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诒让：古典传统与时代变局间的行走者

孙诒让（1848~1908）, 字仲容，别号籀庼，温州瑞安人。他在经学、子学、考据学以及地方文献整理等传统学术领域造诣精深，成就斐然，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被誉为“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面对晚清危殆时局，抱“经世致用”之愿，他以劳瘁苦志、务实力行、讲求事功的精神，走出书斋，倡言变法，兴教育、开民智、办实业、强经济，积极探索救国图强之道。孙诒让的时代历练和一生业绩，可为我们追寻知识精英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提供丰满的分析案例。

潜心治学：

成传统学术之大家

“晚清经学后殿”“朴学大师”之誉，体现了孙诒让的学术史地位，也表明了他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朴学”一词，既指注重名物训诂考据之汉代儒生的治学方法，也指清代乾嘉考据学派。此一学派遵循“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法，形成集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版本、目录等于一体的考据学，作文献的真伪辨别、讹误校勘、文字注疏以及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考证，以无征不信、不重空泛阐述为治学方法，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影响绵延至今。

孙诒让传习乾嘉考据学派的治学方法，精研古籍，著书30余种。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朴学著述。《周礼正义》为其一生心力所瘁之作，是清人诸经新疏中最晚出而成就最高的学术巨著，被学界称为“清代礼学的集大成者”。《周礼》以官职纷繁、文字古奥而聚讼日久，向称难治。孙诒让认为，“有周一代之典，炳然大备”“文明之盛，莫尚于周”，《周官》一经乃周公致太平之法，为政教所自出，“处今而论治，宜莫若求其道于此经”，故决意为此经作新疏。

孙诒让的学术成就，向为学界所重。康有为评《周礼正义》称：“先生于礼学至博，独步海内，与吾虽有今古文之殊，然不能不叹服之。”梁启超评《墨子间诂》认为，“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称孙诒让为“使清学有光的朴学殿军”。章太炎认为，“海内耆硕，自德清（指俞樾）、定海（指黄以周）二师下世，灵光岿然，独有先生。虽年逾中身，未为大耋，浙人所仰望者，亦无第二人”。

扼腕时局： 起百忧相寻之思虑

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诒让的生活中发生了数件于他意义重大之事。这年四月，47岁的孙诒让第八次赴京师应试未中，自此决绝远离科场；十月，其父孙衣言去世；七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节节败退。孙诒让痛陈“时局多艰，此后恐无复仰屋著书之日”。

在孙诒让的学术生涯中，其父孙衣言起有关键作用。孙衣言，道光三十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外放，历任安庆知府、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最后以太仆寺卿致仕。曾国藩为其座师，李鸿章称为同僚。孙衣言为官的同时，还是一位著述宏丰的学者。他一直将孙诒让带在身边，并因感其对文章之事有“犀悟”的秉赋和热爱，而倍加呵护培植；当时与孙衣言从容优游的著名学者和高官，也成为孙诒让治学请益的良师益友。孙诒让因此见多识广，视野开阔。

父亲的去世，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得原本安稳的书斋生活逐渐飘摇起来。西方的入侵、西学的渐进、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怀疑等时代局势，带来了当时思想界的风雷激荡。孙诒让虽一直僻居浙南一隅，因其家庭背景和自己的交游、治学经历，他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种族革命等时代风云中的领军人物和重要骨干如张之洞、李鸿章、梁启超、陈宝箴、康有为、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不同程度有家族世交、个人私谊、深厚友情、知遇之恩、学术交往。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人，都一直给他邮寄书刊。孙诒让自己也积极学习新学，购有中外新学书籍2643册、订阅各种杂志刊物1400多种，故对国运局势有及时和切实的了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新思想，在孙诒让的身边轰鸣回响。时局的发展多变而又迅猛，孙诒让眼前历历而过的，不仅有座师张之洞的洋务运动，有康梁诸位的维新变法，甚至还有旨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体制的革命发生。

此时的孙诒让，既为岌岌可危的国运而忧心忡忡，更对自己以往的生活与学业，特别是对传统学术的价值，渐起质疑与反思之意。梁启超对孙诒让的治学成绩深表赞叹：“瑞安孙仲容治周礼、治墨子、治金文、契文，备极精核，遂为清末第一大师，结二百余年来考证古典学之局。”但也对朴学经师的研究价值提出己见：“以乾嘉学派为中坚之清代学者，一反明人空疏之习，专从书本上钻研考索，想达到他们所谓 实事求是 的目的。依我们今日看来，他们的工作，最少有一半算是白费。因为他们若肯把精力用到别个方向去，成就断不止此。”孙诒让也从“应时需”的角度，生发出旧学“无用”之感。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自感过去所学无用，与西学相比是“死的学问”，“诒让章句腐儒……虽少治旧学，略窥一二，而刍狗已陈，屠龙无用，实不足以应时需。”希望自己能为维新变法、挽救国运、保种保教尽一分力。

在孙诒让此时与梁、章、汪等人的通信交往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事关时局的新内容。在《答梁卓如启超论墨子书》中，孙诒让谈及自己所拟《兴儒会略例》二十一条时说：“此乃前年倭议初成，普天愤懑之时，让适以衔恤家居，每与同人论及时局，忧愤填胸，即妄有缀述，聊作豪语，以强自慰藉，大旨不出尊著《说群》之意，而未能精达事理。”在与汪康年的信函中说：“闻本科公车当有陈论，惜弟决计不应试，未得附名纸尾也。通函时敬希道意。倘未到京人不妨列名，则无论如何抗直，弟均愿附骥，虽获严诘，所不计也。”从其所思所虑、所言所行中，不仅可见孙诒让积极参与时务的步伐，也可于这些时代精英的风云际会间，见其时知识群体救亡图存、奋发图强的作为担当。

兴办实业： 承经世致用之传统

永嘉地域文化的事功传统和经世致用思想，赋予孙诒让勤于思、敏于行、求实效的行为方式。一旦立定教育启民智、实业救国家之志，他即以家乡瑞安和温处地区为实践领域，以兴教育、办实业为实践路径，施行启迪民智、变革社会之实务，从埋首书斋的经师转型成为四方奔走的教育家、实业家。

“近者五州列强竞争方烈，救焚拯溺，贵于开悟国民，讲习科学”。鉴于此种认识，孙诒让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积极兴办地方教育。光绪二十一年（1895），瑞安算学书院成立，后改为瑞安学计馆，教授“中外交涉事务，各国记载，及近时西人所著格致诸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温处学务分处正式成立，孙诒让任总理。原来民智闭塞、文化落后的温州、处州两府，因此成为浙江近代史上的教育发达地区。据统计，温州、处州两府在1896年至1908年里，创办各级各类学校309所。其中243所为学务分处领导所建，占总数的78%。1908年孙诒让逝世后，两府办学数量急剧下降，从111所降至46所（据李海英《朴学大师孙诒让传》）。孙诒让以其兴学成就被授予学部二等咨议官、浙江学务议绅，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其对浙南教育事业的贡献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兴办温州地方工商实业，是孙诒让实现救国图强目标的重要领域。他深知经济发达是国家强盛的基础，故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制定的《兴儒会略例并叙》中，特制集资入股条例，详述从二三万股、二三十万金到千万股、万万金可分别做购商轮、分洋商之利，造机器纺织各局、保中国利权，购大轮船、与外国商人抗衡海上，造铁路、利陆路运输，开煤矿五金矿制造铁舰枪炮各厂、不致仰给于西人等不同事业，如此则“复仇雪耻之大功，庶或可望告成”。虽是纸上擘画，而其殷殷诚意可感，读来真切感人。

擘画之外，也有实际经营，涉及蚕桑柑橘、渔业捕捞、矿山铁路、交通运输等行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孙诒让和黄绍箕等人集资组织瑞安务农支会，订立章程52项，收股80，购地40亩，试种桑树和瓯柑。光绪三十年（1904），集股万元组织富强矿务公司，试图开采永嘉孙坑铅矿；与同乡项湘藻等租湖广轮船航驶瑞沪之间，建大新轮船股份公司；集资创办东瓯通利公司，购人力车辆试行于府城，倡建人力车公司。

同样因其兴办实业之成效，孙诒让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推举为瑞安商会总理。

永嘉学派的思想涵育和导引了孙诒让以匡救时弊为己任，积极投身学以致用的社会实践，而孙诒让于地方事务中的各种踏实践行，又何尝不是对永嘉学派内涵和精神的丰富与充实？“素抱在经世，文章兼事功”，孙诒让的治学理念和成就，与其社会公义之举之间，实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孙诒让于学术文化，原本即抱文随时移、因时而兴的开明理念：“自来文化之盛衰，视国家之宗旨为转移。汉重经术，而贾、董、许、郑诸儒蔚兴；宋尊道学，而程、朱、真、魏之伦辈出；唐尚诗赋，而人擅词章；明崇制艺，而户诵经义，皆其明效大验也。我朝右文稽古，超越古今，经史朴学，大师相望。近以科举之弊，竞趋利禄，欧美科学，多未津逮，人才衰乏，民智晦盲，国势未振，实由于是。”故此，他据朴学专著《周礼正义》而撰用世之作《周礼政要》，其义即在于“《周礼》一经，政法之精详，与今泰东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是故“捃摭其与西政合者，甄缉之以备裁择”“明中西新故之无异轨”，从传统经典中为国家强盛寻求思想资源。其著《墨子间诂》的一大缘由，既在于其中蕴涵的种种思想的、实业的、技术的因子，合乎实业救国的时代之需；更在于他对墨子“用心笃厚，敢于救世振弊”的认同。

珠璧联辉： 臻内外双修之境界

长期以来，孙诒让因其家庭环境、养成方式，特别是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被看作是一位孕育于古典儒宦之家、究心于传统学术并以此扬名立身的士子。尤其是江南自古堪称中国人文渊薮，清代朴学更以江浙皖为其中心地域。梁启超曾说：“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孙诒让随父游宦于此三地，与其间的学者、名士交往密切，他们对孙诒让知识结构的建成，起有极其重要的夯造之功。故在孙诒让的生活、事业、思想层面，传统学术都是其内在修养和立身处世之本。他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具有明显的“西学中源”特征，既体现了他的历史局限性，也可见他总体居于传统文化营垒的基本格局。

然而，晚清时局之变，为孙诒让带来许多不同于传统士子的新听闻、新知识，引发出他不同于以往的新痛苦、新困境，迫使他作出新的思考和探索，造就了他规范古典而又驳杂噪动的精神世界。他缘此而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迈出了顺势而为的积极、主动、开明和颇见成效的步子。因此，孙诒让的身上，并非只有古典的传统，也渗透着千丝万缕的时代印痕，新旧交织，繁杂缠绕，深刻地体现了知识精英之于自我完善的不懈努力。

相比于西学的科学、实用、强大，迫于时局危殆的残酷现实，出于有心救国的动机，孙诒让对原本书斋中传统考据之学的质疑乃至否定，已不是学术高下的比较与研讨，更丰富的意义在于其中饱含的学者的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虽然晚清士人因其观念、定力不同而于实际生活各有选择，但孙诒让的经历却是他们的共同境遇。因此，孙诒让的质疑，是一个时代的质疑；他的反思，是一个时代的反思。

北宋思想家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道出了学者安身立命的价值目标和理想境界。孙诒让以其朴学研究、社会担当、自我良知与学术品格，作出了贴合于此的践行与努力。

扎实厚重、穷高极远、专精深赜的专业研究，是学者的本分和职责所在；而富有公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则是知识精英自我认同和价值追求的应有之义，是其超越自身利益和安危的追求和担当。因此，不论是锲而不舍地做基础性的专业研究、获取专精的研究成果，还是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和实践、实现学术的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都是学者自我磨砺、竭诚奉献的路径。而若能融会贯通不同路径而至内外双修之境，取得有深厚学养、有现实根柢、有实践历练、有社会关怀、有创新思想的原创成果，则正显学问之本、学力所在，正是值得期待的学术人生。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