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十三殖民地边患:富兰克林如何抵御印第安人?

本文节选自《富兰克林自传》，作者：[美]本杰明·富兰克林，译者：蒲隆，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当城乡的几个连队正在组建和演练的时候，总督劝我去管理我们的西北边疆，因为那里遭到了敌人的侵扰，并要我招募军队，修筑一列堡垒，保卫居民。我担当起了这项军事任务，尽管我认为自己并不胜任。他给了我一份全权委任状，还给了一沓空白的军官委任状，以便颁发给我认为合适的人选。我招募兵源没费多少周折，很快就有五百六十人归我指挥了。我儿子在上次对加拿大作战时招募的军队中当过军官，现在出任我的副官，对我帮助极大。印第安人焚烧了吉内登哈特（正确的叫法是“吉内登哈滕”（意为“恩舍”），即现在宾夕法尼亚的魏斯堡，位于伯利恒以北约二十五英里处，1775年11月24日被印第安人摧毁。驻扎在那里的新来的部队于1756年1月1日被打败。）这个摩拉维亚派信徒（摩拉维亚派（即“统一弟兄会”）信徒于1735年从德国萨克森地区来到宾夕法尼亚。他们的中心是六年以后建立的伯利恒。）定居的村落，并且血洗了那里的居民，但这块地方被认为地形绝好，适宜修建一座堡垒。为了向那里进军，我把各连集结在伯利恒，这是摩拉维亚派信徒的大本营。我发现这里的防卫状况很好，感到十分惊讶。吉内登哈特的毁灭使他们懂得了危险。一些重要建筑都被栅栏卫护起来。他们从纽约购买了大量武器弹药，甚至在高大石屋的窗户之间放了大量铺路的石头子儿，如果有印第安人试图向他们逼近，妇女们就可以扔石头砸他们的脑袋。荷枪实弹的弟兄会成员在放哨、换岗，有条不紊。跟任何守军驻防的城镇一模一样。与施庞根贝格主教谈话的时候，我提及自己的惊讶，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得到一项英国议会法令，免除了他们在殖民地的军事义务，所以我估计他们是严守道德规范不肯拿起武器的。他是这样回答我的：“这的确不是我们的一项既定原则；但当他们得到那条法令的时候，他们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项原则。但在这种时候，令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发现恪守这项原则的却为数寥寥。”这么看来，他们不是骗自己，就是骗英国议会。然而常识受到眼前危险的增援，有时候过于强大，对奇思异想根本不屑一顾。

正好赶在一月初，我们开始修筑堡垒。我向米尼辛克人（宾夕法尼亚东北部特拉华河谷地区的印第安人部落。在斯特劳兹堡和米尔福德之间。）派去了一支小分队，带着为保障当地北部的安全修筑一座堡垒的指令；向南部也派去一支小分队，带着同样的指令。我最后决定亲自率领余部赶往吉内登哈特，因为据认为在那里更是迫切需要一座堡垒。摩拉维亚派信徒给我搞到了五辆马车运送工具、给养、行李等物品。我们就要离开伯利恒的时候，十一个被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农场赶出来的农民找我要求提供武器，这样他们才可以回去夺回自己的牲畜。我给他们一人一杆枪，配有适当的弹药。我们还没有走几英里，天就下起雨来了，而且一整天都下个不停。路上没有避雨的房屋，天快黑的时候才算走到一个德国人家里，我们一起挤在他的住宅和牲口棚里，浑身淋得像落汤鸡似的。（富兰克林是在1756年1月15—18日从伯利恒赶往吉内登哈滕的。）好在我们在行军途中未遭攻击，因为我们的武器都是最平常的，我们的士兵连怎么使枪机不被淋湿都不知道。印第安人玩弄起刀枪个个都是鬼精灵，我们却没有这个本事。他们那天撞上了上面提到的那十一名可怜的农民，杀死了其中的十个。（他们总共十一个，两个逃脱。）逃脱的那个报告说，他和他的同伴的枪都打不响，因为引火药被雨淋湿了。

第二天天晴了，我们继续赶路，总算到了荒凉的吉内登哈特。附近有一家锯木厂，周围扔着几堆木板，我们用它很快搭建了一些木棚栖身；在那种严寒的季节，由于没有帐篷，这么做就更加必要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先把在那里发现的死人埋好。因为乡民只是草草盖上了一点土，死人的身子还半露半掩着。第二天一早，便给堡垒做方案，立界标，堡垒周长为四百五十五英尺，要是把直径一英尺的树砍下，一根挨一根排成栅栏，这就需要同样数目的木桩。我们有七十把斧头，立即派上用场去砍树；我们的人抡起斧头来个个身手不凡，所以干得干脆利落。看到树木这么快就纷纷倒下，我心生好奇，两个人开始砍一棵树的时候我便看着表。他们只用六分钟就把树砍倒在地上；我发现这棵树的直径是十四英寸。每棵松树做三根十八英尺长的木桩，一头削成尖的。就在准备这些木桩的当儿，另一些人却在周围挖一条三英尺深的壕沟，好栽木桩，我们又把马车的车身拆下来，把连接前后轴的连杆的钉子拔掉，将前后轮分开，做成了十辆二轮马车，两匹马拉一辆，把木桩从林地运到现场。栅栏栽好以后，再由木匠在栅栏里面搭建一圈木台，约六英尺高，人站在上面就可以通过枪眼开火。我们还有一门旋转大炮，我们把它架在一个犄角上；架好以后，立即发炮，让印第安人知道，我们手里有这些大家伙，如果他们有人能听到的话。这样一来，我们的堡垒（如果这么寒酸的栅栏能用这么堂皇的名称的话），就在一个星期之内竣工了，尽管三天两头大雨倾盆，人们干不成活。

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注意到，人们专心致志地做事的时候，往往最为满足。因为他们干活的那几天，个个心平气和，欢天喜地；意识到白天活儿干得称心，晚上就过得快意!如果一天闲暇无事，他们就变得桀骜不驯，吵闹不休，总是鸡蛋里头挑骨头，不是嫌猪肉肥，就是嫌面包硬，总之，脾气一直很坏。这使我想起一位船长，他的原则就是让水手们一直忙忙碌碌；有一回他的大副告诉他什么事都干完了，再也没有让他们可忙活的了，噢，他说，那就让他们洗刷铁锚吧。

这种堡垒尽管寒碜，却足以抵挡没有大炮的印第安人。发现我们现在立足已稳，遇到情况，又有处可退，于是我们大胆地派出小分队到邻近地带踅摸。我们没有遇到印第安人，但我们发现在邻近山头上有他们设置的监视我们行动的哨所。在这些哨所的设计中有种技艺，似乎值得一提。由于是冬天，火是万万少不了的。然而地表上的明火一点，火光冲天，别人老远老远就会发现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在地下挖了一些直径约三英尺、比三英尺还要深一点的洞。在洞里我们看见了木炭，那是他们用小斧头从扔在森林里的烧焦的圆木上砍下来的。他们用这些木炭在洞底生起了小火，我们还在野草中间注意到他们的身体压出的印子，他们人躺在洞口，把腿伸进洞里烤脚、取暖，这对他们来说是个关键。这种火，这么一种安排，既无火光，又无火焰，也无火星，甚至连烟也没有，所以就不会暴露他们。似乎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好像他们看到我们人多势众，没有便宜好占，因此也就不敢贸然袭击了。

我有一位随军牧师，那就是热忱的长老会牧师贝蒂先生（查尔斯·克标顿·贝蒂（约1715—1772），后来在宾夕法尼亚的深溪长老会做牧师，并担任新泽西学院的受托管理人。），他向我抱怨说，这些人一般都不去听他的祈祷和说教。这些人入伍的时候得到过许诺，除了军饷和伙食以外，一天还要领一及耳（液量单位，等于四分之一品脱。）的朗姆酒，上午一半，下午一半，准时发放，我发现他们领酒积极准时。于是我对贝蒂先生说：“让你管酒也许会有损你职业的尊严，要是你赶在祈祷之后分发，他们个个必来无疑。”他欣赏这个主意，于是担当起了这一职务，又请了几名帮手给他量酒，事情办得皆大欢喜；他的祈祷从来没有来过这么多的听众，而且从来没有来得这么准时。所以我认为对于那些不参加礼拜的人来说，这种办法比军法惩治更加可取。

我刚刚完成这项任务，给堡垒贮备好粮草，就收到了总督的一封来信，通知我他已经召集议会开会，希望我能参加，如果边防事态不需要再留守在那里的话。我在议会里的朋友们也写信催我尽可能与会，我要修的三座堡垒既已竣工（富兰克林将这一围桩命名为“艾伦堡”；另外两座由他派出去的小分队修建，东北约15英里处的是诺里斯堡；西南约15英里处的是富兰克林堡。），在其保护下，居民们也愿意留在自己的农场里，所以我决定回去。更令我乐意的是经历过印第安人战争的新英格兰军官克拉彭（威廉·克拉彭（?—1763），著名的边疆英雄，后来被印第安人杀死，并割去头皮。）上校正在参观我们的建筑，同意将指挥权接过去。我给了他一份委任状，在检阅驻军时让人将它当众宣读，并把他引荐给大家，说他是一位精通军务的军官，比我本人更适合统领他们、给大家一番劝勉之后我便告辞了。我被人送到伯利恒休息了几天，好消除多日的劳累。头一夜睡在高级床上，简直难以安眠，这跟我们在吉内登的小木房子里裹一两条毯子打地铺真是判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