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旭日残阳：清帝退位与接收清朝》，作者：桑兵，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
在清帝退位问题上，袁世凯谨慎应对固然有难言之隐，而孙中山等人的担心也并非杞人忧天。种种迹象表明，袁世凯确有通盘算计，试图上下其手，坐收渔利。他与孙中山的角力，主要体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上，一是自己掌控的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二是清帝交权下台诏书的措词。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常常将二者搅在一起，以增加讨价还价的空间和瞒天过海的几率。
2月8日，清内阁致电唐绍仪并转伍廷芳，表示优待条件经各方面商议，南方大加删改，窒碍甚多。“如第一款，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保[系]北方军民暨满、蒙人极端注意，万难更改；‘逊位’二字，尤为北方军民所骇异，必须改为‘致政’或‘辞政’；‘赞成共和’改为‘宣布共和’；‘外国君主’改为‘各国君主’。”并且强调：“此次极力迁就，万不能再有更改。”
同日，梁士诒连发三电给唐绍仪，前后两电主要是关于逊位，告以今早召对逐条逐字讨论：“所最决意坚持而言之再四者：一、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十字。二、不用‘逊位’二字。上云：‘事实虽如此做，然若于字面上摆出，将来京外因此而风潮迭生，我不安，国民亦不安。’三、必须用仍居宫禁或日后退居颐和园，随时听便居住。……此三层如办不到，恐难以宣布共和。务必劝伍迁就。”梁士诒强调：“惟清朝立基近三百年，遽易国体，万分为难。南方未能尽悉详细，我辈志在为国民谋幸福，稍不审慎，北人大乱，外人干涉，所失甚大，故不可不委曲求全，以期达到目的为宗旨。应在实际上讲求，不可徒快一时之观听，而生无数之波澜。民国既得其实权，又何惜此小礼节、小款项耶？”并进一步“细为申明”道：“‘逊位’二字，最难者即满、蒙暨北方军队、督抚，多不谓然，改为‘致政’，人心稍安。”请唐绍仪“密告伍公，同谅苦心”。
袁世凯
至于第二电，则是组织统一政府问题。据称：“项城本无意于总统，因中外逼迫，勉许暂任，以救大局。今见组织统一如此之难，恐无益危局，反启事嫌，拟请孙始终其事。惟北方如无政府，满人必仍生变动，正中王公之计。外人亦言，如此北方无政府，各国先须调目兵防卫。……是时业已退位，项城将听何人之命令而维持布置耶？抑自行主张？即弟意仍求公切商统一办法，政府人员，似可多用南方人，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
归结起来，三封电报主要传递了四点意思：其一，清帝尊号应相承不替；其二，必须改逊位为辞政；其三，北方袁世凯政府不能取消；其四，新组织的统一政府必须设在北方。而最要之点，就是要按照袁的意愿划定新的统一政府与清朝及南京临时政府的关系。北洋军人与袁世凯相呼应，当天冯国璋、段祺瑞等64位将领致电伍廷芳：“屡闻南方宣言，如国体改定，朝廷仍不失其安富尊荣。今条件中，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为尊荣最要之大纲，靳而不予，抑独何心？应请仍照原文，万勿更易。逊位一语，军界同人极为骇异，应请修正。此两层最关重要，绝对不敢附和。其余各节，均听袁内阁与贵代表协商。如贵代表有和平解决之真心，期免生灵涂炭，决不因此争执，致败大局也。”大有兴师问罪之势。
袁世凯的要求和北洋军人的举动，显示袁世凯千方百计企图斩断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联系，绝对不受其控制，这正是孙中山最为担忧的事情。同一天，孙中山会见了美国特派记者麦考密克（F. McCormick），后者明显感到，临时大总统最焦虑的一是日本，二是中国人民是否会不再支持南京政府。“清廷的退位诏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袁世凯赞同君主制，并保证支持清廷。假如民国归了现在的袁世凯，其目的将丧失；假如民国归了一个维护‘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其目的将可达成。”也就是说，在孙中山看来，尽管清帝即将退位，可是稍有不慎，让袁世凯阴谋得逞，民军的所有努力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对此关乎民国存亡前途的根本大事，孙中山绝对不能让步。2月9日，伍廷芳电告袁内阁：“此方所坚持者，为不使有类于虚君位。如照来电，必致各省、各军群起反对。前修正案系临时政府交参议院议决，无可更改。现各省且有以为太优者，实难再改。本代表深知阁下为难更甚，现力求迁就改正如下，已至极点，决难再让矣。事机紧迫，懈稍逝，万勿往还商榷，致耗时日。”此番改动最多也是最关键之处，即将所有“致政”一律改为“辞位”。
在清帝退位已成定局的情况下，9日段祺瑞致电伍廷芳，再度提出协商组织正式政府事宜，主张“宣布共和之日，两方政府同时取销，临时大总统并须预行推定。至临时政府必要人员，及临时政府暂设地点，应由全体公同商定。即以退位之时，为共和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庶统治机关不致旷时，两方不致陷于无政府之危险”。并要求将应推之大总统及临时政府必要之人员与地点迅速交与北方军界公议。段祺瑞对袁世凯亦步亦趋，对南方步步进逼，显示另组临时政府的确居心叵测。
取消南北政府另组临时政府之议，早经孙中山断然否定，理据是南京临时政府绝不可与袁世凯主持的清政府相提并论。尽管康有为认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已经掌握实权，清帝不过虚君，可是名义上袁内阁仍是清朝的政府。如果将袁内阁与南京临时政府视同对等,无异于承认其权力由清廷授予的合法性,则革命的正当性就会变得相当模糊。因此，孙中山一再坚持清帝让位的对象是共和政府，下台之后，其政府即袁内阁自然解散，由南京临时政府组织统一共和政府，然后自己让位于袁，再由袁接掌统一政府。
而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盘，在与南京临时政府的较量中占据优势，就要打破清廷的挟制和民党的约束。另组临时政府遭到各方反对，袁世凯仍然想方设法使其责任内阁作为正式政府的延续合法化。尽管孙中山敏锐察觉，坚决反对，无奈其他民党觉得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其余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北方政府的地位悬而未决，留下巨大隐患，致使袁世凯后来步步得逞，不能不说是重大的政治失误。
清帝交权下台虽成定局，可是向谁交权，以何种名义，关系到未来中国国体政体的性质。2月3日，袁世凯奉密旨授为全权大臣与民军磋商清帝退位事宜，媒体的报道却是“内阁确奉到皇太后懿旨承认退政”，并非退位。《大公报》明确称：“内阁消息，宣布共和谕旨已经各王公及内阁公同拟定，其中措词只为推卸政权，并无禅让字样。惟昨闻袁内阁以此项谕旨虽已拟定，诚恐颁发后，民军仍有挑剔，致滋纠葛，因于十五日曾将此次谕旨草案电致南京政府，预令查核再行颁布。”据说此事出自袁世凯的意旨，并得到清室及皇族的认可。“皇帝推卸政权、承认共和之诏旨，已于十五日由内阁恭拟草案呈进，闻秉笔者系为华世奎、阮忠枢两人，秉承袁内阁之意见而订拟，由皇太后钦览后又由各王公、贝勒公同参核，酌易数字，已交世、徐两太保敬谨收存，恭候皇太后懿旨即行颁布。”
退政与退位，一字之差，意思迥异。按照康有为的说法，自十九信条发布，清室已经失去政权，形同虚君。所谓退政，仅仅是交出政权，对于国家，仍然保留君位。如此，则国体仍是君主制，政体才变为立宪制。当时种种试图调和君主与共和的设想，如虚君共和、帝国共和之类，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力求保留君主，以为非如此不能防止内乱外患。可是在革命党看来，君主不去，就会对共和制构成严重威胁。民军同意清帝以交权退位为条件予以优待，保留帝号，只是作为外国君主待遇，与国体政体毫不相干。双方的主张尖锐对立。
政与位的本质区别以及主导组织临时政府的用意，在袁世凯等人1月底拟制的《北方议定组织临时政府草案》显露无遗：
（一）皇帝辞政。为国利民福起见，所有保持安宁，恢复秩序，联合汉、满、蒙、藏、回等事，断不可无统一机关，故特委袁世凯暂行组织临时政府，代掌一切政权，以期维系大局，主持外交，俟国会正式举定大总统后，临时政府再行取销。（二）皇帝辞政后，仍驻跸宫禁，毋庸迁移他处，以维京畿及北方秩序，裨免糜烂。（三）将来大总统府第，即在北京择地另行建筑，或以新建筑之监国府邸为总统府。（四）自武汉事起，至今三月有余，南北各省经济匮乏，不独国库为然，南京临时政府亦事同一律。皇帝既经辞政，所有通国一切行政，即应统筹全局，以图富强。但一切行政费用，所需甚巨，其东南已经独立省分，能否继续支持，临时再行磋商。至北方各省，国库如洗，目前已属难支，将来临时政府成立后，更须力促一切新政之进行，所需政费，必较今日为尤巨，应如何应付之处，须预筹妥善办法，以免临时棘手。（五）皇帝既经俯顺舆情，政权必当统一，南北各省，仍当化除成见，扶助中央，酌为筹解经费，顾全大局。倘有贫瘠省分因此次糜烂实难兼顾，中央亦可暂缓协济以纾民力。（六）皇帝辞政后，京中各行政衙门，国务大臣以下之官员，悉仍其旧。但组织临时政府，需款浩繁，所有各署官员之津贴，自临时政府成立之日起，统计六个月，暂弗发给，以纾财力。（七）政费一项，以军饷为最关重要。所有北方军队之饷项，于此数月期内，无论如何，均须按月照给，以维持秩序而免哗溃。其南方各军队之饷糈，亦须通盘筹画，不得少有缺欠。至南北方军官将校，均仍旧职，不稍更动。（八）现所组织之临时统一政府，一经各国承认，一切外交事宜，悉由临时统一政府直接交涉。（九）所有外债以及新旧赔款之担任，政体既定，即应继续依期偿还。各省无论如何，亦须依旧筹措，按期照解，以昭大信。（十）皇帝辞政时之谕旨，除刊刻誊黄颁行天下外，更须另颁谕旨于各军队，俾得晓然于朝廷辞政之深意，以免暴动而维治安。
清帝退位诏书
按照草案所定程序办法，不仅袁世凯的权力来源及所承继的法统为清朝皇帝，由北京临时政府统管全国行政军政，而且以“辞政”名义交出政权的清帝是否同时失去名义上的统治权，并无清楚认定。也就是说，清帝可能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这从反面证实孙中山看似斤斤计较的执着坚持，绝非杞人忧天，多此一举。
由于南北双方围绕清帝退位诏书的措辞问题反复缠斗，宣布退位因此一再推迟。媒体对于双方立场的差异有所风闻和揣测，伍廷芳来电所示修订的退位诏书及优待条件，“各款仍系逊位，并非辞政，不得谓之虚君共和”，内阁不知如何磋议。《大公报》非常准确地把握到双方争执的关键所在：“其争执尤力者，一则曰皇帝辞政，一则曰皇帝退位，故现尚未决。”可见辞政与退位之争，在北方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坚持辞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造成虚君共和的假象。
北洋系将领再度不失时机地演出了配合袁世凯的戏码。“冯、姜、段各军统对于虚君共和政体极表赞成，已联电伍廷芳，要求承认优待条件。旋接伍通电，略谓此次袁内阁提出优待条件，本代表因事赴南京，已将此项条文由参议院协定，现已将修正案全体议决。惟清帝逊位字样必须标明，非是即不足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且含有虚君位之嫌疑。此次自武昌起义所流之血，聚集可成江河，国民之所希望者，惟在共和，故对于清帝逊位一事不能不始终坚持。而诸公欲保存旧帝之苦心，此间已为人所共谅，但以此事关太巨，不能含糊了事等语。冯军统昨已再联合各路军队复去一电，于逊位二字大为反对，力请撤销，否则死不认可云。”赞成共和而反对逊位，则所赞成的只能是虚君共和。所以2月10日伍廷芳复电明确指出：“惟清帝若不实行逊位，则有类于虚君位之嫌。”
其实，逊让之类的言辞，对于清朝的君臣都已经不再讳莫如深。2月9日，各省督抚等联衔电请代奏，就公然声称：“共和问题迁延未定，逊让政权之明诏迟久未颁，中外失望，军民解体。”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上以幸福予国民，下以尊荣酬君上，其为懿美，超轶唐虞”。民军方面，对于优待清帝也有不少异议。广东都督陈炯明以和议内有清帝仍居北京、不去帝号、王公仍旧袭爵，电示“全粤愤懑”。为此，伍廷芳通电民军各方，宣称：“廷所坚持者，必清帝宣布赞成共和，然后中华民国于其去位之后，予以优待。……至于已经去位之清帝，亦不过虚名之爵号，似无须过于争执。”
按照预定日程，清廷应于2月11日明诏宣布共和，可是诏书的关键措辞迟迟未能商议妥协。接到伍廷芳发来的修正优待条件，袁内阁当即开会讨论，再将逊位改为辞政，并送交隆裕太后，得到后者的首肯。2月10日，唐绍仪万急致电袁世凯：“吾师为难，非特仪所深喻，即南方诸君亦所共谅。惟宣布谕旨与照会字样不符，外国人先阅谕旨，互相较对，必干诘问，万不可行。至优待条件发生于辞位，若云辞政，则十九条已无政权，何待今日。十四省军民以生命财产力争，专在位字。明日入觐，务恳力持办到辞位二字，即时发表，方能保全国防，保全满族。若少不忍，转生大乱。言尽意竭，乞勿再赐电商。”唐绍仪的确讲到了要害之一，只是民军全力防范清帝，反而忽略了袁世凯弄权的潜在危险。
眼看事情可能功败垂成，同日张謇急电袁世凯转汪荣宝、陆宗舆：“南方对于优待皇室条件，当局与参议院反复磋磨，视来件无大出入。不独体项城为难，亦以顾全项城，维持国防而然。伍昨复阁电，实已笔舌俱瘁，费尽磋磨，无可再说。要之，种种优待专为辞位二字之代价，若不说明，何以合南北赞同共和之心理，亦何以示将来政治之健全。二君明于时势，务望力助项城，必践廿四发表之约。万勿迁延两误，败破大局，追悔无及。”
尽管各方竭尽全力克服最后的障碍，共和明诏还是未能如期颁布。2月12日，伍廷芳转发黄兴来电给袁世凯：“今南北协议之惟一目的，实欲早定共和大局，然欲定大局，必速下逊位明文；欲迫促清廷逊位，必南北军队连续北上，以武力胁制之；欲南北军队连续北上，则张、倪二君应率所部军队离开徐、颍，以为南北军队之先导。……设仍扼据要害，阻我北上，则清廷存侥幸之心，逊位有观望之患，且恐惹起他方面之效尤，大局牵延，必至更形糜烂。”催促之外，形同最后通牒。
不过，这份最后通牒未及生效，经过最后时刻的紧张较量和磋商，清帝退位诏书的内容文字终于为双方所认可，并于最后期限内通知了南京临时政府。2月11日清内阁发出多份电报，向南方民党报告消息，首先是向上海唐绍仪发去一封简短的电报，请其转达伍廷芳，优待条件本日奉旨允准，照会驻京各国公使，希查照办理。同时又万急致电南京孙大总统、参议院、各部总长和武昌黎副总统，告以“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袁世凯表明自己极愿南行，只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尽一致，请示如何协商统一组织之法。
在另一封致上海唐绍仪、伍廷芳、南京孙大总统、黎副总统、各部总长和参议院的电报中，袁世凯正式转达了明诏的完整文本：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乐，拂兆人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定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2月12日，与诸国务大臣会衔副署的上谕正式公布，与前一天通报南方的电报文本基本一致。同时公布的还有全体内阁大臣会衔副署上谕并附录优待清帝、清皇族及满蒙回藏各族条件。按照明诏宣布为帝政终结的约定，是日为清帝正式退位之日，历经二百余年的大清王朝就此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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