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脚夫之"死",折射出晚清重庆的江湖险恶

同治四年（1865）五月初六日，重庆城茶帮脚夫谭义顺、李树芳向县衙禀告：该帮一位名叫李鸿义的脚夫染病身亡了，而这位死者正是他们两天前亲赴县衙保释出来的。五月初七日，巴县知县表示要去李鸿义家验尸。然而李树芳却回禀说，因为“天气亢阳，尸臭水流”，他们已将李鸿义的尸体掩埋了，恳请知县免予核验，知县爽快地批准了这一请求。于是，一桩命案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匆匆了结。

稍有推理爱好的读者，不难从清代《巴县档案》冗长的卷宗中嗅到此案的重重疑点：第一，这位名叫李鸿义的脚夫，五月初四日刚从监狱中保释出来，五月初五日就一病不起。虽然在之前的案卷中，差役和茶帮人士都做了李鸿义“染病垂危”的铺垫性叙述，但事态的发展还是快得有些离奇；第二，尽管农历五月已近溽热之季，但两天之内就“尸臭水流”却是有些夸张；第三，茶帮先斩后奏地“掩埋”尸体，与知县就坡下驴地批准免验，都不是寻常的做法，但却似乎暗示了知县和茶帮之间的某种默契。所以，我们不妨脑洞大开地推测：李鸿义只是整个案件中一个神秘的“龙套”，他的出现和消失其实是为了掩盖些什么。而且从“死不见尸”这一点来推测，他可能根本就没有死。

巴县衙署旧址，本文中的官司就是在这里打的。 选自何智亚：《重庆老城》，重庆出版社，2010年。

档案的深文周纳总令书斋中的“福尔摩斯”们一头雾水，但是这桩离奇的“命案”却令一个对于重庆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行业，以及他们特殊的行为方式进入了笔者的视野。我们不妨以此案为线索，走入清代重庆脚夫的世界，去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制作一个经不起推敲却又具有某种合理性的“李鸿义”。

“李鸿义之死”所要掩盖的，正是茶帮长达八个月的暴力寻衅。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五日，一伙手持棍棒的茶帮脚夫冲入广顺、永义两家牙行，强行驱逐行中的川帮脚夫。在接下来的九个月中，这样的冲突屡屡发生，而且几乎每一次都由茶帮挑起。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同治四年（1865）三月二十四日，茶帮脚夫袭击了储奇门顺城街的一家药材行，不仅毁坏店面、抢劫财物，打伤三人，还掳走了正在行中的川帮脚夫余兴顺，李鸿义正是因为参与此次殴斗而被县衙拘押。读至此处，诸位看官可能会问：这“茶帮”究竟是何来头，为何竟能如此嚣张？而那个屡遭追打的“川帮”，究竟与“茶帮”是什么关系呢？这一切就说来话长了。

神秘的“啯噜”

有赖于长江航道的疏浚，清代的重庆已经成为长江上游最繁华的商业城市，吸引了大量的商品和移民沿江而上，于是这个城市就有了脚夫。因为这座依山而建、崎岖不平的城市实在对人力搬运有太大的需求，而许多初来乍到、生计无着的外来移民也需要这份赖以糊口的工作。在嘉庆以前，重庆城的脚夫是不分帮派的。许多脚夫都加入了一个名为“七门”的组织。这个组织由巴县知县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设立，最早仅设在朝天门码头，后来扩展到金紫门、储奇门、太平门、东水门、千厮门、临江门七个码头。地方官府指派夫头统领脚夫，并将脚夫的名字登记造册。之所以这样做，大概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为了防范啯噜。“啯噜”是清代四川极具神秘色彩的一个群体，他们神出鬼没、偷窃劫掠、抗粮抗捐、组织隐秘。直至今日，研究者们对它的描述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啯噜来自川江航道上滞留的纤夫，他们随重载船只溯江而上，但船只下行时不再需要那么多人手，于是他们就成为失去工作、归乡无期的流民；还有人认为最早的啯噜是川陕老林中丧失生计的贫民，后来又融入了全川各地的底层民众、外来流民、清军逃卒、溃勇、革职捕快、鸦片贩、盐枭等极其复杂的成分，甚至还与白莲教、青莲教、哥老会有着隐秘而复杂的勾联。就连“啯噜”二字的意义，也至今未有定论：有人认为，“啯噜”是“轱辘”的转音，形容这个群体流徙不定、倏忽西东；有人认为，“啯噜”即“哥老”的前身；还有人认为，“啯噜”是“孤窭”的意思，指代无父无家、一贫如洗的青壮年流民。

东水门城门洞，这张图片中依稀可以看到一个现代“脚夫”（棒棒）。尽管三百年过去，这座城市仍然不能摆脱对人力搬运的依赖。 选自何智亚《重庆老城》

重庆码头，脚夫们就是蹲守在这里等待货物到来1911年 选自Tamarra Wyss：《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史料的繁杂、错讹甚至是刻意的隐晦，使得“啯噜”的面目极难辨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虽然经过百余年的移民历程，乾隆以后的四川盆地仍是一个未经充分整合的社会，外来的扰动和内部的阵痛从未停歇。再加上清代中叶逐渐显现的人口和资源问题，这个省份早已不再是开放包容的“希望之地”，而“啯噜”很有可能是危机渐至的社会情态下，所有边缘、危险的社会群体之统称。作为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重庆城也是啯噜猖獗之地，而财货聚集、流动人口众多的码头则是令父母官们尤为头疼的地方，所以知县必须要想办法掌控码头脚夫的构成与动向。因为这个以中青年男性移民为主的群体，不仅可以藏匿啯噜，还分分钟可能扔下扁担随啯噜而去，于是就出现了专职监控码头脚夫的七门组织。

城门外 （1911年），码头上的货物就是通过这样的山径运到城中，图中挑担者众多，但他们并不是脚夫，而是到江中取生活用水的人。选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旧城改造前的建兴坡，最能反映重庆依山而建、错落分布的城市空间样态，选自《典藏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帮补差务

建立七门组织的另一重意图是帮补地方官府的差务，而“差务”这件事情也真是一言难尽。在清代州县官的心中，财政绝对是一个永远的痛。当然，按照朝廷的规定，地方官府可以从地丁钱粮中截取一部分，作为衙门的行政经费，州县官本人也有固定的薪俸和养廉银。但是一个衙门一旦开张，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多得惊人。要雇佣幕友、长随、衙役、书吏，要承担上级衙门的捐摊，要招待过往的大小官员，遇有大事小情、逢年过节还得上下打点。光是这些，就足以掏空州县官的钱袋子。若再遇上一些“非常之需”，比如大兵过境、筹措转运物资、赈济灾荒、镇压地方动乱等等，州县官员更是徒唤奈何。据统计，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位于重庆城内的巴县衙门共有40项开支找不到报销来源，总额达到白银22,777.34两，是地丁银的3.4倍。在如此苛刻的制度之下，州县官若不征敛陋规、转嫁负担，简直无异于自杀。而“差务”，也就向辖区内民众征收钱财、货物、劳役，就是重庆地方官府的对策。

脚夫所分配的差务，基本就是运送物资。有些任务可能比较轻省，比如帮县衙和过境官员搬搬物资、行李；但有些任务一看就相当棘手，比如搬运沉没江中的京运铜铅。从雍正末年至咸丰初年，每年从重庆过境的铜铅有一千多万斤，动辄发生沉没数万斤的水损事故。要把这些铜铅从水中打捞起来再搬运上船，那绝不是轻松的任务；又如搬运朝廷在云贵川采办的“皇木”，每株需要的人夫就可达数百名；还有在金川战役期间搬运硝石、硫磺等军需物资，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还必须和时间赛跑。至于官府和差役在办差过程中的克扣、勒索，那简直是不用说的。

尽管这样，在嘉庆以前，重庆脚夫的世界还是相对平静的，既没有势成水火的帮派，也极少发生殴斗事件。即便有一些脚夫游离于七门组织之外，官府还是维持着对整个脚夫群体的管控。但是到了嘉庆时期，情况却渐渐失控。

七门组织的崩溃

关于这个悄然来临的变化，我们还是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首先是七门组织的松懈和腐败。其实，让七门组织充当“码头派出所”，实在是非常难为他们。试想在重庆这样的沿江大埠，码头最是南来北往、鱼龙混杂之区。要在这个流动性极大、陌生人极多的空间监控同行、甄别匪类，实在需要大量的人手、经费，甚至是技术手段。但是夫头们还不会天真到去找地方衙门要人要钱，因为父母官自己都吃了上顿没下顿呢。这样一来，留给夫头们的唯一选择就是装聋作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夫头们消极怠工了，可码头上的脚夫却越来越不让人省心。嘉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和社会观察家名叫严如煜，他就曾经为重庆城算过一笔流动人口账。他说：

从长江中游上驶重庆的货船，基本上要雇佣七八十名纤夫。但下行返回时，却只需要雇三四十名纤夫。以每天到岸和驶离的船只各十艘计算，每天滞留在重庆江边的失业纤夫就达到三四百人，一个月就可达到一万多人。

三峡地区拉上水船只的纤夫 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往往随船只上抵重庆。1911年，选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这笔账实在算得人心惊肉跳，这成千上万的失业纤夫要怎么活下去呢？不用说，当脚夫一定是一个受欢迎的选项。也正是从嘉庆中期开始，严如煜的预言开始应验了，重庆庆码头的脚夫越来越多，惹的事儿也越来越多。有强行背货、勒索力钱的，有里应外合、偷盗货物的，还有欺侮客商、斗殴滋事的……可是在这些案件的卷宗中，几乎看不到夫头的作用。

可你要是为夫头或者七门组织成了一个摆设，那你又错了。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发现了隐藏在这份差事中的商机。道光十八年（1838）的一个案子，就颇富戏剧性地展现了这种隐秘的操作。案件的起因是号称陕西街夫头的刘移山状告流民张益元到他的地盘上抢背货物。为了打赢这场官司，刘移山特别强调自己是七门组织的成员，一直帮官府办差。知县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这个案子给判了，当然，挺的是刘移山。孰料，几天之后案情就反转了。陕西街的十四位铺主一起来县衙告状，说刘移山才是来历不明、霸占陕西街搬运生意的“无艺棍徒”。事已至此，刘移山不得不承认他的“夫头”身份的确是假的。

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为什么知县那么容易被骗呢？他就不能核实一下刘移山的身份吗？事实上，知县根本就没有办法核实。因为知县心知肚明，刘移山之所以敢冒充夫头，就是因为长期以来七门组织与城内脚夫存在着这样一种交易：城内脚夫交给七门一笔钱，七门就允许脚夫在城内的特定街区运货。这样做当然是不合规定的，因为七门夫头只能管码头，管不着城内。但是地方官也必须允许他们这样做，因为还得指望着他们帮衙门干活办差呢。所以七门就靠着出卖根本不属于他们的权力，找到了一条便利、稳妥的生财之道。只要没有刘移山这样不靠谱的家伙出来捅娄子，谁也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这一时期的脚夫们一定会发现，七门已经是一个基本不能指望的组织。当你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的时候，不能指望他们慷慨接纳、引荐；当你和客商同行发生纠纷的时候，不能指望他们帮你调解、出头；当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地盘做生意的时候，还得定期给他们交保护费。这样一来，脚夫就必须要形成自己的组织来代表和保护自己，于是帮派就出现了。写到这里，我们终于进入了“李鸿义”的世界，那是一个帮派野蛮生长、规则迅速洗牌的世界。

互为仇敌的脚夫们

笔者在嘉庆十六年（1811）的一份档案中，第一次发现了一对掐成冤家的帮派——“西帮”和“南帮”。“西帮”专门为山西、陕西商人运货，“南帮”则专门受雇于湖广、江西、浙江、江南、广东、福建六省商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嘉庆时期是重庆商业日益向好的阶段，其贸易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西路通过嘉陵江连通山陕二省，南路通过长江联络华中、华东、华南数省。于是当时重庆城的商人和脚夫大致也分成了两拨——“西边来的”和“南边来的”。西边来的商人愿意雇佣西边来的脚夫，南边来的商人愿意雇佣南边来的脚夫。原因很简单，就是防止脚夫偷窃。偷自己老乡的东西，毕竟不太好下手，即使真的偷了也容易追查。这样一来，脚夫就分成了“西帮”和“南帮”。

繁华的重庆街市1911年 选自《巴蜀老照片：德国魏司夫妇的中国西南纪行》

如果两帮脚夫能够井水不犯河水，倒也是皆大欢喜。但真实的情况却没有这么简单。嘉庆十八年（1811）的一份档案记载：十一月十九号，西帮脚夫和南帮脚夫在一艘刚到岸的货船上大打出手，几个参与殴斗的脚夫被直接掀落水中，场面极其混乱，双方都有人受伤。后来在对簿公堂的时候，双方都说对方先出手抢货。从这场殴斗就可以看出，指望着脚夫们谨守本份，礼让友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平日里都在码头、街巷蹲守、穿梭，不仅是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且每天有多少货物抵岸装船，大家心里都是门儿清。当成船成堆的货物近在咫尺，而且估摸着本帮人多势众，或能压制住对方的时候，脚夫们就很有可能会冒险抢上一票。所以当脚夫自己组织的帮派出现以后，整个重庆城的码头、街巷就打来打去、再无宁日了。

这位看官可能会问了，难道就没有王法吗？如果我的货被抢了、人被打了，我还不能去衙门告他吗？但是不好意思，你可能还真告不了他。因为传统中国的衙门可不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所谓“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所以当你去衙门告状的时候，上下打点的钱可能都比你被抢走那点业务要贵。如果不幸对方的门路比你更深，那你即使花了钱也打不赢官司。比如前面提到的斗殴案，知县就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一直在偏袒南帮。

所以说，从脚夫形成自己的帮派开始，这个行业就进入了一个回不了头的“暴力通道”，脚夫加入帮派就要准备好去打架，只有打架才能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可一旦开始打架就再也停不下来。所以到川帮和茶帮登场的时候，这个行业早已不再相信别的规则。

“川帮”和“茶帮”的死磕

从道光初年开始，“西帮”和“南帮”突然在档案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川帮”和“茶帮”。这十几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与他们的帮派前辈相比，川帮和茶帮的作风更加凶悍，相互之间的恩怨纠葛也更加复杂。

在晚清的重庆城，“茶帮”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它的成员多而且能打，一旦招惹上他们，可是相当麻烦的事情。茶帮脚夫大多自称湖南茶陵州人，但事实上，他们还来邻近的湖南攸县和江西永新县。他们的祖辈清代初年移民来到重庆，为固定的牙行、店铺服务，称为“管行脚夫”。乾隆三十六年（1771）巴县知县设置七门组织的时候，并未要求管行脚夫加入。所以管行脚夫成为了一个相对少受约束、能够自立门户的群体。

茶帮叱咤重庆城的秘诀，在于家乡“老铁”持续地增援。咸丰九年（1859），黔江兵丁拦截了38名茶陵旅客，其中27名供认自己是去重庆当管行脚夫的。他们每年春节和农忙时回返回老家，其余时间就邀集父兄子侄一起到重庆当脚夫。正是因为有原籍的“劳动力蓄水池”，成员之间又有着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亲缘、地缘关系，由外来移民组成的茶帮才能在重庆脚力行业中强势崛起。而那个时候的重庆城，竟有几分像今天的广州、深圳。

重修前的湖广会馆，“茶帮”脚夫们在这里有过多少聚会呢？ 选自《典藏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川帮”顾名思义，就是四川本地脚夫组成的帮派。在道光以后的档案中，他们是和茶帮长期死磕的冤家，但是他们最初是依附于茶陵人的。当茶陵脚夫业务太多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雇佣一些四川本地人帮忙搬运。久而久之，这批脚夫就形成了“川帮”。川帮尽管起步较晚，但却死死咬住、寸步不让，终成为与茶帮分庭抗礼的帮派。

斗殴的套路

笔者清理了能找到的所有道咸同时期的《巴县档案》案卷，发现川帮和茶帮的斗殴其实还挺有套路的：

首先，轻易不打，一打就停不下来。

笔者在53年的档案中，一共清理出川茶两帮的31次殴斗事件，其中有27次都集中发生在6年之内（当然，这个统计肯定不准，但目前的资料能告诉我们的大概也只有这些）。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之内就发生4次。而剩下的47年，至少没有多少报案和打官司的记录。看起来，即使是人们印象中凶悍暴力的帮派组织，在打架这件事情上也不是那么任性的。

但是一旦打起来，后果就严重了。比如同治三年到五年（1864-1866），双方一口气打了两年。一开始茶帮只是攻击了川帮的个别店铺，但是川帮毫不示弱地“问候”了茶帮的所有店铺，于是茶帮又以牙还牙地打回来，接下来川帮又纠集一伙人直接群殴茶帮的首领……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提到过一个“名誉金鱼缸”现象，就是在紧密的社交网络中，人们要通过发起冲突和回应挑衅来打造和维护自己的名誉。而这两年中的川帮和茶帮，就真的像金鱼缸中斗红了眼的两条鱼。你打我一个，我打你一帮；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谁也不敢先停下来。

第二、尽量避免“真打”。

在川茶两帮打官司的状纸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描述，比如“各持长矛短刀棍棒蜂拥入行，抄毁房屋，搜人打杀”、“屠张洪发四人均受重伤”等等，但是在每个案卷的验伤单中，验出来的都是些轻微的木器伤、石块伤、擦伤，甚至还有竹扇把戳伤。如果不是忤作出于某种目的伪造验伤记录的话，那就只能说明其实两帮打架更多地是造个声势、摆个姿态，还真不敢轻易把事情闹大。

第三、情况失控时，要及时“刹车”。

当然，事情也有真的闹大的时候。比如李鸿义参与的那一轮殴斗，一开始茶帮的攻势非常猛烈。打人、砸店、抢劫、掳人，越来越嚣张。在三月二十四日最暴力的一次攻击之后，官府抓捕了几名茶帮脚夫，其中就包括李鸿义。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之后，茶帮的态度迅速软化，不停地为李鸿义求情，先是说他在狱中染病要求保释，后来又说他患有精神病，所以行为颠狂，与茶帮无关。后来官府同意保释后，第二天人就“死”了。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茶帮说尸体腐烂了不能验尸，知县爽快地答应了免验，而川帮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轮冲突真的就暂时压下去了。所以笔者可以确定地说，“李鸿义”就是这个案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龙套”。在知县和两帮讨论怎么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他可能早已登上回湖南的船，一走了之了。但是他莫须有的“死亡”却在冲突即将失控之际向川帮传递了示弱、求和的信号，而川帮和知县也是心领神会，赶紧自己找台阶下。

旧城改造前的千厮门正街 本文中的许多殴斗就发生在这附近的区域，选自《典藏重庆》

结语

一直以来，“暴力”都是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非常着迷的主题，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窥探那个不熟悉的、热血豪情、快意恩仇的世界。然而不管是罗威廉（T Willam Rowe）笔下遍洒红雨的湖北麻城，还是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笔下天灾人祸交织的淮北农村，还是王笛笔下手刃亲人的川西袍哥，甚至是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笔下的西西里黑手党，都向我们呈现了“暴力”作为集体行为的共性：它是人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生存策略。

清代重庆的脚夫也是如此，在生存机会相对充足、政府监管力度适当、公平和信任尚存的时期（嘉庆以前），这个群体并不特别暴力。然而随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移民社会的群界划分，以及公权力的悄然退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小团体内部的合作，而代价却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撕裂与冲突。但即便是在川帮和茶帮争斗最激烈的时候，大部分殴斗还是策略性的、以生存为目的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杀伤对方和破坏社会秩序。毕竟，若能选择岁月静好，谁愿意鼻青脸肿、混迹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