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液》的故事放在漫威超级英雄系列中是陈旧且似曾相识的，从人物角色、故事情节以及它所设置的矛盾冲突，我们都曾在之前的诸多漫威电影中看到身影。诸如生命基金会这样庞大的资本组织、科学发展跨过基本底线后可能带来的危险，以及存在于埃迪和外星生物毒液之间的融合（寄生关系），也都并非《毒液》首创。
《毒液：致命守护者》（Venom，2018，以下简称《毒液》）剧照。
自保罗·范霍文的《机械战警》（1987）、日本著名动画电影大师押井守的经典代表作《攻壳机动队》（1995）以及沃卓斯基姐妹导演的《黑客帝国》（1999）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上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两位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和内森·克兰所提出的“赛博格”（Cyborg）问题。何谓赛博格？高度概括来说，就是人和人造物组成的且结合紧密的统一功能体。
毒液虽并非人造物，但按美国著名的后现代人类学家唐娜·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定义——即“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科幻小说中的人物”——毒液与埃迪的融合，导致其成为赛博格。
对资本与科学的恐慌，伴随着现代性的扩张
不久前，美国亿万富翁与技术天才埃隆·马斯克在世界政府峰会上抛出惊人之语：
“未来人类需要与机器合体成‘赛博格’，才能避免被人工智能淘汰。过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见证生物智能和数字智能更紧密的结合。”
《毒液》中生命基金会的创始人卡尔顿·德雷克定会赞成马斯克的这段话，并且他还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资本与技术从外太空寻找到了能够实现这一愿望的外星“机器”，从而开启他对于未来人类改造的伟大之梦。
电影中的德雷克年纪轻轻却依靠自身智慧创造出多项纪录且由此为自己积累了巨大财富（如同现实中的马斯克）。这位天才看到了地球资源的不可持续以及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问题，由此开始为未来人类如何面对这些糟糕环境而担忧。按照他的解释，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更大的善（good），因此利用那些流浪汉做人体实验也就是可以被通融和原谅的。德雷克几乎是诸多超级英雄电影或其他类似电影中的典型反派，即他们都有一颗“造福”人类和世界的雄心，他们的哲学逻辑便是世俗版的功利主义以及商人所秉持的通过减少投资成本以获得最大的利润收益。在2016年的《蝙蝠侠大战超人》中，由美国男星杰森·艾森伯格所扮演的年轻富豪莱克斯·卢瑟与德雷克多么相似！
《毒液》剧照。
但他们为什么都成了电影中的反派？除了他们都干了坏事，还隐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背景：随着资本和科学在近代人类社会中占据重要位置，对其的焦虑、警惕和批判就从未停止过。从古希腊先贤到其后基督教对于此世金钱肉欲的排斥，到东方儒家对于商人的疏离以及其后形成的四民阶层中商人的低下地位，都显示了这一点。对道德和精神/天国的向往，使得世俗的权欲追求遭到贬低和质疑，这一点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而随之改变。在韦伯看来，新教伦理的观点是通过个人努力工作而创造的财富并非是对贪欲的沉迷，反而是为了荣耀上帝。新教伦理成为新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积累与商人的地位随之上升，最终成为新社会的核心阶层。
占领华尔街运动。
但随着资本积累进入白热化，由此所创造的社会并非天堂，反而充满贫富差距与等级冲突，也正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把自己批评的火力对准了资本积累过程中被有意无意所遮蔽的剩余价值，也正是它带来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由此，曾经创造了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以及商人的角色再次开始变化，并随西方资本在其坚船利炮的保驾护航下入侵其它大洲与国家，其中的搜刮与压迫，使西方资本家渐成过街老鼠般的职业，开启了其后残酷的阶级冲突与斗争。经过20世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漫长而危险的斗争，资本家的信誉并未随着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而恢复，反而在其后普遍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到进一步的怀疑和对抗。
随着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与大型跨国资本集团影响力的增强，各国国内在遭受经济风暴打击下造成新的贫富差距，再次使得马克思理论成为那些“99%”（美国占领华尔街抗议者打出的口号：99%对抗1%）的人们的希望和用以对抗的理论武器，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巨大的跨国资本集团，德雷克的生命基金会便是其中之一。德雷克几乎就是新世纪全球化中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典型的大资本家模样：满腹忧国忧民，但其理想却建立在牺牲底层人的生命上，也由此遭到质疑和批评。当资本积累渐渐变成剥削的手段时，诞生于现代的科学同样因其种种可能的出格而遭到怀疑。
贫穷差距、无权无势的绝望，造就对超级英雄的渴望
1818年，英国作家玛丽·雪莱创造了一部叫《弗兰肯斯坦，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的长篇小说，其后它成为科幻小说鼻祖。天马行空的想象之外，这个可怕故事中还潜藏着两个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问题：一是弗兰肯斯坦博士通过科学创作出了“人”；二是弗兰肯斯坦博士利用电流及其它技术把尸块拼凑在一起且令其复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最早的“赛博格”。
启蒙之后，那个从宗教中脱离出来的科学渐渐站稳脚跟开始掌握解释、发现甚至是创造新世界的征程，而玛丽·雪莱所看到的则是科学这一新神话的一个杰出创作，所以弗兰肯斯坦博士创造出的“人”又被称作“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他是新世纪新神的新的创造物，使得这一切得以实现的便是科学。也正是这同一个寓言故事，展现了人们对于这个叫“科学”的东西的恐惧与不安。但一切已经不可阻挡，科学在其后创造出新的机器与技术，从而彻底改变了社会，由此领着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一新社会中，各种“科学”层出不穷，而由此所建构的话语以及形成的权力网络也立刻把整个社会掌控其中，在这一过程中福柯所谓的“人的科学”也随之诞生，人成了需要通过各种科学来研究的客体，于是某种人的“本质”也随之被建构，也随之被隐藏而成为新的科学神话。当科学成为继宗教之后的新神，对其的反思和警惕也由此开启。
《现代性与大屠杀》
作者: （英） 齐格蒙·鲍曼
译者: 杨渝东 史建华
在英国社会学家奇格蒙·鲍曼出版于1989年的经典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作者指出“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并不仅仅只是犹太人漫长受难历史中的另一次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正是现代性的这些本质要素，使大屠杀这样灭绝人性的惨剧成为设计者、执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会集体行动。从极端理性走向极端非理性，从高度文明走向高度野蛮，看似悖谬，实则有逻辑的必然。鲍曼的这一发现用在《毒液》中德雷克的身上不是同样十分贴切？在极端的理性和世俗功利主义的计算下，德雷克把那些底层人当做可以随时牺牲与消耗的实验器具，从而走向了最极端的野蛮。
在诸多超级英雄电影以及其他科幻电影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怀疑和反思几乎不绝如缕。这一根植在近代西方历史以及20世纪的惨痛教训中的阴影记忆，让人们对不受伦理与规则束缚而只要自称中立便能够肆无忌惮发展的科学产生了不安与恐慌：在实验室中，那些心存妄想和野心的科学家创造出新的基因、病毒或无名之物，而他们往往对其的传播或是可能造成的破坏无法控制。别忘了《V字仇杀队》中的监狱实验室，这样的故事层出不穷，其发生的基础都是对现代科学不受控制和约束的急速发展所可能引起的灾难的焦虑。
《V字仇杀队》（V for Vendetta，2005）剧照。
在诸如《毒液》这类超级英雄电影中，创作者时常把拥有巨大资本的商人和科学捆绑在一起，从而使得这两股带着浓重阴影的现代产物合流，一方面能够增加故事中反派的邪恶性，另一方面却也是当代正在急速扩散的真实问题，即随着资本与科学技术的合流而导致那些庞大的跨国集团获得巨大的权力，从而成为各国以及社会中难以忽视的存在，不仅改变着当下的政治格局，也开始影响到未来的世界图景。在电影《云图》（2012）的故事里，掌握世界的并不再是政府，而是庞大的跨国集团，它们成为世界新的霸主。这不正是人们担心德雷克最终可能走向的结局吗？在庞大资本与所掌握的科学技术的保驾护航下，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也正是在这里，主角埃迪被设置成一个富有正义感、通过自己的节目来揭露各种不公和压迫的记者。但更为残酷的是，随着埃迪揭露德雷克以流浪汉作人体实验后，德雷克的报复就好似捏死一只蚂蚁般轻易地毁掉了埃迪的一切，而这不也正是当下东西方社会中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这个金钱和权势占据核心地位的现代社会，那些贫穷和无权无势的人们不正如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当法律遭到其控制或遥不可及时，对于超级英雄的渴望也便成了他们充满压迫和憋屈生活中的最大希望。
《毒液》的陈旧性，在于对赛博格与个体神话的流水线糅合
1985年，唐娜·哈拉维发表了论文《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收入其后的文集《自然的重塑：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由此提出她的“赛博格”理论。而在此牵动着每个人心绪的是那个古老且核心的问题，即如果我的身体与“他者”之物进行融合，我还是我吗？我是谁？在哈拉维看来，这是一个新的神话、新人以及新世界的开始。
在《毒液》中，导致埃迪最终成为赛博格的直接原因便是他与外星有机物“毒液”的融合，而把这一外星生物带到地球的则是德雷克的强大资本和科学技术。这似乎是一个十分传统且小型的关于赛博格未来的黑暗想象，而在这类电影中，它还常常与另一个问题合流，即人类对外星生物的好奇和招惹，最终可能引来人类的灭亡。霍金为此曾多次警告人们不要贸然地去尝试寻找或接触未知的外星生物。在漫威庞大的超级英雄宇宙中，这一母题反复出现，且故事的发展也大都与《毒液》相似，无论是降临的外星人还是那些从宇宙中来到地球上的生物，大都带有毁灭性的力量，一方面这些力量可以是善的，诸如超人；而更多时候，外星人都带着征服和毁灭的野心出现，这一对于未知之物所形成的几乎是本能的恐惧，在超级英雄电影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毒液》剧照。
赛博格是一个科学社会的新神话和寓言，也是对于科学技术的激进想象与期盼。哈拉维希望由此彻底改造传统社会与权力所建构出的一系列根深蒂固且已遭本质挑战的关于人类的诸多问题，例如打破二元对立界限，超越种族、性别和阶级，在这一模糊且充满可能的张开中建构出新的、多元的新型生物体。与毒液融合的埃迪最终变成了这样的新人类，在经典的关于赛博格的电影《攻壳机动队》中的草薙素子同样如此。相比于埃迪，草薙素子首先超越了传统中的二元性别，沉重的生物身体在与机器的结合中得到强化和发展，而由此引起的是对于人、生物和世界一系列崭新的看法。《毒液》由于其本身的局限而未能对此作进一步的探索与发展，但无论如何，那个曾经建构起我们整个自我意识的“我”在此被彻底分解了。
西方启蒙运动中建构着关于“个体”的迷思，随着走出宗教神学迷雾，人从上帝那里获得主体性而开始以独立的个体行走和生活于此世，由此得以发展的是传统中关于灵魂的观念，即那个曾经来源于自然、神或上帝的“人之精髓”（万物灵长之“灵”）渐渐脱离对于前者的依赖而成为生物身体中本质的核心部分。
启蒙神话下的个体取代了被驱逐的上帝。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的上帝，于是通过自我的努力和奋斗也就暗示着改变（通向更好）的可能。这也便是卡尔·施密特在批评现代性时所指出的，启蒙中的诸多思想都是对中世纪神学的世俗化改写，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启蒙神话中关于个体性存在着诸多超越的阴影。这一观念与赛博格理论存在的冲突因此也一目了然，赛博格的出现首先是对身体的改造，在启蒙观念看来这一改变是肤浅且表面的，真正重要的是身体中的那个本质——精神/灵魂。因此《攻壳机动队》的英文名才叫“ghost in the shell”——壳子中的魂灵！
《攻壳机动队》（1995）剧照。
这些都是《毒液》中并未涉及的，但它其实又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的可能，而它也是关于超级英雄以及启蒙个体神话中的一部分。即那个与普通人融合而使其成为超级英雄或一种新型生物体的“他者”（alien）只不过是我们灵魂中原生的一部分。所谓“内心的魔鬼/天使”这句话所暗含的观念也便是我们发现和意识到了存在于个人身体中的那个“ghost”，既是“我”，又“非我”，而是一个来源于他处的“外星生物”（alien）似的存在。这一理论随着拉康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再解释，以及其后齐泽克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一个探究个体性十分重要的视角。
在拉康关于小孩的“镜像阶段”中，他发现那个被孩子误认的镜中之像本身就是来源于对他者的欲望。镜中之像既是我，又不是我，而是一个存在于我们身体中的陌生之物。齐泽克在分析1973年的美国电影《驱魔人》（The Exorcist）时指出，那个寄居在小女孩身体中的“魔鬼”并非外来之物，而就是存在于小女孩这个个体中的那部分“他者”。在电影中，它通过声音表现出来。齐泽克说，声音便是存在于我们身体中的“非我”东西，它属于另一个维度。由此当我们再看毒液和埃迪之间的关系时，我们也便能说，看似来自宇宙的“毒液”或许就是loser埃迪身体中那个始终未被感知到的“他者”的形象化。
《搏击俱乐部》（Fight Club，1999）剧照。
这一点在大卫·芬奇1999年的电影《搏击俱乐部》中得到展现：观众最后才意识到，由布拉德·皮特所扮演的那个浑身充满叛逆、残酷且暴烈的商人泰勒并非真实存在，他不过是患上了失眠症且对周围一切都充满危机和憎恨的小职员杰克的想象的外化。泰勒便是毒液，而杰克与被开除之后的埃迪也都分享着十分相似的人生故事：生活困顿且不如意、无聊的工作或是无所事事、日复一日，时常委曲求全，但对社会不公义愤填膺却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阻止恶势力的猖獗……正是在这样的不堪中，壳中的“ghost”出现且总是与那个日常中的自我形象截然相反——带着强势的力量、叛逆和酷劲，几乎就是对埃迪或杰克所有不顺心和渴望却没有得到的东西的超剂量补充，而超级英雄也便由此诞生。这不仅是现代启蒙的神话，亦是“美国梦”的神话。
因此在这里我们便能够察觉到这类超级英雄电影中存在的矛盾，一方面它暗示着由现代科技所造就的赛博格，另一方面它依旧分享着启蒙的意识形态来塑造那些关于个体的神话。最终这两者被糅杂融合，而导致了哈拉维对于赛博格所可能带来的改变愿景的失落，也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再次得到巩固和生产，从而彻底掐灭了创造更为丰富且多元的人与社会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次印证了《毒液》也不过是好莱坞超级英雄流水线上的一部陈旧之作。
《毒液》中的天才科学家与商人卡尔顿·德雷克似乎就是“黑化版”的埃隆·马斯克，他们在积累了无限财富的同时也掌握了最先进且庞大的科学技术，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改造甚至是掌握世界未来发展的力量。而这一如此庞大的权力也便是19世纪的马克思所担心的。对于个人与跨国集团不断累积的资本与让人们开始感到渐渐不受控制且又似乎充满了社会与日常生活中的科学，人们一方面因其带来的福利与方便而受益，另一方面也由此产生了对其的焦虑、不安与怀疑。
《别让我走》
作者: （英）石黑一雄
译者: 朱去疾
在石黑一雄的长篇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中，通过完善的克隆技术所创造出的一批批克隆人始终被当做随时可以取用的工具。他们虽然有着人的模样以及关于其生活的记忆和对他人的好感，但却依旧被排除在“人”的界限之外，从而导致他们难以言说的悲剧。在康德关于人的伦理思想中，他反复强调人是目的本身，而非可以被利用的工具，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重阴影，并且直接对人的生存和存在造成威胁。
在《庄子·外篇·天地》中，子贡于其南游返回的路中遇见一老人正在收拾菜圃，抱着水瓮浇水灌地，来来回回十分辛苦。子贡告诉他如今有一种机械可以帮助劳作，在老人听闻如何制作这一机械后对子贡说：“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而“机心”则是对于胸中“纯白”之心的污染，也是对于大道的破坏。庄子借助这一老人之口批判了技术对于人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与伤害，而这一点和之后西方对于科学与技术的担心不是如出一辙？
在哈拉维看来，“杂种”的赛博格是在后人类空间中对于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各种霸权（性别、阶级与种族等）的破坏，是对于区隔和界限的突破。当哈拉维把赛博格理论与女性主义相结合时，它所憧憬的是一个诸性平等的社会，一个多元、开放且充满种种可能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中，技术异化已经在与人文思想的融合中被消除，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彻底解放的最大动力和机会。到那时，人人都将是“超级英雄”，只是不再是《毒液》意义上的那种个体神话式的超级英雄！
作者：重木
本文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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