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沙，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者，主攻西洋史与文化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作为闯荡大明的西方来客，利玛窦曾明确记载，春节是“中国最重要、各教都庆祝的新年”。他本人对春节并无兴趣，但在1591年和1592年，两度春节的一悲一喜，却深刻改变了他在中国的命运。
番僧生涯的失落
利玛窦降生的1552年，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毕生梦想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沙勿略撒手人寰。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三十年后利玛窦抵达澳门，继续前辈未尽的使命。然而，无论是逡巡于上川岛的沙勿略，还是自泉州入境的拉达，都难以真正触及中国。如何在东方国度激起民间影响，是初出茅庐的利玛窦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
耶稣会内，并非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沙勿略在日本传教之际，为打入上流社会，就曾勉为其难地脱下象征清贫与圣洁的黑色长袍，披上主祭的华丽外衣。日后成为利玛窦坚实后盾的范礼安，告诫前往日本的传教士，要遵循佛教僧人的等级、服饰和礼仪规范，也颇为成功。奔赴澳门之前，利玛窦在印度生活了多年，同样目睹了佛教在民间潜移默化的渗透力。因而，在进入中国之时，他决定自我包装成一位“西方僧人”，期待着远道的和尚能念经。
准备停当之后，利玛窦小心翼翼地叩开中国之门，第一站是肇庆。张尔岐在《蒿庵闲疾》 里记载利玛窦的扮相，说道：“玛窦初至广，下船髡首袒背，人以为西僧……”在利玛窦眼里，僧服是会见中国官员最体面的装束，这番剃发易服，足见其煞费苦心。著书之时，他自诩“天竺国僧”；传教之际，利玛窦也借用“地狱”“灌顶”“佛国天界”之语，努力披上佛僧的伪装。
利玛窦的精心策划初获成功，萧若瑟在《天主教传行中国考》里记载：“（肇庆知府）以为西士弃俗修道，绝色不婚，是与桑门释子无异，命居肇庆府东宁寺中；时神父剪发秃首，披袈裟以示弃俗之意颇类僧人，故时人称神父为西僧或番僧。”
令利玛窦庆幸的是，肇庆知府王泮对传教士很有好感。他下令拨出一块土地，划归教会使用，允许利玛窦等人在此建起花塔教堂（崇禧塔教堂），知府亲自题写“仙花寺”“西来净土”两块牌匾，等同于为耶稣会背书。1585年，王泮之父皈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之欢欣鼓舞，孰料此举却埋下祸根。王家亲属唯恐受洗将惹是生非，对传教士渐生敌意，王泮也被迫疏远利玛窦等人。
况且，尽管在利玛窦的记述里，地方官员大多对教会青睐有加，但一些声威卓著的要员却并非如此。最知名者，莫过于《明史》留名的郭应聘，他时任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他虽然不刁难外国人，却让利玛窦吃了闭门羹，只吩咐差役回复道，没有必要拜访他，也不需要花费钱财。
不止如此，如果说官场对利玛窦至少有表面的尊重，那么民间对这些番僧只有赤裸裸的仇视了。一有机会，当地人就朝花塔投掷石块，令传教士们不得安宁。一日，利玛窦的仆人捉住了捣蛋的幼童，打算送到官府震慑他一下。不成想，左邻右舍早就嫉恨番僧，加之东南沿海佛郎机人烹食小儿的流言满天飞，竟酿出了一桩骚乱。好在肇庆知府及时洞悉真相，主持了公道。
官民两路皆无坦途的困境下，厄运果然降临。1589年，继任两广总督刘继文命令利玛窦等人迁出肇庆，移居韶州。《中国札记》记载了利玛窦离开肇庆之际的悲痛心情，他自己仿佛是在中国传教的西西弗斯：“好像把一块大石头往高山坡上推，就在快到顶峰时失去了控制，于是又滚回原出发点，对于辛勤参与这项努力的人来说，结果当然是惨痛的……”
根据韶州府同知刘承范所著《利玛传》，利玛窦被逐出肇庆的真正原因，是官府对海盗作乱的疑心病：“第闻海南欧罗巴国，有二僧潛住我境，密尔军门，倘一泄漏，事体未便”——这并不稀奇，1575年王望高邀请西班牙传教士拉达参观泉州，用轿子抬着，不许随意走动，相较而言，利玛窦在广东的待遇堪称优渥而宽松了。但对传教事业受挫痛心疾首的利玛窦，依然坚信，肇庆欲为官员修建生祠，才放逐了自己。
其实，早在1586年利玛窦致马塞利神父的信中，他就抱怨过：“僧人在这个国家不受重视，所以，尽管我们尽可能受到礼貌对待，至今仍被众人嗤之以鼻，我们受到的辱骂简直无法行诸文字……”“见官必跪、恭顺备至”的屈辱仍不能换来官府撑腰，利玛窦的沮丧是可以想象的。
韶州之悲喜春节
韶州是粤北重镇，水路直通江西、湖广，更适合利玛窦叩开内地之门。虽然刘继文驱逐了传教士，但他特意叮嘱韶州通判吕良佐对利玛窦一行加以保护。1590年，在当地官府的庇护和耶稣会的资金支持之下，韶州教堂拔地而起，传教似乎出现了转机。
1591年公历元旦，利玛窦正式接纳澳门信徒钟鸣仁、黄明沙加入耶稣会，他们两人在韶州度过望道期，成为第一批中国耶稣会士。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一展身手的时刻，一盆冷水浇了下来。
1591年春节，利玛窦遭遇了他在韶州的第一次挫折，是传教士过于激进，还是民众寻衅生事？且看金尼阁在《中国札记》的记载——
“利玛窦渴望传播基督在大地所点燃的火焰，就决定在中国阴历新年的节日上给老百姓看点新东西。他有一座美丽的，从新西班牙送给他的立像……为了增进百姓的虔诚和信仰，他便决定把这座立像放在教堂的祭坛上，使人们可以完全看清楚它。群众听说这件事，便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它，但住在附近的人却根本不乐意在节日场合有这种特殊精神的表现。一到了晚上，他们就不断向房屋掷石头。然后他们躲到路边，隐藏起来，直到屋里的人出来制止进一步的破坏。他们看不见一个人，但他们刚一回到屋里，暂时停止的投石就变得比此前更加猛烈。但袭击者一暴露他们的隐藏地点，仆人马上冲出去把他们赶走；可是仆人却被包围了，被推到群众的中央，遭到粗暴的凌辱，衣服也被撕掉了。神父们听见他们求救的哭喊，跑来援助他们，但又很快地跑回来才使自己及时躲避了严重的伤害……”
袭击过后，利玛窦尽量避免与乡民为敌，力主息事宁人，这为他赢来了不少声望。一些年轻人放开胆子接触天主教，却又带来新祸患。利玛窦劝诫信徒，天主教徒应该放弃偶像崇拜，这与本土宗教无疑是背道而驰的。新近皈依的年轻人，因拒绝尊神礼佛遭到家人责打，也有人悄悄潜入寺庙，捣毁佛像，甚至偷出佛像丢入火堆。如此一来，利玛窦成为众矢之的。人们也不再相信，这位番僧与西方净土有半点联系。
翌年冲突又起，仍出自金尼阁笔下：“七月间一个夜晚，隔壁在举行婚礼时，教堂被强盗闯入。修士和仆人被闹声吵醒，以为闯入者是没有武器的歹徒，就走到院子里，让房门洞开着……他们发现自己被强盗包围了，暴徒们充分武装，人多势众，有两三名仆人受了重伤，石方西神父头上被斧子轻微砍伤……利玛窦神父从一个窗户爬进了小花园，但脚踝受了重伤……”这伙盗匪，原本或许只为求财，但眼见事情闹大，地方官员频繁过问，索性咬定是宗教矛盾，欲将利玛窦驱逐出韶州。佛教的外衣已经穿不下去，此次遭劫又受伤，让利玛窦不得不反思传教路线问题。给他最大启发的，却是半年前的经历。
1592年春节，利玛窦将一份礼物赠予好友瞿太素。此君乃一介富家子弟，偶然结识了传教士，史载“适过曹溪，闻利子名，因访焉。谈论间深相契合，遂愿从游”。据说，他最初与利玛窦交游，欲求炼金之术，利玛窦被逐后，他常至韶州暂住。收到礼物后，瞿太素借回赠礼物之机，邀请利玛窦同赴南雄。在那里，他们遍访地方官，又暂住在皈依的富商葛盛华家中，一鼓作气接纳十人受洗，可谓收获颇丰。而且，葛盛华的家乡在江西，那也是利玛窦传教的下一站目标，这一年春节为未来铺平了许多道路。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旅行里，瞿太素游说利玛窦道：“先生洁身修行，昭事天地真主，与僧道之崇奉土木偶像者，相去天渊矣。然则何不服儒士衣冠，而雉发剪须，若僧徒也？”尽管后世对瞿太素的身份多有怀疑，但与利玛窦过从甚密的李之藻也曾明确提及：“利氏之初入五羊也，亦复数年混迹。后遇瞿太素氏，乃辩非僧，然后蓄发称儒，观光上国”。两相印证，瞿太素的进言应当是可信的。
这一恳切的建议，与利玛窦在心里打了很久的算盘不谋而合。但由于传教士不能擅自更换服饰，他开始在通信里试探起耶稣会的口风。1592年致罗马总会长阿桂委瓦神父的信中，利玛窦谈起了在韶州的见闻，说道：“地方官吏非常抬举我们，不让我们步行，而用轿子抬着走……这种荣誉对我们十分重要，否则在教外人中传教便无效力了。洋人、和尚和道士在中国并不受尊重，所以我们不能以和尚、道士之流出现……” 换一种面目，只是时间的问题。
易服为儒终得志
1584年，肇庆知府郑一麟就曾建议利玛窦“穿中国式的长袍，头戴高方巾”，但他真正脱下僧衣却迟至十余年之后。当年利玛窦初入中国，对这片土地尚不了解，历经坎坷过后，他渐渐领悟，要在此间传教，少不得“地位”二字。
瞿太素令他意识到，身穿僧服固然与宗教人士的身份相匹配，但官员在心底不愿与之为伍，民众鄙夷地位卑微的洋和尚。《中国札记》记载了利玛窦等人的内心挣扎：“如果他们留胡子并蓄长发，那是会对基督教有好处的，那样他们就不会被误认作偶像崇拜者，或者更糟的是，被误认为是向偶像奉献祭品的和尚……神父们应该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装束打扮，他们都应该有一件在拜访官员时穿的绸袍，在中国人看来，没有它，一个人就不配和官员、甚至和一个有教养阶层的人平起平坐……”
终于，利玛窦鼓起勇气向视察教区的范礼安神父说明了易服计划，后者欣然同意，愿为此事游说主事者。为争取更多支持，在致罗马富利卡提神父的信中，利玛窦也讲述了弃僧从儒的玄机所在：“基于儒者与官吏并不重视僧人，僧人削发刮胡，住在寺院中礼敬佛祖菩萨等，为证明我和他们并非同类，故而把胡子先留起来，穿儒士衣冠，出门拜访官吏乘轿子，有佣人跟随，作布道说教的夫子模样……”
主意已定，但选择何种时机以儒士面目示人，成了微妙的问题。若在韶州贸然易服，周遭朋友信徒会感觉突兀，也无法拿出合理的说辞。天赐良机，在1595年降临，退休的兵部侍郎石星路过韶州，利玛窦欲追随他前往北京，于是秘密订制了一套绸质儒服和一顶儒帽。行至江西，石星计划有变，利玛窦只得单独行动。虽然入京受挫，但他至少到了新环境，途径樟树，恰逢归乡暂居的韶州知府，利玛窦决定抓住这一良机。
1595年致澳门孟三德神父的信函里，利玛窦详细讲述了易服为儒之事：“我决定要去拜访他（韶州知府）。我们已经决定放弃为僧侣的名称，而取文人的姿态，因为僧人在中国人眼中身份很低而卑贱，这样才符合视察员神父给我们的许可，我们蓄须留发，我们也穿文人们在访客时特有的服装。在这地方，我是第一次留须出门，传儒服去拜访官吏，儒服为墨紫色长衣，长衣边沿及袖口都镶着浅蓝色，约有半掌宽的边，几乎与威尼斯人穿的一样，束同色腰带，腰带前留有两条带子，并行到脚。总之，这是中国文人所有的服装……”
与之相呼应的是，在中国门徒游文辉日后创作的利玛窦儒服画像里，利玛窦头戴四方平定巾，身穿似紫近黑的长袍，分别属于监生与进士，在礼制上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对于外来客而言已属得体。
韶州知府见到焕然一新的传教士，自然十分诧异。利玛窦解释道，他意识到自己学有专长，从事文人的工作，因而更适合儒生的装束。在社会风气以宽松著称的晚明，他的说辞被轻易接受。随后，利玛窦从“番僧”摇身变为“西儒”，转年拆平了韶州教堂，彻底与往日身份相揖而别。
但，这还不够。他以天球仪、星盘、日晷这类“奇技淫巧”作为敲门砖，经历髡首袒背的番僧生涯，终于过渡到备受尊重的儒士地位，追寻到了真正融入中国的契机。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成果，他只能转过身来，向佛教开炮。
利玛窦反戈一击，一来为与佛教争夺信徒，二来是向与佛教素来不睦的儒士示好。在译介天主教文献之际，他对佛家经典有所涉猎，因而批驳起来并非无的放矢。他所著的《天主实义》与《畸人十篇》，均有大段篇幅驳斥佛家理论。他更曾直指社会功用，批评佛教于世道无益：“佛教入中国已近二千年，琳宫相望，僧尼载道，但中国之人心世道未见其胜于唐虞三代，亦不如信奉天主教之西方，可见佛教无助于人心世道之改善。”
随着他熟悉风俗，就更能抓住佛教软肋。譬如，佛家重视“诵经赎罪”，许多儒士对此不屑一顾，利玛窦借机针锋相对：“使有罪大恶极之徒，力能置经诵读，则得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贫穷困苦，买经不便，亦将坠于地狱欤？”这番话，倘若用于驳斥罗马教廷的赎罪券，也甚为妥当。
不过，传教士的言论里也不乏口无遮拦的攻讦。《天主实义》尤为尖刻：“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眇眇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饬一行，矜夸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其贵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适以贱人丧德耳。”此类宗教攻击，看似大义凛然，实则有失风度。更有甚者，在他的日记里，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紫柏真可（达观），竟被记述成“狡诈、狂妄、扬扬不可一世的骗子”。
幸而利玛窦没有沉迷于此，而是领悟到“斥佛”只是手段，“合儒”才是正途：传道必先获华人尊敬，最善之法莫如渐以学术收揽人心。此后之事，就耳熟能详了。利玛窦以儒雅的举止与惊人的记忆力（史景迁大作《利玛窦的记忆之宫》有过详述）“征服”了各路书生，从此辗转南昌、南京、北京之间，为传教大业和文化碰撞奔走十余年。而这条坦途，与韶州一悲一喜的春节有着莫大联系。
参考资料：
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光启出版社，1986年。
利玛窦、金尼阁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何兆武校：《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
计翔翔：《关于利玛窦衣儒服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3期。
谭树林：《利玛窦易服问题再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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