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永乐年间北征遗迹"玄石坡"

丁酉仲夏八月，驱车漫游内蒙中北部，途经苏尼特左旗，借助万能的网络，获悉当地有处“立马峰”，系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北征遗迹。于是，心潮澎湃，亟欲一探其真容。从旗政府所在地满都拉图镇出发，沿省道101东行约20公里，电子导航告知，目的地就在道路北侧不远。其时，省道正在大修之中，路边沟沟坎坎，未见任何标识，导航频繁尖叫，似乎也迷失了方向。旷野之中，幸遇一二牧人，指点之下，复前行，翻过一道缓丘，来到一个仅有三五户人家的牧民点。在再次指点并许可下，自己动手，推开牧场的大门，又沿坡路上行四五百米，才终于得见这处深藏不露的明代遗迹。

遗迹已受到保护，一圈铁丝网将其封闭起来，只在正南方留门。门前左侧有两方石碑，分别为蒙文和汉文。汉文碑正面上书“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立马峰、玄石坡石刻（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2006年9月4日公布，锡林郭勒盟文物局?2016年10月立”；背面则是一段相关的文字介绍。右侧一方石碑，在铁丝网内，为苏尼特左旗政府2012年6月18日所立，上有蒙汉两种文字，汉文是“塔穆嘎园哈达”。后来得知，“塔穆嘎园哈达”的蒙语含义是“有印的石头”，是当地牧民对玄石坡的称呼，想来在相当长时间里，当地人似乎也不了解玄石坡的来历。

苏尼特左旗地处蒙古高原中北部，位于锡林郭勒盟西北，北部与蒙古接壤，南部横亘着浑善达克沙地。“玄石坡”位于沙漠边缘的草原地带，是一处平缓的山丘，整个区域方圆不过五百米，几堆零星的巨石散落在稀疏的草莽之中，或卧或立，高者不过三四米，远望并不醒目。推开虚掩的门，举步趋前，进入视野的首先是“玄石坡”三个大字；字刻于一块大卧牛石的阳面，每个约有六十厘米见方，深约三四厘米，处于区域的中心，也是制高点。其北不远，另一卧石上镌有“立马峰”三字，字较“玄石坡”略小一些；其东有立石，高约两米，立石西北方侧立面上，刻有“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七日癸卯／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字分三排，大小、深浅不一。这三处刻字均涂为红色，色彩亦较鲜艳，推测是近年重新漆过。西侧，一块不大的火山岩上刻有“御制玄石坡铭：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永乐八年四月初七日”，铭文刻得很浅，但依然清晰可辨。四处文字石刻之外，“立马峰”北侧不远，还有四个明显的马蹄窝，据传是朱棣铁骑一夜之间踏出的印迹。

“玄石坡”是笔者近年内蒙访古最感惊艳的一次，其发现之偶然，几乎失之交臂的相遇，一直难以望怀。几块普普通通的卧牛石，因为见证了大明天子的亲征，便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一年多来，这处所在始终萦绕心头，我不时查阅有关史料，只想探究一下它见证过怎样的历史场面，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元朝灭亡后，蒙古势力虽退出中原，但大漠南北的蒙古诸部势力依然强劲，他们不时南下侵扰，对明北疆构成严重威胁。朱元璋曾对蒙古用兵，取得一些局部的胜利，但未能根除这一隐患。朱棣自洪武十三年（1380）之藩，就长期驻守北平，并有实战经验，对蒙古各部情形了解较深，登基后决意主动出击，以消除大明的肘腋之患。永乐七年（1409）七月，淇国公丘福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本雅失里；八月，败绩于胪朐河，全军覆没。这次兵败，激起了朱棣亲征的决心。“上闻，震怒，以诸将无足任者，遂决计亲征”（《明通鉴》，卷十五，中华书局，2014年，页699）。九月，朱棣遣书谕皇太子云：“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没于虏。辱国如此，若不再举殄灭之，边祸未已。今选将练兵，来春，朕决意亲征。”（《宪章录》卷十七，影印万历刻本，《续修四库全书》352册，页163），这道敕谕，无疑反映了朱棣的真实想法。永乐八年二月，在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后，朱棣率大军五十万，远赴漠北，亲征鞑靼。此后，又分别于永乐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计五次亲征，直至二十二年七月崩于征战归途。朱棣北征，大大削弱了蒙元残余势力，对保障明北疆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大明一统志》称：“永乐间，有本雅失里者及其下马哈木、阿鲁台，奉贡惟谨，因封马哈木为顺宁王、阿鲁台为和宁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谕之不悛，车驾屡亲征之，诸胡始平。本雅失里妻率其部属来朝，愿居京师。”（卷九十《鞑靼》，影印天顺五年刻本，三秦出版社，1990年，页1389）

永乐八年北征，朱棣选翰林院学士胡广、庶子杨荣、谕德金幼孜三人扈从。其时，扈从三人还只是史官之属，主要职责是备顾问、侍帷幄，但他们后来皆跻身卿相，成为名重一时的要臣。胡广，一名靖，字光大，号晃庵，江西吉水人。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状元，永乐十四年进文渊阁大学士。永乐十六年卒，赠礼部尚书，谥“文穆”。明朝文臣得谥号，自胡广始。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淦县（今属峡江）人。永乐元年，任翰林检讨，累迁右谕德兼侍讲。永乐十八年，与杨荣并为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后，拜户部右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洪熙元年（1425），进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宣德六年卒，赠少保，谥“文靖”。杨荣，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县（今建瓯市）人。成祖即位，直文渊阁，更名为荣。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累官工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晋少傅、少师。正统五年卒，谥“文敏”。

胡、杨、金三人，为建文二年同榜进士，皆才高学博，深受朱棣赏识，相关记载颇不稀见。杨士奇称胡广：“为文援笔立就，顷刻千百言，沛然行云流水之势。赋诗取适其性情，近体得盛唐之趣。工书法，行草之妙，独步当世。”（《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见《东里文集》卷十二，明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明史·胡广传》云：“广善书，每勒石，皆命书之。”（卷一百四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页4125）。《明史·金幼孜传》称：“帝重幼孜文学，所过山川要害，辄命记之。幼孜据鞍起草立就。”（卷一百四十七，页4126）。周叙在《杨文敏公集序》中称杨荣：“少颖悟绝伦，自游校庠，已有经纶天下之志。暨登高科，入翰林，遭遇太宗皇帝，委以心腹之寄，居则参掌机密，出则谋谟帷幄，宠眷优厚，群臣鲜俪。”（《杨文敏公集》，正德十年刻本，北京，国家图书馆藏）。北征途中，君臣于戎马倥偬之余，谈文论史，十分相得。《明史·胡广传》载：“帝北征，与杨荣、金幼孜从。数召对帐殿，或至夜分。过山川厄塞，立马议论，行或稍后，辄遣骑四出求索。”三人或以文，或以文，记录下了征途中所见所感。金幼孜所撰《北征录》（一般分为“前”“后”两种，《前北征录》记永乐八年二月至七月从成祖北征蒙古事迹；《后北征录》记永乐十二年三月至八月从成祖北征事迹。《北征录》版本较多，但文字差异较大。国家图书馆藏有抄本，作《初从北征录》《二从北征录》《三从北征录》，较它本文字多出一些,惜文中“虏”“胡”等“违碍字眼”皆空缺，但可以据它本补足。本文引用该书均据抄本，径称《北征录》，简洁起见，补字不再一一说明），对每日行程、战事、天气、沿途风光，以及君臣之间的闲谈等等，都作了详尽的记录，保存了许多生动的细节，具有很强的现场感，文学色彩甚浓。《前北征录》是永乐八年北征最原始的记录，也是后人了解此行的最基本史料。《北征录》之外，金幼孜尚有《北征集》，杨士奇《序》云：“此盖永乐八年第一出师也……公以清材博学，介胄櫜鞬，从属车司命令，而间暇形诸咏歌，长篇短章，沨沨乎铺写鸿猷，宣扬伟绩。凡山川气候之殊，道途涉历之远，所以充拓见闻，发舒志意者，靡不备之。”（《北征集序》，见《东里文集》卷七）惜《北征集》今已难觅踪影。同样，胡广也以诗纪行抒怀，几乎每过一个关隘、驿站，每遇一件心动之事，必有诗作。《胡文穆公集》卷二十为“扈从诗”专辑（《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9册，以下引用该书均据此本），其中永乐八年北征就多达一百一十首，从《春日扈从北征初发北京》到《归至北京》，几乎无日无诗。杨荣亦有《北征记》，记永乐二十二年四月扈从北征及其往还始末；八年之行，今所见仅有不多的诗作。金氏之文、胡杨之诗，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一幅全景式的北征画面，藉此而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永乐八年二月初十日，朱棣率众从北京德胜门出发，经清河、沙河、龙虎台，出庸关；过怀来、鸡鸣山、宣府、宣平、万全、德胜口，二十六日驻跸兴和。三月初七日，发兴和；初九日，驻跸鸣銮戍，“大阅武，誓师六军，列陈东西，绵亘数十里，师徒甚盛，旗帜鲜明，戈戟森列，铁骑腾踔，钲鼓震动”（《北征录》）。初十日早，发鸣銮戍，自此进入真正的蒙古地带。之后，又经凌霄峰北、锦水碛、答鲁城、压虏川、金刚阜、小甘泉、清水源，到玄石坡时已是四月了。

《北征录》载，四月初五日午，发清水源，晚至屯云谷。初六日早，发屯云谷，午次玉雪冈。“初七日，发玉雪冈……午次玄石坡，见山桃花数藂，盛开草莽中，忽睹此，亦甚奇特。上登山顶，制铭，［使］勒于立马峰之石。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玄石勒铭，与之悠久。’书岁月纪行，命光大书之，并书‘玄石坡立马峰’六大字刻于石。时无大笔，用小羊毫笔钩上石勒成，甚壮伟可观。晩，有泉跃出于地，如神应泉，足饮人马，名曰‘天锡泉’。上命幼孜三人及尚书方宾、侍郎金纯往观，至见人马填满，泉水上溢出，旋复壅阏。”

负责挥毫泼墨的胡广，也赋诗抒怀，记录了在玄石坡的经历。诗有四首，分别题为：《玄石坡见山桃花》（二首：“地底寒冰夏不融，山头夝日起凄风。穷边四月如春半，才见闲花一两丛。”“山桃何事不知寒，偏向风霜发细丹。萧条独自怜春色，下马摘来手里看。”）、《承旨书“玄石坡立马峰”六大字勒于石，并书御制玄石坡铭及纪行刻石》（“山巅崖石耸嶙峋，把笔书题若有神。漫道仲将头尽白，却惭挥洒墨盈身。”）、《玄石坡乏水，地忽出泉，足饮人马，敕赐名曰“天锡泉”》（“阴山乏水地冻厚，枯肠得水如饮酒。往时患癖忌冷饮，此日数杯方润口。我时得水犹不难，旁人无水日未飡。沙场掘井地斥卤，东边水淡西边苦。苦水少汲淡水枯，井边争水人喧呼。山君一夜效灵异，忽遣流泉深出地。六军鼓舞腾欢声，三边胡虏焉足平。山头勒石纪奇迹，万古长留天赐名。”）稍加品味，不难体会到，这几首诗均系写实，几个场景连贯起来，足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金文胡诗，以文学的笔触，生动地再现了大明之师到达玄石坡时的情景：志满自得的帝王，才情横溢的文臣，桓桓的将士，嘶鸣的铁骑，以及争饮的众声喧哗……七百多个春秋过去了，这几方石刻静卧于草原深处，任凭风吹雨打，大概也只有那些逐水草而居的牧人，才会偶尔光顾这里，不经意中瞥上一眼。然而，却正是这些看似无语的石刻，将当日的场景凝固下来，让今天的我们还能够知晓，是何年何月，又是何许人等，曾度越关山万重，立马此峰，气吞山河……

永乐十二年，朱棣二次北征，七月初九晚，又次玄石坡。重寻前迹，胡广赋《重过玄石坡登立马峰》一首，诗云：“立马峰前一回盼，荒山野草正萋萋。黄沙漠漠寒云杳，紫塞迢迢落日低。万里风烟腾杀气，九霄旌旆拂虹蜺。重来五载寻前迹，玄石镌铭看旧题。”五年以后重访前迹，胡广的感慨当是这短诗所无法容纳的吧？

永乐八年北征途中，除勒石玄石坡外，朱棣也曾在另外不少地方敕令刻石。据《北征录》《明太宗实录》等所载，大致可以考知，或有线索可循者，大概有如下一些。

《北征录》载：“三月二十九日，早发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有盐池，盐色或青或白，军士皆采食。三十日，驻跸清水源，去营六七里，地忽出泉，予与广大往观，至则泉溢数亩，人马饮之俱足……（四月）初二日，驻跸清水源，进《神应泉铭》。”《明太宗实录》亦载：“丙申，驻跸清水源，去营三里许，平地泉跃出高数尺，须臾洋溢四达，味甘冽，士马饮之不竭，赐名‘神应泉’。”（卷一〇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杨荣亦有《神应泉诗》，其《序》云：“丙申，驻跸于清水源，地咸水涸，忽涌泉上出，滔滔汩汩，莹彻清洁，斯湏滂洋，将士环睹，惊骇嗟异，咸以为除灭残胡之征也。皇上召中官汲取尝之，味甚甘美，仍赐将士皆饮，乃命之曰‘神应泉’。”（《杨文敏公集》，卷一，明正德十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另外，如《国榷》也提到“神应泉”事，但这几种史籍均未讲“勒铭”事。而《明通鉴》云：“丙申，驻跸清水源……赐名曰‘神应泉’，勒铭山上。”（卷十五）不知其所据为何。

四月十六日（壬子），“午次禽胡山。营东北山顶有巨白石，上命光大往书‘禽胡山’，制铭纪行刻石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赐其泉名‘灵济’”（《北征录》）。胡广有诗《至擒胡山，广承旨往营外十五里山峰书石勒铭，夜宿山中，金谕德留直行营，有诗见忆，情见乎辞，和韵酬之》（“与君扈跸逾沙塞，马上论文到隐微。华发数茎添鬓雪，新诗满卷晃珠玑。每同行帐看明月，独向空山伴落晖。暂去相思犹缱绻，不须远别各依依。”）记此，从中亦可见二人友情之深。此外，清代姜宸英《大驾亲平沙漠还京凯歌七篇》之一《有山崔巍》云：“有山兮崔巍，缅雄图兮此裵徊。翰海镡兮天山锷，告我几先兮谁所作。四月壬子，皇亦临止，匪神曷徵，唯徳是俟。莫莫广野，畴牧其马，於万永清，兹山之下。”其自注云：“《有山崔巍》，述贞符也。明成祖永乐八年北征，树碑塞外山顶，云‘四月十六日壬子大讨过此’。上（按，指康熙）亦以是月二十七日壬子驻跸此山。”（《皇清文颖》卷五十五，影印乾隆刻本，《故宫珍本丛刊》649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姜宸英这首乐府诗，不仅化用了朱棣铭刻的原文，也明确讲到所刻纪行的时间和内容，可以佐证刻石一事，补《北征录》等书记载之阙。苏联学者柯萨凯维奇说禽胡山的刻石内容是：“维永乐八年，岁次庚寅，四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寅（当作“壬子”），大明皇帝征讨胡寇，将六军过此。”（按：此内容当见柯氏《中国远征蒙古的历史资料》，参见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第59～60页注释所引，以及101页《附记》，商务印书馆，1984年）从行文、语气、用词等看，柯萨凯维奇所云当是禽胡山刻石的完整内容。

《明太宗实录》云：四月甲寅，“车驾次广武镇，赐其泉名‘清流’，上制铭刻石曰：‘於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卷一〇三）明人薛应旂所撰《宪章录》亦从此说。《皇明大政记》亦云：“壬子次禽胡山，甲寅次广武镇，皆勒铭。”（卷九，明崇祯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北征录》载：四月十八日，“早，发香泉戍……午后至广武镇……西南山峰甚秀，上欲刻石，令方宾与幼孜三人上观石。登山，下马遍观，无佳石，得一石略平可书。正书间，忽风雨作，遂下山，于井中取水饮马，至营复命。上面营前高峰而坐，上曰：‘人恒言此山有灵异，适登此，忽云阴四合，风泠然而至。’遂命之曰‘灵显翠秀峰’，泉曰‘清流’。制铭曰：‘於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十九日，上登灵显翠秀峰，令幼孜四人从。”胡广有诗《早发广武镇，陪驾登灵显翠秀峰》（“晓随仙跸度中峰，旷望阴山极万重。云外登临心广莫，马前顾问语从容。风鸣天籁和双角，日炫鸾旌引六龙。从此烟尘清虏塞，北穷瀚海尽皇封。”）细绎金文胡诗，此铭是否刻石，似乎还有疑问。

四月二十一日，“早发怀远塞，午次捷胜冈。有泉涌出，名曰‘神献泉’。上令光大书‘捷胜冈’三大字于石。山多云母石，并书‘云石山’三字，刻于石。”（《北征录》）胡广《捷胜冈》一诗咏道：“群山奔走接天长，把笔书题捷胜冈。云母石开明晃日，野桃花发冷经霜。萧条鸡麓惟芳草，渺漭龙堆自夕阳。共道胡雏难窜迹，天戈一扫净穷荒。”诗有自注，云：“山多云母石，敕令书‘云母山捷胜冈’六字刻于石。”

《北征录》还记载：七月“初九日，次龙门。龙门两山对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时，此处最险。上指此山曰：‘断此路，孰能度者？’崖石悬处甚平，光大曰：‘此处好镌磨崖碑。’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仅凭这段文字，一时还无法确定这里到底有没有刻石。胡广《龙门》一诗，也只感叹龙门之险，未及其他。但从常识看，君王一言既出，臣下焉有不执行之理？

需要稍加注意的是，《北征录》载：永乐八年四月初九日，“中官以玄石坡字来进，观毕，命司礼监藏于箧”。由此可以推测，这些石刻文字当时已制成拓片，被收藏到宫廷档案之中了。成书于天顺年间的《大明一统志》，在记述鞑靼山川时，专门提到立马峰，云：“立马峰，永乐八年车驾次玄石坡，制铭勒于是峰之石。”（卷九十）此外，朱棣北征所经过的清水源、禽敌山、白云山、苍山、沙岭、凌霄峰、饮马河、玄冥河、清尘河、神应泉、清流泉等地，也均有记。

关于朱棣北征的路线，学界有一些专门研究。进入蒙古之前的路程，因史料相对丰富，所经地点较为清楚，异议不多。但进入草原地带以后，古今地名变化较大，多不可考。《大清一统志·苏尼特》载：“杨林戍，在旗西北，为渡漠处。自兴和而北，经小巴延山、达鲁城，至龙沙甸，即鄂兰诺尔。又经清水源、鸣毂镇、归化甸，至杨林戍。又北为禽狐山、香泉戍、哈喇莽赉、怀远塞，皆碛口之要路。明永乐中，北征所经也。”（卷五百四十，《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本）卷五百四十四《喀尔喀》中记述“度漠驿站”时，讲到成祖北征往返所经主要驿站，以及康熙三十五年清圣祖亲征厄鲁特噶尔丹所经之地。明清的这两次出征路线有相当一部分重合，可以互相印证。日本学者和田清所著《明代蒙古史论集》一书，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力作，对朱棣五次北征有专章论述。书中，和田清提及这几处刻石，并作过一番考证，但限于资料，也多推测之辞。玄石坡的存在，为考察明军北征路线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定位，对确定另外一些刻石的位置，进而进一步搞清明军在漠北的行军路线，当不无帮助。

朱棣举全国之力，五次率大军深入漠北，在当时就颇有争议，后世更是褒贬不一。讥之者以为此举纯是“好大喜功”，刻石纪功便是证据之一。永乐二十二年，朱棣最后一次亲征，七月初七（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数十丈，命大学士杨荣、金幼孜刻石纪行，曰：‘使万世后知朕亲征过此也。’”（杨荣《北征记》）这句话，无疑是朱棣内心的真实流露。十几天后，他便崩于榆木川。作为一代雄主，朱棣北征，我们无法排除他心中没有扬名万世的私心，但是，仅就其勒石纪功之举而加非议，不免有苛责古人之嫌。纵览史书，立功异域，燕然勒铭，一直被国人视为一种壮举，也是文人骚客热衷咏叹的话题，并积淀而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明成祖作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那珂通世《东洋小史》，《明代蒙古史论集》引），在大漠深处勒石纪功，实在无可厚非。相反，今天看来，这些遗迹倒给茫茫草原增添了一丝历史的厚重。

清代满蒙一家，漠北无边患，康熙皇帝咏道：“沙漠名王皆属国，但留形胜壮山河。”（《出古北口》）天苍苍野茫茫的塞北大地上，无数的游牧民族曾在此驰骋，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草原文明。他们时兴时衰，对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入主中原，建立起统一的政权。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字史或许不及中原丰富，但草原上也无处而没有历史的影子。朱棣北征的人喧马嘶，早已归于沉寂，其功过自有史家评说，但这些静默的刻石，却能触发我们的思古幽情，也让我们对这片穹庐星点的辽阔大地，多一份遐想和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