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皮朗曾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这不仅包括在学术研究中蕴含某种现实关怀，还包括研究者本人积极参与其所处世界的事务。然而作为历史学者，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投身于当下，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如下情形：学者们将他们的专业学识奉献给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而他们的如此行为，却往往给这些公共生活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
今天的推送中，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帕特里克·格里教授通过讲述三位史学大家在他们的时代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故事，探讨了历史学者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其职业的忠诚。本文节选自格里教授新著《历史、记忆与书写》。
对历史学者来说，在投身于历史的同时投身于当下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实际上，兼顾两者对历史学者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身后出版）中写道，“就像我的导师皮朗（Pirenne）惯常说的，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他更从皮朗的生平，给我们举了一个历史学者如何投身于当下的完美事例： 布洛赫年轻时曾陪伴皮朗前往斯德哥尔摩。皮朗抵达之后的第一个愿望并不是造访历史名胜，而是去看看新市政厅。面对年轻布洛赫的惊讶，皮朗回答：“如果我是个古物学者，我会对鉴赏老物件感兴趣。但因为我是一名历史学者，所以我热爱生活。”正是凭着对当下的参与，历史学者得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历史研究不仅仅同过去相关：历史研究一直关注的，是过去对于当下与未来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当然，布洛赫自己深刻领会了这一课：他拒绝了邀请，放弃了在世外桃源美国安全地继续历史学研究的机会。相反，他选择加入法国抵抗军。众所周知，他最后死于保卫国家自由的战斗之中。
年鉴学派奠基人之一、法国史学巨擘马克·布洛赫
因而，至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历史学者是否应当在公共与个人层面积极参与到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中，而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应以什么方式来参与。这是一个易于提出，却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糟糕的例子：学者们将他们的专业学识奉献给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而他们的如此行为，却往往给这些公共生活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最终，这些学者自身声名所受的牵累也是灾难性的。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时刻，这样的“历史教训”读来难以令人轻松。
皮朗和布洛赫的事例也许是英雄主义的，但历史学家对其所在世界的积极参与，却潜藏着暗黑的另一面。布洛赫也许敬仰皮朗对自身时代的积极参与，但皮朗参与世界的方式，却为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的国家投下了不止一片阴影。从学术角度看，皮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特别是他被关押于日耳曼一方战俘营的经历，导致他对他曾经景仰的日耳曼学术与文化进行了一番重新评价。皮朗的这一变化可以理解，可他的所作所为，却不仅限于重新审视当代日耳曼——对于古典时代与中世纪之间的过渡时期，皮朗做出了一个有严重缺陷而且相当危险的阐释。皮朗的战争创伤，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被俘，还包括他儿子在战争中的死亡。而这些创伤，不仅导致他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日耳曼学术的地位，更导致他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日耳曼人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早在1920年，皮朗就任根特大学校长时，就进行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忘却日耳曼》的就职演说。皮朗所经历的日耳曼的野蛮行径，使他拒绝承认日耳曼对欧洲历史存在任何形式的影响：他不仅否认19世纪日耳曼思想传统所具有的一切积极意义，而且不承认日耳曼入侵导致古典世界终结这一消极意义。皮朗认为，尽管日耳曼人终结了罗马的国家体系，但能够取代罗马的日耳曼文明或文化却并不存在。正如他所说，“入侵并没有将西欧日耳曼化，它只是将西欧野蛮化了”。在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中，皮朗将这一否定付诸文字。在书中，他寻找能够配得上古典文明终结者这一称号的其他外来侵略者，并在伊斯兰文明中找到了他认为日耳曼入侵者所不具有的力量。
我会重新讲到马克·布洛赫，并探讨他是如何以一种很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困境的。我认为他做得比皮朗更成功。但首先，我想要看看另两位伟大的历史学者是如何参与到19世纪最剧烈的政治与学术冲突——普法战争，以及普鲁士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吞并——当中的。我意在说明：即便处于当前政治辩论的“错误”一方，一名历史学家也能够保持对其职业的忠诚。
普法战争
杰出学者对政治领域最显见的干涉之一，发生在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的1870年。我们需要牢记，这是历史学刚刚从古物学和浪漫主义中脱胎出来的时刻。在莱茵河两岸，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们正在首次尝试创造历史科学。历史学正在社会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而欧洲历史学者们则成为了当时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代翘楚。此外，那时的学术正向国际化发展：欧洲内部往来频繁，普法之间共享学生，而且从前一个时代延续而来的知识分子社团意识也在发挥作用。包括后来创立《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的盖博尔·摩诺德（Gabriel Monod）在内的一批法国年轻学者中的精英，都曾在1860年代就学于哥廷根大学乔治·魏茨（Georg Waitz）门下。而在法国，声名最煊赫的日耳曼学者非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莫属。蒙森的多卷本《罗马史》（Roman History）正在被查尔斯-阿尔弗雷德·亚历山大（Charles-Alfred Alexandre）忠实地译成法文。这项工作从186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2年。但从第一卷面世到第六卷出版，整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
蒙 森
在第一卷的前言中，亚历山大开篇便赞誉蒙森，称他能将广博的学识与他身为法理学家、哲学家和一个现代政治之人的静思相融合。接下来，亚历山大承认，尽管日耳曼历史科学在法国人们所知甚少，可“考古学、比较语言学、法律科学，因而也有历史学——这根知识之权杖曾被我们17世纪的杰出作家们勇敢持于手中；而在19世纪下半叶的今天，它毫无悬念地属于我们的邻居了”。可到了1872年， 亚历山大却几乎要放弃出版蒙森《罗马史》的最后一卷了。个中原因很简单：在普法战争之中，亚历山大写道：
我们的著者，M.蒙森，居然和日耳曼教授们组成的那伙暴徒一起呼救起来了！曾一再享受我国那自由诚实的好客之道的M.蒙森，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Letters to the Italians”）中侮辱了我们。他侮辱我们时使用的语言，是对他自己客人身份的玷辱，也是对他自己高贵敌人身份的玷辱！
亚历山大继续煽动他的法国读者道：
让我们这样复仇吧：让我们跨过莱茵河，夺回17世纪的法国学术。它们现在正被日耳曼人所禁锢，并被他们用做征服我们的武器。让我们从日耳曼人那里重新夺回那些在他们手中变得鄙俗的学说，以及那些能令一个民族习惯于个人尊严与纪律、习惯于责任与牺牲精神、习惯于信仰一切形式的纯粹宗教与爱国主义（la patrie）信条的制度。
而令亚历山大和许多其他法国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此愤怒的那份文本，自然是蒙森在普法战争期间以及刚刚结束后，发表于米兰刊物上的三封信。在先头的信中，蒙森呼吁意大利人不要作为法国的盟友参战，因为在来自法国和奥地利的威胁面前，干预战争将会酿成一场大祸。最后一封信写于普鲁士胜利后，在这封信中，蒙森激烈地论证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日耳曼身份。这封信让蒙森昔日的法国朋友和同事尤为怒火中烧。他们的此种反应，堪称“法兰西思想的日耳曼危机”。
法兰西人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具有多种形式。很多法兰西学者将日耳曼历史学和语言学看作一件武器。正如亚历山大已于1872年暗示的，法兰西人想要像夺取武器那样夺取（法兰西人自己认为是夺回）它们。举例来说，语言学家利昂·高德（Léon Gautier）甚至认为日耳曼人都接受了语言学学者式的训练，而日耳曼的胜利也归结于这种训练：“普鲁士人用批判文字的办法来打仗：他们采取同样的方式和精准度来对待两者。” 法兰西的大学开始模仿日耳曼的治学方式：1876—1879年之间，他们创设了大约250个语言学和历史学大学教授职位；日耳曼的语言学方法论传统也被吸收进来。然而，由于法兰西人将这种方法论看作一种已被日耳曼人成功使用的武器，他们便意欲如法炮制，将它同样作为民族权利斗争中的一件武器。 因此语言学仍旧是民族主义的一件道具。费希特（Fichte）曾坚称，只有自然的语言，才能使一个民族与天主建立起合宜的关系。于是法兰西的语言学者们以一种同费希特类似的思维方式辩称，中世纪法兰西的文学创作，是那么自然地易于掌握，几乎不需要什么翻译——因为它实事求是地记录下了一种霍华德·布洛赫（Howard Bloch）看来“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清晰、精确、自然”的语言。
希腊神话中司掌历史的女神克莱奥
以摩诺德为代表的这批历史学者从日耳曼返回后，蓄势待发地要将自己曾被灌输的日耳曼的历史研究方法，奉献给法兰西民族。正如摩诺德在《历史杂志》第1期卷首语中所写：
特别是在法兰西，惨痛的经历导致国内形成了种种敌对的派系，每个派系都将自己同一个特定的历史学传统联系起来。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一状况严重损害了几个世纪以来缓慢建立的民族统一；而这同时也给予我们一项义务：我们需要凭借深刻的民族历史知识，在民族的灵魂中重新唤醒它的自我意识。
因此，法兰西人要追寻一种“科学的”语言学，其原本的目的是要从具有日耳曼精髓的浪漫主义中寻求脱离之道。可在此过程中，他们所挪占的却恰恰是日耳曼民族主义所使用的那套工具。这其中讽刺意味十足。
而在更直接的战场上，法国学者们则感到自己需要对蒙森本人加以回应。大体说来，他们的回应具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声称，如果审慎阅读蒙森的学术著作，读者就能揭露出他政治立场的根源。加斯东·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于1872年对蒙森的回应，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布瓦西耶当时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古典拉丁文文学教授，他在不久后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成就不朽。他对蒙森的分析发表于《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在文章中，他着力展现那些“相信共同参与一项研究，可使两个民族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彼此”以及“希望作家与学者会在达成共同期望的和解之后，欣然扮演善意调停人与和平大使的角色”的学者们，错得多么离谱。与这些学者相反，布瓦西耶认为，日耳曼学者与其说是平息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厌憎，倒不如说是挑起了厌憎。同时“在以我们为对象的侮辱大合唱中，最毒辣、或许也是最无情的声音，来自于M.蒙森”。布瓦西耶也不认为蒙森关于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写作同《罗马史》之间存在任何区别。他表示，一切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变得明晰的政治立场，都能在《罗马史》中找到根源。首先，关于罗马的兴起，蒙森并没有关注罗马的诗歌与文化，也并没有关注“努马（Numa）和厄格里亚（Egeria）的罗马，卢克莱修（Lucretius）和塔昆王朝(the Tarquins)的罗马”这种浪漫的诞生故事。与之相反，蒙森竟简略地以罗马是“一处商业之地”来开篇！在布瓦西耶看来，用这种强调商贸和物质利益的粗鄙方式来描绘罗马的起源，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布瓦西耶认为，蒙森是在以现今主义（presentist）观念支配他对既往事件的研究，《罗马史》正暴露了这一点。但蒙森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怀并不是《罗马史》的唯一缺陷：在布瓦西耶看来，蒙森“没有等到1870年的事件之后才开始厌憎我们……他早在我们祖先高卢人的身影中就看到了我们，并对我们施以了不公正的待遇”。
法兰西学院
因此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蒙森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到底说了什么。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封信：它写在法兰西战败之后，其中着重探讨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
毫无疑问，蒙森对普鲁士在战争中的立场深信不疑，坚决拥护：他坚信，这场战争归根结底归罪于拿破仑三世，他也坚定支持依托普鲁士胜利而奠基的德意志帝国。他毫不犹豫地宣告阿尔萨斯与洛林属于日耳曼。《致意大利人的书信》是纯粹的政治宣传，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借机检视这位史学大家，是如何利用既往历史，来建构政治宣传的。
这份文本的第一个、也许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蒙森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深厚的罗马与中世纪史只字不提。蒙森虽是一名伟大的古典学者与早期中世纪学者，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他却止步于回溯到普法战争前一个世纪。他笔下的日耳曼，并不是塔西佗（Tacitius）笔下抑或是《萨利克法》（Salic Law）之中的日耳曼，也不是克洛维（Clovis）或是查理大帝时期的日耳曼。人们多半会预想，蒙森将运用他早期中世纪阿拉曼尼亚的知识来构建他的论证。人们大概也曾预想，蒙森会指出，在中世纪早期，阿尔萨斯曾是阿拉曼尼亚公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原本可以强调阿尔萨斯曾是日耳曼文学摇篮这一事实：正是在阿尔萨斯，9世纪翻译家、作家维森博格创作了《福音书》的首个日耳曼文译本。维森博格以此明确向法兰克人致敬，并向他们提供了用自己的语言使用《圣经》的机会。正如《致意大利人的书信》编辑吉安弗兰科·利波拉提（Gianfranco Liberati）指出的，蒙森本还可以提醒读者，从歌特弗里德（Gottfried of Strasburg）到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d），再到约翰·弗斯查特（Johannes Fischart），全都是日耳曼文学史中的阿尔萨斯籍作家。蒙森也可以准确描绘这一地区是如何从10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牢牢掌握之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几乎是在高声召唤蒙森这位当时最博学的历史学者利用自己的专业学识来阐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但蒙森拒绝这样做。正如我们在第三封信中看到的，蒙森并没有论及比18世纪中期更早的历史。而在绝大部分篇幅中，他的关注焦点都放19世纪中期。
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蒙森对诸如此类的历史论证法持断然拒斥态度，因为他承认，地域以及人口的性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需要那些属于法兰西的领土，不管那些领土原本就是属于法兰西的，还是后来变成法兰西的。”这意味着蒙森认为，不论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历史上如何，它们具备成为法兰西一部分的可能性。但他只是简要地论证说，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成为现实。蒙森虽是一名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但他并不认为历史中存在某个固定的时刻，一切民族边界与权利都在这一时刻被一劳永逸地划定。
蒙森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属的论证的确基于语言与文化，但他指的是19世纪，而不是古典时期或者中世纪的语言与文化。诚然，他所建构的也是一种历史论证法，但他的论证仅仅基于相当晚近的历史：
当我们阅读日耳曼学生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日耳曼大学里写成的诗歌时，当我们在他的自传中读到阿尔萨斯一个名叫森海姆的村庄里田园生活的美好滋味的时候，我们领略到了日耳曼式爱恋最生动、最瑰美、最诗意的体现。合上书卷，我们不免追问，我们的父辈如何能够将我们诗歌的圣土丢给这些外乡人。在他们手中，我们诗歌的花朵既不能萌芽，也不能散发芬芳。我们也深知，这些外乡人是以消灭我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为己任的。
这当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意味着日耳曼民族身份是通过继承而不是意愿得来的。但当他谈论语言的时候，他指的是歌德的语言，而不是维森博格的语言。并且，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论证基于理查德·柏克（Richard Boeckh）刚刚进行不久的统计调查。当他谈论习俗的时候，他指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习俗，而并不是塔西佗笔下的旧习俗。当他以“我们的宗教”发起号召时，他指的不只是新教，还包括弃绝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宗教权威至上主义（Ultramontine visions）观点的天主教派别。
本文作者帕特里克·格里
蒙森在政治上也许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牵累其中。作为与蒙森最旗鼓相当的法兰西对手，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对蒙森的理解远胜于布瓦西耶。正如波尼·埃弗罗斯（Bonnie Effros）所指出的，库朗日无疑有能力敦促其他历史学者运用专业学识来“摧毁谎言，遏制野心，并且——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抵御这种新形式的、对我们的良心以及爱国心领域的侵略”。在另外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后，皮朗曾对日耳曼彻底失望。而早在皮朗之前，库朗日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态度。库朗日在另一篇文章中真心诚意地否认了日耳曼人在高卢的活动曾对法兰西历史做出任何贡献。他在1872年发表于《两世界杂志》的文章论证说，日耳曼人在高卢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日耳曼人数量不多，高卢人的血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更何况来到高卢的日耳曼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学者”。然而，当同蒙森这位伟大学者直接对话时，库朗日却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他对《致意大利人的书信》的回应，以向蒙森的致辞为开篇：“您离弃了您的历史学研究来攻击法兰西，我也离弃我的以回应您。”因而，从最开始库朗日就已默认这一事实：当蒙森撰写《致意大利人的书信》时，并无意将此文作为自己其他历史学分析著作的延伸。
库朗日将蒙森的主要论点总结为：蒙森宣称阿尔萨斯是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因为“它的人口属于日耳曼种族，而且它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言”。接着，库朗日以此责备蒙森，因为一名历史学者不应幻想通过种族和语言来决定民族性。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民族相当于种族，那么比利时应当属于法兰西，葡萄牙应当属于西班牙，荷兰应当属于普鲁士，而苏格兰应当从英格兰中分离出去。俄罗斯和奥地利应当被分成三四个部分，瑞士应当被分割，而波兹南地区肯定应当从柏林分割出来”。库朗日还提到在法兰西通行的语言有五种，在瑞士通行的语言有三种，而按照蒙森的论调，美国须得与英格兰重新统一才对。接下来，库朗日阐述了法兰西民族的意识形态：
无论种族还是语言都无法构建一个民族。只有当人们拥有共通的思想、兴趣、情感、记忆以及希望的时候，他们才由衷感到同属于一个群体。您知道是什么让阿尔萨斯成为法兰西一部分的？不是路易十四，而是我们1789年的大革命。从这一刻开始，阿尔萨斯分享我们的全部命运，我们的生命就是它的生命。它想我们之所想，感我们之所感。它与我们共享胜利与荣光，共承失败与罪责，也分担我们的一切欢喜与悲哀。它同您没有丝毫共同点。对它来说，祖国即是法兰西。日耳曼才是那个外乡人。
日耳曼尼亚
我们由此再一次看出，分属法兰西与日耳曼的这两位历史学者，都没有试图从深厚的古典与早期中世纪历史中，为阿尔萨斯洛林的命运寻找论据。尽管对于作为学者的甫斯特尔来说，古典与早期中世纪这两个时代至关重要，但他同蒙森一样，并不认为基于如此久远过去的历史论证法，能在当前的政治辩论中发挥作用。令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历史，是近现代史，而不是古代史。基于一些误读，库朗日甚至斥责他的日耳曼对手，认为蒙森根本不该在辩论中涉及任何历史：
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但语及当下的时候，请让我们别将目光太多地倾注于历史。种族属于历史，属于过去；语言同样属于历史——它无非是遥远过去残存的遗迹与符号而已。属于当下且生动鲜活的，却是动机、观念、兴趣与情感。
实际上，尽管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蒙森的确将自己的论证植根于语言与文化，但除曾用其指代法兰西人之外，他几乎没有提及“种族”一词。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蒙森的历史论证法，同常见的19世纪历史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并不相同，同布瓦西耶对他作品的解读也绝不一致。库朗日在对蒙森的直接回应中，同样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日耳曼血脉”或者早期中世纪移居点的性质上。两位伟大的古典与中世纪历史学者，在就自己民族身份中最重要的议题进行辩论时，却都明确拒绝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寻找论据。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从这次交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两位当时最渊博的历史学者，尽管处于一个对历史无比迷恋的时代，在针对当时最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进行辩论时，却都明确选择避谈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及所谓的“历史的经验教训”。
回顾了这两位分别来自19世纪法兰西与日耳曼的中世纪学者之间的辩论之后，让我们回到马克·布洛赫的例子，比较一下在积极参与政治之时，他同上述两位学者采用的方式有何异同。同甫斯特尔与蒙森相类似，布洛赫那些激情澎湃的政治写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他几乎丝毫不提及中世纪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试图将当下事件同他所熟稔的中世纪作出比较。在他写于1921年的早期作品《一名历史学者对战争中假新闻的反思》中，他的确关注了纪尧姆的《圣伯尔纳德的生平》，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人们总是对最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之后便将话题转向了对流言背后心理学的分析。而他的这一分析本身，却完全取材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我们在他于1940年写作并发表的《奇怪的战败》中看到，他分析的对象完全是当时的形势：这位中世纪专家坚定认为，德国的军事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并不存在深藏的历史根源。布洛赫的确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来说这番话的，但这意味着他是在将一名历史学者拥有的训练与习惯应用于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上：
将近三十四年来，历史教学与写作一直是我的专长。这份工作使我概览了来自于不同时代的诸多文献，以便我能尽可能地辨伪存真、悉心观察、研究评论……当研究这些我多少参与其中的悲剧性事件时，我应用的也正是同样的研究方式，以及——我希望——同样的诚实态度。
最终，在《一个战败者的证词》一文中，他最为直接地探讨了从往事中为今日之事汲取经验教训的诱惑：
关于我们战备薄弱这一方面，我们是否应当将其归罪于历史？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不是该认为，是历史欺骗了我们？”我们在诺曼底停留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当我们已被失败打击得灰心丧气时，我听到这样的字句，从一位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口中传来。如果他口中的“历史”，指的是他所接受的所谓历史教育，那么我同意他的说法。但这样的历史教育，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与历史学所致力于成为的历史科学截然相反。
因为在布洛赫看来，以如此浅薄的方式援引历史是不可接受的。所谓的遵从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对历史学本身最根本的否定：
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变迁的科学；两起事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先决条件绝不可能恰巧完全相同。历史学了解这一点，历史学也教导我们去理解这一点。
从终极层面来说，布洛赫这样的信念，较之他所崇敬的英雄亨利·皮朗，实际上与蒙森和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的看法更为接近。我认为这样的信念，是历史学者们积极参与当前面临的重大事件时，所能参考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重要的范例。历史学者们能够对当前面临的事件做出贡献：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与和平、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个人权利。但我们所能贡献的，与其说是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如说是有关如何审视过去的知识。这样一项技能，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批判性地调查与研究的技能；认识事物变迁、认识过去与现在之间区别的技能，以及——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希望的那样——得出结论时及在结论基础上采取行动时，保持诚实的技能。这些就是历史学者对现实生活做出的贡献。
希望更多的历史学者和政治人物能够追随这三位伟大历史学者的先例。不论对于杰出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来说，建构历史以服务于未来，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了解历史是重要的，甚或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历史论证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当前议题，不论这项议题是民族或国家权利，是欧洲统一，还是全球化。我们历史学者需要同蒙森和库朗日一样，承认我们的专业在面对当前时代的问题时，是具有局限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较之马克·布洛赫与亨利·皮朗，我们需要同当今议题保持更加遥远的距离。但在面对这些来自当前的挑战之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迎战。正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劝诫的：“相反，还是让我们关注于自己的时代吧。”
（本文选自帕特里克·格里著，《历史、记忆与书写》，2018年，有删节）
本文来源：博雅好书
作者： 帕特里克·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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