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广州园林:外国人以进园参观作为宠遇?

醉观公园一角

行商苏万魁花园

海山仙馆内凌霄仙馆

海幢寺一带旧景

“行商庭园”这个词，对于今天的许多人来说恐怕是很陌生的。这是由岭南建筑大师莫伯治率先提出的一个概念，特指在清代由十三行行商们所修建的私家园林。莫伯治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在海珠和荔湾一带踏勘研究行商庭院的遗迹，并多方查考文献资料，花了数十年时间对之进行研究。其《广州行商庭园（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被视为研究行商庭园的开山之作。

根据莫伯治等一代代学者的悉心研究，我们可以得知，18~19世纪，在广州城郊，行商筑园修馆蔚然成风，涌现了以潘家花园、伍家花园、海山仙馆在内的众多名园。它们代表了岭南古典园林的巅峰成就，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理解中国传统审美的窗口。

河南纵横的水网成了造园佳境

另一行商巨族伍氏家族也选择了河南地为修筑私人园林的所在。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彭长歆的看法，伍氏家族大规模造园始于伍秉鉴1803年在河南安海乡置地之时。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祠、园及原有景物融汇一体的宏大园林景观。时人记载，其入口处称为“伍家祠道”，祠道北侧有土地祠，南侧分布着荷塘、竹林，然后进入著名的万松园，穿园而过，经伍氏宗祠可达江边，登临眺望，江流波涌，有“珠海波光”的盛誉。作为园中核心景区的万松园，“有太湖石屹立门内，云头雨脚，洞穴玲珑高丈余，有米元章（米芾）题名。池广数亩，曲通溪涧，驾以长短石桥，旁倚楼阁，倒影如画。水口有闸，与溪峡相通，昔时池中常泊画舫。有水月宫，上踞山巅。垣外即海幢大雄宝殿。内外古木参天，仿如仙山楼阁倒影池中”，可见其景观之丰富美丽。　　据莫伯治等学者、专家的考证，早在乾隆年间，行商潘振承就在广州海珠区乌龙岗下，运粮河（今漱珠涌）之西的一片约20公顷的河洲地开村立祠，定名为龙溪乡，就是人称的潘家花园。历经一个世纪，潘家子孙三代在龙溪（南华西街第四居委会的辖区）一带不断建筑庭院、别墅、书斋和花园。如潘有为所建的六松园、南雪巢、橘绿橙黄山馆、看篆楼；潘有度所建的漱石山房、义松堂、南墅；还有潘正炜所建的清华池馆、听颿楼等，美轮美奂，规模宏大。

伍秉鉴的第三子伍崇曜在河南伍园中修筑了粤雅堂。此堂不仅风景别致，而且和潘仕成的海山仙馆一样，也是一处刊刻岭南古籍的重要地点，其中包括《岭南遗书》《粤十三家集》《楚庭耆旧遗诗》《粤雅堂丛书》等。粤雅堂、海山仙馆、万木草堂、岳雪楼并称“粤省四家”，即四大藏书楼，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此外，泰和行商颜亮洲在今下九路以北筑磊园，天宝行商梁经国在海珠区黄埔村筑家宅，或有亭台山水之胜，或有富贵堂皇之美，都是当时城中著名的杰作。

醉观公园有潘氏园林的石桥遗存

今天在旧花地、荔湾一带游走，众多高楼大厦让人难以想见旧时此处园林连绵的盛景。实际上，那些精美的园林消失的时间并不长。迟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花地仍是园林星罗棋布之地，大小园林至少有30多处，其中最为著名的有留芳、醉观、纫香、群芳、新长春、翠林、余香圃、合记等八大名园。当中不少是由原潘氏东园，也即伍氏的馥荫园旧址发展而来。

在今荔湾区醉观公园一带，原有伍氏的另一处私园——馥荫园。此园本是同文行商潘氏的私园东园，原本打算作为潘氏亲人养老之用。伍氏家族接手后，将之作为避暑消夏和接待十三行外国商人的地点。其规模适当，布局也更加自由。清末民初，馥荫园被花地罗氏族人集资购置，分为六块出租，衍变为私营商业性园林。

广东省博物馆文史专家任文岭考证指出：“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沦陷，包括八大名园在内的花地园林或毁于战火，或遭受侵占。抗战胜利后，只有‘纫香园’等少数园林获得重建。”20世纪60年代，该区域曾计划建设“花地公园”未果。1983年，附近数个小型花园并建为“醉观公园”。2003年，相关部门将潘氏当年所建、东园旧址的一座梁式石桥移置到醉观公园内。至此，除这座石桥外，当年东园、馥荫园之胜迹再无遗存。

任文岭指出，东园、馥荫同以花木种植闻名，无论是归潘氏所有时期，还是归伍氏之后，这一特色从未改变。学者、诗人张维屏曾经盛赞这里“老干参天，留得百年之桧；异香绕屋，种成四季之花”。由时人的记载可知，当时园中遍植竹、桧、苔、荷，及韭、崧、橘、柚等蔬菜水果，此外如墨兰、桂花、玫瑰、茶花、木兰等，也是随处可见。

不少研究者指出，广州务实的文化特征，令广州私家园林中热衷于种植可食用的果菜，如海山仙馆以荔枝知名，并广植芭蕉、黄皮、龙眼等水果，形成了独特的岭南特色。

外国人以能够进入园林参观为一种宠遇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瑞林指出：十三行富商在河南修造庭园别墅，行商庭园数代相传，屡加修缮和扩展，碧水环流，花木扶疏，亭台楼阁，外国人以能够获得允许进入参观游览为一种宠遇。在马戛尔尼率领的英使团来到广州前不久的1742~1744年间，英国建筑家钱伯斯曾两次来到广州考察庭园建筑。钱伯斯将中国建筑设计风格带到了欧洲，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西方建筑“中国风格”的发展。

当时，外商们经常到行商庭院聚首，中外画家对园林精心描绘，并向全世界发行风景“外销画”，让广州园林漂洋出海，声名远播。18世纪仅巴黎就有20多处中国式风景园林，凡尔赛宫的各种家具和工艺品也有很多来自中国。据记载，当年十三行同文馆毕业生张德彝出访瑞典，在瑞典太后宫中的中国式房屋中“恍如归帆故里”，四壁悬草书楹贴，器皿陈设皆运自广东……

行商庭园在广州建筑史上迅速兴起，却也迅速衰败。华南农业大学学者高伟、卢颖梅指出，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十三行败落，中国的外贸中心北上，广州城市急剧变迁，加之高温高湿的气候令建筑保护困难等原因，当时如璀璨明珠一般的行商园林无一能保存完整，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当中，海山仙馆因园主获罪而被拍卖，随后支离破碎并消失，存在不过40余年时间；伍家花园因园主商务活动受十三行制度影响收缩而逐渐败落；潘长耀花园因园主去世，商行败落倒闭，随即其园林亦没落消失。

张维屏曾慨叹：“诸园多毁于火，或园已易主人，或主人远适他乡，园中荒凉冷落。数十年来余目睹者如此，非目睹者不暇记也。”两位学者指出：行商园林消失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商业是影响它们的重要因素，它们伴着十三行的繁荣而兴盛，却也随着十三行的衰落而逐渐萧索。若论规模，行商园林不在江南园林之下。行商园林中既传承了中原园林艺术、体现了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且在不失民族自信的前提下勇敢地探讨了中西艺术合璧的可能，“然而后人常常低估了岭南园林在中国园林史中的地位，主要原因还是在纷杂的近代史中，其受到的破坏应该是中国三大园林流派之最，现存的岭南名园至少在规模和数量上都不能再现当年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