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作者：[美]万志英，译者：廖涵缤，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尽管五通成了江南地位崇高的财神，但这并没有消除他的邪恶天性。相反，用女人换取财富的母题仍然是构建民间五通神信仰的核心要素。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则关于五通神的逸闻，它的记录者是17世纪中叶的沙溪镇镇民，沙溪是苏州府常熟县下辖的重要棉花贸易中心：
吾苏故有五通神，庙立吴山之颠。神兄弟五人，能司祸福，间亦游戏人间，择好子女，与之冥通。当其意，即能变致金银。凡所祈求，无不随手至者。其家往往以此暴富，而亦卒无所害。
吾镇有某族，亦著姓，妻妾四、五，而一女方当冰泮，忽神降其家，与之绸缪婉好。神绣袍花骢、韶美少年，矫言即五通神。每至必舆骑杂沓，赫如王侯。而旁人不见，女即冥冥如与之通，虽笑言如故，而精神已潜合矣。间或随神至其所，则洞天福地，别一世界……
如是几月余，而其妾亦端丽，别有一神来降，矫称州城隍神。据其妾，不得与某通。某至寝所，即时摔其妾作苦。某无以为计，召善符箓者登坛作法，神附人吐言，大为诟厉。而所谓五通神者，为之调人，许彼此各轮一宿，成议而罢。
先是，女已及笄，订丝萝矣。其夫家闻之，必欲改婚。而某婪于财，闻五通神最能变致金银，而神实许其于旬日内获银数万，于是订吉期如人间受聘礼。后所言渐已不应，乃稍稍觖望。而更闻海虞有善符水术者，复召之来，设法驱逐，天神皆降，其物亦微现形。大约如龟豕之属，而不可明了。后亦渐敛戢，而某亦移虞山，不复知所终。
17世纪还流传有很多与此相似的传说。其中一则称一人于1669年在嘉兴置宅安家，宅内的书房中供有五通神像。在屋主的女儿及笄后，一位陌生男子来到她的闺房。这位陌生人向她求欢，并威逼利诱道：“从我，令汝家富贵顺遂；不从即祸至矣。”陌生男子每夜都来到这位少女的闺房，她因此日渐憔悴。家人见状，怀疑有五通神作祟，于是卖掉了这间宅院并移居他处。然而不久之后，这位少女就香消玉殒了。蒲松龄在其知名著作《聊斋志异》（1679年）中也收录了两则涉及苏州富商妻女的五通故事。两个故事中，淫邪的五通神（这里出现的是四郎）都做出了逼奸女子的行为：他强奸了一位商人的妻子，且欲用白银百两强娶另一位商人之女为妻。后来，五通神被一位刚强勇猛之人赶走了，这位斩妖除魔的英雄还砍断了五通的一只脚，于是五通神获得了他标志性的独足特征，此后只能蹒跚而行。
获取财富和霸占女人间的联系在宋人对五通的看法中早已有所体现，但到明朝末年它变得格外突出。对五通神进行安抚、讨好需要借助黑暗的阴力，这种阴力与死亡、无序以及女人的危险的力量有关。渴望财富本身就是一种破坏性力量。想要满足这种欲望，原有的财富分配即便不用被完全颠覆至少也需要做出调整，既有的规范秩序继而也会经历改变。正如当代人类学家指出的，为一己私利求助于神的人通常会选择女性神祇作为祈求对象，因为她们在人们眼中更容易被个人请求触动。就这点而言，女性神祇代表的是没有道德属性的神异之力，在人为操纵下可以被用来为个人目的服务。五通神在神灵世界中扮演的角色与她们十分类似，且相较于天上的尊神，五通更像是来自冥界的妖魔与恶鬼。代表阴的女人既是软弱的，又是强大的，以她们为媒介人们可以与五通这一神灵世界的黑暗面建立联系。但这条致富道路是十分险恶的，处处都是陷阱。五通神同女人一样喜怒不定，甚至连其信徒都可能因其走向毁灭。因此，关于财富的普遍看法与对女人的传统刻画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财富与女人都颇具诱惑性，但也同样反复无常且蕴藏毁灭之力。
尽管五通神崇拜无疑构成一种“淫祀”，但明代官府一直没有采取决定性的禁绝措施。他们也没有效仿宋朝皇帝处理地方信仰的手段，没有将五通神吸纳为官祀中具有正统地位的神祇。而清政府则采取了完全不同做法。在将主要精力由征服转向统治后，清廷立马开始了根除非正统宗教实践的努力。虽然官府为禁绝五通神信仰付出了多番努力，且公开崇拜的现象似乎已经不多见了，但直到20世纪仍有人在家中暗中祭祀这位神祇。不过随着人们对财富的看法发生了改变，五通神江南财神之首的地位也被动摇了。
1685年，甫任江苏巡抚的汤斌（1627~1687年）十分坚定地发起了禁毁五通淫祠的运动。汤斌对江南五通神信仰的了解很显然来自一位本地人递交的诉状，递交诉状者认为自己的女儿在将嫁之时，被五通神摄走了神魂并玷污了清白。这位悲痛欲绝的父亲为解救女儿数次奉上祭品，但毫无成效，女儿还是断送了性命，于是他前往官府伸冤，请求地方官为自己主持公道。汤斌的首要打击目标是香火最旺的五通祠庙，也就是苏州城外上方山上的那一间。在为上方山五通祠庙准备祭品一事上，信徒们的奢费（有人估算得出“计一日之费，不下数百金”，还有人称“几破中人十家之产”）让汤斌深感震惊，于是他差人封了该祠的山门。但在那些虔诚信徒的眼中，神祇之怒比抚台之令更具威慑力，于是他们聚在庙前，对负责看守的官差纠缠不休，想让他们把自己放入祠庙。汤斌因此亲自上山，监督五通神像的销毁。在他的命令下，数尊五通神像先被剥去冠带并以锁链拴在一起，然后各自又被杖责四十。最后，这些木制神像被付之一炬，留下的灰烬也被倒入了石湖。庙中原来放置五通神像的位置被换上了堪称忠君典范的关公的神像。
汤斌于是发起了在省内彻底整治淫祠邪祀的运动。他明确提出，“五通、五显及刘猛将、五方贤圣诸名号”皆为巫觋用以迷惑愚夫愚妇的“怪诞之说”。汤斌还独辟蹊径地上奏皇帝请其颁布特旨，希望以朝廷禁令确保自己的继任者也会采取措施杜绝五通淫祀的死灰复燃。1686年春，朝廷批准了汤斌的奏请。后来全国都发起了禁毁运动，甚至连五显信仰的发源地婺源都未能幸免——当地的五显神像全被销毁，原来的五显庙也被改建成了关帝庙。
在其呈递给皇帝的奏疏中，汤斌专门指出，商贾市肆之人——他们有些甚至不远万里而来——贷于五通的习俗，以及妇人易于中邪的属性是五通神信仰最为邪恶的特征。每当有年轻女子突然身染重症，传言必会将其病症归因于五通神摄走未婚女子魂魄的偏好；曾经患有寒热之症并在病时口吐胡言的女子康复之后都常常宣称自己已与五通神订立婚约。根据汤斌的说法，江南地区的地方官员每年都会上报好几十起五通神附身的事件：当嫁之龄的女子突然神识恍惚，清醒后自称已与神欢好，此后身体逐渐羸弱，最终香消玉殒。一班“无耻奸恶”的女觋在听闻有妇人患病后，便会向女子的家人宣布病因是五通作祟，他希望将病者收为婢女或纳为妻妾。为救回亲人，家人不得不向五通献上祭品。在汤斌看来，最为可恨的一点是，在女子死亡后，他们的家人不以为哀，反而认为五通神必会厚偿自家的损失。
汤斌的控诉准确地抓住了民间传说中表现的五通神的特性——他既是财神，又是喜淫人妇的淫神。这两点都是宋代民间传说中的母题，但在五通神向善神五显或华光转型的过程中它们都被淡化了。多数宋朝和明初的文献通常报告称，就像他们祭祀土地神的实践一样，愚夫愚妇会祭拜五通神，祈求其庇佑自己免受洪涝疫疠之苦。然而在明末的江南，五通神的影响力则多被限定在贸易与嫁娶的范畴之内。当然，婚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换关系，因此五通神堪称财富获取方面的专家。
同时，视五通神为梦中奸淫女子之魔的文化传统是希望摆脱婚姻义务的年轻女性在绝望之中可以采用的一种策略。同一个陌生人订婚或成婚很容易引发抑郁、狂躁及其他各种心理疾病，这种事不用多想就可以知道。毫无疑问，很多女子在面对未卜的命运，以及性成熟引发的生理与心理压力时，的确生病了，在极端的情形下还可能断送性命。一旦五通神上身的想法在民众心中同这类身心机能的失调联系在一起，它就成了对女性异常之举的一种符合文化常规的解释。这一文化构建也为女性提供了一种逃避强加于她们身上的婚姻义务的方法。陆粲称一旦妇人被五通神占有，她们的丈夫大多就不敢再与之同寝，即使有人“强卧妇房”，也会“辄为魅移置地上”。在不许已经被自己占有的女子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一事上，五通神十分坚持。在前文讲述的发生在17世纪的沙溪的不具名故事中，这种独占欲也是一个母题。女性可以对五通神的这个特征加以利用，通过讲述自己受到奸淫和伤害的悲惨经历，她们可以掩饰自己与除丈夫之外的其他男人的私情。冯梦龙讲述过这样的故事，在这个例子中，一位年轻女子为掩饰自己两性关系上的不检点，称自己被五通神的随从周宣灵王诱奸了。似乎许多品行可疑的神祇都有类似行为。
五通神信仰在性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充分体现在了据说发生于汤斌禁毁时期的一则奇闻中。故事的发生背景是苏州的赛会，它十分盛大，冠绝全省，吸引了大批看客。女子通常被藏于深闺之中，但这个赛会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在临街之楼凭栏俯视楼下游街场面的罕见机会。青壮男子因此也有了同等罕见的机会一瞥自己未来妻子的容貌。在苏州城内，这些年轻男子百十成群，一边随着游行队列在街上来来去去，一边打望楼上的女子，并对她们的容貌进行比较、评判。然后，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用好几天的时间讨论哪位女子堪称这一年的“状元”。之后“状元”的父母往往会被成群而来的求娶者围堵，这些人都对他们的女儿表现出了垂涎之意。
故事的主人公是倒霉的钱局伙计赵五官。一日，他发现被选中为“状元”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未婚妻，因此变得心急如焚。赵五官社会地位较低，岁俸也只有微不足道的十吊钱，养活自己与母亲尚且不够，更不用说承担娶妻之后的开支了。因此面对无数的竞争对手，他的未婚夫的地位岌岌可危。赵五官从母亲口中得知，其已故的父亲生前曾入过一个钱会，钱会中的成员皆可提出从会中借取铜钱一百来吊的请求，但能否借到则靠掷骰子决定。赵五官于是决定向五通神寻求帮助，他谒拜了五通祠，并保证称若能如愿以偿获得贷款，成婚后自己一定会携妻子同来叩谢神灵之恩。赵五官成功掷出了最高点数三十六点，因此借到了完成采纳、迎娶等成婚步骤所必需的钱财。
在洞房花烛之夜，赵五官欣喜若狂地发现自己新娘的姿色果真不负其“状元”之名；新娘却对自己丈夫的丑陋相貌感到十分嫌恶。婚礼过后，夫妇二人备好祭祀用的牲口和甜酒，前往五通祠表达他们的感激敬仰之情。当晚，赵五官走入妻子的寝房，欲行夫妻之事，却看到了令人困惑的一幕：妻子又重新穿上婚服，还戴上了婚礼所需的全部配饰。妻子制止了他的进一步动作，先是否认自己已嫁为赵家妇人，然后告诉赵五官五通神马上就会前来迎娶自己。最后，她将赵五官赶出房间，威胁他说只要他再敢动自己一根手指，五通神必会降怒于他。赵五官认为妻子显然得了疯病，因此立马外出寻医。然而待他回到家中，妻子已然逝去，只留下异香满室。
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认为早夭的女子被神灵纳为夫人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观念。虽然汤斌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对五通神信仰的镇压运动，但根据历史学家赵翼的目击证言，在整个18世纪，人们仍习惯于将年轻女子的疾病或死亡归因为五通神作祟。按照民间的说法，这类现象属于“神和病”。由于女子本质为阴，因此她们更容易招致邪祟，但她们的通灵体质也是可以汲取力量的源泉。赵五官的新娘一心只愿委身于其灵界的伴侣，在这一点上她同《庚巳编》中描述的女觋一样，因与五通神交合而获得了神力。与五通神这样法力高深的神灵交合虽然可能导致疾病，但至少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她们可以借此摆脱试图定义、限制她们的社会意义的男权机制。
与其他由朝廷发起的限制民间信仰的大多数努力相比，汤斌禁绝五通淫祀的行动取得了更大的成功。主要神祠都被拆毁或改作他用，在某个时期甚至供奉五通的家堂都消失不见了。在汤斌的命令下，五方贤圣的祠庙也成了打击对象。一部常熟方志提出，除了五通神祠，为该神的其他化身如太妈、五仙（五仙是五方贤圣的别名）等所立祠庙也尽数改作其他公共用途。然而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有文献称汤斌根除了民间对五通神的崇拜活动，这一结论还为时过早。到18世纪中叶，已有儒家卫道士用悔恨的口吻承认，这种信仰又在新的伪装下再度兴起了。汤斌的想法是把神像已被移除的五通祠庙用于兴办官学，然而它们多半被用来祭祀其他信誉同样存疑的民间神祇。嘉兴濮院镇五通庙的香火在明朝时超过了与其毗连的东岳庙，此时它被改建为祭拜东岳的场所。尽管最初上方山改祭关帝，但后来它又变成供奉金总管的祠庙，且最后又被还原成一间五通祠。南京主城门外的五显庙也被改为关帝庙，但是五通神信仰在同一街区继续繁荣发展。
1732年，江苏的另一位巡抚发起了禁绝五通神信仰与五方贤圣信仰的新一轮运动。这次的努力也只发挥了一时之效，数年后，苏州府下的吴江县和震泽县都报告称开设茶筵的习俗卷土重来了。在茶筵的神龛上，居于中位的神祇具体名字不详，人们称其为郡主，据说她正是五通神的母亲，而五通神的画像通常就挂在她的旁边。在附近的周庄镇，一位方志编写者提出与五通神有关的女觋信仰始于18世纪末。
五通崇拜（通常以五圣的名义）在杭嘉湖地区也继续风行。在湖州，五圣和土地神金总管以财神身份成对出现：“又有金元六总管、七总管，市井中目为财神，建庙尸祝，每月初二、十六日用牲醴，与五圣同飨，名曰拜利市。”在清明的前一天，杭州府塘栖镇“百里之内”的百姓都为祈蚕聚集在镇外的五显庙内。到19世纪初，五圣信仰在湖州的丝织中心双林镇已经完全恢复了从前的势头：“农家兼祈田蚕，祀猛将，祭马头娘（当地的蚕神），一切总管堂子、门神水神，无处不拜，清明尤盛，谚谓清明大于年也。湖俗信鬼，祀五圣堂子最盛。”在年底、春季的清明、夏季祭祀瘟神的端午，双林镇的居民都要祭拜五圣。
尽管官府对五通神信仰极力压制，但它在江南地区依旧盛行，虽然相比从前它已经远不是那样高调显眼了。为了规避关于五通崇拜的禁令，人们常常祭拜太妈（或称太姆、太母，即五通神的母亲）与马公（即马元帅）作为替代。在19世纪与20世纪，五通神信仰在江南乡间始终存在，这种情形在杭嘉湖地区尤为显著，但苏州府和松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五通神令人恐惧的一面也被保留下来了。19世纪40年代，南京一间五显庙中的神像被描述为面目狰狞可怖且手持、足踏小儿的凶神恶煞。19世纪的精英阶层在描写五通神时都普遍提到了这位邪神喜淫人妇的恶名，且大多都未涉及他所扮演的财神角色。19世纪，五方贤圣信仰在某些地方同样十分风行。在苏州乡下，村中的会社在春社（通常祭祀土地神）时节举办五方贤圣的赛会，在秋社时节则为刘猛将或其他当地神祇操办赛会。
相当有意思的是，不仅批判通俗宗教的精英阶层出于其禁毁五通淫祠之举在怀念汤斌，他还被神化成了一位可抗击邪魔侵袭的伏魔之神。1823年，汤斌被朝廷追赠谥号，并成为从祀孔庙的圣贤之一。据《清史稿》卷二五六记载，汤斌于乾隆元年（1736年）获谥“文正”，于道光三年（1823年）从祀孔庙。写有汤斌之名的木制牌位被安置在庙学之内。后来那些相信自己因五通作祟而经历痛苦之人会把汤斌的牌位从庙学带走放入家堂，希望汤斌能帮自己驱赶五通。然而这种向汤斌寻求神助的做法只不过进一步强调了一点，即对于五通神对凡人生活的干涉民间深信不疑。尽管汤斌等人为禁绝五通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人们仍然认为五通神会对普通人构成影响，诗人、散文家袁枚（1716~1798年）在其笔记小品集《子不语》中讲述的一个故事就以此为主题。在这则故事中，一位南京人看不惯当地一间佛寺将五通神供奉在关帝之上的做法，于是擅自调换了两尊神像的位置以改变他们的高下关系。一位自称“五通大王”的愤怒神灵当晚便造访了这名男子。神灵说自己尽管无力与汤斌、尹继善等高贵、正直的朝廷命官抗衡，但绝不会轻饶该名男子这类“市井小人”的渎神之举。该名男子于是病得开始说胡话。尽管其家人为平息五通神的愤怒准备了丰厚祭品，但他还是在不久之后便魂归西天了。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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