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明清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编者：邱澎生、陈熙远，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清朝入关之初，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处置强奸案件按照“威逼人致死律”，处斩刑。有一案例是利瓦伊翰夫妻因无子女，收乔氏当亲女抚养。顺治四年（1647），利瓦伊翰年老无依，招冯国好为养老女婿，住在李家，尚未圆房。邻人孟自修与利瓦伊翰相离不远，窥见乔氏年少颇姿，意欲图奸。孟自修向冯国好说：“利瓦伊翰死后，你必被人欺凌，不如随我居住，娶乔氏过门。”冯国好不识其狡计，即随孟自修居住。后利瓦伊翰病故，遗妻女寡居。至顺治五年（1648），孟自修令冯国好向李寡妇讲要娶妻，李寡嫌孟自修人品不好，不肯许嫁。孟自修因此帮冯国好代写状诘，将李寡妇具告。县府拘审，说如将乔氏嫁与冯国好，不必见县官。李寡回说：“孟自修平昔不良，我女性气，倘有差错何人承当。”孟卓群、张有亮依附孟自修，即书管保乔氏无碍文约一纸，交与李寡妇收执。李寡妇又说，闺女过门不许在孟自修家内同居。双方达成协议。乔氏与冯国好成亲，在孟自修家的前院另住。未及十日，自修随将乔床上铺席取去，又将房门锁闭，致令冯国好夫妻无奈，仍进孟自修家内同居。至顺治六年（1649）正月十五日，孟自修强拉乔氏求奸，乔氏不允走脱。至十八日黄昏时候，孟自修又将乔氏拉住强求奸，乔氏喊叫不从。孟自修恨乔氏不肯允，不遂其心，顿起毒谋，将冯国好拿住用绳捆缚，啕打一夜，使其伤重卧床不起，后锁在房内，诬赖其偷盗麦粮。又将乔氏逼打求奸，乔氏宁死不从。至十九日黎明时候，乔氏乘隙逃出，立在山塞崖头口呼自修名字叫骂：“没良心！没天理！烧灰骨的！奸我三次不从，今歹诬我汉子做贼！”连骂数句跳在崖下，当时跌死。孟自修“因奸威逼人致死者”律，处斩。孟卓群、张有亮朋谋立约祸自伊始，若不惩治无以正风化也，各拟杖示惩。
《大清律例》的“威逼人致死律”载：“若因（行）奸（为）盗，而威逼致死者，斩（监候）。（奸不论已成与未成，盗不论得财与不得财。）”清末的法学家薛允升认为明律设威逼人致死条，为惩豪强凶暴起见，并非古法。以孟自修再三威逼乔氏，为了惩戒豪强之意，故以威逼人致死律处分，似乎很恰当。但对于强奸未成也处斩，则处分过重。这类的案件在清初还不少。如顺治十一年（1654），直隶吕名全窥见侄女吕大姐独居屋内，名全入室将她抱搂扯退底衣硬行强奸，大姐随赶出门喊叫，被兄吕化听闻急忙回家正撞，名全出门跑走。吕大姐于次明含羞愧恨自缢而死。吕名全拟合依“威逼人致死律”，处斩。顺治年间对强奸导致妇女自尽的处斩，就像以“光棍律”惩处结伙犯罪斩刑一样严厉，可说是清初依靠严刑峻法统治政策之一。
雍正皇帝认为强奸未遂妇女自尽处斩罪太严苛，遂于十一年（1733）添增第二条例文：“强奸未成，或但经调戏，本妇即羞忿自尽者，俱拟绞监候。”但是强奸服制内的亲属，仍判处斩罪。Janet M. Theiss在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一书讨论将言语调戏纳入律例规范内，逼得妇女只要被“亵语调戏”就自杀，妇女主动为被侵犯的自我人格寻求弥补，显示贞节已深深内化为妇女人格的核心要素，即使是言语调戏，也会让她们觉得颜面尽失，无法面对世人。
明清的戏曲和说唱文学的流行，妇女通过各种信息，面对男子的调情也不是无知或不解风情，而是有些男性调戏后，又散播令人难堪的话语，让妇女只有牺牲自己才能让恶徒绳之以法。例如，雍正十二年（1734）赵情三与侄子赵石一同院居住，五月二十二日赵情三见赵石一赴省未归，其妻喻氏在房中有小姑五妹做伴，半夜赵情三掇开喻氏房门，并拉扯喻氏的手，喻氏惊喊，赵情三仓皇逃走。次日，喻氏向婆婆沈氏哭诉，沈氏请求族房长处置，赵情三又捏称连夜与喻氏通奸以填塞沈氏的嘴。喻氏含冤羞愤自杀身亡，赵情三处以斩刑。明明赵情三调戏喻氏不成，又谎称与喻氏通奸，发生闺阃之内，她不自杀如何证明自己清白？
朝廷对羞愤自尽妇女旌表，并给予埋葬银二十两，“强奸不从，以致身死之烈妇。照节妇例旌表，地方官给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受害的妇女家属得到旌表银和埋葬银五十两，足够五口之家几年的生活费。俞彦述《燕京杂识》：“见其食事，则虽大店巨舍之人，所食反不如我国编户至贫之民。或云一人一年之食，多不过银子三两云。虽未知其必然，而盖其习俗如此也。”乾隆朝发生的“但经调戏本妇即羞忿自尽”案子特别多。到底是妇女为了彰显贞节，或者还有其他经济因素，可能还需做更多研究。
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中提到，浙江秀水县县民许天若喝醉酒，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五日经过邻妇蒋虞氏家，手拍钞袋口称“有钱可以沽饮”。蒋虞氏误以为许天若有意调戏，对他詈骂并到官府控告，获准未审。二月一日，蒋虞氏赴县呈催，回程遇到许天若，两人口角，蒋虞氏投缳自尽。汪辉祖认为蒋虞氏并非死于羞愤自尽，可以外结。因蒋虞氏自尽和许天若沽饮的日期已过二十八日，故照“流皋”例减一等，定许天若处杖一百，徒三年。蒋虞氏不得旌表。嘉庆元年（1796）汪辉祖在病中梦到蒋虞氏正气未消，在阴间控告他不予旌表。汪辉祖以为“在冥中亦似悬为疑案”。但早在乾隆五年（1740），就有官员提出应对调戏致死有明确的定义，太常寺少卿唐绥祖奏议，对调戏致死中的“出语亵狎”“手足勾引”应有区别，故添增“本妇一闻秽语，即便轻生，照强奸未成本妇羞忿自尽例减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从这条例看来，汪辉祖的判案并没有错，只因朝廷大力提倡节妇，让妇女以为自杀就可以获得旌表，当了鬼还执迷不悟。
调戏致死的妇女获得朝廷的旌表，当时的士大夫对“调奸不成，本妇自尽者”处绞刑有些议论。如方浚师在《蕉轩随录》引“袁先生滨《律例条辨》”：“夫调之说，亦至不一矣。或微词，或目挑，或谑语，或腾秽亵之口，或加牵曳之状。其自尽者亦至不一矣，或怒，或惭，或染邪，或本不欲生而借此鸣贞，或别有他故而饰词诬陷。是数者全在临时详审，分别办治。若概定以绞，则调之罪反重于强也。”男性调戏女子以言语，或眉目传情表达情意，与戏谑、秽亵、强行牵扯不同。女子自尽或因愤怒，或本来就想轻生，动机不同，因而调奸自尽让妇女获得旌表，“不教天下女子以轻生乎？”汪辉祖也认为处理这样的案子必须更加审慎。从朝廷立法的角度来看，将强奸未成处斩改为绞监候或杖一百，徒三年，已表现法律的宽容，但由此衍生大量的妇女自杀案又是朝廷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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