斯岩、许德珩、杨振声、江绍源、易克嶷等活跃分子，偏偏没逮住傅斯年这位“带头大哥”。避风头的傅斯年没有马上回北大，而是当晚才回。由烧代表名单免除证据后患、在外避风头躲追捕两个细节，可知傅斯年比同龄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机意识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细节。

北京学生“五四”游行之后，全国城市（尤其上海）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承受着强大的民意压力和舆论压力，6月28日，其代表团终于在原定签约日，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五四运动政治抗争和思想启蒙最直接的胜利果实。

五四运动之前，傅斯年对中国的前途悲观，“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五四运动之后，他的信心开始确立，“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国狗和中国人》）“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傅斯年《“五四”偶谈》）；“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从赵家楼回来的次日就与运动脱钩。导火索是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与傅斯年冲突的对象，傅乐成说是胡霹雳，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说是许德珩。冲突的程度，有说傅的眼镜被一掌打掉，有说傅挨了耳光。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

1922年夏，德国，陈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钊(立排左四)、陈西滢(立排右四)、傅斯 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人合影。

性情中人，毁誉参半

批判拳头，不能代替拳头批判。说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干过。他直率冲动、好辩好斗。

《新青年》编辑、留学后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仅43岁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泪数次，称刘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

年轻时的傅斯年不仅会打架，而且会撒泼。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时，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没占到便宜，转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学教授罗家伦、何思源，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兄弟们帮他去打架出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0余岁大学教授的行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运动只是表因，还有三层内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时更情绪化。罗家伦说傅“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段锡朋当时在北大的名气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国民社。北大学生本来要推傅做刚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傅挨了一拳撂挑子，结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适影响，对学运保持距离，更不支持罢课。五四运动后期，北大学生罢课。许德珩晚年回忆，“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先生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

傅斯年(左)与胡适。

其三，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张国焘等5名北京学生代表，随蒋梦麟到美驻华使馆，欢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双方交谈时，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因为他是《新潮》主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力排众议，说：“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他在学问上豁然开朗、开天辟地。

傅斯年树大招风，何止留学遇险，校内外都有非议。“平日任气使性，不知人情为何物，故获怨于人者尤多”，匿名恐吓信就收到两三封。“自《新潮》出版，波澜层生，即同学中非之恨之者亦复大有人在。”段锡朋曾对傅斯年、罗家伦说：“二兄持新文学，反对之者引为众的。”

他还常被谣言中伤。有人声称，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陈独秀、胡适对此很气愤，分别为北大出众的学生辟谣。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公开驳斥：“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新潮”涌动，爱深责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尺，相互呼应，同仇敌忾。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中的意见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

“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他抨击我国汉朝之后的文学，“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又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糟粕”，例如鼓吹专制、压抑个性、培养奴性。新文化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就主张个性自由、人格独立。

“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倡导青年学生“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年纪轻，易冲动，思想难免激进纠结。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写《万恶之原》的文章，语不惊人死不休，断言中国家庭一无是处，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是“万恶之原”。因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孩子“服从社会，好来赚钱”、“戕贱人性”、“奴隶生活”。也许他有包办婚姻失败的切肤之痛，文末鼓吹解决的办法：“独身主义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业的根本”。

晚年傅斯年在会议室。

爱之深，责之切。傅斯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猛烈、激进的炮轰，不是不爱，反而是爱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济分析，傅斯年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动机，“帮助他推动这一学术事业的真正的力量，还是一个‘爱’字。因为他爱中国及中国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旧文化里好的、灿烂的及有益全体人类的一面”。傅斯年以毕生的精力，追寻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长处，诊断和反省其短处。

这种表面矛盾、内核真挚的“爱深责切”情结，在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广泛存在。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探索实践弱国复兴、社会公共领域有强烈的自主意识，试图通过自我救赎，再实现社会与国家救赎。胡适曾表白他们的共同心迹：“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

1958年5月4日，台北“中国文艺协会”纪念五四运动39周年。胡适在演讲中称赞创办《新潮》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是“北京大学那个时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学问、有知识、有见解”的学生。

清结旧账，开辟“新路”

王汎森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的英文论文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别以“五四精神的负担”和“一个五四青年的晚年”为题，并在“结语”中将傅斯年后半生定位为“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

所谓“五四青年的失败”，其实是矛盾、挣扎、探索。并非傅斯年的个案，更是群体的宿命、时代的悲剧。傅所处的时代，先是外魔觊觎，晚清无能，丧权辱国；继而军阀混战，尔虞我诈，生灵涂炭；随后日寇入侵，狼烟四起，山河破碎；接着国共内战，两岸对峙，敌意难消。

此时中国受尽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国贬称为“东亚病夫”，几乎失去自我净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处于微弱星光下的命运十字路口：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未来还有光明吗？需要一个简洁、有力、生机的答案，需要优秀知识分子首先作出判断和选择，需要方向感、节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发力、持久力，这几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经学功底深厚，又狠批传统文化；既个性张扬，又尊师重孝；既拥护全盘西化，又强烈爱国救国；既要自由主义之民主，又要社会主义之平等；既传播西方启蒙思想，又为俄国革命叫好甚至向往。“困窘、歧异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显著。他被冠以‘一团矛盾’的诨名”，“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长期有争论。学生中的意见领袖和自由主义领袖认为，五四运动是自发的、无计划的，无政治势力策划，与政治派别都没关系。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谈办学》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内幕，那内幕便是无内幕。”罗家伦证实，“当时五四的发动，完全出于青年纯洁爱国的热情，绝无任何政党和政团在后面发纵指使。”

五四运动24周年、25周年，傅斯年连续写纪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认为，这个运动的现实价值，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为颠覆军阀之前驱”；这个运动的历史价值，是“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崖层”。五四运动彻底检讨中国文化，引进西方文化，“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1944年，他清醒地说：“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旧全称的、无择的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他一方面承认当年“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另一方面也为此辩护：“激流之下，纵有旋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过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何如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的作我们建国的努力？”在急剧动荡的时代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移植新学术、新思想时的“两难”无所不在。

时间公正，人心柔软。政治斗争的浓雾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渐复原、清晰。傅斯年、鲁迅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虽然因交恶分道扬镳，但用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强调两遍的一段话，评论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后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青年学生的良苦用心颇为贴切：

“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觉的傅斯年，手执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鲁迅语），上下求索，踟蹰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