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姬之怨:古代出嫁女子从夫还是从父？

进入父系社会后，大多古代女性一生，以出嫁为临界点，可分为未嫁和既嫁两个阶段。未嫁时，父亲是女性主要社会关系；既嫁后，丈夫成为主要社会关系。女子既嫁后，丈夫和父亲一旦发生矛盾，女子当从夫还是从父？这是重要伦理问题。

《左传》桓公十五年有则记录：“祭仲专，郑伯患之，使其婿雍纠杀之。将享诸郊。雍姬知之，谓其母曰：‘父与夫孰亲？’其母曰：‘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公载以出，曰：‘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夏，厉公出奔蔡。”

记录涉及郑伯、祭仲、雍纠、雍姬、雍姬母五人。

郑桓公“是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因见周幽王过宠褒姒，王室多邪，于是访太史伯，而东徙其民雒东，加上虢、郐所献十邑，于是立国。郑桓公之子是郑武公，郑武公之子是郑庄公。此处郑伯是郑厉公，郑庄公之子。郑庄公虽非常威武，但彼时已呈颓相。郑庄公去世前，祭仲已看清郑国局势：“君多内宠”，“三公子皆君也”。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卒，此郑国政局转折点。因未处理好接班人问题，遂导致国内政治一团糟。

祭仲始为封人。因受郑庄公宠信，之后担任卿士。在郑庄公一朝，祭仲成绩突出。共叔段居京时，祭仲谏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又建议“无使滋蔓”，当早图之。鲁隐公三年，祭仲“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于是周郑交恶。鲁隐公五年，卫人以燕师伐郑，祭仲帅师迎敌，获胜。鲁桓公四年，郑周交战，射王中肩，当时祭仲为左拒，是一个方面军统领。郑庄公去世后，他成为左右郑国政局的关键人物，他的反覆导致郑国动荡。祭仲为郑庄公迎娶邓曼，邓曼生郑昭公。故始之，祭仲拥立忽（郑昭公）。当文姜未嫁鲁桓公时，齐侯欲将其许配给忽。忽以齐乃大国，非郑国所匹，于是推却。桓公六年，北戎伐齐，忽率师救齐有功。齐为表示感谢，又提出以文姜妻忽。忽拒绝道，昔年无事时尚不敢承当，现在有事，一旦接受，别人反而会说为求婚而救齐。当时，祭仲尚劝忽应与齐联姻，作为外援，以求固位。雍姞是宋国人，其宗族得宠于宋公。宋国诱获祭仲，与其盟立厉公而出昭公。祭仲虽拥立郑厉公有功，但毕竟贰臣，又因祭仲专权，故厉公谋杀之。

雍纠是祭仲女婿，《左传》仅一见。不知厉公为何选择雍纠“享诸郊”而杀祭仲。可能雍纠是郑厉公心腹，观雍纠被杀后，厉公“载以出”，知二者感情深厚。或因雍纠是祭仲女婿，便于动手？然而也正因为身边人身份，导致厉公失败。一边是郑厉公，一边是岳父，雍纠肯定矛盾纠结过，或夜深人静辗转反侧，或唉声叹气暂不能决，为妻子察觉，或与妻子有所商量，总之“雍姬知之”。

雍姬陷入了深刻危机：从夫将杀父，告诉父亲将杀夫。无论夫死还是父死，都是重大打击。越剧有《雍姬怨》：“千般爱，万般情，一杯御酒见真情。千般忠，万般孝，君子一剑报丹心。”雍姬犹豫不能决，于是问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答道：“人尽可夫”，父亲唯一，丈夫怎么能与父亲比呢？人尽可夫，成为后世名言，意思也发生变异，成为贬义词，多用以形容妓女。譬如沈起凤《谐铎》：“既朝张而暮李，人尽可夫，更换斗而移星，客犹未寝。” 甚至，雍姬成为妓女代称。梅尧臣诗《观王氏书》赞王英英书法：“先观雍姬舞六么，妍葩发艳春风摇。”雍姬母亲的话一锤定音，解决了她的犹豫，厘清了其思路。于是雍姬告诉祭仲，雍纠不在家里宴请你，而在郊外，颇值得怀疑。

结果就是，“祭仲杀雍纠，尸诸周氏之汪”，《史记·郑世家》记载“祭仲反杀雍纠，戮之于市”。厉公载雍纠尸出奔，并恶狠狠地骂了一句：“谋及妇人，宜其死也。”

其后，郑昭公回到郑国。郑厉公“因栎人杀檀伯，而遂居栎”。鲁桓公、宋公、卫侯、陈侯一度谋划讨伐郑国，纳归厉公，未成功。郑厉公出奔十六年，直到庄公十四年才回郑国。当时有人看到“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就成为郑国政局的写照。

雍纠死后，雍姬心态如何？其后半生如何度过？《左传》没有记载。这个两难选择过于残酷，非一般人所能承受。

雍姬也成为争议性人物。从孝角度看，雍姬是孝女，宋代的林同赞雍姬道：“可怜姬告母，父孰与夫亲？能置此一问，未为愚妇人。”

从情角度看，雍姬受到批评。冯梦龙《情史》标榜“六经皆以情教也”，以情教统六经，在古代为不经之谈，近代以来则备受推崇。《情史·情贞类》记载故事：“长安大昌里人，有仇家欲报之而无道。劫其妻父，使要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女计念：不听，则杀父，不孝；听之，则杀夫，不义。欲以身当之，应曰：‘诺，夜在楼上，新沐头，东首卧，则是矣。妾请开户俟。’仇家至，断头持去，视之，乃其妻头也。仇家痛焉，遂释，不杀其夫。此女不忍其夫，宁自忍也。郑雍姬之见偏矣哉。”此女牺牲自己，未杀父而不孝，未杀夫而不义。在夫父之间，这是一种不同于雍姬的选择，且因冯梦龙强调情，故文末道“郑雍姬之见偏矣哉。”

夫父之间如何抉择，成为后世文学重要主题。金庸《天龙八部》，阿朱面对乔峰、段正淳即是一例。因受康敏愚弄，乔峰与阿朱以为带头大哥是段正淳。在南下寻访过程中，阿朱才知道其生父竟就是段正淳。她的父亲是她丈夫的大仇人，她的丈夫要找她父亲复仇。阿朱顿时陷入两难：阻止乔峰，那么乔峰血海深仇怎么办；帮助乔峰，将成为弑父者。乔峰虽武功盖世，但大理段氏毕竟王族，乔峰有必胜把握吗？即使乔峰复仇成功，段氏岂能善罢甘休，必将四处追杀他们。若乔峰打死了其生父，阿朱会心安吗？阿朱也曾劝说乔峰：“最好你立刻带我到雁门关外，咱们便这么牧牛放羊去。段正淳的怨仇，再过一年来报不成么？让我先陪你一年。”此方案被否定后，她选择了舍己为夫和父。阿朱精于易容术，先是装成夫样，找父取消约会。又化装成父，赴夫之约。代父受夫一掌，“一掌当然打得她肋骨尽断，五脏震碎，便是薛神医在旁即行施救，那也必难以抢回她的性命了”。阿朱以自己之死，化解了夫与父的仇怨，是一个伟大的选择。

女性既嫁后，从夫抑或从父，若不能一定，会存在伦理的缝隙。这个问题也反映在丧礼上，女子出嫁后，若其父亲去世，当如何服丧？《仪礼·丧服》道“《传》曰：为父何以期也？妇人不贰斩也。妇人不贰斩者何也？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也，妇人不能贰尊也。”女子出嫁后，父亲去世，只能为父亲服丧一年，因为女性“不贰天”。出嫁后，从夫，故“不贰斩”。这是从理论上，对从夫与从父的规定。若女子已许嫁，但尚未出嫁，此时父亲去世，则要服丧三年。因为此时还是未嫁时，故从父。若女子离婚，住在父家，此时父亲去世，也当服丧三年，因为此时虽已出嫁，但离婚即已不再从夫，当从父。

本“三从”原则，夫父冲突有了解决方案，女性出嫁后应秉承“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女诫》）“将夫比天，其义匪轻”（《女论语》）等观念。因此，女性出嫁曰归，在父母家的阶段则好像是“客”。

但“三从”本是解决丧礼冲突的方案，有具体针对性，若泛化到方方面面，或固化为女子基本行为规范，女性义务负担变重，权利不增加，久之女性必然不会平衡，所以近代以来“三从”受到极大挑战。《礼记·礼运》大同之世言“女有归”。康有为注释时，以为“女有归”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能归为大同之世景象，于是改归为岿，意谓岿然独立。“女有归”变成“女有岿”，意味着古典世界进入了现代世界。之后，胡适写《终身大事》，是“娜拉出走”中国版，为了从夫，可以离家出走。鲁迅作《伤逝》，通过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经过一百多年，这句口号式的话逐渐成为社会共识，成为女性新伦理规范。女性不再纠结于从夫或从父，好比不再纠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而是掀翻了“从”，面对抉择时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问题，这是古今之变。

若“三从”过于固化，女性的发展空间将受到大幅度压缩，此局面难以持久；若“我是我自己的”过于激进化，将沦为完全的自私自利，社会亦难支撑。所以，从夫从父之间，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有一定之规，须以中庸态度，平衡好恩与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