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个自杀在798附近，死后却拿了国际大奖的青年导演）
▲胡迁（原名胡波）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2月24日，柏林电影节上，中国青年导演胡迁（本名胡波）的电影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获得了论坛单元“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以及“GWFF最佳处女作特别提及”。
▲电影《大象席地而坐》海报。受访者供图
300多位现场观众观看了这部时长近四小时的文艺片。
遗憾的是，获奖者本人却不能前来领奖。4个月前，在北京798艺术区附近一幢居民楼的楼梯间里，29岁的胡迁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胡迁，山东济南人，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先后出版了《大裂》、《牛蛙》两本小说集，其中《大裂》获得第六届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2016年7月，胡迁携《大象席地而坐》剧本参加FIRST电影节，得到冬春影业的赏识，双方签约，电影拍摄计划随即启动；第二部电影《天堂之门》剧本也已经完成，原定2018年开拍。
在艺术事业初现峥嵘的时候，胡迁却选择了终结自己的生命。
胡迁之死，激起了层层涟漪。同时，关于他自杀原因的推测在社交媒体上疯狂传播，因为处女作难产、因为穷困、或因为失恋……
我们找到了胡迁的好友、同窗和商业合作伙伴，试图还原他年轻生命中短暂的过往。
似乎一切正走向光明
胡迁生前居住的居民小区，毗邻798艺术区，很多从事电影、绘画和写作的人居住于此。夜幕降临，酒吧、酒店、宾馆的霓虹灯点亮，行人和共享单车架肩接踵，出租车师傅不停地按着喇叭催促，尽管这里已在五环外，但人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胡迁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2个月。
据媒体报道，2017年10月12日，是胡迁好友赵亮（化名）的生日。他们同住一个小区，平时经常串门喝酒聊天。生日这天，赵亮想跟胡迁聚聚，一块吃顿饭，但胡迁的电话无人接、微信无人回应。
因为胡迁常常忘带家里钥匙，便把备用钥匙留给了赵亮。晚上七点，赵亮前往胡迁家中查看，用胡迁给他的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屋子依旧像往常一样凌乱，书本、啤酒罐扔得到处都是；那只胡迁最近买来解闷的白色折耳猫，还安静地卧在垫子上酣睡。
转身出门，赵亮在狭小的楼梯间看到了胡迁，身高1米89的胡迁，悬挂在楼梯的把手上。
和胡迁结识了10年的好友潘图，此刻正身在太原的家中，得到消息，马上买了去北京的高铁，一路上“思绪如麻”。胡迁曾和他说过，自己不想活得太长，但至少要熬到三十四五岁，拍3部电影，写作有些雏形再去死。“太快了，来得太快了。”
自杀前几天，这个新晋导演，还在与作家朋友牧羊商量，他刚刚写完的第三本小说要在哪家出版社出版、挑选哪个设计师设计封面。
牧羊记得，当时胡迁全程笑嘻嘻的，还主动规划起了未来，他年底还要拍电影、明年排戏剧、暂时把写作放一放。
牧羊回忆，在三个月前，2017年的FIRST影展（西宁市人民政府中国电影评论协会主办，挖掘新锐导演的活动）上，胡迁还见到了他的偶像、匈牙利导演贝拉·塔尔。
平时，胡迁不是特别在意形象，总是一身黑白灰，有时候懒得弄头发，就拿那顶起了毛的黑色棒球帽盖一盖，再加上胡茬“一看就是个落魄文艺片导演”。
但那天，胡迁打理好头发、扎起了辫子，把胡子也刮干净。贝拉·塔尔答应他，将出任其第二部影片《天堂之门》的监制。
似乎一切正走向光明，可胡迁却选择了闭上双眼。
“这人以后不是个大师，就是个疯子”
在朋友眼中，胡迁就像古时的书生，清秀，又有些淡淡的忧郁，虽然身高1米89，但胡迁给人的感觉并不威猛，皮肤白皙，笑起来一排白牙整整齐齐。
除非出席正式社交场合，他只穿黑白灰的衣服；过肩的长发要么用皮筋扎起来，要么干脆用起了毛球的棒球帽遮住。
▲日常状态下的胡迁。受访者供图
他喜欢喝啤酒，但很少喝到酩酊大醉；创作时抽烟比较凶，桌头的烟灰缸经常会溢出来。
2008年，胡迁高考失利，进入家乡山东的一所专科学院读书。他上了不到一年就辍学复读，连续考了两年后，在2010年成功入学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其间，他也考上过浙江传媒学院，父母劝他早日上学，但他只想上北电，认为“在中国能学拍电影的只有北电”。
多位大学同学回忆，北电时的胡迁就体现出了特立独行的性格。比如为了救一只奄奄一息的刺猬，整个冬天，胡迁都把它养在宿舍里，野生刺猬臭气熏天，为此他也和室友有过不少争执。
在一次拍摄作品时，胡迁将一场戏安排在了学校附近，当地的地痞流氓来讨要场地费，而胡迁只是拿着他的小本子蹲在墙角，画他的分镜。
胡迁大学里最喜欢的老师是徐浩峰，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一次课堂上，都快下课了，胡迁才不慌不忙地走进教室。老师问他，你去做什么了，为什么不来上课。胡迁回答说，我去听徐浩峰老师的课了。老师哑口无言。
影视技术系的傅晨第一次见胡迁是大二时的冬天，胡迁要拍摄一部短片，请他来做摄像。当时胡迁穿着灰色大衣，抽着8块钱一包的红双喜，头发凌乱。傅晨和胡迁不熟，但对他的脾气略有耳闻，“在学校里他大小是个名人”。
导演系的同班同学邵青说，“他真的很纯粹，不屑世俗的部分，但有时这会给你一种感觉，他的思路里只有他自己，和其他人、这个世界没关系。”
▲大学时代的胡迁。受访者供图
从大学开始，胡迁的才华一直备受瞩目，大一的一次拍摄短片作业，导演系一位老师曾当着全班13个学生的面说，“以后，你们12个人将拍摄一种片子，胡波将拍摄另一种。”
电影学院有一个荣誉制度，叫“毕业联合创作”，获选的毕业作品可获得学校提供的十多万元资金。胡迁同时申请了导演系和影视技术系的资金，结果两个申请都通过了。
他一共提交了6个剧本，4部是他喜爱的艺术片。但最终被选中的是另外2部惊悚悬疑类型的商业片。
胡迁向邵青抱怨，“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两部？这两个本子是我最讨厌的。”
邵青当时也不明白胡迁为什么这么想不开。
胡迁对他说，一想到大学时为了争取奖金名额拍了那两部片子，就感到恶心和后悔，“当时为什么没坚持住？”
他对朋友们说，毕业作品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拍电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要与他人产生关联，或者说社会性，这些对我来说属于不可控的，文学创作完全是自己的事，是可控的、有安全感的。”
导演系的同学私下里对胡迁有个评价，“这人以后不是个大师，就是个疯子”。
“他是天生的创作者”
毕业后，胡迁搬到接近东六环的一处回迁小区，和女友生活在一起。
胡迁的两部毕业作品，让一些投资机构注意到了他的才华。双方讨论投拍悬疑片时，因为投资方提出要加床戏，但胡迁坚持认为“低俗、没意义、博出位”，拒绝了邀约。
拒绝拍片邀请，胡迁每天就是疯狂地写小说，这使他的收入非常不稳定，靠家里打钱维持生计。
毕业头一年，傅晨出于担心，还会介绍给胡迁些剪辑的工作。但那个阶段胡迁状态看起来不错，傅晨第一次到他家里探望，胡迁亲自下厨做了炸鱿鱼圈和一条红烧鱼，傅晨很惊讶，“平素不食人间烟火的胡迁”烧菜竟然非常好吃。胡迁的生活也很讲究，还会自己磨咖啡豆。
▲胡迁和朋友一起郊游。受访者供图
傅晨和他谈收入和未来，胡迁却反过来说，“既然干这一行就要爱惜自己的羽毛，我家虽然是工薪阶级，但爸妈也很支持我，愿意供我到三十多岁。我们绝对不能接低级的连续剧和水活，会让你水平下降的。”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胡迁先后出版了《大裂》、《牛蛙》两本小说集，其中《大裂》获得第六届台湾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
从进入《大裂》的创作开始，胡迁几乎处于半封闭的状态，几乎没有去结识新朋友，与从前的朋友也交流甚少，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当时真正的创作状态。
这一时期，台湾作家黄丽群是他为数不多的交谈对象，“胡迁的写作不是依靠那种规律性的勤奋，他很信赖状态和灵感”，胡迁用一种本能的、单纯的冲动推进着他的创作。
他的作品往往走向“极尽”，直指人生的绝望，带来极大的压迫感。黄丽群在《大裂》序言里写到：“《大裂》书如其名，彻底是本伤害之书，每篇小说都怀抱同样一个任何人无从回避的问题：‘我们还要活（被伤害）多久？’
2016年7月份，胡迁携带他以《大裂》小说中的同名篇章《大象席地而坐》为蓝本的剧本，参加了FIRST影展，剧本在457个作品的盲选中脱颖而出。
“他是天生的创作者，真的是个创作者”，FIRST影展相关负责人说，创投会举办至今已经数届，他每年都要评阅数百件参赛作品，但胡迁仅靠剧本就让他印象非常深刻。
冬春影业也对这部作品十分赏识。双方一拍即合，随即签约、启动拍摄计划，并聘任胡迁为导演。为了表达对冬春影业的感谢，胡迁没有收取导演费。
《大象席地而坐》的剧情包括不伦的恋爱师生，被儿女抛弃的老人以及失手杀人的少年，每个人都陷入了人生的困境。影片的结尾，主人公们为了寻求救赎，准备前往满洲里去看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
电影开机前，胡迁找来大学同学傅晨做搭档，傅晨发现，在拍摄现场的胡迁，依然像大学时代那样固执。
胡迁把《大象席地而坐》的拍摄地点定在河北省井陉矿区附近，他觉得电影色调阴郁，而该矿区雾霾大，气氛契合。
但等到次年2月下旬正式开机时，当地却每天艳阳当头。胡迁决定，只在凌晨和傍晚拍摄，其他时间都歇着。
傅晨回忆，刚开始拍摄时，冬春影业给了胡迁较大的创作自由，出于保险起见，冬春要求每一场戏架设两个机位确保镜头选择丰富。但胡迁坚持不要，认为这会拖慢现场效率。
▲胡迁在影片拍摄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关于电影结局，冬春方面曾提出与胡迁想法不同的另一种剧情。但胡迁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更好，他在没有与其他人沟通的情况下，当即拍板告诉傅晨，还是按照原来的干。
在后期剪辑上，双方也产生了分歧，冬春方面不认同胡迁4个小时的剪辑版本，要求他将时间长度缩减至2小时。
胡迁却对这一做法一度无法接受。他停工抗议，导致影片推进陷入僵局，前后停滞长达数月。
而后，冬春给胡迁发送了导演解聘合同和律师函。
朋友们感受到了胡迁的焦虑，他开始用疯狂的写作来躲避这种焦虑，写作之余便彻夜打游戏、喝酒，头发一把一把地掉。
“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顾城”
去世前的半年间，胡迁的创作渐渐失控。他一边进行《大象席地而坐》的后期工作，一边以每月两部短篇小说的速度创作，不仅完成了第三本长篇的书稿，还抽时间写了一部戏剧和第二部电影的剧本。
但胡迁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他开始在网上借贷。2017年9月3日，胡迁更新微博，“这一年，出了两本书，拍了一部艺术片，新写了一本，总共拿了两万的版权稿费，电影一分钱没有，女朋友也跑了，隔了好几个月写封信过去人回‘恶心不恶心’。今天蚂蚁微贷都还不上，还不上就借不出。关键是周围人还都觉得你运气特好。”
戏剧是在他去世前5天完成的，为了接近剧中人物，胡迁连续二十多天酗酒，换来了严重的失眠和焦虑。写作常进行到凌晨5点，胡迁的朋友牧羊，那段时间经常在醒来后才看到胡迁的留言，“我快不行了，我写得好想死。”
牧羊在微信中劝他，“你这样就是拿自己在赌博，你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赌赢。”
但遭到胡迁拒绝，“创作是用生命献祭，没有别的途径。它就是你去进入一个个痛苦的人，上帝却并不会给你一些奖励”，他说必须要沉沦、放纵，才能进行“真正的创作”。
在胡迁弃世的前4天，10月8日，是他与牧羊的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约在了常聚的望京soho，那天他刚写完剧本，创作期间的每一天，他几乎都发微信给牧羊说“我好想死”。
从上海赶回京的牧羊，以为胡迁的状态会非常差，一路上都在琢磨该怎么劝他。
可当她见到胡迁，“他和以前乱糟糟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穿着一件毛茸茸的灰色卫衣，天蓝色背心，新球鞋，戴着顶渔夫帽，在玻璃屋檐下抽烟，“看起来很阳光、健康”。
胡迁一直笑嘻嘻的。甚至主动规划起未来——冬天再拍一部电影，把第三本小说出版了。唯一一次叹气，是说自己可能暂时没心力再写作了。
牧羊觉得“他应该是没问题了”，就放下心和胡迁聊起自己小说的事。
那天唯一让她感到异常是，两人吃过饭出来。胡迁突然摘掉帽子扣在了她头上。牧羊有点惊讶，“他一直很尊重我，从来没这样过。”她想到诗人顾城，顾城人生最后的几年，都戴着一顶帽子。
“他把一生当成作品来活”，牧羊说，“他选择自杀、促成自杀的所有因素，其实都是他自己选的，他就像活在帽子里的顾城”。
胡迁曾对牧羊说，自己会在遗书里留下些礼物给她。但他最后没有留下遗书。牧羊后来在他的遗物中拿了那顶渔夫帽作为纪念。
“最后这段时间，我们没人帮他，其实也帮不了了”，朋友潘图说。
胡迁去世后，朋友们帮他整理遗物。潘图说，胡迁租住的二室一厅房间， 除了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只剩下三盏灯、两个茶几。“他就是这么简单，除了精神世界，什么也不要。”
楼下还停着一辆胡迁的白色摩托车，前面已经摔出了豁口。潘图在北京工作的那几年，胡迁就是骑着这辆车，载着他出去玩、喝酒。
胡迁刚去世时，网上说他“厌恶这个世界”的文章很多，但朋友们的眼中，胡迁只是“因爱生恨”。
在2017年的FIRST影展上，胡迁拍摄了一支短片。里面有个14岁的小女孩儿，女孩喜欢写东西，但手指先天残疾，她把自己写的文章发给胡迁，胡迁转发给牧羊看并对她说，“这女孩这个年龄能写成这样，已经很棒了。”
然后，胡迁把本打算寄给妈妈的笔记本电脑，送给了小女孩儿。
（应受访者要求，潘图、傅晨、邵青、牧羊等均为化名）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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